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1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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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汉字草书，制平假名。片假名和平假名一直通用到现在，对日本文化的发展有重大作用。追本溯源，不能不归功于唐代的中日文化交流。汉文字本来是一种烦难不便的文字，它之所以为某些民族所采用，只是因为要吸收汉文化，连载运文化的文字也一起吸收了，这和本民族的语言必然要发生矛盾。历史上有不少统治汉族的少数民族，由于不能克服这个矛盾，日久便与汉族融合为一体。能够自创与本民族语言相结合的文字，就意味着拥有自己的载运工具，从而有可能广泛无碍地吸收有益的文化。所以片假名平假名的创制，对日本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大贡献。
汉文化以儒学为核心，到唐代已发展到很高的地步。经学和史学传播于域外，具有广泛的影响。
渤海国王大氏，原是高句丽的遗裔。高句丽时代已经传入五经、前四史和《文选》。渤海建国后数遣留学生到长安学习，文王并且派遣使臣来长安抄录《三国志》、《唐礼》、《十六国春秋》诸书归国。新罗国内，中国经史学传布尤广。七八八年，新罗设读书出身科，考试书籍订有《左传》、《礼记》、《文选》、《孝经》。傅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者并且破格擢用。新罗大批留学生在长安学习，归国后即可卓然自立。大约在唐朝建国前，新罗即开始使用汉字记录本族语言，称为“吏读式”。唐时，薛聪以吏读式译中国经书为新罗语，儒学流传得以更加便利。唐玄宗曾说，“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主要就是指新罗重视中国的经史。
唐代学术对日本的影响最为深远。日本元明天皇时仿长安规制建奈良平城京，亦仿唐制度设大学寮。大学寮设明经科，以孔颖达《五经正义》为教授课本。遣唐留学生学成归国，往往担任经史的讲席，传授弟子。如吉备真备自长安回国后即“亲自传授”，“令学生四百人习五经、三史、明法、算术、音韵、籀篆等六道”。与真备约略同时的膳大丘，来唐朝“问先圣之遗风，览胶庠之余烈”，在长安国子监学经史，归为大学助教及博士，传授儒学。伊豫部家守在光仁朝随遣唐使来长安，习经学及《切韵》、《说文》、《字林》，返日本后，在大学讲授《春秋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公羊》、《谷梁》之学由此传入日本。
唐代长安是学术文化中心，也是藏书最富的都城。日本留学生在长安学习，搜集书籍，归国时每每携回大批经史书。吉备真备传来《唐礼》一百三十卷，对日本的政治制度和朝廷礼仪，有重大的影响。《续日本纪》神护景云三年（七六九年）十月条记：“大宰府言，此府人物殷繁，天下之一都会也。子弟之徒，学者稍多，而府库但蓄五经，未有三史正本，涉猎之人其道不广。伏乞列代诸史各给一本，传习管内，以兴学业。诏赐《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各一部。”可见中国经史书在日本已广泛流传，不仅京城收集繁富，而且也传播于外府。淳和天皇天长元年（八二四年）敕参议滋野贞主等编次古今文书，以类相从，八年成《秘府略》一千卷。《秘府略》是中国传入日本书籍的总集，是一部《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式的大类书。《秘府略》的编成说明唐代类书编纂法给予日本学人的影响，也说明日本收藏的中国书确是十分丰富。
唐代儒学在日本境年传布如此深广，也就不能不影响到统治阶级的政治观。日本文武天皇庆云三年（七○六年）三月的诏书说：“夫礼者，天地经义，人伦熔范也。道德仁义因礼乃弘，教训正俗，待礼而成。”四年的诏书又说：“凡为政之道，以礼为先，无礼言乱，言乱失旨。”元正天皇养老五年（七二一年）的诏书说：“至公无私，国士之常风，以忠事君，臣子之恒道焉。”孝谦天皇天平胜宝八年（七五六年），前代圣武天皇崩，孝谦下诏说：“居丧之礼，臣子犹一，天下之民，谁不行孝。”天平宝字元年（七五七年）诏书又说：“古者治民安国，必以孝理，百行之基，莫先于兹。”礼和忠孝都是中国儒学的基本内容。唐代统治阶级用以巩固封建统治的儒学，由此演为日本统治阶级的政治指导思想。
唐朝与西域诸国交往频繁，但宗教势力控制着西域，儒学似不曾广泛流传。至于来长安的西域诸国人，在唐既久，渐染华风，自然要研习学术。唐宣宗大中二年，大食人李彦升曾应进士试及第。李彦升是汉文化造诣较深的一个。在长安的西域各国人中通晓汉学术者自然不只李彦升一人。
三 文学与艺术
长安是文士艺人最为集中的地区，也是文学艺术活动最为繁胜的都城。因之，这方面的中外文化交流也显得最为活跃而多彩。
唐代文学，特别是诗，有辉煌的发展。来长安的业洲各国使者往往搜罗名著，携归本国。如白居易的诗远播到日本、新罗等国。贾岛《哭孟郊诗》云：“冢近登山道，诗随过海船。”白居易为元稹作墓志铭，说元诗“无胫而走”，流传到域外东南诸国。张奈恼乱渤勖猓夤拐呃闯ぐ玻渴谷顺炊ァＭ夤死闯ぐ睬胍妫谒亚缶淼耐保餐樘迫说氖摹Ｈ缛毡旧踩试凇度胩菩虑笫ソ棠柯肌分新加性诔ぐ睬蟮玫摹栋准沂妨怼ⅰ抖旁蓖饧范怼ⅰ独钫偶芬痪怼ⅰ蹲考芬痪怼ⅰ镀涂ぜ芬痪恚碛小读骄┬录恰啡怼ⅰ妒瘛芬痪怼Ｌ迫耸耐ü髦滞揪叮映ぐ擦魅胙侵拗罟愿鞴难У姆⒄梗鹱胖卮蟮挠跋臁�
日本来长安的留学生，大抵对汉诗文都有一定水平的修养。其中较为卓越的，并能以擅长此道著名于世。如阿部仲麻吕（晁衡）与王维、李白相友善。橘逸势在长安，曾被誉为橘秀才。僧人空海也是撰述诗文的能手。橘逸势、空海回国后，与平安朝之嵯峨天皇号称日本能诗文的“三笔”。日本国内，自皇族以至一般文士，摹仿唐诗，蔚然成风。天平胜宝三年（天宝十载，七五一年）编成《怀风藻》，收日本作者六十四人的汉诗百二十篇，是日本第一部汉诗集。平安朝嵯峨、淳和天皇时又先后编成《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三部汉诗集。大抵初唐，即日本近江朝，日本流行的汉诗仍是《文选》体的古诗。《怀风藻》载河岛皇子五言《山斋》诗：“尘外年光满，林间物候明。风月澄游席，松桂期交情”，犹是六朝遗意。盛唐时，近体绝句律诗盛行，但仍未能立即改变日本奈良朝的诗风。这不仅是因为学到新事物需要一个过程，而且由于近体诗的平仄韵律，还不容易为日本诗人所熟练。空海自长安回国后，著《文镜秘府论》六卷，依沈约四声八病说及唐人诗说，对唐诗的平仄对偶，作精细的研究。《文镜秘府论》出，近体律诗始在日本流行。长篇七言古诗和乐府长短句也在日本诗作中出现。《经国集》收有平安朝嵯峨天皇拟张志和《渔父词》五首，题为《杂言渔歌》。其一云：“寒江春晓片云晴，两岸花飞夜更明。鲈鱼脍，莼菜羹，餐罢酣歌带月行。”嵯峨天皇并命朝臣滋野贞主奉和五首，也载入《经国集》。嵯峨天皇是有素养的诗人，经他的提倡，平安朝出现不少近体诗的名篇，列入唐人诗林，并无愧色。
日本奈良、平安两朝，流行的汉文主要是受了《文选》体的影响。朝廷取进士，仿唐帖经例，规定试帖《文选》。相习成风，文士多在骈俪对偶方面用功夫，现存当时文篇多是这类骈俪文。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似不曾使日本的文风有所变动。不过，应用假名写作的“和文”兴起后，白居易的诗文却有一定的影响。白居易的诗在日本最负盛名，因之白文也成为摹仿的对象。醍醐天皇题菅原道真所献家集诗：“更有菅家胜白样，从兹抛却匣尘深”。自注说：“平生所爱，《白氏文集》七十五卷是也。”村上皇子具平亲王（五代时人）《和高礼部再梦唐故白太保之作》自注说：“我朝词人才子，以《白氏文集》为规摹。”所谓以白文为规摹，当即多少扫除骈俪的积习，趋向于平淡清新。时人斥为“意到句不到”，当即指此。此外，唐人传奇小说，如《游仙窟》等，自奈良朝即在日本流行。唐末五代时，日本和文小说多有名作，可与唐人的传奇比美。
新罗设国学，以经史及《文选》取士，不断出现擅长汉文的名家。初唐时，强首即以文章家著名，长安的新罗留学生多登唐科第，长于诗文。金大问自唐回新罗，以汉文著《花郎世记》、《汉山记》、《乐本》。崔致远归国，呈献所著五言七言个体诗一百首一卷，杂诗赋三十首一卷，《桂苑笔耕集》二十卷。《桂苑笔耕》是一部优秀的文集，并且保存了大量的史事。
唐代昌盛的诗文也传播到渤海。晚唐时渤海人高元裕仕唐，官至吏部尚书，《全唐诗》中曾收有他《赠知贡举陈商》的诗句。刘禹锡《酬杨司业巨源见寄》诗云：“渤海归人将集去，梨园弟子请词来。”自唐传入渤海的诗文集想必不少。渤海亡后，无著作留传，具体情形，不能确指。但据日本记载，可知当时去日本的渤海使臣，每与日本文士以诗文相赠答。《文华秀丽集》收有嵯峨大皇时渤海使臣工孝廉及释仁贞诗。王诗《从出云州书情寄两个敕使》一首云：“南风海路连归思，北雁长天引旅情。颇有锵锵双凤伴，莫愁多日住边亭。”释仁贞《七日禁中陪宴诗》一首：“入朝贵国惭下客，七日承恩作上宾。更见风声无妓态，风流变动一国文集》为规摹。”所谓以白文为规摹，当即多少扫除骈俪的积习，趋向于平淡清新。时人斥为“意到句不到”，当即指此。此外，唐人传奇小说，如《游仙窟》等，自奈良朝即在日本流行。唐末五代时，日本和文小说多有名作，可与唐人的传奇比美。
新罗设国学，以经史及《文选》取士，不断出现擅长汉文的名家。初唐时，强首即以文章家著名，长安的新罗留学生多登唐科第，长于诗文。金大问自唐回新罗，以汉文著《花郎世记》、《汉山记》、《乐本》。崔致远归国，呈献所著五言七言今体诗一百首一卷，杂诗赋三十首一卷，《桂苑笔耕集》二十卷。《桂苑笔耕》是一部优秀的文集，并且保存了大量的史事。
唐代昌盛的诗文也传播到渤海。晚唐时渤海人高元裕仕唐，官至吏部尚书，《全唐诗》中曾收有他《赠知贡举陈商》的诗句。刘禹锡《酬杨司业巨源见寄》诗云：“渤海归人将集去，梨园弟子请词来。”自唐传入渤海的诗文集想必不少。渤海亡后，无著作留传，具体情形，不能确指。但据日本记载，可知当时去日本的渤海使臣，每与日本文士以诗文相赠答。《文华秀丽集》收有嵯峨天皇时渤海使臣王孝廉及释仁贞诗。王诗《从出云州书情寄两个敕使》一首云：“南风海路连归思，北雁长天引旅情。颇有锵锵双凤伴，莫愁多日住边亭。”释仁贞《七日禁中陪宴诗》一首：“入朝贵国惭下客，七日承恩作上宾。更见风声无妓态，风流变动一国其中只有燕乐、清乐两部是汉族传统的俗乐和清商乐。西凉、龟兹、疏勒、高昌是来自唐朝境内的少数族，其余四部则全是东方和西方的外国乐；
长安城内住有大批的外国音乐家。著名的音乐家如曹国人曹保、曹善才一家，米国人米嘉荣、米和父子，康国人康昆仑、康迺，安国人安叱奴、安辔新，都曾见重于当时。不知名的西域乐人，当然更多。南亚的扶南和骠国，也有乐人来过长安，扶南乐和骠国乐一度在长安流行。域外音乐传入中国，与汉民族的传统音乐互相融合，成为唐朝的音乐，其中燕乐和清乐还流传到日本，又经一番融合，成为日本所说的“雅乐”。
唐代音乐依附舞蹈而流传，许多乐曲即是舞曲。唐太宗命吕才、虞世南、褚亮、魏征等，依唐朝建国前征代四方事为内容，演为《秦王破阵舞》（或名《秦王破阵乐》，又称七德舞）。舞者百二十人，披甲执戟，声韵慷慨。白居易《七德舞》诗说：“太宗意在陈王业，王业艰难示子孙。”使人观乐舞，而不忘创业之艰难。舞时擂动大鼓，“声振百里，动荡山谷”，也足以激昂志气，振作精神。大抵太宗时，破阵舞成为最受欢迎最负盛誉的乐舞。其后传入日本，风行一时。奈良朝传写的破阵乐琵琶曲谱，依然保存到现在。玄奘去天竺，戒日王问：“听说脂那（中国）有《秦王破阵乐》歇舞，秦王是谁？有什么功德？”玄奘回答说：“秦王就是现在的中国皇帝。未登极前封为秦王，仗钺麾戈，肃清海内，所以有这个歌舞。”《破阵舞》东传于日本，西闻于天竺，它的影响就是盛唐国势的影响。
武则天时期，保持着唐朝前期的强盛，但不再制作破阵舞式的战斗乐舞，西域舞在长安进一步流行。《旧唐书·张说传》说：“自则天末年季冬为泼寒胡戏，中宗尝御楼以观之。”泼寒胡戏又称乞寒泼胡。大约起源于天竺和康国，经龟兹传入长安（骠国也有此舞，传入时期不详）。舞者骏马胡服，鼓舞跳跃，以水相泼。唐时又称此舞为苏莫遮，因之乐曲也称苏莫遮曲。据慧琳《一切经音义》，苏莫遮帽乃舞者戴假面。苏莫遮舞又自长安传入日本。日本现存乐舞图中仍然保存有戴假面的苏莫遮舞人。
苏莫遮舞，被佛教徒说成是驱除恶鬼，但泼水乞寒可能来源于与农事有关的民间风俗，因之富有活泼的生活气息。据唐人说，舞时旗鼓相当如军阵之势，腾逐喧噪有战争之象，大概也是一种激励人心的歌舞。
另一种戴假面的乐舞拨头，也自西域流传于长安，并且自长安传入日本。《通典》说，“胡人为猛兽所噬，其子求兽杀之，为此舞以象也。”（一说是象征天竺王白马奋战毒蛇）此舞在日本一直流传下来，舞者戴假面，执短桴（音扶fū鼓槌）。拨头与泼胡，当然已不如《秦王破阵》之气象恢宏，但仍然具有鼓舞斗志的作用。
西域乐舞在长安处于压倒中国乐舞的优势，是在开元天宝间。元稹《法曲》诗说：“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兢纷泊。”大抵此时西域乐舞盛行于长安，汉族传统的所谓“雅乐”只供例行的庙堂祭享，不再流行。原来规模浩大的《秦王破阵舞》演为只有四人的小舞。泼寒胡舞也在开元间遭到禁断。起而代之，为贵族士大夫所喜爱的，是西域传来的胡腾、胡旋与柘枝。
胡腾、胡旋和柘枝都由女伎歌舞。开元间，康国、史国、米国俱曾献胡旋女子。白居易新乐府《胡旋女》云：“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大抵舞人不断旋转作态，供人娱乐，并没有什么意义可说。胡腾舞也是这一类士大夫沉湎酒色的乐舞。李端《胡腾儿》诗描绘舞态说，“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刘言史《王武俊宅夜观舞胡腾》诗：“酒阑舞罢丝管绝，木棉花西见残月。”柘枝舞女着窄袖薄罗衫（白居易《柘枝词》“香衫袖窄裁”，张祜诗：“金丝蹙雾红衫薄”）故作媚态，尤为淫靡。刘禹锡《和乐天柘枝》诗说：“鼓催残拍腰身软，汗透罗衣雨点花。”张祜《观杭州柘枝》诗：“舞停歌罢鼓连催，软骨仙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