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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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拜鬼神。颛顼禁绝巫教、逼令顺从黄帝族的教化。当时南方苗族又逐渐向北发展，自颛顼到禹，传说中常见苗族、黎族与黄帝族的不断冲突。
　　帝喾（音库kù）相传是黄帝子玄嚣的后裔，居西毫（河南偃师县），号高辛氏。传说帝喾有四妻、生四于。姜嫄（音原yuán）生弃（周祖先），简狄生契（商祖先），庆都生尧，常仪生挚。《左传》文公十八年，季文子说，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号称八俏（音凯kǎi），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号称八元。这十六族世世有声名，尧不能举用。舜举用八恺，使主管后土，地平天成；举用八元，使主管教化。八恺指以禹为首的各族，八元指以契为首的各族，契距离帝喾既不只一世，尧、弃、挚年代相近，距离帝喾当然也不只一世。如果弃等四人确是同出帝喾一系，应是同族的后裔，决不是同父异母兄弟。卜辞中证明商朝认帝喾为高祖，祭礼非常隆重，帝喾可能是实有其人。
　　《国语·鲁语》说：“有虞氏禘（大祭祀）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音滚gǔn）而宗禹。商人禘舜（喾误作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礼记·祭法篇》说：“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不论《鲁语》和《祭法篇》所说是否有据，汉以前人相信黄帝、颛顼、帝喾三人为华族祖先，当是事实。
　　黄帝族与炎帝族，又与夷族、黎族、苗族的一部分逐渐融合，形成了春秋时称为华族、汉以后称为汉族的初步基础。
　　远古时代就居住在中国南方的苗、黎、瑶等族，都有传说和神话，可是很少见于记载。一般说来，南方各族中最流行的神话是“盘瓠（音互hù）”。三国时徐整作《三五历纪》，吸收“盘瓠”入汉族神话，“盘瓠”成为开天辟地的盘古氏。
第四节　关于尧、舜、禹的传说
　　《尚书》有《尧典》等篇，叙述尧、舜、禹“禅让”的故事。春秋战国时人，尤其是儒墨两大学派，都推崇取法这三个古帝，因此关于他们的传说，比黄帝以下诸帝更多些，真实性似乎也大些。
　　据传说，尧是帝喾的儿子，距黄帝五世。舜是颛顼的七世孙，距黄帝九世。禹是颛顼的孙子，距黄帝五世。三人世次，显然有很大的讹误。《竹书纪年》说黄帝至禹三十世，也是无可稽考的一种传说。
　　传说中，尧号陶唐氏，都平阳（山西临汾县），居地在西方。舜号有虞氏。《孟子·离娄篇》说“舜生于诸冯（音平píng山东诸城县），……卒于鸣条（河南开封附近），东夷之人也”，是舜居地在东方。禹父鲧居地在崇。崇就是嵩。禹原住阳城（河南登封县），在河南西部。后都阳翟（音狄dí河南禹县），也略偏西部。他们先都是部落酋长，后来被推选为部落联盟的大酋长。大酋长有权祭天，巡狩，处罚有罪的酋长，率众攻击敌对的部落。《尧典》说尧死时，“百姓如丧考妣”，善良的酋长，受到这种不因威迫而发出来的社会的敬意是可能的。
　　《尧典》等篇，大概是周朝史官掇抬传闻，组成有系统的记录，其中“禅让”帝位的故事，在传子制度实行已久的周朝，不容有人无端发此奇想，其为远古遗留下来的史实，大致可信。据说，尧在帝位，谘询四岳（姜姓、炎帝族），四岳推举虞舜作继位人。舜受各种试验后，摄位行政。尧死，舜正式即位。舜也照样谘询众人，选出禹来摄行政事。舜死，禹继位。禹在位时，众举皋陶（偃姓、夷族）作继位人。皋陶死，又举皋陶子伯益作继位人。禹死，子启夺伯益位自立。“禅让”制度从此废弃。
　　氏族制度已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神话和传说中出现了黄帝，意味着氏族制度已向解体时期发展了。尧、舜、禹是部落联盟解体前最后的三个大酋长。由于攻黎攻苗的战斗胜利，俘虏逐渐被用到生产部门，成为奴隶。恩格斯指出：在畜群完全转归家庭所有以后，“家庭并不象牲畜那样迅速地繁殖起来，现在需要有更多的人来看营牲畜；为了这个目的，正可以利用被俘虏的敌人”。《尧典》有所谓“群牧”，就是以畜群为私有财产的部落酋长。俘虏首先被他们使用在畜牧业上，是很自然的。部落酋长拥有畜群和奴隶，自然要实行传子制度。部落的传子制度确立以后，部落联盟的“禅让”制度也就不能持久。禹私有财产较多，势力较大，所以启敢于破坏惯例，废弃“禅让”，世袭大酋长的权位。
　　禹做大酋长时，对苗战争获得大胜利，苗族被压迫退到长江流域。《墨子·兼爱篇》载禹《伐苗誓辞》说“你们听我讲话。不是我喜欢打仗，是那苗人前来攻掠，我现在率领你们众邦君长，去惩罚他们”。《尚书·立政篇》，周公告诫成王说“整顿你的军队，踏着禹的遗迹，走遍天下，直到海外（指非同族的居地），没有人不降服”，足见禹的武功，为后世所推崇。不过苗也是大族，退到南方以后，势力还很强盛，占有土地西起洞庭湖，东到鄱阳湖，与北方黄炎族对抗。禹建都阳翟，阻止苗族再北上进入黄河流域。从此黄炎族在中原地区的地位愈益巩固。黄帝以下诸帝，以攻黎攻苗为主要事业，到禹才完成了这个事业。
　　《诗·大雅》说丰水东流（《文王有声》篇）、梁山巨大（《韩奕篇》），都是禹治水的功绩。《尚书·吕刑篇》说禹乎水土。春秋时人说，如果没有禹治水，我们这些地方只有鱼，那里还有人呢！铜器铭文里也说禹是平水土定九州的人。足见禹治洪水是一个很悠久很普遍的神话。禹是古帝中最被崇拜的一人。许多古老民族都说远古曾有一次洪水，是不可抵抗的大天灾。独在黄炎族神话里说是洪水被禹治得“地平天成”了。这种克服自然、人定胜天的伟大精神，是禹治洪水神话的真实意义。考洪水的有无或禹是否治洪水，都是不必要的。战国时人作《禹贡篇》，系统他说明山川土壤物产贡赋，治水神话发展成为一篇珍贵的古代地理记载。孔子说禹“尽力乎沟洫”（《论语·泰伯》），大概禹在原始灌溉工程上尽了力，大有益于农业，因之为后世所歌颂并夸大为治洪水的神人。与禹同时的伯益，《世本》说他是凿井的发明者。有了井，人可以离开河流两旁，到远处进行生产。《世本》又说禹时奚仲造车。有了车，人可以节省很多的劳力。《左传》说禹铸九鼎。《越绝书》载风胡子说，神农时用石做兵器，黄帝时用玉做兵器，禹时用铜做兵器，战国时用铁做兵器。依据这些传说，想见禹是远古生产力大跃进时代的代表人物。
　　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关系也将受到影响而发生变化。城是阶级社会开始的标帜，谷物造成的酒也是标帜之一。传说中的禹恰恰是开始造城的人（一说鲧作城），旨（甜）酒也在禹时开始出现（仪狄作酒）。如果上述各种传说多少有些真实性的话，可以设想禹时阶级社会已在形成，大酋长世袭制度也就要起而代替“禅让”制度。
　　黄炎夷三族的联盟，是由一百个（数字不必拘泥）氏族组合而成的。属于一百个氏族的人统称为百姓（后世也称百官、百工）。与黎族苗族冲突，所得俘虏称为民、黎、苗，或称黎民、苗民。甲骨文中还没有发见民字，但《尚书·盘庚篇》有民字。金文民字象一裸体人（露两乳，与母字形相似）足上挂器械的形状。陆次云《峒（音洞dòng）溪纤志》说，苗人捕获汉人当奴隶，给他着上木靴再加木锁，一辈子不得逃走。民字形体正显示这一种人是衣不掩体、足上挂器械的，很象陆次云所说的奴隶。金文民字从最初的民字沿袭下来，并非周人所新创。民字义训为瞑、为盲、为冥，都含有恶意。古书称百姓与称黎民苗民，显有贵贱的区别。舜命契教化百姓，命皋陶用刑法制苗民，命弃播百谷养黎民，实际当是用刑法强迫苗民黎民耕种来养活受教化的百姓。百姓与黎民苗民的区别，意味着奴隶主与奴隶的区别。禹时生产力跃进，攻苗又大胜，使用多量的俘虏到生产方面，自然会加速奴隶主与奴隶两个阶级的形成。
第五节　原始公社制度
　　中华民族的历史也和世界各古旧民族的历史一样，遵循着社会发展的规律，存在过原始公社制度。黄炎夷三族在“禅让”制度崩溃以前，正是实行着这个制度。
　　什么是原始公社制度？就是原始人类对于生产资料的社会公有制。那时候，生产力非常低微，人们借以生活的工具，仅仅是石器以及后来出现的弓箭。那时候，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没有剥削，没有阶级。
　　原始公社到了末期，生产资料私有制逐渐形成起来。奴隶最初被使用在畜牧业上，后来也被使用在手工业上。因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的改进，最后奴隶才被使用到农业生产方面来。奴隶参加农业生产，是社会生产力大进一步的标志，原始公社制度也就开始向奴隶制度转变了。
　　《韩非子·十过、五蠹》等篇说，尧的生活是茅草屋，糙米饭，野菜根不加调味，饮食器是土缶，粗布仅掩身体，冬天披鹿皮，衣履不到破烂不换。舜比尧进化一些，木制饮食器上涂漆。禹更进化，祭器外面涂漆，里面涂红。《论语·泰伯篇》载孔子说，“禹不讲究饮食却讲究祭祀鬼神，不讲究衣服却讲究礼服礼冠，不讲究房屋却讲究沟洫水利。”尧舜禹时候的生活资料是贫乏的，但也显示出逐步在提高，禹时礼服礼冠的讲究，已含有区别贵贱的意义。
　　从《尚书·尧典》等篇看来，姜姓部落的酋长，称为四岳，有大酋长继承权也有很大的议事权。皋陶是夷族的酋长，被选作禹的继承人。皋陶死，子伯益代皋陶作继承人。舜举十六族（颛顼帝喾后裔各八族），扩大联盟的范围。“禅让”时代，大概是以黄帝族为主体，炎帝族夷族为辅助的部落自由联盟。联盟的主要目的。是对抗黎族和苗族。相传禹攻三苗，夷族不出兵援助，也许夷族对联盟比炎帝族要疏远些（夏代与东方九夷不断战争，春秋时期淮水流域很多小国，是皋陶后裔，但被称为蛮夷）。黄炎族与夷族在联盟中可能存在着种族歧视，启夺取伯益的地位，经济原因之外，这或许也是一个原因。
　　依据上面所述材料，生产工具仅仅是石器和弓箭，生活资料仅仅是糙米饭、粗布衣，大酋长由部落公选，没有什么特别权利。这样的社会形态，恰恰就是原始公社制。《礼记·礼运篇》讲禹以前的社会情况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尊重）能（酋长公选），讲信修睦（和平）。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养老），壮有所用（工作），幼有所长（抚育），鳏（老男无妻）寡（老女无夫）孤（幼儿无父）独（老人无子）废疾（残废）者皆有所养。男有分（职业），女有归（婚姻不失时）。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生产品共同所有）。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各尽所能）。是故谋闭而不兴（不欺诈争利），盗窃乱贼而不作（不掠夺），故外户而不闭（没有私有财产，不用关大门），　是谓大同。”
　　产生在封建社会而又极端拥护封建制度的儒家学派，如果不是依据古代传闻，不可能产生“大同”的思想。原始公社制度确在中国远古存在过，这也是一个证据。
　　中国古代史书里，记载国境内外落后诸族的史料，有很多可以作为旁证，说明汉族的祖先也曾过着同样或类似的生活。例如《三国志·魏志·乌丸传》注引《魏书》叙述乌丸（乌桓）的习俗说：“乌丸人选举勇健能战、公平解决争讼的人做大人。部落各有小帅。大人和小帅都是选举，不世袭。数百千落自为一部。大人有呼召，……各部落不敢违犯。……大人以下，各自畜牧治产，不相谣役。……敬鬼神，祭天地日月星辰山川，也用牛羊祭祀有勇名的先世大人。没有正式的法律，他们只相约：违大人命令，死；抢掠不止，死。部落间有仇怨，得自相报复，报复不止，请大人评判，理屈的部落出牛羊赎罪。”黄帝以至尧舜禹时社会和乌桓社会当相类似，因为凡属原始公社制度大体是相同的。黄帝、少皞、颛顼、帝喾、尧、舜、禹，就是有勇名功业的大人。古人祭祀有“神不歆（音欣xīn受祭）非类，民不祀非族”（《左传》僖公十年），“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僖公三十一年）的信条，所以上列古帝应是黄帝族的著名大人。
简短的结论
　　四、五十万年前，中国已有原始人居住。虽然远古遗物，迄今发掘所得还不够多，可是旧石器中石器新石器的逐步进化，线索已很分明，再参考古代传说和神话，大体可以说明从蒙昧中期到野蛮末期的全部发展过程。当然，中间还留着许多空隙，必要材料的补充，尚有待于地下遗物的继续发见。
　　中国境内一向居住着文化系统不同、所奉祖先不同的各族，他们各在所居住的土地上，和自然界作斗争，发展自己的文化。他们相互间经常有冲突，也经常有经济上文化上的相互影响以至于融合或部分融合，这在地下遗物和传说中留存着不少的痕迹。
　　从传说中看来，居住在南方的统被称为蛮族。居住在东方的统被称为夷族。居住在北方的统被称为狄族。居住在西方的统被称为羌族或戎族。
　　被称为蛮族的黎族和苗族，先进入中原地区。其次进入中原地区的是羌族中的炎帝族。
　　黄帝族散布在中国西北部，仰韶文化所在地，当是黄帝族的文化遗址。仰韶文化在当时是较高的文化。
　　黄炎两族曾经冲突过，后来炎帝族被黎族压迫，向黄帝族求助。黄帝族击败黎族，又击败炎帝族。黄炎　两族开始联合和融合，共同对抗强大的苗族。
　　黄帝族一部分入山东境，与夷族杂居，相互影响。颛顼据濮阳，自东向西发展，他的一支后裔鲧、禹在嵩山成立大部落；帝喾据偃师，自西向东发展，他的一支后裔契在商邱成立大部落。黄帝族在东西方兴盛起来，造成攻击黎族、苗族的有利形势。
　　尧舜禹时期，存在着以黄帝族为主，以炎帝族夷族为辅的部落大联盟。禹武力最大，压迫苗族退向长江流域，黄炎族占有了中原地区（主要是黄河中游两岸），从这里孕育了后来发展起来的伟大灿烂的华夏文化。
　　禹时农业进步和军事胜利，部落中财富增加，奴隶成为一种重要的财产，原始公社制度开始解体，向奴隶制度发展了。
　　从黄帝到禹的社会制度，是原始公社制度。当然，这并不是说，黄帝以前没有原始公社的存在。马克思说过，“虽然希腊人是从神话中引伸出他们的氏族的，但是这些氏族比他们自己所造成的神话及其诸神和半神要古老些。”这个原理，同样说明了中国历史上原始公社的存在远比黄帝要古老些。
第二章　原始公社逐渐解体到奴隶制度时代——夏商（殷）
前二○三三年（？）——前一○六六年（？）
第一节　夏朝传说——前二○三三年（？）——前一五六二年（？）
　　照《礼记·礼运篇》所说，禹以前是没有阶级，没有剥削，财产公有的大同社会；禹以后是财产私有的阶级社会，禹不曾废除“禅让”制度，是大同时代最后的大酋长。小康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