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1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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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条气象相适应。不过，从特出诗人来看，李商隐不仅中唐末有敌手，即列在盛唐也并无愧色。温庭筠不只是文学家，而且还是音乐家，他有丝即弹，有孔即吹，音乐十分精通。唐人盛行歌舞，歌童舞妓到处都有。元结《箧中集序》说“彼则指咏时物，会谐丝竹，与歌儿舞女生污惑之声于私室可矣”。所谓污惑之声，是指新体歌词，非雅正的诗。杜甫诗“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这里说的黄四娘家，可能是歌舞寻乐的妓家，韩愈《感春》诗“娇童为我歌，哀响跨筝笛；艳姬蹋筵舞，清眸刺剑戟”。李白尤为风流不羁，李诗绝大部分是写酒色之事，他老年流落江南，依人为生，家中也还养歌妓。唐朝士大夫几乎无不纵情声色，杜甫韩愈也未能免俗，何论余人。歌舞必有歌词，又必有曲折，配合歌舞的音乐也自然要有长短曲折。歌词配合音乐，七言四句必须有所变动，才能合歌舞。诗变成词，是歌舞促成的。所有重要的文学，都从民间创始，后来为文士所采取，经过加工和提高，成为文学的新体制。凡是活的文学，即配音乐歌唱的文学，无不如此长成起来。词的起源，却有些例外，词有一部分从民间歌调变来，也有一部分是士大夫创制。大抵清新丽正的词多出自民间，以敦煌遗文里杂曲子为例，文字通俗，情意真实，显然是民间流行的唱辞，曲调名目有《倾杯乐》、《内家娇》、《拜新月》、《抛球乐》、《鱼歌子》、《喜秋天》、《南歌子》等，说明在文士作词以前，民间已有大量好词在歌唱。这里介绍一首残缺不全并失词调的词句如下：“十四十五上战场，手执长枪，低头泪落悔吃粮，步步近刀枪，昨夜马惊辔断，惆怅无人遮拦。”写幼年新兵初上战场时的心情，写得很动人。另方面，淫艳浮丽的词多出自士大夫。以李白《对酒》诗为例，这虽然不算是词，意境却非民间所有，《对酒》诗云“蒲荡酒，金叵（音颇pǒ）罗，吴姬十五细马驮，青黛画眉红锦靴，道字不正娇唱歌。玳瑁筵中怀里醉，芙蓉帐里奈君何”。这种腐朽意境，完全反映出士大夫的腐朽生活，到温庭筠作词，专以妇女为描述对象，此后凡作词似乎非言闺情就不成其为词，这使词的境界变得狭窄不能象诗那样恢宏阔大。不过，词毕竟是新兴的文体，即使内容无异梁陈宫体，形式却是新鲜可喜的。词有两个起源，一是先在民间流行，经文士采取加工，提高为成熟的文学，二是知音文士，如李白温庭筠等人，对绝句的唱法有所变革，这就很自然地变诗为词。
《全唐诗》采集唐五代词，大体上可称完备。其中如元结所作《欸乃曲》（欸音矮ǎi），是采取湘江上船夫历年相沿的歌调，实际是七言四句诗，与七绝形式相近。张志和《渔歌子》也是七言四句诗，不过第三句改为两个三言句，形式更与词相似。韩偓《章台柳》，移两个三言句到最前面，其余三句仍是七言句。这都说明词（小令）与绝句关系甚密。韦应物所作《三台》、《调笑令》与王建的《三台》、《调笑令》，句法完全相同，足见歌调有定式。这些都是民间歌唱已有定式，文士采取加工，成为词的一个起源。自文士起源的词，当以李白为最早，《全唐诗》载李白词十四首，其中如《菩萨蛮》、《忆秦娥》显系后人伪托，但如《清平调》、《清平乐》等词，无疑是李白所作。《清平调》《清平乐》开专写妇女的风气。温庭筠继起，所作词《全唐诗》采录多至五十九首，标志着诗苑以外词已走上自己发展的道路，成为独树一帜的新体文学。五代时期作词已成普遍现象，汉化的沙陀人李存勖（后唐庄宗）也能作词，足见词在五代，好比诗在唐朝，盛况是相似的。作词者必须过着极其腐朽的生活，才能反映腐朽生活来充实词的内容。当时西蜀和南唐两国，恰恰具备这个必要的条件，因此两国成为两个词的中心地。
唐末战乱，唐朝士人多逃往成都，投靠王建。王建也尽量收容，供给足够的享受品，使维持原来的腐朽生活。这些醉生梦死的文士，继续做词寻乐，唐末风气，原样保存在前蜀国。前蜀国灭亡后，孟知祥建立后蜀国，腐朽风气有增无减，著名词人也就得以产生。后蜀赵崇祚编《花间集》十卷。集中所录自温庭筠以下凡十八人，其中主要作者有韦庄、薛昭蕴、牛峤、毛文锡、朱希济、欧阳炯、顾复、鹿虔扆、和凝、孙光宪等人，收集词凡五百首。《花间集》为最古的词总集，这一派的作者称为花间派，始祖是温庭筠。欧阳炯作序说“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序文说得清楚，花间派词无非是宫体的变形，内容腐朽是一致的。
另一个词的中心产地是南唐国。面临亡国危机的南唐中主李璟和亡国后充当俘虏饱受耻辱的后主李煜，都是杰出的作者，特别是李煜，俘虏生活迫使他不能无动于衷，词中隐约地带有亡国的怨情，因此，他的词不觉有异于一般醉生梦死的词人，虽然他本人到死依旧是个醉梦中人。温庭筠是词的创始者，李煜则是词的扩大者，从李煜开端，北宋词的境界大加开辟，花间派作者只占其中的一部分，词不专为闺房私情而写作，在文学上的地位提高了。李璟喜爱文学，罗致冯延己等不少文士，《全唐诗》收冯延己词多至七十八首。冯延己人品极卑劣，所作词却不失为一个名家。
第六节 近体文与古文
唐朝一切应用文字，上起诏敕，下至判辞书牍，无不用近体文，即所谓四六文。这是南朝遗留下来靡丽的文风，特别是庾信，对北方文士影响尤大。北宋有人说“唐太宗功业雄卓，然所为文章，纤靡淫丽，嫣然妇人小儿嘻笑之声，不与其功业称。甚矣，淫辞之溺人也”。又说“唐太宗英主，乃学庾信为文”。风气所趋，虽然雄卓如唐太宗也不能违反已成的趋势。自从唐太宗亲自提倡以后，四六在应用文方面，地位更加巩固，文士不能作四六，即无仕进的可能，在仕途上四六比诗更含有重要性，唐文士无不专力作诗，不待言，四六的盛况更可以想见。
作四六文的要诀，全在编排古语，广泛搜罗故事和成语，预先做成各种对偶，以便随时应用。要作四六文必须多读群书，还必须记得完全确实。梁陈时四六文体的创始人徐陵庾信，都曾做过抄撰学士，积累起丰富的材料。唐初称为四杰的四六文家，如骆宾王以“汉家离官三十六”对“秦地重关一百二”，这自然是平时早有准备，井非临文偶得。又如晚唐温庭筠以“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对李商隐的“远比赵公，三十六年宰辅”。这自然也是平时早有准备，应用时略作改变。作近体文与近体诗的文士，无时无地不在留意对偶的搜集。《唐诗纪事》载光风亭夜宴，有些妓女酒醉打起架来，温庭筠说可用疻（音纸zhǐ伤）面对捽（音昨zuǒ）胡。段成式即据以作诗：“捽胡云彩落，疻面月痕消”。读书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搜寻对偶一事上，所以近体文和近体诗为有识之士所不屑为。四六文不仅拘束于对偶，也拘束于平仄，在几种拘束下，用古事古语来比拟今事今语，必然语意模糊不清，《文心雕龙·指瑕篇》所谓“晋末篇章，依希其旨”，这正是六朝骈文和唐时四六的通病。依希其旨即语意模糊不清，表达思想的文辞变成拘束重重的四六体，实是文风衰弊之极。
唐朝四六文作者，能摆脱拘束，自由发挥政论，只有陆贽一人。此外，李商隐善作章表，自编《樊南甲乙集》各二十卷，《甲集自序》称“时得好对切事”，孙梅《四六丛话》评李文说“《樊南甲乙》，今体之金绳，章奏之玉律也。循讽终篇，其声切无一字之聱屈，其抽对无一语之偏枯，……学者舍是何从入乎”。孙梅所说，正是“好对切事”的解释。李商隐四六文的特长，就在“好对切事”一语。四六文如果作为一种不切实用，但形式美丽不妨当作艺术品予以保存的话，李商隐的四六文是唯一值得保存的。其余四六文作者固然还有不少名家，按古文运动的标准，都可以归入陈言务去的一类，全部废弃并不可惜。
唐朝文辞对文学史有巨大贡献的不是居统治地位的四六文而是积极反抗四六文的古文。东汉开始有骈体文，随着声律化和对偶化，逐渐被推动向四六文变化。每一次变化，都有豪杰之士起而反抗。西晋太康时期潘（岳）陆（机）是有力的推动者，同时夏侯湛仿《尚书》体作《昆弟诰》。徐（陵）庾（信）四六文传入北方，北方文士闻风披靡，北周苏绰撰《大诰》，作为文章的程式。隋文帝深恶文章浮艳，下令要“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但南朝是正统所在，北方士大夫对南朝传来的一切文化，莫不仰慕备至，学而不厌。尤其是隋炀帝，自以为与士大夫比文章，也可以高出众人，当选做皇帝。他擅长的是南朝靡丽之文，隋文帝提倡公私文翰并宜实录的诏令，自然不再有效力。唐帝室与隋一样，与鲜卑贵族有密切关系，他们取得帝位，建立南北统一的国家，亟须表明自己是汉族人，最有效的方法是接受南朝文化，使人们承认李氏朝廷是汉族正统的继承者。南朝末由徐庾完成的近体文，唐太宗力予提倡，原因所在，不只是魏晋以来文学趋势不可违抗，更重要的还在于继承华夏正统来助成国家的统一。
尽管唐朝近体文无限止地趋于发达，但夏侯湛苏绰以来的古文运动，依然起着对抗作用，未曾停止。这种与近体文对抗的古文运动，从唐初开始时，便和儒家据经义反佛教的反佛运动相结合，比夏侯湛苏绰仿效经文语调反近体文，方式大有改进。佛教徒采取各种方法宣扬教义，例如用俗讲变文等形式，都起有很大影响。不管俗讲变文起于何时，在唐初傅奕用比较接近口语的古文反对佛教，应该说是傅奕的卓识。隋唐两代，要和佛教作斗争，用接近口语的古文是比较有效的工具，自傅奕创始，此后凡是古文作者，多数是积极反佛的思想家，敢于冒险反佛的士人，自然都是有识之士，他们用来表达反佛思想的古文，自然也是进步的文体。比傅奕稍后有吕才。吕才通阴阳方术，尤擅长音乐。唐太宗令吕才整顿阴阳书。阴阳书与佛书一样，同是迷信思想的重要源泉，佛教宣扬外国迷信，阴阳书宣扬中国迷信，唐太宗嫌阴阳书很大部分是穿凿附会的谬说，使人们行动受到太多的拘忌，他命令吕才等学者十余人，共同修订阴阳书，勒成新书五十三篇，合旧书四十六篇，共一百篇。新书订定后，由朝廷颁行全国，现在《新盾书》、《旧唐书》的《吕才传》，保存《卜宅》、《禄命》、《葬》等三篇，虽然已被史官删削，但对荒诞的巫术，还具有足够的攻击力。傅奕吕才所以出言有力，只是由于依据儒家经义，用较为通俗的文句表达出来，成为新出现的一个进步力量，佛教和阴阳巫术受到这个力量的打击，大为震惊。此后，古文运动总是以反宗教迷信为主要内容，反近体文却似乎退到次要的地位。
傅奕吕才在唐初开古文运动的端绪，但并非有意识地提倡古文。为反近体文而有意作古体文的创始人，应是武则天时候的陈子昂。陈子昂因提倡复古主义文学享受盛名，韩愈诗“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又说“唐之有天下，陈子昂、元结、李白、杜甫，皆以其所能鸣”。这里推崇他首创古体诗，实际上唐朝古体文的首创者也是陈子昂。傅奕吕才立言重点在排斥宗教迷信，并无意于为古文。陈子昂多作政论，无非是些儒生常谈，缺乏创见，可是他的文辞学西汉人，有意为高标准的古文。傅奕吕才反宗教迷信，陈子昂提高古文水乎，形式与内容合起来就成为后来古文运动的轨范。《新唐书》傅吕陈三人同传，是有意义的，《新唐书》承认傅吕陈三人是唐古文运动最先的奠基人。
古文运动在意识形态方面是儒家思想（忠孝）反对天竺佛教的怪僻思想（无父无君），这是运动的主要部分，但还有经济上的原因，佛寺是大地主，大片耕地被寺院用布施或强占的方法取为寺产。官僚、阉宦、军阀本来是大的土地兼并者，又加上了寺院，土地有限，社会上自然要出现一批要土地或要更多土地而得不到满足的士大夫（即地主阶级里官不大势力不大的一批人），他们对寺院不满，支持古文运动来反对佛教。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就是这批士大夫的代表。
唐肃宗、代宗时古文运动比较成熟，作者的代表人物是元结、独孤及和梁肃。
元结，性情倔强，守正不屈，在唐朝士大夫中间是稀有的。他的倔强性不是表现在反对佛教而是在反对当时朝廷以至官吏的贪虐政治。他自称是经术之士，生长在山野，能通达民情，这是可信的自述。唐朝士人投书给达官贵人，总要自炫自媒，甚至连篇谄佞，不以为辱。元结独异于流俗，如《与韦尚书书》，要求韦陟向他询问民情，《与吕相公书》，要求免官退隐，书里说“以身徇名利，齿于奴隶尚可羞，而况士君子也欤”！士大夫群中能知耻并且同情民众，不是秉性正直，谁肯放弃名利。他是复古主义的儒家，因此他有儒家的政治主张，憎恨当前的贪虐政治，有儒家的文学主张，要变革时俗之淫靡。连当世便于做事的服装也认为非好古君子所愿服用，他自造一种所谓愚巾和凡裘，以区别于世俗的衣冠。从形式上说，他那种好古思想，几乎到了顽固的程度，但用在反对贪虐政治和淫靡文学上，却成为可为“万物吐气”（杜甫《同元使君舂陵行序》中语）的好官吏好文章。李商隐作《元结文集后序》，说元结“文危苦激切，悲忧酸伤”，抱有这种悯时忧国之心情的士大夫，同时代只有杜甫一人。不过元结所作文章（包括诗）都不免有些偏激，杜甫则气韵醇厚（这里专指杜诗），达到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传统标准。杜甫以“应须饱经术”为作诗真诀，这同样也是做古文的真诀。元结诗不及杜甫，古文不及韩愈，原因就在于经术不及杜韩二人。不过，在韩愈以前，毅然自绝于流俗，戛戛独造，不蹈袭俗人一句一语，无愧为卓识独立之士，元结应是唐朝古文运动有力的先行者。
独孤及在唐代宗时仕宦渐通显，散播古文影响，主要也在这个时候。独孤及在学术上并无独特的主张，不象元结坚决反对贪虐政治，也不象韩愈一贯反对佛道二教，他做古文只是为了做古文，做什么题说什么话，如作陈留郡《文宣王碑》，便述圣道扬儒风，似乎是个儒者。作《镜智禅师碑》，便演释氏之奥，似乎是个佛教徒。古文运动在唐朝是一种战斗性的运动，战斗目标是反虐政和反佛道二教，特别是佛教祸国殃民，朝廷崇信佛教就是最大的虐政，流毒比任何虐政都不会差一些。独孤及学的是西汉散文，但思想上儒佛混同，意在调和，未能象西汉文士自成一家之言，因之，独孤及古文的成就是中平无奇的。虽然被称为“有唐文宗”（梁肃《毗陵集后序》语），在古文运动中只能居于元结的辅佐地位。
梁肃是崇儒也崇佛的古文作者，他思想偏重佛教，甘心为佛教充当吹鼓手，宣扬宗教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