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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3章

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1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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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贯通,有些僧徒用判教的方法,企图自圆其说,还企图抬高本宗派所奉的经是无上圣典,结果又是矛盾百出,愈判愈糊涂,天台宗的五时八教,总算勉强说成了一套。五时是释迹说教五十年,按照徒众接受的水平,分为五个时期。一为华严时,据说,释迦成道后,三七日间,为徒众讲《华严大经》,徒众根基浅薄,完全不能接受,改讲浅近易懂的教义。二为鹿野时(前后十二年),释迦居住在鹿野苑,说三藏教《阿含经》,即小乘教义。三为方等时(八年),劝徒众向往大乘,说《维摩》、《楞伽》、《金光明》等经,要小乘人耻小慕大,弹偏斥小。四般若时(二十二年)说《摩词(大)般若》、《金刚般若》等经,以空慧水(诸法皆空)淘汰洗涤大小各别的情执。五法华涅槃时(八年)释迦以为徒众机缘已熟,可以听微妙不可思议的妙法,说《妙法莲华经》(简称《法华经》)。临死时,一日一夜说《涅槃经》,与《法华》同是最高的妙理。天台宗所依据的经典,主要是《法华经》,《法华》列在第五时,显然是想抬高本宗派的地位。八教是化仪四教与化法四教的总称。化仪有顿、渐、秘密、不定四种,化法有藏(小乘)、通、别、圆四种。《法华》《涅樊》在八教之上,乃是非顿、非渐、非秘密、非不定之教,是圆满完全之教。说来说去,无非是宗派陋习的表现。
  天台宗提倡止观,说是入涅槃之要门,止即是定,观即是慧,定慧双修,可以见佛性,入涅槃。修止的方法是把心系在鼻端或脐问(脐下一寸名丹田)等处,使粗乱的心静止下来。如果心不能静,则用观的方法。观有两种:一种垦对治观,如用不净观治淫欲,慈心观治瞋恚等。二是正观,观诸法无相,并是因缘所生,因缘无性,即是实相,先了所观之境一切皆空,能观之心自然不起。归根说来,是要人静坐息心,无思无虑,入半睡眠状态(入定),但又不是完全熟睡(这叫痴定),心中仍有观慧,即仍在做梦。试举智遗嘱里所说老和尚转世的伙夫为例来看:某寺伙夫窃听说法,烧火时看火烧薪柴,心里想到生命无常,比火烧柴还快,蹲踞灶前,寂然入定,火灭锅冷,管事僧怕众僧挨饿,禀告上座。上座说,这是好事,不要触动他,等他自起。伙夫入定数日,才醒过来,到上座处说经过情形,愈说愈深奥。上座说,你刚才说的我都懂得,现在说的我不懂了,不必再说下去。上座问他颇知宿命么?伙夫说知道一些。上座问,你犯什么罪做贱人,又有什么福能速悟。伙夫答,我前世是此寺老辈僧的师父,年少辈的祖师,现在僧众所学,都是我前世讲给他们的教训。那时候有一客人来,我取寺中菜少许款待客人,没有偿还,死后因此受罚,来给众人执贱役。也因过去修行多年,所以觉悟较易。宿命罪福,其事如此。这是智颔说的后,他懂得什么是定,足见一般入定就是做梦的睡眠。做梦兼扯大谎,就是这个伙夫的入定。
  智应该说是精通大乘佛法的人,他讲即空即假即中的教义,自然头头是道,俨然成套。可是他对财产的重视,丝毫也不看作空假。他受到帝王的尊崇,获得大量布施,造三十六所寺,就是他的财产,他在遗嘱里谆谆告诫后人,必须爱护寺产,不可自私。他举例说,一个老和尚某次有私客,取少许寺菜款待客人,忘记赔补,死后被罚作贱人,在本寺中当伙夫(说明佛教思想的极端自私,处理事情的极端偏激)。又说他的同学照禅师,是慧思门下第一个学生,曾用寺盐一撮,以为数录极微,不以为意,后来忽然神经失常,看见三年内共欠寺盐数十斛(说明僧寺的重利盘剥),急得赶快卖掉所有衣物,偿还寺盐。他又举本人为例,凡出门行动,骑寺驴都按价偿还。这和张家庄李家庄的张大公李太公,积得一份产业,临死嘱咐子孙,千万保存遗产的心情并无区别。智出家,因为“深厌家狱”,他为寺产而计较利害,不是出了家狱又入寺狱了么?口头上尽管谈空反有,实际行为总是执有反空,高僧与凡夫在财物爱好上观点是一致的,并无道俗之分。
  (7)华严宗
  《华严经》是龙树所造,龙树自称入龙宫读《华严经》,遂传于世,大竺僧人造谣说谎的胆量极大,龙树就是这种人的代表。东晋时译出六十卷,南北朝时很多人讲华严,传说北魏人刘谦之作《华严论》六百卷,此外作疏的人还不少。武则天时,又译梵本得八十卷。唐德宗时又译梵本得四十卷。可见华严一向是被人重视的经典。与智同时的终南山僧杜顺,开创华严宗,著《华严法界观门》,是为华严宗的观法。弟子智俨,著《搜玄记》五卷,阐明本宗观法。智俨弟子法藏著书多种,俨然被认为华严宗大师,武则天命法藏开讲《华严经》,很得则天宠信。法藏参与政治活动,因而得到三品官的奖赏,死后赠鸿胪卿。他为唐中宗唐睿宗两个昏君授菩萨戒,得皇帝门师的地位,王公贵族都对他恭顺,声势极盛。唐中宗给他造五所大华严寺,华严宗与天台宗一样,依靠政治势力的资助才发达起来。他的三传弟子澄观,为唐德宗门师,被尊为教授和尚,诏授镇国大师称号,任天下大僧录,唐宪宗给他金印,赐僧统清凉国师之号,主持全国佛教。唐穆宗唐敬宗相继封澄观为大照国师。唐文宗加封为大统国师。华严宗有这样一个阔和尚,宗派自然发达,到了最高峰。澄观活了一百多岁,临死召集大弟子们传授秘诀说,你们“……勿迷陷邪心,勿固牢斗争(无争)……对镜(见物)无心,逢缘不动,你们就对得起我了。”意思是要弟子们勿固执一边,与人斗争,把事物看作虚幻不真,是非无动于心。《华严经》是一部大经,他讲得纯熟,著作丰富,又与人无争,不牵涉人间是非,得到帝王公卿的尊崇,秘诀就是如此。澄现有门徒一千,弟子宗密独得其秘传,宗密本是禅宗南宗僧人惟忠的学生,投拜澄观门下,被认为唯一的高徒。这时候皇帝已是唐武宗。唐武宗灭佛,华严宗一豚不振,不再有大规模的传授,足见它的发达,主要是靠政治上活动。
  华严宗是依《华严经》谈法界缘起、事事无碍,以此为宗旨的宗派。杜顺提出三种观法,一是真空观,二为理事无碍观,三为周偏含容观,总意是在调和各宗派,企图贯通佛经诸矛盾,标榜事事无碍,以圆教自居,它和天台宗都看出天竺佛教思想的极端偏僻性,所以判各宗派为偏教。但佛教自释迹举四谛创教,怖生乐死,思想十分反常,偏僻已成定型,无可补救,大乘教主张一切皆空,万法唯心,否认客观事物的实有,这又是何等偏僻荒谬的思想。龙树提倡非空非有的中道,非空非有即非这非那,究竟是什么东西,实际还是一个空。所谓中道,仍是偏道。天台、华严两宗都想立圆教来救偏教,天台宗定慧双修(坐禅与读书求知识并重),圆融三谛(即空即假即中),只能救偏中之偏,无救于根本之偏。华严宗讲理事无碍和事事无碍。所谓理事无碍,理即真如(真理),事即万事万物。事物生灭变化,都不离真如,故真如即万法(事物),万法即真如,真如与万法,无碍融通。譬如水与波互相融通,无碍一体,是名理事无碍法界。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同是人,但有利于剥削阶级的理恰恰有害于被剥削阶级,怎能以水波一体为喻互相融通?自然界事物各有它们的特殊规律,怎能互相融通?所谓事事无碍,以为万法中之一一事事物物即真如,即事事物物皆真如法性,虽一微尘,亦悉具足真如之理性,故事事互不相碍,一即多,多即一,举一则一切随之,主伴具足,重重无尽,恰如波波,互相融即,一体一性,无障无碍。是名事事无碍法界。这里把事物和真如(理性)都看作完全抽象的东西,可是事物都各有自己具体的特殊的规律,不能无条件地相即相融。华严宗有以为诸佛与众生交彻,净土与秽土熔融,法法皆彼此互相,相即相入,无碍熔融。尽管它有这一套讲法,但不能与其他宗派无碍融通,甚至对自称圆教的天台宗,华严宗也并不和它熔融无碍。佛教不论是偏是圆,总无非是脑里空想,口上空谈,毫无实际意义,根本是为统治阶级忠实服务的一套骗人把戏。
  这里摘引《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中一小段作例,说明它讲的道理是十足的诡辩和遁辞:问真如是有耶?答不也,随缘故。问真如是无那?答不也,不变故。问亦有亦无那?答不也,无二性故。问非有非无那?答不也,具德故。又问有耶?答不也,不变故。问无耶?答不也,随缘故。又问有那?答不也,离所谓故,又问有耶?答不也,空真如故。问无那?答不也,不空真如故。问亦有亦无那?答不也,离相违故。问非有非无耶?答不也,离戏论故。又问有耶?答不也,离妄念故。问无耶?答不也,圣智行处故。这真是可憎的诡辩,问答了一大堆,真如的有无始终不明,这一堆问答全是废料,全是空头把戏。
  天台华严两宗,都自称圆教,不同于天竺传来各宗派的偏教。但是,佛教本身就是矛盾百出,无法自圆其说的大杂拌,这两个圆教要自圆其说,不得不求助于莫知其意的诡辩和支离烦琐的义疏,愈说愈不圆,与偏教比较,未见其圆,只见其不离于偏,所以推翻佛和一切经论的禅宗南宗一出现,偏教与圆教同样走上被人遗弃的一条道路。
  佛教(各宗派包括下节所说的禅宗)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当然,根本是谬误的。不过,它也接触到某些真理,它那种极端片面的思想方法,又总是把这些真理推到极端偏僻的方面去,做出荒唐的论断。譬如说,因果律在自然界和社会中是存在的,佛教却说成因果报应,妄谈罪福,诱人昏迷,佛教的骗术,基本上就是因果报应。又如世界上事物都是在变化,古希腊哲学家已经看到万物存在,同时又不存在,因为万物是在流动和不断变化,是在产生和消灭;世界是由彼此斗争的对立面组成的。佛教对此有一定认识,却说成生命无常,产生极端厌世的思想,愿求无生法,以住涅槃(死)为至乐,真是偏僻出奇的怪想。佛教也看出斗争的存在,却强调无争,认为争是烦恼的根源,必须无争才能得道。又如世界上一切现象部以条件、地方以及时间为转移,一有执着,便不合事物运动的实际。佛教也有一定的认识,强调无著、破执,说是要“言以不住为端,心以无得为主”,破人我执、法执的结果是一切皆空,否认所有客观实在的事物。又如分析是认识事物的必要方法,佛教却利用分析法作为否认物质存在的手段。它用极其烦琐细碎的分类法,将所谓我与宇宙,如剥蕉叶,一一剥落,妄图说明实物只是色、受、想、行、识五蕴暂时的偶然的积聚而已,并无实我,亦无实宇宙。又如世界上任何一个现象,都不是彼此隔离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佛教对这些规律也有一定认识,却说成缘起(亦曰缘生),以为一切事物都由无明(愚、痴、惑)而生,《缘起圣道经》有这样一段怪论,说:“无明灭故,行即随灭;由行灭故,识亦随灭;由识灭故,名色随灭;……由有灭故,生亦随灭;由生灭故,老死愁叹忧苦扰恼皆亦随灭,如是永灭纯大苦聚”。龙树《中论》说偈云“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佛教以寂灭为终极目的,即使偶有所见,结论都引到谬误上去。佛是一种宗教,既是宗教就永远与真理背道而驰,只能做蠢国殃民的事,这里摘引晚唐文士杜牧所作《杭州新造南亭子记》,借以说明佛教罪恶的一斑。杜牧说:“佛经说人死后,阴府就收死人的灵魂,考校他一生的行为加以罪福。受罪的刑狱皆极怪险,非人世所有。凡是生平曾经发生过的一些错误,都将入狱受罪。尤其惺险的是狱广大有千百万亿里,遍地大火焚烧,狱中人一日间凡千万次死去活来,接连亿万世无有间断,名为无间地狱或阿鼻地狱。”地狱刑罚的无比残虐,正反映佛教思想的极端恶毒和天竺社会阶级压迫制度的极端野蛮。统治阶级稍微采用一点阴问刑法,就成极大的暴君民贼,被统治阶级就无法活下去。杜牧又说:“佛寺夹殿上和走廊上,都画地狱情状,人初次看到,无不毛骨悚然,心神骇惧。佛经又说,我国(天竺)有阿阇世王,杀父篡位,依法当入无间狱,但阿阇世能求事佛,后生为天人,况其他罪!只要能事佛,就可免罪得福。世人误信谬说,做尽坏事以后,自知有罪,就捐出一些财物,奉佛以求救。过了若干时日,说,我罪不小,富贵如所求,足见佛能灭吾罪又能赐我福。有罪罪灭,无福福生,人之常情无非是避祸求福,现在权归于佛,买福卖罪,似乎拿着文契,当面交易。有些穷人穷到幼子啼号,不能给一饼,偶有百钱,却必召一僧吃斋,希望得佛助,有一无获福。这样下去,全国到处是寺是僧,不足为怪了。造寺惟恐不大不壮不高不多不珍奇瑰怪,无有人力可及而不为者。”唐文宗曾对宰相说,古时三人共食一农人,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中吾民尤困于佛。文宗本想废佛,因佛教势力强大(僧徒与宦官勾结),不能发动。唐武宗继位,发怒说,使我民穷困的是佛。下诏废佛,光拆去山野招提和兰若(私立的僧居)四万所(李德裕《贺废毁诸寺德音表》作四万六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几达十万人。会昌五年(八四五年),规定西京留四寺,留僧十人(当是每一寺留十人),东京留二寺,天下所有节度观察所治州三十四处得留一寺,留僧照西京例。其他刺史所在州不得有寺。派遣御史四人巡行天下,督促实行。御史乘驿马还没有出关,天下寺连屋基都已经挖掉,足证佛寺恶贯满盈,民众对佛寺憎恶已极。凡废寺(朝廷赐名号的僧居)四千六百余所,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五百人(李《表》作还俗僧尼并奴婢共约四十一万余人),释放奴婢十五万人,良人被奴役的比僧尼加倍,约五十余万人(例如禅宗南宗始祖慧能投寺出家,被派为舂米行者)。没收良田数千万顷(杜牧及《会昌拆寺制》均作数千万顷,孪《表》作数千顷,疑是数十万顷)。奴婢每人给田百亩,编入农籍,其余被霸占的民财,一概没收充公。一个寺里管事僧(统治僧)不过数人。以不空遗嘱为例,有资格在遗嘱上署名的只有宜岁、典座、都维那、寺主、上座连不空本人共六名,假如一寺统治者六人,四千六百寺共二万七千六百人,这部分人占有奴婢十五万人,一个统治僧平均有奴婢五六人,再加被奴役的良人(农奴)五十余万人,一个统治僧占有奴婢和农奴在二十人以上。显然,佛寺是行施大骗局的机关,所有奴婢。(例如梁武帝投佛寺为奴,算是功德)、行者(农叹)财产都是骗来或霸占来的。它又是大批寄生动物(统治僧)的养育场,这个养育场保存并发展着奴隶制度和封建农奴制度。从天竺移植过来的落后制度,在中国借宗教迷信的力量,大大发达起来了。
第二节 禅宗——适合中国士大夫口味的佛教
  佛教是设计极巧的一套大骗术,东汉以前,中国从来不曾出现过这样狡诈的大骗子,中国思想界无论在理论上经验上都缺乏有效的反对势力。自从佛教传来以后,它的神不灭说、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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