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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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 周朝尚文，长时期积累起繁富的礼制。孔子选取士必须学习的礼制十七篇，称为《礼》或《士礼》、《仪礼》。十七篇中《丧服篇》最为重要，子夏特为作传。封建制度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精神，《丧服篇》表现得最具体最清楚。《周礼》当是战国儒者采集重要国家如周鲁宋等国官制，再添加儒家的政治理想，增减排比造成一部有条理的官制汇编。说是周公所制，固不可信，但斥为儒者凭空伪造，全无依据，也不合情理。《周礼》不是全伪也不是全真，在乎审慎的选择。西汉传礼儒生戴德、戴圣，博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讲礼的文字，戴德选取八十五篇，称为《大戴礼记》；戴圣选取四十九篇，称为《小戴礼记》，简称《礼记》。《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三礼》，稽考儒家思想与战国以前制度器物，《三礼》是重要的典籍。
《乐》 《乐经》亡佚。一说，《周礼·大司乐章》就是儒家所传的《乐经》。《礼记》有《乐记》一篇，记载儒家对乐理的讨论。孔子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孝经·广要道》章）儒家以乐配礼，重视音乐的作用，是他们的见到处，想用古乐来移风易俗，是他们的迂腐处。六经中《乐经》先亡，因为古乐使人“唯恐卧”，新乐使人“不知倦”（《乐记》），新乐便自然要代替旧乐。
《春秋》《春秋》是一部编年体的历史。编年史起源当在西周共和时期。东周文化较高的诸侯国都有史 官记事，如晋史名为《乘》，楚史名为《梼杌（音陶兀táo Wù）》，鲁史名为 《春秋》。史官世代承袭，依据一定书法，忠实地执行职务。某些良史甚至杀身殉书法。前五四八年（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大夫崔杼杀齐君，太史依书法当朝官们写“崔杼弑其君”。崔杼怒，杀太史。太史两个兄弟继续写同一句话，都被崔杼杀死。最后一个兄弟还写那一句话，崔杼不敢再杀。南史氏听说太史兄弟被杀尽了，拿着竹简去写，半路上知道已经写成，才回家去。中国历史自前八四一年共和元年起，一年不断地编年记事，史官的贡献是巨大的。孔子用鲁史官所记 《春秋》，上起隐公元年（前七二二年）下讫哀公十四年（前四八一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事，整齐书法（《左传》载五十凡例，当即史官共守的书法），成为儒家经典的 《春秋》（原来的 《春秋》称为《不修春秋》）。孔子修 《春秋》的目的在正名分，有褒有贬，要使乱臣贼子惧。儒家政治思想，以 《春秋》为最高标准，封建等级制度的精神充分表现在 《春秋》书法里。
《春秋》文字简单，意义隐晦。如鲁惠公死，子隐公不依继承法立为鲁君， 《春秋》写“元年春王正月”，不说隐公即位，表示他不是正式做鲁君。又如写“齐崔杼弑其君光”（ 《春秋》襄公二十五年），意思是崔杼犯了弑君罪。又如写“莒人弑其君密州”（ 《春秋》襄公三十一年），意思是密州为莒国人所共弃。 《春秋》如果当作历史来看，作用实在有限。相传与孔子同时的鲁国太史左丘明，采各国史记作《左氏传》，用事实说明 《春秋》书法。桓谭（东汉初年人）《新论》说得好，“《左氏传》和《春秋经》，好比衣服有表面有里面，不可缺一。如果有经没有传，即使圣人关着门想十年，也想不出道理来。”不管左丘明是东周时人或战国时人，《左氏传》是左丘明作或非左丘明作，反正《左氏传》这部书保存了大量古史料，给中国史家创立模范，在史学史上有极高的地位。
解释《春秋经》的还有《公羊传》、《谷梁传》两家。两家都是口说，到西汉才写成文字。《公羊》学盛行于西汉，政治上有很高地位。《公羊》家自以为传孔子的微言大义，但和《左传》比起来，《公羊传》显然是空言说经，甚至有些是穿凿附会。《谷梁传》也是空言说经，态度却比《公羊传》谨慎些。
《论语》 孔子对答弟子和非弟子的发问，弟子们记录下来。孔子死后，弟子们（一说是仲弓、子夏等）集合成书，号称《论语》。传记中多引孔子语，大抵《论语》所载的孔子语比较近真。
以上所述几部经典，流传到现在，已经二千多年，经学本身起了多次变化并产生了各种派别。每一变化和派别，都或大或小地影响到文化的各个方面。所以不了解经学和儒家派别，很难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
第十一节 墨子及其所创墨家学说
儒学创始者孔子死后，墨学创始者墨子继起。孔墨两大学派，都产生在东周后期，年代接近。孔子所创的原始儒学，礼乐占主要部分，墨家攻击礼乐，用别一种观点即庶民的观点，发挥仁义学说，成为儒家的反对学派。
墨子名翟，鲁国人（一说宋国人）。曾为宋国大夫。生卒年代不可考，据孙冶让《墨子闲诂》说，生卒约在前四六八年（周贞定王元年）至前三七六年（周安王二十六年）间。按《非攻篇》称当今天下四个好战国，齐、晋、楚、越。晋称一国，越尚强盛，自是东周末年的形势。墨子生当在孔子死后（前四七九年），死当在三家分晋前（前四○三年）。《墨子》书中如《鲁问篇》说战国时事，《亲士篇》说吴起事，都是后人附加，不足为据。
墨子生在孔子后，当时宗族制度破坏更甚，多数宗族被消灭，极少数宗族化家为国。逐渐成为地主阶级的士阶层，在社会大变动中，获得政治参与权，可以上升为诸侯师、相。在士阶层下面的庶民，主要是墨子所称“农与工肆之人”，是一种小私有财产者，在社会大变动中，也要求取得一些政治上的地位，借以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还没有反抗统治者的觉悟，只是要求“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非命篇》），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墨子和他所创始的墨家，就是代表庶民用“上说下教”的妥协方法向统治阶级提出要求的一个学派。庶民是真正从事生产的广大劳动群众，国君贵族要进行战争，不得不对庶民在形式上有些让步，允许他们的代表人说说话，乐于利用他们的代表人仆役般地出死力，墨学因而与儒学同称为显学。
儒家最高理想是周公相成王。大儒做国君的卿相大夫，小儒给富人办丧事，自己家里人跟着去吃酒饭，过着寄生虫的生活。儒家利益与统治阶级完全一致，两者间妥协合作是很自然的。墨家与统治阶级利益并不一致，统治阶级为了要利用墨家，作暂时的勉强的有限度的让步，墨家对统治阶级则是忠实服务，竭尽心力，成为最驯服的仆役。墨家一方面对儒家猛烈攻击，企图夺取儒家政治上的地位。一方面视死如归地为国君贵族守城御敌，保卫他们的利益，以为这样做，可以取得信任，庶几行施自己的学说。事实却相反，墨家不曾得到卿相行道的机会，儒家虽受攻击，依然为国君贵族所尊重。
《墨子》书汉时有七十一篇，赵宋时存六十三篇，宋以后存五十三篇。墨家贵实行不贵文采，重口说不重著书，《墨子》书中仅《经上》《经下》两篇，共一百七十九条，当是墨子所自作。《墨经》每条少仅三个字，多不过二十个字。文字极简，但给当时有关社会和生产的重要知识，作了一个近乎全面的总结。《经说》上下两篇当是墨子讲经，弟子笔录。墨家分三派，同诵《墨经》，可信《墨经》出墨子手。《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非儒》十一题各分上中下三篇（《非儒》仅上下两篇），字句小异，意旨大同，当是墨子讲学，弟子各有所记，合而成书，类似孔门后学纂辑《论语》。《尚贤》至《非命》十题是墨家政治理论，对昏乱的国君讲《尚贤》、《尚同》，对奢侈的国君讲《节用》、《节葬》，对自恃上天保佑、沉溺在酒和音乐中的国君讲《非乐》、《非命》，对放肆无忌惮的国君讲《天志》、《明鬼》，对残暴好战的国君讲《兼爱》、《非攻》。墨子制十个药方想治国君的病，但没有一个国君愿意用他的药方。《备城门》至《杂守》凡二十篇，是墨子为弟于禽滑釐讲守城法，在墨学中也是重要的部分。《亲士》、《三辩》、《大取》、《公输》等十四篇当是墨门后学所记，类似儒家大小《戴记》。今存《墨子》五十三篇，基本上保存了墨家的全部学说。
墨与儒两个学派的对立，显著地表现出士与庶民不同的社会地位。下面列举两家对立的情状：墨家对儒家的攻击，集中在《非儒篇》。儒家主张“亲亲有术（等差），尊贤有等”，严格区别亲疏尊卑，巩固封建等级制度。墨家不反对等级，但反对儒家所说的等级，主张兼爱、节葬、尚贤、尚同。儒家主张有命在天，寿、夭、贫、富，安、危、治、乱都是不可改变的天命。
墨家反对宿命论，《天志》、《明鬼》、《非命》三篇说，天欲义（善政）而恶不义（乱政），鬼神赏贤而罚暴，命是暴王（亡国之君）所作，穷人（怠情人）所述。儒家主张繁饰礼乐，教富贵人糜费财物，自己分肥得食。墨家反对不劳而食，主张节葬、非乐，斥儒者“贪于饮食，情于作务”。儒家主张穿古衣，说古话，“循（述）而不作”，“仍旧贯，何必改作”。墨家反对保守，主张创造新事物。儒家主张不显谏，待国君问，问小答小，问大答大，不问不言。墨家反对庸言庸行，主张“事上竭忠，……有过则谏”，“务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强使国君行有利人民的政事。墨家攻击儒家，与荀子痛斥贱儒很多相同处，不同的是荀子痛斥七十子后学，墨家则直接攻击儒家创始人孔子。
孔子主张复西周之古，按照周礼所规定的等级分配生活资料，这自然是一种空想。墨子也承认贵贱的等级，以为天子、三公、诸侯、卿、大夫下至乡长、里长、家君（家长）各级正长，都是有智慧有威权能统一是非表率万民的贵人，万民则是贱者愚者。但墨子主张选择贤良为正长，并复大禹之古，要求各级贵人学大禹过着与万民同样勤劳菲薄的生活，放弃剥削的权利。这更是一种空想，永远不会得到统治阶级的采纳。“将求之不得也（不可求得），虽枯槁不舍也（死也要追求）”（《庄子·天下篇》），墨家就在这个空想的追求中幻灭了。
孔子尊天信命远鬼神，天子得祭天，庶人只许祭户神或灶神，祭鬼只许祭父母。墨子尊天非命信鬼神，主张人无贵贱，都有权祭天和众鬼神。天子代天治民，儒墨意见略同，可是懦家说天命既定之后，下民应该服从，不许怨天尤人。墨予以为上天鉴临下民，按照下民的利或害，随时对贵人行施公平的赏罚，绝无不变的命运。儒家信天命，所以鬼神不灵。墨家不信命，所以鬼神也能赐福降祸。儒家认庶民最贱。墨家以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臧获（奴隶）也是人，在上天看来，凡是人都应该兼相爱，交相利。儒家的天是静的，保护统治阶级利益的，表现上天意志的是命。墨家的天和鬼神是活的，似乎真有极大的权能，赏善罚恶，保护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墨子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天和鬼神的赏罚上，《明鬼篇》引周、郑、燕、齐等国 《春秋》，证明鬼神的实有，想借鬼神的威力，说服王公大人行善政，结果只能是麻痹庶民的反抗性。《天志篇》说“天子有善，天能赏之；天子有过，天能罚之”，尧舜禹汤文武顺天意得天赏，证明“兼相爱，交相利”的可行，结果只能是教庶民片面的爱王公大人，利王公大人。墨家本身也就这样片面地爱、利了王公大人。孔墨都要求中国政治上的统一。孔子年代较早，周礼在诸侯国多少还有一些约束力，因此主张从周尊王，复兴周道，诸侯国各保现状。墨子时周天子已经完全失去政治上的作用，看不出谁是统一者，因此主张上同于天，楚越齐晋四大国各保现状，等待上天选择有德利民的国君为天子。孔子的空想政治，适合于士阶层，墨子则是庶民的空想政治。孔墨都多艺。孔子以射御为士阶层最次的艺。墨子重视生产知识，《墨经》中有形学、力学、光学的研究记录多条，特别是光学研究，论阴影，论反射，论光之直线进行性质，论平面镜，论球面镜，伊然是一部中国最早的完整的光学。墨子记录东周劳动群众在手工业方面的成就，他本人也是当时最优秀的手工业工人（主要是制造守城器械，据说技术比大匠人公输般还高），不象孔子轻视生产劳动，当作不足道的鄙事。孔子的艺适合于士阶层，墨子则是庶民的艺。孔墨都博学。孔子删订《六经》，教弟子诵《诗》《书》，习礼乐。墨子书中多引《书》、《诗》、《百国春秋》，墨子出行，车中载书甚多，但教弟子学“精微”的要义（《墨经》），懂得是非曲直，不必多读书。孔子的学适合于士阶层，墨学则是庶民的学。孔墨都贵辩说。孔子主张文质彬彬，以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墨子用朴质的庶民语言，以达意为主，不加修饰，怕人爱其文，忘其用。孔子的文言适合于士阶层，墨子则是用庶民的质言。孔墨都讲逻辑学。孔子主张“正名”，就是以礼为标准来判断是非利害。墨子主张甲“本”、“原”、“用”三表法。“本”是上考历史，“原”是下考百姓耳目所实见实闻，“用”是考察政令的实际效果是否对国家、百姓人民有实利。孔子的正名，适合于士阶层，墨子的三表法，目的在为庶民谋利益，比孔子以礼为正名标准的方法是较有进步意义的。儒墨都是显学，但统治者需要的是儒不是墨，因之孔子成为士的成功的代表人，墨子成为庶民的失败的代表人。
墨子的学说，流行在庶民群中。墨家如跌鼻、索卢参、田系、彭轻生、苦获等人，大概也象耕柱子一样，出身下层庶民。因为庶民要求得政治上的地位是困难的，所以墨子创立了带宗教色彩的政治性团体。墨子死后，巨子代代相传，类似教主，率领墨者作政治活动。墨家的团体有许多特点，表现出原始的组织性。
刻苦生活 墨子教弟子着短衣草鞋，昼夜工作不休息，以自愿吃苦为高尚。如果不能刻苦，就算违反大禹的遗教，不配称为墨者。
听从巨子 墨者尊巨子为圣人。巨子有命，墨者一定要听从，统治阶级的严罚厚赏，不能阻上墨者对巨子的听从。
舍命行道 墨子门下多勇士，弟子三百人（一说一百八十人），都能赴火蹈刃，死不回头。巨子孟胜守城战死，从死弟子一百八十五人。孟子说“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就是说，只要对大众有利益，全身从头到脚被磨成粉末，墨子也愿意。这种勇敢牺牲的精神，当然很高贵，可是道路走错了，赴火蹈刃不是为大众而是为少数国君和贵族。
严守家法 巨子腹（音吞tūn）住在秦国，儿子杀人，秦王说，“先生年老，只有一子，我已赦免他的死罪。”腹说，“墨家有定法，杀人者处死，伤人者处刑，为的禁止人杀伤人。大王虽有好意，我不可不行墨子的定法。”腹不听秦王的劝说，把儿子杀死。
实行教义 墨子弟子胜绰，被推荐到齐国做官。胜绰跟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