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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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僻在西方，文化落在东方诸侯国的后面，但也在逐步前进。前三八四年（秦献公元年）开始废用人殉葬制；前三七八年（七年），开始有市；前三七五年（十年），开始有户籍。秦孝公时，商鞅变法，制订许多法令，建立起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前三三六年（秦惠文王二年）开始用钱。落后的秦国，入战国后，一变而成先进的国家。
正因为秦国的腐化势力比较薄弱，所以新的制度得以实施。荀子曾到过秦国，在《疆国篇》里夸奖秦国民俗的朴素，官吏的忠实，大官的守法，朝廷的清静，认为是最好的政治。秦国军制，荀子也认为比别国好。《议兵篇》说，齐国讲求勇力技击，斩敌首一级，赏金一锱（音资zī一两二十四铢，六铢为一锱），这种军队只能“事小敌”，遇上大敌就离散崩溃了，这是“亡国之兵”。魏国的武卒，是按照严格的标准选拔来的。被挑选上的人可以免户赋徭役，这样一来，军队辗转增加，“地虽大，其税必寡”，这是“危国之兵”。秦国以军功升进，不管他是什么人，打胜仗的有赏，打败仗的有罚，所以人人奋勇，求得军功。齐国的技击，不能碰上魏国的武卒，魏国的武卒，不能碰上秦国的锐士，一碰上，就象以卵击石了。足见秦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占有优势。
前二四六年，即秦始皇即位的时候，秦地有巴、蜀、汉中、宛、郢、上郡、河东（山西西南部）、太原、上党等郡。函谷关外有荣阳及周国旧地。单就疆土形势来说，秦对山东占有优势。
关中地本肥沃，郑国渠造成后，溉田四万余顷，农产更加丰富。秦昭王时，蜀郡太守李冰造都江堰，开辟稻田，大兴水利，蜀地沃野千里，无水旱灾，富饶无比。秦拥有两个大农业区，再加上巴、蜀出铜铁木材，西北戎狄地区出牛马，资源丰足，能够支持连年不断的战争。《史记·货殖列传》说“关中土地约占天下三分之一，人口不过十分之三，财富却占十分之六”。这种估计，未必确实，但经济力量，秦确占优势。
秦自商鞅变法以来，奖励力耕力战，造成与山东诸国不同的民俗。秦始皇以前，秦国夺得重要都邑，往往都江堰鱼嘴
驱出原来居民或令秦民迁往杂居。如前三二五年，取陕，放还陕民给魏国。前二八六年，魏献安邑，秦出其居民，募秦民并赦免罪人迁徙安邑。前二八二年，取赵二城，前二七九年，取楚鄢、邓，都赦免罪人迁居新地。前二七三年，立南阳郡，释免奴隶去居住。这大概是防止山东腐化生活传染秦民的缘故。同时，山东游士也反对秦国习俗，如鲁仲连愿跳东海寻死，不愿做秦民。秦始皇时，改变了这种办法，秦民与非秦民的差别，虽然还是存在，不过没有以前那样严格了。大抵秦国民俗，比山东朴素勇武，这也是秦的一种优势。
商鞅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建立单纯的地主政权。不过，地主阶级没有结合士与大商贾，力量还不能说是完整。秦始皇改变旧习惯，尊崇大畜牧主乌氏倮（音裸luǒ），位比封君（地位和侯爵一样），优待大丹砂商寡妇清，“礼抗万乘”（国王用客礼相待）。又用大商贾吕不韦为秦相国。吕不韦养学士、食客三千人。这样，山东游士和大商贾，不再反对秦的统一战争了。秦国地主政权的加强和影响的扩大，又是一种优势。
秦比山东六国有上述多种优势，但在全中国范围内，如果还没有统一的条件，秦统一仍是不可能的。当时形势，却已具备了促成全国统一的下列条件：
水陆交通 陆路用车，西周时期以宗周为中心，通达四方各国。东周时又有海上内河两种水上交通，战国时更为发达。特别是内河交通，照《禹贡》所说，贡道（商路）以黄河为干路，联络各水，全国九州都可通达。《史记·河渠书》所说内河交通，自荣阳引黄河水南流为鸿沟，与济、汝、淮、泗四水相会，中原地区宋、郑、陈、蔡、曹、卫等地水上都可以交通。楚地西部有汉水；东部有邗沟，贯通江淮二大水，北上联济沂二水。吴越地区有三江（松江、钱塘江、浦阳江）五湖（太湖），掘渠相通，外可通海，内可通邗沟。齐地淄水济水相通。巨大人工沟通了大小各水，成一南北各地水路交通网，大有助于全国的统一。
商业 战国时商业发达，居泽地的人得用木材，居山地的人得吃鱼盐，各地居民，因货物交换，经济生活上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不可割离了。《礼记·月令》仲秋月，“开放关市，招徕商贾，以有易无，各得所需。四方来集，远乡都到，自然财物充足，国用民用，不感缺乏，百事顺利。”这是商业有相当重要地位的说明。因为各国间需要通商，闭关不相往来成为不可能。
水利灌溉 山东各国，各造堤防，天旱争夺水利，天涝放水到邻国。例如东周国想种稻，西周国不放水（前三六七年周分为东西两国）；赵魏两国地高，齐国地势卑下，黄河不决齐堤，便要泛滥赵魏。壅水和放水，给地主、农民以生死的威胁，统一的管理成为两大阶级的共同要求。
障碍水陆交通的有各国所设的关津和长城、巨堑。障碍商业流通的有苛税，如客人过关，关吏要关税并勒索贿赂，骑白马过夫，照例要多纳税。《孟子·尽心篇》说“古代设关为了禁暴，今世设关为了行暴”。障碍水利灌溉的有以邻国为壑的各国堤防。这都是人为的障碍，只有全国统一才能消除或减少由于割据所发生的灾害。
以上所说诸原因以外，还有下列看来是抽象的，但是有巨大作用的两个原因：
劳动人民要求统一 春秋时期大小一百多国，象莒、邾等小国，也要准备兵车一千乘。小国对大国缴纳的贡赋徭役，以及列国间的战争损害，国内君主贵族的奢侈浪费，全压在劳动人民的肩上，那时候小国人民，负担是极其严重的。但如晋齐等大国，土地人口比莒邾大几十倍，兵车不过四五千乘，从这一点说，大国人民的负担，要比小国轻得多。战国时期，秦赵等大国，兵力六十万，战争中用全兵力的次数极少，可以说人民负担又比春秋时期大国要轻些。所以人民的经验是：做小国的人民不如做大国的人民，做大国的人民不如做全中国统一的人民。邹鲁两小国打仗，邹国官员战死三十三人，兵卒一个也没有死亡。邹鲁人民不愿意打仗，七国人民当然也不愿意打仗，谁能统一中国，人民就希望从他那里得到和平。《孟子·公孙丑篇》说“人民遭受虐政的苦难，再没有比现时更厉害的了。饥人见食物就要吃，渴人见水就要喝，……那个国王能行仁政，人民喜欢他，好比倒挂的人得到了解救”。秦国政治在七国中比较好一些，因此人民把希望寄托在秦国，苟子曾代表这个希望断定秦国将实现统一全中国的伟大任务。
共同文化要求统一 西周以来，虽说华族居住中原，非华族的各种族居住在华族的四周，但事实上，中原地区也是各族杂居，与华族对敌，势力不小。东周后期，华族生产力进步，文化程度提高，因此逐渐地把居住在中原地区和四周边沿地区的各族融合起来。苗族的楚国统一南方，文化向上发展，与华族的区别消失了。东夷各族，长期接触华族文化，陆续并入齐鲁楚各国。秦在西方，受戎狄影响，被东方诸侯看作戎狄，战国初年秦国文化上升，成为华夏文化国。北方和东北方各族对赵燕等国，经过战争和文化交流，一部分并入华族，大部分退到长城以外。战国时期，北起秦、赵、燕三国长城，南至旧吴、越海滨，大体上只存在着一个华夏文化，也就是居住在广大境域内二千万左右的人口，文化是共同的，心理状态是共同的。孟荀大儒主张行仁政，使天下“定于一”。明确地代表了这种共同心理。
秦国拥有多种优势，在全中国范围内又具备着多种统一的条件，配合起来，这就是秦为什么能够结束八百年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建立起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原因。
第五节 孟子与邹衍
孔子创儒家学说，墨子反对儒家，创墨家学说。杨朱生在墨子后，针对兼爱，创“为我”学说，反对墨家。孟子说，“拔他身上一根毛，天下人都可以得到利益，他是不干的。”杨朱是这样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的提倡者。孟子时，杨墨两家学说满天下，士人们不是从杨就是从墨。儒家礼乐学说被墨家破坏了，儒墨两家说法不同的仁义学说又被杨朱破坏了。继承传统文化即所谓周道的儒家学派，自然要起来坚决反抗，代表人物就是孟子。
孟子名轲，鲁国邹人。孔子中庸学说传曾参，曾参传子思（孔伋，孔子孙），子思再传为孟子，孟子学说可以说是孔子的嫡传。盂子与齐宣王梁惠王同时，带着车子数十乘，侍从多至数百人，游说齐魏等国王，虽然他的学说被国王们看作“迂阔而疏于事情”（不合时宜），但在当时思想界中却发生大影响。晚年回家著书七篇，又给后世思想界极大的影响。孟子确是孔子以后最大的一个儒学大师。
孟子自任为孔子的继承人，《孟子》七篇，充分发挥了孔子学说的仁义部分。大体说来，作为孟子思想中心的仁义学说，表现在他的反对非儒家学派和他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等三个方面。
盂子反对当时各种非儒家学说，主要是“辟杨墨”。他在《滕文公篇》里痛斥杨朱墨翟，说“杨氏为我是无君，墨氏兼爱是无父，无父无君是禽兽”。墨翟有君，硬说他无父，称为禽兽；杨朱无君又无父，却说他无君，看作与人相近的禽兽。在《尽心篇》里说“逃出墨家一定到杨家去，逃出杨家一定到儒家来”。足见孟子认为杨与儒是比较相近的。孟子“辟杨墨”，正说明孟子的阶级偏见。墨子被认作禽兽，只是因为墨家代表劳动群众要求一些政治上的利益。墨家流派宋钘（音坚jiān）创制华山冠（华山形状，上下平均）表示上下应该平等，这是儒家绝不能允许的。杨朱与孟子同属地主阶级，区别只在杨朱所暴露的剥削思想，毫无掩饰、毫无节制，孟子则是谈仁义，使剥削思想有掩饰与节制。杨朱的思想在政治上就是暴君污吏的民贼思想，孟子对它深恶痛绝确是事实，但和墨家比起来，却看作较好的思想了。孟子又和许行的农家学说作了一次著名的辩论。《滕文公篇》载许行主张“君民同耕，不耕不得食。布和帛长短同，麻和丝轻重同，五谷数量同，鞋子大小同，那末价钱都一样，即使幼童上市，不会受骗”。这种虚幻反动的平均思想的学说，孟子予以非常明快的驳斥，是有重大意义的。孟子说，“货物不同，价值也不同，大鞋与小鞋同价，谁还制造大鞋呢？照许行的做法，天下再没有好质量的货物了，怎么治国家！”孟子一生辩论，影响最大的在于辟杨墨，但有较多进步意义的却在辟许行。当时各国都在讲求富国强兵的方法，孟子独依据仁义学说，与各种学派进行争辩，对儒家学派有极大的贡献。
孟子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劝国王行仁政以达到全中国统一的目的。仁政首先是实行井田制度，给农民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另外给国君耕公田十亩，比种田百亩抽税十分之一的彻法，农民收入可以多一些。当时地主兼并，农民失地或少地，给农民土地是必要的，但土地从何处来，孟子不曾说及。不过，孟子既有此主张，总会想到土地的来源。他是孔子的嫡传，要复西周之古。他对滕文公谈施行井田的办法是划地主的土地为井田（所谓“正经界”），分配给农民去种，使农民“死徙无出乡”，“公事毕（种公田），然后敢治私事（种私田）”。这种办法，实际是要地主回到领主、农民回到农奴的地位上去。象滕那样小国，也许实行得了。至于齐魏大国，不仅不能阻止地主的兼并，同时也不能强迫多数农民再去当农奴，所以孟子的仁政学说，被国王们看作不合时宜，无法采用。但是孟子的仁政学说，含有不少独辟的积极思想，如痛斥民贼，说汤放桀，武王伐纣是诛独夫不是弑君；如重民轻君，说“民为贵，社稷（国）次之，君为轻”。得民心的人得做天子，天子失民心，就是独夫，人人得而诛之。如君臣关系，说君待臣象手足，那末臣待君象腹心；君待臣象犬马，那末臣待君象路人；君待臣象土芥（轻贱物），那末臣待君象仇敌。如限制君权，说国君用人或杀人，不要单听左右亲近人的话，也不要单听大夫们的话，要国人都说这个人好或国人都说这个人可杀，经过国君考察后，才决定用或杀。孔子在 《春秋》弑君书法中，承认国人有权杀暴君。孟子依据孔子及西周时敬天保民思想，大胆予以发挥，成为封建时代最可宝贵的一种政治理论。
孟子的哲学思想，是性善论。这是仁义学说必然的出发点，犹之性恶论必然主张礼乐学说一样。孟子把口、耳、目、心所喜欢的东西人人相同，来证明合于统治阶级利益的理义，也是为一切人所喜欢。事实恰相反，统治阶级的理义，根本在于维护剥削，而被统治阶级的理义，根本在于反对剥削。统治阶级的理义，怎能说是为一切人心所喜欢呢？孟子性善论是从统治阶级看本阶级的性是善的，所以本阶级的理义也是善的。以此为标准，被统治的人当他对理义表示顺从的时候，性也是善的，表示反对的时候，象墨子代表庶民要求一些政治上的权利，那就是性恶的禽兽。与孟子相反，荀子主张性恶论，是从统治阶级看被统治阶级的性是恶的，所以要用统治阶级的刑法来强迫被统治阶级顺从，事实上荀子也以为统治阶级的性是善的，否则不可能有制礼的圣人，也就不可能有遵礼的士大夫。性善性恶说法不同，本质都是宣布统治阶级权利的不可侵犯。性恶论的出现，也说明战国后期阶级矛盾比前期更趋尖锐。
荀子说子思、孟子是五行学说的创始者。孟子有“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公孙丑篇》），“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尽心篇》）等近乎五行推运的说法。比孟子稍后的邹衍，扩大五行学说，成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