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1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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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年夏季，唐代宗诏不空往五台山修功德，不空造金阁寺，铸铜为瓦，涂金瓦上，照耀山谷，费钱巨亿。朝廷发给中书省符碟，令五台山僧数十人分行郡县，聚徒讲说，以求货利，工程进行得很快，秋天，不空自五台回京师，唐代宗用优礼迎入城。次年，唐代宗生日，不空呈迸所译密教经典七十七部，一百二十余卷。不空又请造文殊阁，唐代宗舍内库钱约三千万，贵妃、韩王、华阳公主等人都出钱助工。不空先已接受特进试鸿胪卿的官职，并得大广智三藏法号，文殊阁造成后，又赐给开府仪同三司名号，封肃国公，食邑三千户，死后赠司空，赐谥为大辩广正智三藏。一个妖僧凭骗术得到三公地位，并封公爵，表示唐代宗的昏愚和佛教的腐朽，都达到了高峰。
不空临死有遗书一首，处分本人财产，鄙吝的心情，与守财奴挣得一份家私，死时仔细分给妻妾子孙，惟恐有外人染指，没有什么不同。遗书中说，“其车牛、雩县洨南庄并新买地及御宿川贴得稻地、街南菜园，吾并舍留当院文殊阁下道场转念师僧，永充粮用香油炭火等供养，并不得出院破用，外人一切不得遮拦及有侵夺。……汝等若依吾语是吾法子，若违吾命即非法缘，汝等须依吾此处分，恐后无凭，仍请三纲直岁徒众等著名为记。”财物田园一人僧人手中，到死也不肯分散给外人。佛教强调布施，说可以破俚吝，免饿鬼苦，其实僧徒最悭吝，富贵如不空，只知要别人布施给他，他却决不让外人来分润一些。
胎藏界阿阇黎善无畏传授一行和玄超，玄超传授惠果。金刚界阿阁黎金刚智传授不空，不空传惠果。惠果一人合并传授胎藏金刚两部。惠果有弟子十二人传阿阇黎灌顶位。弟子中有日本僧空海，新罗僧悟真等人。惠果传义操，义操传义真，义真所传全是日本僧，中国僧徒不再有著名的阿阇黎。
密教是巫术，从经名看来，如《咒时气病经》、《咒小儿经》、《咒牙痛经》、《咒眼痛经》、《疗痔病经》等，这种所谓经咒一经试验，立刻要败露，密教很快为人唾弃，是自然的结果。大抵密教之所以获得流行，必须有易于行骗的客观环境。唐肃宗代宗时，朝廷势力实际上强于割据反叛势力，但统治者对自己的统治能够继续维持已经丧失信心，不空诵《护国仁王经》，在两个昏君看来，确是大有功效，而广大人民久罹兵灾，对统治者失望，却又渴望迅速平定叛乱，不免向超现实力量求助，密教因之兴盛莫比。但用神咒治疗痔病，情形却完全不同，一个痔疮比全部密教的力量大得多，任何大阿阇黎尽管诵经念咒，拿出全副本领，对着依旧发作的痔疮，实在无可奈何，只好自认失败。宋《高僧传·金刚智传》说，金刚智捉鬼去病，非常灵验，近世的密宗，用咒术治病捉鬼，少有效验，被世人轻视，原因是施术者专为个人谋身口之利的缘故。这是给密宗解嘲，也说明密宗的消灭必不可免。
下面略述《苏悉地羯罗经》所载密教作法的情形，妖邪气比道士更足，佛教变化到密教的形式，可谓已经流入绝境，除了消灭，再没有别的路可走。作法的基本方式叫做阿毗遮噜迦。作法时，先供养大忿怒金刚和他的眷属，作法的人，用水洒湿赤衣或青衣着身上。如作极忿怒事，用自己的血洒衣使湿，以右脚踏左脚上，面向南，一目向左斜，一目向右斜（怒目不齐），睛眉间起皱纹，紧咬牙齿，作大声音。一天分三次，取黑土涂坛（曼茶罗），或用驴粪，或驼、羊、猪、狗粪，或烧死尸灰。给坛神献赤色香花，或献青色臭花，或献诸谷麦豆之糠。于黑土地穿三角炉，一角向外，三角中间各长二十指，深十指，以烧尸灰涂之。炉底放烧尸灰或用诸糠，或用炭。又用毒药诸粪芥子及盐作成仇人形，一片片割下来烧掉。或用左足踏仇人形心上，割取碎片焚烧，或用仗鞭打，或用皂英刺遍打仇人形全身。说作阿毗遮噜迦的作用是，仇人自相分裂，或迁移到别处，或亲人相憎恨，或仇人得重病，或眷属离散，或变成顽愚。这是多么野蛮愚蠢的一种表现，密宗和道教中的妖道都反映中国和天竺社会里有这样最黑暗的一部分人。密宗又有”治偷窃的法术。当发现东西被偷的时候，作法僧发起瞋怒，按照阿毗遮噜迦法，作护摩烧法，于地上穿三角炉，用已身血，或用苦谏木，或用烧尸残柴，放在炉中燃烧，火烧起以后，用烧尸灰和己身血继续焚烧。又用毒药、己身血、芥子油及赤芥子作成偷者形，作法僧坐形上，用左手（佛教徒以左手为贱）片片割折偷者形。如偷者恐怖，亲自送还偷窃的东西，便应叫他无畏，给他作扇底迦法（息灾法），否则偷者必死。偷物有大小轻重，这里不加分别，企图用妖术使偷物人身死，密教的妖邪残忍，只能在落后黑暗的社会里流行，在较进步的社会里是不能存在的。《陀罗尼集经》载许多用咒法，例如得钱财法说，如欲得钱财，可于七日之中，日日取古淄草茎长六指、一千八段，一一火烧并念陀罗尼咒，即得钱财。又法，如欲求别人的心爱物，可取白菖 蒲念陀罗尼咒一千八遍，系在自己的臂上，向别人乞求即得。如果念咒不效，一定是有障碍。可于初八日或十五日，牛粪涂地，设饮食花果，烧安息香，取白线一条，念陀罗尼咒，一遍打一结，如是作四十九结，所有障、碍鬼神都被缚住，所求就顺利了。一派妖言，使人望见密宗僧人，不觉心中作恶。
以上三论、净土、律、法相、密五宗，都是从天竺依样搬来，中国僧徒俯首奉行，不敢有只字怀疑，只要说是从西域天竺来的佛所说经和菩萨所造论，就象奴仆谄事主人，主人说什么就奉行什么，惟恐有损福报，甚至落入地狱。照义净的观察，中国医药比天竺先进得多，可是黄龙汤治病，（胡三省注《通鉴·陈纪》四引陶弘景曰：“今近城寺别塞空罂口，纳粪仓中，久年得汁，甚黑而苦，名曰黄龙汤”。）相沿几百年，没有人敢表示反对，迷信的威力无比，即此可见。除禅宗南宗某些僧人以外，所有各宗派称为大德的僧徒，精神上全是天竺僧的俘虏和奴仆，全是假出世的贪夫和痴人。佛教徒以东晋至隋唐出了许多名僧欣欣自得，实际是出了许多天竺奴仆和贪痴人，这些人丧失了民族自尊心，以生在中国不生在天竺为憾，无耻地自称是释迦的儿子，密宗甚至说僧人是从佛口里生出来的。因此僧徒自称为释子或佛子，自东晋道安开始以释为姓，僧徒俨然以特殊贵族（释种）自居，以为理应受优厚的供养。僧人怀信著《释门自镜录》，序文说：“我九岁出家，现在已过六十岁了。我能够住大房子，逍遥自在，衣服被褥，都轻软安适，生活闲逸，天还没有大亮，精撰已经陈列在前，到了午时，多种食品摆满桌上，不知耕获的劳苦，不管烹调的烦难，身体长到六尺，寿命可望百年。谁给我这样的福气呢？当然是靠我释迦佛的愿力呵！我估计过去五十年中饮食用米至少有三百石，冬夏衣服，疾病用药，至少费二十余万钱，至于高门深屋，碧阶丹楹，车马仆隶供使用，机案床褥都精美，所费更算不清。此外，由于思想和邪见，胡乱花用，所费更是难算。这些钱财，都是别人所生产，却让我享用，同那些辛勤劳动的人，岂可用相同的标准比较苦乐。可见大慈（佛）的教太好了，大悲（菩萨）的力太深了。何况佛以我为子而庇护之，鬼神以我为师而尊奉之，帝王虽贵，不敢以臣礼要求我，即此可知僧人的高贵，父母虽尊，不敢以子礼要求我，即此可知僧人的尊崇。再看四海之内，准家不见我的仓库，何人不是我的于弟，只要我提钵入室，人家收藏着的膳食立即摆出情用，携杖登路，人家松懈的态度立即变得肃然起敬。占人有一饭之恩必报的说法，何况我们僧人，从头到脚都是靠如来的养活，从生到死都是靠如来的保护。假如我们不遇佛法，不遇出家，还不是要早晚犯霜露，晨昏勤耕种，衣不盖形，食不充口，受种种逼迫，供别人奴役。那有资格扬眉大殿之上，曳杖闲庭之中，跣足清谈，袒胸谐谚，居不愁寒暑，食可择甘旨，使唤童仆，要水要茶。”僧徒过着这种高级地主阶级生活，即寄生动物生活，还狂妄地自尊自贵，毫无愧耻的意思，一味感恩释父给他们设立满足寄生动物贪欲的佛教。所以僧徒决不肯放松寄生动物生活的利益，也决不敢改动释父所立的教规，否则寄生动物的利益就动摇了。这些教规都是通过天竺僧或西域僧传来的，因此，宁愿当外国僧的奴仆，誓死对抗反佛的各种势力。他们真是那样热爱释父么？看来是可疑的。实际热爱的主要是寄生动物生活，其次是来生的福报。归根是贪婪无厌。《真言要决》是揭露佛徒罪恶的一本著作，其中有云，“群队扬声唤佛，何曾有微觉之情；相率大唱善哉，讵怀片善之志，忽忽争头逐食，喻于猎狗寻膻，扰扰竞觅施财，剧于飞蛾赴火。不辨寂麦之状，亦复说法化人，当身现是被囚，焉能为人解缚。但知劝他布施，不悟己是悭贪，仍号我是沙门，施者应当获福，莫省己之长短，破戒违律之愆。奸非谄曲恣伪，犹称如来释种，破灭正法，非是外人。”这都是事实。佛徒是技术最巧的骗子，是形迹隐蔽的毒虫，徒众奉佛教必然变成骗子和毒虫，也就必然要誓死拥护佛教，重利诱骗之下，谁也不愿放弃寄生动物生活再去辛勤劳动。利诱之外，佛教又有一套威胁的方法。方法之一，叫做唱导，专有一种僧人以唱导为业。《高僧传·唱导篇总论》说，”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僧寺每日初更时候，绕佛行礼，环境寂静，僧人专心，默不作声。这时候导师擎香炉登高座，慷慨发言，谈无常则使人恐惧发抖，讲地狱则使人怕得哭泣，泪流满面，说昔因则使人似乎眼见前生恶业，算报应则使人预知后一生的果报。谈快乐则使人心胸畅悦，叙哀感则使人流泪心酸。在这种情况下，一堂僧徒无不心情惶惶，五体投地，个个唱佛号，哀求垂慈悲，等到后半夜，导师又讲时光易逝，胜会难留，使人感到紧迫，满怀恋慕。佛寺对僧徒夜间进行恐怖教育，夜夜如此，因果根应说深入意识中，自然成为神经病者，着迷既深，不能复醒。宗教确是毒害人类精神界的鸦片烟，高僧则是受毒更深，因为彼灌注了毒性更大的吗啡。佛寺先诱人出家，使生活寄生动物化，然后施以恐怖教育，使毒汁融入脑髓，所谓大德开士，竭力宣扬毒气的人，就是受毒害最深的宗教奴仆，要求他们摆脱外来传教僧徒的侄桔，是不可能的。这些外来僧徒在外国，都钻研过多年佛经，也就是吸食过毒性极大的有痛人，他们只能要求俘虏和奴仆永远吸毒象他们一样，决不肯放任俘虏和奴仆跳出罗网，做一个独立生活的人。
佛经是在长时期内由外道、佛教徒杂凑起来的著作，各经所说的道理，可以绝对相反，例如有些反对有，主张空：有些却毁空赞有。有些主张弃小乘学大乘；有些却主张先学小乘后学大乘，有些反对有所得心，说宁犯五逆罪，不生有所得心；有些却说宁可起我见如须弥山，不起空见如芥子许。又如《法华经》说，不得亲近小乘三藏学者，《十轮经》却说，无力饮池河，讵能吞大海，不习小乘法，何能学大乘。如是等诸大乘经，诃有诃空，赞大赞小，无有定说。同是大乘经论，如《涅槃经》等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解深密经》等说，有一类人不具佛性，终无成佛之期。同称佛所说，相差如此悬殊。给它弥缝的说法是因为听佛讲话的对象不同，故佛说也不同，有的说佛“随缘化物，难可思议”。所谓难可思议，就是承认佛经自相矛盾，无法讲通。向来外国借徒和他们的奴仆，按照本宗派的讲法讲去，不管通与不通。南北朝末期，中国僧徒开始自创宗派，意图贯通异说，虽未能解脱宗派积习，但不甘心作外国僧徒的奴仆，开动自己的头脑，升格为释迦（实际是龙树）的奴仆，总还算是前进了一步。中国僧徒自创的宗派有如下的两个：
（6）天台宗
中国僧徒沾染天竺僧鄙习，门户之见极深，各执所据，矛盾杂出，真是“混奴蝉而乱放，各识家而竟入”，宗派厘然，各自归宗，不会误入别门，所谓“得其小（小乘）者忘其大（大乘），执其偏者遗其圆”，就是佛教闹宗派的实情。北齐憎人慧文读龙树《中论》，其中有这样莫名其妙的话，它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名，亦名中道义”。慧文恍然大悟，以为一切事物无非因缘所生，而此因缘有不定有，空不定空，空有不二，名为中道。佛教大别不外主有主空两大派，既然说是空有不二，宗派争斗也就认为不必要了。慧文依龙树即空即假即中的说法，创立所谓心观（一心三观），天台宗的萌芽由此开始。
慧文传弟子慧思。慧思取大小乘中定（禅定）慧（义学）等法创立学说，意在定慧双修，因定发慧。北方僧徒不重义门，唯重坐禅，南方僧徒学风却正相反。慧思自以为贯通南北，实际却导致南北僧徒的反对。在北齐，为僧众所恶，五四八年，被僧众毒害，几乎死去。慧思避往南方，五五四年，被僧众下毒，死去又救活。隔了一年，很多僧徒又要害死他，他立誓要造《金字般若经》，广为众生讲说。第二年，众僧徒阻断檀越（施主）给慧思送饭，前后五十日，慧思令弟子出去乞食，得延生命。要杀害慧思的僧徒，当然都是有地位的名僧，他们为了自己的名利，甚至用杀害的手段来消灭论敌，什么慈悲无争不杀等训条证明全是为骗人而设，僧徒本人是不受限制的。
智觊是慧思弟子，是天台宗的创始人。他出身士族，父亲做梁钥益阳侯，梁元帝亡国，亲属离散，智颔深厌家狱（僧徒称人世为苦海、火宅、家狱），要求出家，由军阀王琳介绍为僧。陈朝时，投慧思门下，代慧思讲经，成为慧思的法嗣。他原来的社会地位很高，当了和尚，陈朝大臣很多是他的学徒，再没有人敢谋害他。在僧徒中他的声望愈来愈高，居住天台山，陈宣帝割始丰县租税给智作养徒的费用。隋灭陈，隋文帝下诏问候，晋王杨广迎智凯为师。智尊杨广为总持，杨广尊智为智者。政治上的声势，使他成为富贵和尚。他造寺三十六所，曾说，我造的寺，栖霞、灵岩、天台、玉泉，乃天下四绝也。他又造大藏十五处，梅檀、金、铜、画像八十万躯，著书三十余卷，亲度僧一万四千人。他是天台宗派的创业人，也是耗损民财的大蠢虫。他的弟子灌顶记录师说凡百有余卷，有了书，天台宗有所依据了。天台宗以调和各派为宗旨，所谓一心三观，圆融三谛，就是调和的一种说法。至于什么是三观三谛，无非是些戏论。譬如它说，一空一切空，假中皆空；一假一切假，空中皆假；一中一切中，空假皆中。这叫做三一无碍。大乘教否认外界事物的存在，硬说都是空幻，它举例说，明镜之光明即空，镜像即假，镜体即中，这都是莫明其妙的诡说，佛教却以为是至理妙言。谁误信这些精神反常的话头，谁就变成反常的神经病者。三观三谛以外，又有所谓五时八教的判教。佛经托名释迪“金口”所说，可是彼此矛盾，谁也不能贯通，有些僧徒用判教的方法，企图自圆其说，还企图抬高本宗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