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1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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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和道教有相同的地方，不少方术，彼此也相似。有些显然是抄自道经的。如道教崇拜北斗垦，密宗称为妙见菩萨。道教的司命、司禄之神及泰山府君，也见于密宗经文。密宗又画道教的符，用以治病隐身，求财免灾。此外如七七、九九之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六甲禁讳、十二肖诸神等，都是道教所有而为密宗窃去。晚唐以后，密宗衰微，其法术大都与道教合流。
第五节 百花盛放的唐文苑（诗、词）
唐文学比起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太康、齐梁诸时期来，是一个规模空前的发皇时期。自建安以来在文学形式上极被重视的声律和对偶化运动，唐朝达到了完成的境界，并且得到大发展。东晋以来对骈文处于劣势地位的散文运动，唐朝也达到了完成的境界而大为发展。近体诗（律诗）和古文（散文）是代表唐朝文学的主要文体，由此破坏了或者派生了其他若干文体，影响后代文学至为巨大。刘勰《文心雕龙》说，六朝以前各种文体无不溯源于六经。照这样说，两宋以下至语体文流行的一千年间，各种文体的渊源，应该是唐朝。唐文学所以如此重要，只是因为它吸收南朝文学的英华，并创造出融合南北的新境界。
唐朝政治的兴衰，可分为三个阶段，文学的兴衰，大体上与政治互相影响，也可分三个阶段。唐前期政治是兴盛的，文学却在酝酿状态中，为后来的兴盛准备着条件。唐中期政治衰颓，文学却极为兴盛，唐后期政治由衰颓以至于灭亡，文学则由兴盛转向衰颓。不过，在一般衰颓中，也还有例外，如新兴的词（诗余），是统治阶级精神界极度腐朽濒临死亡时候的产物，但对这种文体的本身说来，在唐末五代却是方兴未艾的盛世。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一）沿袭南朝文风。自东晋南渡，北方继续为落后民族所占据，它们依靠兵力，统治汉族，在政治文化方面，北方人包括落后族的统治者，一致承认南朝是华夏正统所在。隋统一后，南朝浮丽的文风风靡北方，隋文帝用政治力量扶助质朴的北方文风来对抗南朝文风，要求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据实直书）。尽管朝廷的要求完全合理，但并不能挽回已成的风气。隋炀帝步梁陈后尘，提倡华艳，南方文风统一了南北文苑。北周苏绰撰《大诰》，作为文章程式，隋文帝时，李谔上书请正文体，主张依据儒家经典为文，与苏绰所见略同。这种模拟经典的拙劣文辞，即所谓北方文风，当然不能抵制南方文风，不过其中也还有合理的部分，如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就是救弊的重要方针。唐初，也有人主张，去短取长，融合南北文风。魏征《隋书·文学传序》说“然彼此（南北）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魏征此论代表南北融合的自然趋势，盛唐时期这个趋势才达到了文质彬彬的理想境界。（二）唐前期文学主要是沿袭南朝，但逐渐自创新境，中期以后，新境大辟，文学成就远超南朝，唐前期封建经济趋于繁荣，士人生活也就有适当的保障，再加朝廷以进士科取士，利禄所在，士人无不致力于文学。声津对偶化的文学，首先要士人读大量的书籍，韩愈诗“太学儒生东鲁客，二十辞家来射策：夜书细字缀语言，两目眵昏头雪白”。所谓缀语言，就是熟读群书，博记故事，储备对偶的资料。《文心雕龙》《丽辞》、《事类》两篇，“字论文章中对偶的重要。《丽辞篇》说，“事对所先，务在允当，若两事相配，而优劣不均，是骥在左骖、弩为右服也；若夫事或孤立，莫与相偶，是夔之一足，趻踔（音chěnchuō跳跃）而行也”。《事类篇》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做诗文没有先积累足够的故事，根本就做不成诗文，在印刷术未曾通行的时候，要熟读大量书籍，非国家长期安宁不可，唐前期恰恰是一个长期安宁的时期，有些士人博见强记，使用事类表现惊人的丰富。同时，类书的编辑，唐朝最为发达，传世的大部类书，有《艺文类聚》一百卷，《北堂书钞》一百六十卷，《初学记》三十卷，白氏《六帖》三十卷。《艺文类聚》唐高祖时欧阳询等奉敕编，书分四十八类，类中又分门目，每事每物，注明出处。《北堂书钞》唐初虞世南撰，书分八百零一类。《初学记》店玄宗时徐坚等奉敕撰，书分二十三部，三百一十三子目。白氏《六帖》，又名白氏《经史事类六帖》。白居易在书斋中置陶瓶数十个，瓶上各题门目，命门生采集事类投瓶中，倒出后钞录成书，因此所记时代多无次序。士人读这些大部类书，搜集资料的时间，得以节省，有些文士幼年便能作文，大抵依靠类书的帮助。唐高宗时李善注《文选》成书，李善注极其精博，成为士人必读的宝书。杜甫教子诗里有“诗是吾家事”，……“熟精《文选》理”等句，说明杜甫作诗的要诀是从《文选》中熟习文理，同时也熟悉《文选》注提供的丰富资料。唐文士家家有《文选》，象李德裕自称家不蓄《文选》，那是绝少的例外。还有一种称为《兔园策》的类书，是村塾里小学生的读本，流行极广。五代时冯道退朝，有朝官走在后面，讥笑他说，他要是走快了，一定会掉下《兔园策》来。冯道责备讥笑者说，《兔园策》都是名儒所集，我能背诵它。你们只学科场文辞，便算是举业，借此窃取公卿高位，未免太浅狭了吧！从读书破万卷到背诵《兔园策》，学力相差悬殊，对偶在文学中的重要却由此可见。依靠一些事类，堆砌成篇，缺乏作者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更缺乏明确的思想，《文心雕龙》所谓“碌碌丽辞，昏睡耳目”的催眠文章，在唐朝文学中特别是在唐前期的文学中，占很大的数量，《全唐文》《全唐诗》两书保存大量诗文，除去催眠文章，存下来的才是唐文学，其中不大的一部分才是唐文学的精华。（三）北方文风与南方文风在文苑中展开争夺战，北方文风逐渐取得优势，唐文学的精华，就是北方文风占优势的那一部分文学。李谔请正文体，意思是要提倡儒家思想。典诰文体，用实录来反对轻浮，也就是要用北方文风来反对南方文风，此后两种文风互相排斥，又互相融合的结果，构成唐文学的全貌。《文心雕龙》说：“才（思想）为盟主，学（事类）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虽美少功”。照这个标准来看唐文学，才学并茂称得起霸者的作家和作品，就不能象设想的那样多了。作者才恩的来源，有些人主要是儒学，有些人是佛教（禅宗）和道教。儒学思想在文苑中往往起主导的作用，因为佛道尽管盛行，儒学的正统地位依然存在，合于儒学思想的文学，容易得到士人群的尊崇和共鸣，唐朝最杰出诗人杜甫，古文运动的首领韩愈，固然都各有独到的成就，但坚守儒家思想，也是获致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儒佛道三种思想以外，还有一种普通士人的思想，这种人求名求利，非常热衷，得不到的时候，悲苦忧愁，哀感动人，得到了便快意纵欲，鼓吹酒色之乐，得意自鸣，也颇能动人。这一种人在文士中是最大多数，其中不少还是著名的作音。他们的意境，不能超出个人悲欢离合的小范围，因之他们的作品，即使是精美的，也不能象杜甫韩愈那样，取得更高的成就。
庸、五代文苑的情况，总的说来，大体上不外是：在前期，沿袭南朝积习，南方文风压倒一切。在中期，北方文风以儒家思想为骨干，与南方文风作斗争，取得胜利，文学呈现极盛状态。在后期及五代，政治上一片衰败萧索气象，影响到文苑，同样是一片衰败萧索气象，当时表现统治阶级腐朽生活的词，是一种新兴的体制，恰似几朵鲜艳的桃李花在秋树枝上开放，使人感到衰秋里还留有一点春艳。唐文苑盛极以后，并没有全部崩坏。
下面略叙几种重要文体即诗与诗余（词）的兴衰和若干重要文人的成绩。
一 初唐诗人
南朝士族生活优裕，偷安成习，以能作五言诗为表示自己是士流的手段，如果不会作诗，就无法参与社会活动。诗提到这样高的地位，实是南朝士族衰朽堕落，精神萎靡的表现。这种陋习到唐朝愈益盛行，这是因为南朗士人作诗，固然由于“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以取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不过还未曾明文规定诗为禄利之路。唐朝以进士科取士，作诗成为取禄利的正路，后来甚至非科第出身的人，不得为宰相。唐朝文人几乎无一不是诗人，只有好不好的区别，不存在能不能的问题。唐时作诗的人既多，诗篇自然也不少，经过时间的淘汰，较好的部分被保存下来，清康熙时辑《全唐诗》，尚存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作者二千二百亲人，时间是公正的裁判者，被淘汰的诗篇和诗人，可能比上列数目要大得多，不过湮没无闻是毫不足惜的。没有理由该对应当湮役的事物表示惋惜。大抵诗人（一切文人）必须先有高尚的抱负，尽管是迂阔不切事情的抱负，有了抱负，才能产生高尚的意境，高尚的意境又产生高尚的作品，当然，作诗的技巧，如声律对偶之类，也很重要，但始终居于辅佐地位，作主导的不能不是意境。例如杜甫，在唐朝是诗人第一，在古代所有诗人中也是第一。他的成功处首先是在他有高尚的抱负。他自比稷与契，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是迂阔不切事情的抱负，高尚的意境却由此产生，因为事实远不如他所想的那样顺利，使得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对坏人坏事采取“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的态度。任何文人都读过《孟子》。“庖有肥肉，野有饿莩（同殍piǎo）”，到杜甫才化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名句，在他以前没有一个诗人能造出这样的句子，只因为没有杜甫那样的抱负和意境。
唐前期诗沿袭南朝，无非是些“竞一韵之奇，争一家之巧，连篇累犊，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的作品，店太宗是创业英主，作起诗来仍是循规蹈矩，逐句相对，无异普通文士，表现不出象宋太祖《咏月诗》那种“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万国明”（《后山诗话》、《庚溪诗话》所引稍异）的雄伟气概，即此可见南朝文风对唐初文学有很大的拘束力。唐太宗时，名士张昌龄等应进士科，都被考官斥退。唐太宗问斥退的缘故。考官对：昌龄等华而少实，文风浮靡，不是好材料。如果录取他们，后生相慕成风，扰乱朝廷提倡的凤雅之道。所谓风雅之道，就是要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浮靡恰恰是敦厚的反面，唐太宗虽然赏识张昌龄等人的文藻，却只好承认考官所说为有理，也就是承认北方文风对南方文风的压制。
声律对偶化的文学还没有定型，因之南方文风仍有广阔发展的前途，压制是不能生效的。唐高宗时，称为庸初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同时称霸，南方文风更进一步在文苑里占优势。文武双全的裴行俭，轻视四人说，士人要有远大前程，首先靠器识，其次才是文艺。王勃等虽有文才，都浮躁浅露，哪里象个享受爵禄的材料！杨炯大概可以做个县长，其余诸人得好死就算不错。裴行俭这些话，在文才与仕途大体上一致的唐朝，是有依据的，同时也表示南北两种文风的对立。不过，专就诗来说，四杰诗运用声律，固然不如后起诗人的精密，在古诗向律诗过渡中，却不能不说是大有进境。杜甫评论四杰诗，说“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晒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四杰在他们所生存的时代里，无疑是显著的代表人物。
居四杰首位的王勃，正是一个浮躁浅露，器小识短的文人。他的祖父王通，隋文帝时为蜀郡司户书佐，后为蜀王侍读。隋炀帝大业末年，退归家乡绛州龙门，聚徒讲学，不久就死去。王通生于五八四年（隋文帝开皇四年），死于六一八年（唐高祖武德元年），一生仅有三十五岁，回乡讲学，仅有根短的岁月。隋末大乱，决不能即时聚徒多至千亲人，更不会有季靖、房玄龄、魂征、温大雅、陈叔达等唐初将相来“北面受王佐之道”。大抵王通伏居乡里，模拟记孔于言行的《论语》作《中说》一书以求名，他的儿子王福郊、王福畤（音zhì），又无耻妄为，引唐初著名将相李靖等人算是受业门人，甚至妄造杨素、苏夔、李德林皆请见的无稽之谈，李德林死于五九一年，即使请见是在这一年，王通还只有八岁，怎末会有请见的事！即此一例，王通和他的二子，学圣人腔调来说话，立意装扮成圣人模样，不是著述界的优伶还能是什么？王勃是王福畤的儿子，也是优伶一类人，他六岁便能作文，不到二十岁，应举及第，屡到宫门前献颂，是一个不安于卑位的浮躁人。他作倬彼我系四言诗，称颂王通说“伊我祖德，思济九埏（音延 yán），……其位虽屈，其言则传”。又说“爱述帝制，大搜王道，……礼乐咸若，诗书具草，贻厥孙谋，永为家宝”。托名杜淹撰的《文中子世家》里说，王通曾编六经。这种所谓六经，大概是些比《中说》更不堪传世的陋俗书，王勃大加赞扬，显然是阿私父祖，通同作伪。杨炯所作《王勃集序》，说王勃梦见有自称为孔夫子的人告诉他说，《易》有太极，你应该努力。醒后注《周易》，撰《周易发挥》五卷。又为《元经》（王通拟 《春秋》作《元经》）作传（拟《左氏传》）、为《诗》《书》（王通拟三百篇作《续诗》，拟《尚书》作《续书》）作序，他同他的父祖一样，也想依傍孔圣人，扮演个圣人。凡事缺乏自立精神，甘心依傍门户，模拟别人的言语行动，即使模拟的真象圣人，仍不免是圣人的奴仆，奴仆总是仰人鼻息，志趣卑下的。王勃诗并不想做什么圣人，而是想做神仙，王勃诗集里有《怀仙》、《忽梦游仙》等七八篇，求仙思想占颇大的比重。求仙是贪欲的表现，他不满当前已得的小官职，希望得高官，高官不能得，便幻想作神仙。神仙不可得，转而更不满当前的小官职，终于小官职也当不成，失职流落，渡海溺死，死时才二十八岁。《新唐书·文苑传》说他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嫉，恃才傲物，一定是浮躁浅露的人，尽管文才特大，用来自恃，恰恰成为自害的毒药。王勃不懂得这一点浅显的常理，所以他的诗只能做出好的句子，却不能做出意境高远的整篇，因为没有高远的抱负，无从产生高远的意境。四杰中第二人杨炯，幼年便擅长诗文，应神童科试得官。他恃才简倨；使人不能容忍。武则天时为盈川县令，在官残暴，动辄发怒杀人。武则天分送盂兰盆给诸佛寺，杨炯献《盂兰盆赋》，杀人和献赋，都是为了迎合武则大的任用酷吏和崇奉佛教。他不满当时王杨卢骆的品第，曾说，我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前一句是假话，后一句是真话，不高据第一位，浅露成性的文人是不会甘心的。卢照邻列第三人。卢照邻博学善作文，因得中风病，不能仕进，愈益躁急，病也愈益增重。他投拜名医孙思邈为师，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