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1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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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统一洱海地区的南诏国。
唐助南诏统一,是要南诏有力地牵制吐蕃的兵力。南诏统一后,是要扩大领土到滇池地区,建立起大白蛮国。这一计划遭到唐朝的阻挠,唐与南诏发生了矛盾,但南诏对唐仍保持朝贡关系。
天宝年间,唐朝廷已经腐朽不堪,自以为强大无敌,对南诏进行难以容忍的压迫。七五○年(天宝九载),南诏阁逻凤被迫起兵反唐,依附吐蕃,大大加强了吐蕃侵唐的力量。
阁逻凤兼并滇池地区,迁徙当地白蛮二十余万户到永昌,让居住在东方的乌蛮迁徙到白蛮故地。乌蛮从畜牧改进为农业部落,文化水平逐渐提高,与白蛮文化相接近。蛮族社会发生这个大变化,意义是巨大的。
南诏本身贫弱,介在唐、吐蕃两大国间,必须依附一个大国。附唐利多害少,附吐著利少害多,南诏自然愿意附唐。安史乱后,唐困于内战,无意争取南诏来归,南诏附吐蕃四十余年,成为唐西南方的一个敌国。唐德宗时,南诏想摆脱吐蕃的压迫,又由于唐的争取,南诏转附唐朝,成为吐蕃东南方的一个强敌。南诏利用自己的中间地位,附唐后,拒绝唐势力伸入国内,除朝贡外,完全保持政治上的独立。
南诏附唐将近四十年,在唐援助下,大破吐蕃军,国力可称极盛,但衰亡的征兆也在这时候开始。南诏击吐蕃获胜,藩镇权力逐渐增大,王室失去控制力,后未反被强藩控制了。武人得势,乘唐朝衰弱,八三○年以后,积极进攻唐境,唐损失巨大。南诏出兵攻掠加速了唐朝的崩溃,也加剧了本国内部的分裂。九○二年,权臣郑买嗣灭蒙氏王朝,南诏国亡。
南诏亡后,国内常起变乱,国号屡改。九三七年,段思平成立大理国,形势才较为稳定。原因是乌蛮三十七部占有滇池地区,白蛮为保全自身,内部争夺多少有些限制。
南诏是封建制奴隶制并存、奴隶制占较大比重的落后国家,尤其是八三○年以后,掳掠大量唐人,愈益增加了奴隶制成分。但在另一方面,云南境内落后的和非常落后的许多蛮部,都被它搜寻出来,迫使接受统治,在经济和文化上获得不同程度的提高。尽管这种统治带着残暴性,从社会发展的观点看来,却也含有进步意义,不容否认它对蛮族社会的贡献。
白蛮文化基本上就是汉文化,到段氏王朝时,已经无甚区别。一二五三年,元朝灭大理国,云南和内地合并成一体,很大部分白蛮和汉族也融合成一体。
第七章 唐五代的文化概况
第一节 佛教各宗派
相传释迦牟尼生在公元前五六五年,死在公元前四八六年,活了约八十年,大致与孔子同时。
当时天竺社会己处在奴隶制衰落时期,大大小小的奴隶主(第二级种姓,称为刹帝利,即田主和武士),割据土地,互相杀掠,不仅最低级种姓首陀罗(贱民、农人)痛苦难堪,就是那些较弱小的邦君城主(第二级种姓,田主王种),在强凌弱、众暴寡的环境中,也担心危亡,惴惴不知所以自保。社会地位最高的婆罗门种姓,以宗教为专职,虔修出世法。修行法多至九十六种,即所谓九十六种“外道”。其中有若干种苦行“外道”,采取自饿、投渊、赴火、自坠、寂默、持鸡狗戒(“鸡戒外道”学鸡,常以一足孤立、“狗戒外道”学狗吃人粪)等修行法,自谓可以得到解脱。苦行在天竺很流行,这正反映天竺社会黑暗无光,苦难深重,有些统治阶级中人也宁愿放弃现有的优越生活,幻想可能修得清静的安乐世界。
释迦牟尼是尼波罗南境一个小城主所谓净饭王的儿子,童年时受婆罗门教育,兼习武艺,二十九岁出家求道。他厌世的原因,佛书都说是因为看到生老病死诸苦相,决心出家求解脱诸苦的方法,除了这些原因,大竺上层社会的黑暗不安,相互杀伐,也应是厌世的一个原因。他出家与苦行外道同修苦行六年,毫无所得,于是在菩提树下独坐冥想,经过若干昼夜,忽然觉得自己已经成就了无上正觉,即所谓成佛。佛的意思就是觉悟,觉悟了人生的究竟,解决了生死的问题,不管这种觉悟的内容是什么,归根只是唯心主义哲学的一种。因为是唯心主义,所以不要任何事实作依据,只要能想到什么,就说出什么,后来信徒们谎话愈说愈大,愈说愈多,愈说愈奇,佛的神通也愈说愈广大无边,愈不可思议。任何一家宗教奉为最高之神的不过是天主、上帝之类,佛教说天有三十三,中央最尊的天名忉(音刀dāo)利天,忉利天主名帝释,只是佛的一个小徒弟,佛出行时,他得在前面开路。各宗教中说谎话技术最高胆最大的无过于佛教。唐时僧徒法琳作《破邪论》,说,将孔、老二家比佛,那就差得远了。因为孔、老说教,都是效法天,不敢违天,佛说教却是诸天奉行佛教,不敢违佛,显然孔、老不可比佛。佛经里谎话连篇,任何一部佛经决不可用认真的态度对待它,只能当作一种戏论加以唾弃。如果堕入大骗局,主观上想作个虔诚守戒律的佛教徒,客观上却是宣扬戏论蠹国殃民的大害虫。
释迦牟尼在独坐冥想中所获得的无上正觉,就是所谓苦、集、灭、道的四圣谛,或简称四谛。婆罗门教一向坚信神不灭论,以为人的灵魂从无始以来就存在着,按照人一生行为的善恶,死后定要受各种报应。现在一生所受的祸福,即是前一生的业报。苦行外道想在现生种苦因,在来生受福报。释迹牟尼开始也修苦行,后来认为苦因并不能产生福报,别求解脱法,那就是所谓四圣谛。神不灭、因果报应是佛教与婆罗门教的共同基础,唐玄奘说“九十六(外)道,并欲超生,师承有滞,致沦诸有”,这说明佛教与九十六外道目的都是想超脱生死,只是传授各有师承,修行法有些不同。佛教的根本教理是四圣谛,首先肯定人的一生沉溺在苦海中,没有丝毫乐处,即使有乐处,也是极暂时的。对不灭的神(灵魂)说来,由于无明(贪、瞋、痴总称为无明,也称为三毒,贪欲尤为诸苦之根本,称为苦本)的缘故。灵魂或出生为人或为畜生或为饿鬼或入地狱,从无始以来,在生死苦海中流转不息。与短促的一生同样,是没有丝毫乐处的。《中阿含经》说,佛告诸比丘:众生无始生死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无有一处不生不死者,亦无有一处无父母兄弟妻子眷属宗亲师长者(畜生饿鬼地狱中也有这种关系)。譬如大雨滴泡一生一灭。照这样说,灵魂本身,永远不会消灭,只要从因果报应中解脱出来,也就是从轮回里跳出来,那就长生永存了。佛教最怕神灭论,神灭论如占优势,持神不灭论的佛教就自然全部崩溃。因为它依靠神不灭论来威吓人也用来诱人信教。
佛教要人厌恶人世,把人生之苦说得无以复加,《正法念经》说人生有十六苦,《五王经》减了一半,还剩有八苦。佛为五王说法云,人生在世,常有无量众苦切身,今粗为汝等略说八苦。八苦中第一是生苦,何谓生苦,说是人死之时,不知精神趣向何道,未得生处,普受中阴之形(此生已完毕,后生未开始,中间阶段所受之形,称为中阴,俱舍宗认为有中阴,成实宗认为无中阴,大乘宗认为有无不定,极善极恶之人无中阴,死后立受果报,其余的人都有中阴。大小乘各说,全是凭空瞎揣,毫无根据,佛教说话,大体如此),到三七日父母和合,便来受胎,一七日如薄酪,二七日如稠酪,三七日如凝酥,四七日如肉团,五七日肉疱成就,巧风入腹吹其身体,六情(眼耳鼻舌身意)开张,在母腹中生藏之下熟藏之上,母啖一杯热食,灌其身体如入镬汤,母饮一杯冷水,亦如寒冰切身,母饱之时,迫迮身体痛不可言,母饥之时,腹中了了,亦如倒悬,受苦无量。至其满月欲生之时,头向产门,剧如两石峡山,欲生之时,母危父怖,生堕草上,身体细软,草触其身如履刀剑,忽然失声大呼。此是苦否?诸人咸言,此是大苦。不管释迦牟尼是否说了这番话,谁也不能相信这是认真的说话,因为从来没有人能够回忆起处母胎时的苦乐,佛岂能独知,把母胎描写成地狱,无非想说明人生一开始就不离苦趣。佛为教人厌弃身世,《四分律》中记这样一段故事:说是佛在婆求园教诸比丘修不净观,诸比丘修习既久,极端厌恶生活,难受得象毒蛇缠在颈上,有些比丘发愿求死,或用刀自杀,或服毒药,或互相杀害,有一比丘向名叫鹿杖梵志的婆罗门外道请求说,请你杀死我,我送给你衣钵,外道即举刀杀死比丘。有人称赞外道说,很好很好,你得大福了!既度脱沙门,又得到他们的财物。外道接连杀死请求杀身的六十个比丘。半个月后,佛升座为众人讲戒律,不见了许多听众,问阿难,才知道修不净观发生流弊,改令诸比丘修特胜观。所谓特胜观,就是数息观,数呼吸次数,借以停止心想散乱。佛亲自任教师,由于教法错误,六七十人因此惨死,被称为无限神通的佛并不知道眼前已经发生的事情,阿难等大弟于熟视无睹,不看作流弊,佛不问就不说。如果几个月不升座,大概学生要死去大半,佛教设教的根本目的在于灭绝,特别强调苦谛,以便信徒们乐于接受灭谛。修不净观虽然发生流弊,但与教义并无乖背,只要改修个什么观,就算纠正错误,枉死的六七十人是受骗者,也是虔诚的宗教信仰者。凡是虔诚的信仰者,一定是受骗者,受骗的浅深与信仰的浅深是一致的。宗教信仰 者受骗既深,为了妄想获得善报,可以死而无悔或至死不悟。
第二是集谛,所谓集,就是推究致苦的原因。以为业是苦的正因,烦恼是苦的助因。业有身业、语业、意业三种,烦恼有贪、瞋、痴、慢、疑、见六种,见又分己身见(有我见)、边执见(执一边)、邪见(否认因果)、见取见(自以为是)、戒禁取见(以戒禁为生死解脱之真因)、五见加贪瞋等共十种,都是烦恼之根本。由业与烦恼产生出无数苦果,如果断绝业与烦恼,苦果自然随而断绝,修行者也就无障无缚,从轮回中解脱出来,达到清凉安住之地位,这叫做灭谛。
佛教修行,以涅槃为终极目的。所谓涅槃,译义为灭、灭度、寂灭、圆寂、不生、无为、安乐、解脱等等,实际只是死的化名(化名多至六七十个)。佛教思想是最脆弱、最怯儒的人的思想,它把人生看作全部大苦,编造出生苦老苦病苦等所谓八苦,生苦全出于空想,病苦老苦正反映天竺文化的落后,它不敢从改进医术,与病、老作斗争方面着想(在这一点上,道教固然妖妄,但还企图和自然作斗争),却在自然现象前面,消极悲观,表示屈服,完全不敢有对抗的想法,专心在死字上做功夫,希望死后解脱轮回之苦,永远无为和安乐。爱无为的是懒惰人,爱安乐的是贪私人,佛教基础建立在统治阶级的懒惰贪欲自私等卑劣心理上面,统治阶级始终不会改变这种心理,佛教也就总是有所依靠。人之所以是人,而不是寄生虫,因为能够进行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推动社会不断前进,佛教极端贱视劳动生产,并专替统治阶级消除民众的阶级斗争,大批僧众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不营造而居大寺庙,实在是一群蠹国病民的寄生动物。《易经·系辞》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佛教以涅槃为无上妙境,等于说“天地之大德曰死”(佛教认身体为“毒器”,死是解脱)。天竺幼年僧人(沙弥)写信,署名处自称求寂某某,即求死人某某。这真是极端偏僻的怪思想。《系辞》又说“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渭易(变化)”,社会富有日新,并且生生不息,才是发展的气象,佛教提倡不事生产,等待涅槃,其后果正如唐傅奕所说“入家破家,入国破国”,也可以说入族灭族,佛教思想与汉族人传统的文化思想正正相反。但是佛教从西汉未传入中国以后,影响一直在扩大,隋唐两朝发达到最高度。主要原因不外是它有一整套叫做因果报应的骗术,利用当时创造了巨大财富的被剥削阶级仍然贫苦无告,和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需要麻痹人民的反抗意志,而他们自己又有懒惰、贪欲、自私等心理,骗术获得广泛的销路。
第四是道谛。所谓道,就是达到涅槃的道,佛说“心不着欲乐境,又不以不正思维苦身(例如修不净观发生流弊),离此苦乐两端而行中道乃得解脱”。中道的意思是教人不要爱死,也不要怕死,要死时就死,任其自然。佛学是研究死的学问,佛经中讲这种死道理的话多得很,全是空谈,全无事实根据,言语支离,措辞琐碎。反正没有人需要什么死道理,这一部分讲死道理的佛经被消灭,是毫不足惜的。
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忽然觉悟的所谓无上正觉,主要就是这个四谛。苦灭(苦灭二字可概括全部佛学)二谛,尤为重要,人生极苦,涅槃最乐,是佛教的中心思想,释迦在世时给徒众们讲的无非是这些道理。四谛的根本出发点是贪欲,认为一人已得的生命和享受,都是无常不能长保,已得的不能长保,固然是苦,未得的不能取得当然更苦。因为无论出家和在家人都有贪欲,都希望寿命能延长,享受能增进,脱离轮回,实际就是本人得永久保持自己的灵魂,不会因转生为别一人或转生为畜生而迷失本性,虽不如道教神仙仍有酒色之乐,但处在涅槃中的灵魂安静永生。据说,得个阿罗汉果,便不再受生死果报,并有受人天供养的权利,很多人出家做僧徒,目的就在贪得这个权利。富贵人在家纵情享受,只要分出一部分赃物施给佛寺,赃物就叫做净财,得极大的福报。佛经悬有赏格:《上品大戒经校量功德品》云“施佛塔庙,得千倍报;布施沙门,得百倍报”。至于赃物从迫害千百穷人得来,僧徒是不管的。《智慧本愿本戒上品经》悬出骇人的高价,可谓贪贪相骗,贪鄙已极。照这个经说“施散佛僧中食塔寺一钱以上,皆二万四千倍报。功多(施钱多)报多,世世贤明,玩好不绝,七祖(本身以前的七辈祖宗)皆得入无量佛国。”报酬如此优厚,未免骗得使人不敢置信,贪人却看到报酬高,不惜分出一部分赃物来交换。凡是沸教大行的结果,一定贪风大盛,政治极坏,民众极苦。统治阶级做尽坏事,只要向佛忏悔布施,都可以得到佛的保佑,精神上觉得有恃无恐,做坏事愈益肆无忌惮。佛教对被压迫阶级说来,确实是莫大的祸害。
四谛以外,还有几条重要训条:第一是忍辱无争。第二是慈悲平等。佛经强调忍辱,教人忍受各种凌辱迫害,以及饥饿穷苦,心中不生怨恨,释迦自称前世曾作忍辱仙,修忍辱法,毫无怨恨地让国王支解自己的身体。这不是要被压迫阶级忍受任何苦痛象绵羊那样让统治阶级宰割么?多么荒谬恶毒的说教!无争与忍辱相似,也是要被压迫者忍辱,不与压迫者争斗。在具体行事中,如果有人妨碍佛教徒的寄生虫生活时,佛教徒以护法保教为名,完全不顾忍辱无争的训条,争斗异常猛烈。举个例来看,唐初傅奕反对佛教,说“佛之经教,妄说罪福,军民逃役,剃发隐中,不事二亲,专行十恶。……请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凡是沙门,放归桑梓,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勿度小秃,长揖国家”(僧徒不拜帝王)。僧徒法琳出头力争,说傅奕叫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