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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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建立起新朝，就得解决土地与奴隶两个基本问题。公元九年，下令变法。他变法的理由是充足的。他说：汉朝减轻田租，三十税一。豪强兼并成千成万的田亩，租给农民去耕种，却要收一半的租税。朝廷对有田人三十取一，有田人对租田人十分取五。怪不得租田人父子夫妇整年劳苦，连糟糠还吃不饱，富家的狗马连米豆都吃厌了。这是乱的原因。他又说：市上有买卖奴婢的圈子，象买卖牛马一样。这些奴婢，很多是被凶恶人用暴力抢掠来的。主人对奴婢可以任意杀死，违反“天地之性人为贵”的经训。王莽依据上述理由，颁布了下列两个解决的办法：王田——民间田改称为王田，属朝廷所有，私人不得买卖。如果一家男子不满八人，田超过九百亩，应将多余的田分给本族或邻居的无田人，原来没有田的人，按男口每口给田一百亩。私属——民间奴婢改称为私属（区别于朝廷所有的官奴婢），不得卖买。
犯卖买王田私属罪，重则处死，轻则放逐到边远地区。
要多田人分余田给贫民，只是一句十足空虚用来欺骗农民的废话。王莽时南阳豪强樊重家有田三百余顷，阴子方家有田七百余顷，足见当时并无分余田的事实。王莽变法的真实意图是在停止田宅奴隶的卖买，借以停止豪强对土地人身兼并的继续发展。这当然又是十足空虚的幻想。既有兼并者和被兼并者存在，就不能停止兼并，也就不能停止田宅奴婢的卖买。强迫停止的结果，加速爆发了社会大混乱。正在这个时候，王莽又废除行用已久的汉五铢钱，别造金货一种、银货两种、龟货（大龟甲）四种、贝货五种、泉货（铜制）六种、布货（铜制）十种，共货币六类二十八种。私用五铢钱，与卖买王田私属同罪。王田私属又加一个新货币，使大混乱上再添一个大混乱，迫得农商失业，交易废滞，因卖买田宅、奴婢，铸私钱犯罪被刑罚的人，不可胜数。这一阵骤然来到的社会大混乱，给王莽的打击非常沉重。公元十二年，王莽取消王田私属的禁令，准许置卖王田不算犯罪，卖买奴婢暂不治罪。王莽所谓办法的主要部分完全失败了。
王莽代表上层豪强，也代表无市籍的下层豪强，在害怕农民大起义这一点上，他必须提出办法，但他的阶级性决定他只能提出一些欺骗性的必然失败的办法。无市籍豪强与有市籍豪强（商贾）一向存在着矛盾（禁商贾买田和做官吏），这使王莽转向商贾方面寻求办法，结果是小工商比大商贾受到更多的伤害。
王莽要限制商贾的兼并，主要是要分享商贾的利益，使朝廷取得大量财物。公元十年，下令行五均六管法，一直行到新朝灭亡才停止。
王莽行五均六管法的理由也是很充足的。他说，行五均六管法是想“齐众庶（均贫富），抑并兼”，做到市无二价，贫富相安，强者不得压迫弱者，富人不得要挟贫人。事实上五均六管是王莽把持工商业，实行最大限度的剥削。
五均 西汉时以长安为首，全国有六个大中心城市。王莽改长安东市为京市，西市为畿市，又改洛阳为中市，邯郸为北市，临淄为东市，宛为南市，成都为西市。原来的市令（长安东西市令）、市长（洛阳等五市）改称五均司市师。各郡县设司市，大抵由地方官兼任。司市师或司市统称为市官。
市官下有交易、钱府两种属官。交易官又称均官，职掌是平均物价，抑制商贾囤积居奇。每季第二月，均官订定本市货物价，分上、中、下三等，称为市平。市上卖买五谷、布、帛、丝、緜等生活必需品，如卖方多，买方少，均官按货物实价，全部收买，使卖方不受亏折。如物价超过市平，均官将所藏货物按市平卖出。如物价比市平低，听卖买双方自由交易。这种做法，似乎是为民谋利，按照王莽的行为，却不免可疑。《汉书·王莽传》说他“令市官收贱卖贵”，从中取利，这倒是可信的记载。钱府官职掌是收税和赊贷。赊贷目的在抑制高利贷商人。贫民遇有祭祀丧葬事，无钱举行，可向钱府赊钱，不付利息。赊钱人付还祭祀钱不得过十日，丧葬钱不得过三个月。贫民想经营产业，缺乏资金，可向钱府贷钱。产业收入，除去经营者衣食费用，钱府取岁息，不超过纯利的十分之一（《王莽传》作月息百分之三）。这似乎是为贫民想办法，但过期还不出来，就会被罚作罪徒。收税大体分三种。一种是大工商业税。凡开采金银铜锡及采取龟贝的工、商，向钱府报数纳税。一种是不生产税。凡田荒不耕，一人出三个人的税，城里住宅不种树木或菜蔬，一家出三匹布。游荡不生产的人，出布一匹，不能出布，罚作苦工。一种是小工商业税。凡在山林川泽里采取鱼鳖鸟兽等物及饲养家畜，又妇女养蚕、纺织、补缝，又工匠、医、巫、卜、祝及其他技艺，又商贩贾人摆摊、开店或在邸（客舍）营业，都得向钱府报数，除去本钱，纳税十一分之一。报数不实，财物没收入官，罚苦工一岁。
五均赊贷法对商贾与高利贷商人，可能发生一些抑制的作用，但小工商税如此烦杂细碎，非常广泛的生产者都受到扰害。贫民去了一个商贾高利贷商人的压榨，却来了一个贪暴官吏的压榨。在王莽看来，五均赊贷可以夺取商贾高利贷商人的利益，在贫民看来，王莽和商贾高利贷商人同样是可怕的压榨者。
六管 官卖盐、酒、铁（主要是农具），收山泽生产税，官铸铜钱，五均赊贷总称为六管。
掌管五均六管的大官叫做羲和。羲和派遣命士到各郡督察五均六管，每郡有数人。命士全是大商贾出身。王莽想利用少数大商贾来抑制多数较小的商贾，但受大害的小工商业以外还有农民。王莽所用大小官吏，不论朝官或地方官，都没有俸禄。地方官和命士相勾结，大获奸利，郡守县令家产多至一千金。地方官获利，送一部分给朝官，得到朝官的庇护，作恶更无所不至。王莽所谓“齐众庶，抑并兼”的五均六管，即使有些办法看来可能是利民的，经过命土地方官吏的污手，也就变成害民的办法了。
六管中害民最显著的是铸钱。王莽大概想破坏商贾的财产，时常改变币制。小工商业和农民本来得不到什么钱，对他们说来，损失不多的钱便有破产失业的危险。王莽改币制一次，小工商业、农民大量破产一次。王莽凡改币制五次，小工商、农民所受灾祸可以想见。因为币制屡改，新币不能即时流行，豪强乘机盗铸，私钱充斥。王莽用重法严禁，一家藏有铜、炭，就被官吏指为铸钱，邻近五家都算犯罪，男女被没收，囚送到长安锺官（铸钱官）当官奴婢，人数在十万以上。当时民众被迫纷纷起义，这样说道：出门去生产，所得还不够纳税，闭门来守家，横祸会从有铜的邻舍飞来。的确，除了起义再没有别的出路了。
暂行即废的王田、私属和坚持不废的五均、六管，王莽主观上是想用来抑制某些豪强，避免民众大起义，结果恰恰是加速大起义的爆发。王莽知道这个事实，接连地发动侵略战争，企图对国内民众表示威武，并缓和阶级矛盾。结果又恰恰是更加速大起义的爆发。
王莽的侵略战争，完全是一种狂妄愚蠢的行动。公元九年，王莽派使官到边外诸国，收回汉朝所给印绶，改授新朝印绶。国王改号称侯。这样，王莽的侵略战争正式开始了。
对匈奴的侵略战争——自汉宣帝以来，汉边境安静，人物殷富；匈奴也逐渐接触汉文化，不侵犯汉边。王莽改换匈奴单于印缓后，又改名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公元十年，募天下囚徒、丁男、兵卒三十万人，分十二路击匈奴。公元十九年，王莽又大募天下丁男、死罪囚、奴隶击匈奴。王莽两次大发兵，都屯驻在边境上，并不出击。看来似乎是毫无理由的妄动，但是决不能用妄动来说明王莽的行动。王莽用募兵的方法，招集内地不能生存可能起义的穷人，送到边境上战死或饿死，只要这些穷人在边境上逐渐死亡，在王莽就算有理由了。
对西域的侵略战争——汉武帝通西域后，西域诸国与汉发生经济、文化的良好关系。王莽贬西域诸国王为侯，又无故侵侮诸国。公元十三年，焉耆国起兵杀西域都护但钦。公元十六年，王莽用西域兵击焉耆，被焉耆击败。王莽下令断绝西域诸国与内地的交通。
对东方的侵略战争——公元十二年，王莽征辽西郡境内高句骊兵击匈奴，高句骊侯率众逃遁。王莽诱杀高句骊侯，又改高句骊为下句骊，引起高句骊、夫余，濊诸族的不断反抗。
对西南方的侵略战争——句町国在西南边外，汉昭帝时封句町国君为王。王莽改句町王为侯，又诱杀句町王。公元十六年，王莽发动二十万人击句町，兵士饿死疫死约十分之六、七。西南地区各族纷纷起兵反王莽。
王莽每次动兵，便大搜括民间财物。他发动侵略战争把募来的兵士送到边境上，把括来的财物收到自己仓库里，觉得是一举两得的便宜事。他连年这样做，直到农民起义大爆发，对外侵略才被迫停止。
王莽用欺骗方法，表示有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因此代替失去了统治作用的西汉做皇帝。做皇帝以后，由于王田法的失败，农民实行起义。由于五均六管法的失败，小工商参加起义。五均六管打击了商贾和高利贷商人，这些人也反对王莽了。由于对外侵略战争的频繁，更催促起义的加速爆发。
作为王莽统治基础的上层豪强与无市籍的下层豪强，也逐渐在离开王莽。公元十年，王莽废汉诸侯王为民，刘派上层豪强分离了。公元十二年，大封公侯以下二千余人，每人得月钱数千，非常穷困，有些人甚至当雇工度日，王派上层豪强消极了。王莽所用官吏不给俸禄，任令贪暴致富。公元十七年，王莽下令没收官吏家财产五分之四，允许下属告发长官，奴婢告发主人，无市籍的下层豪强怨恨了。王莽统治失去了基础，公元二十三年，在起义军攻击下，长安城破。长安市上小工商响应起义军，攻入王莽宫，屠户杜虞斩王莽头。起义军送王莽头到起义军首领更始帝处，有人割王莽舌切碎分食，因为王莽用那条长舌欺骗了很多人。
第八节 农民大起义
西汉农民起义从汉成帝时开始。最初发动武装起义的是受压迫最严重的罪徒。这些罪徒起义，虽然规模都不大，也很快就被消灭，但并不是偶发的骚扰，而是广大民众对现状不安，人心动摇，大起义行将到来以前的几个显著的征兆。更早的征兆是公元前三○年，长安城外一个九岁的小女孩听谣言说大水来了，狂奔进城一直奔进皇宫里。城里人见了也相率惊奔上城。一个小女孩可以把长安城登时搅得乱纷纷，足见人心动摇，莫有固志。汉成帝倒是说出了一些原因。他在诏书里说：这大概是苛暴刻毒的官吏在位，百姓们冤屈失业太多的缘故。更重要的原因，他自己是不敢说的。一个儒生谷永说出来了。他说：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不该把天下看作一姓的私产。也就是说，腐朽的汉朝该推倒了。汉成帝用减死刑、赦天下罪徒等办法企图缓和民愤，当然都不能有什么效果。
前二二年，颍川郡铁官徒申屠圣等一百八十人，夺取兵器，杀长官起义，不到一月就经过九个县，后来被 汉兵打败。前十八年，广汉郡死罪囚郑躬和罪徒六十余人，夺取兵器，攻入四个县，聚众一万人。第二年被汉兵三万人打败。前十四年，山阳郡铁官徒苏令等二百二十八人夺取兵器，杀长官起义，起义军经过十九个郡国，不到一月被汉兵打败。这些起义都是发展快失败也快，说明起义为民众所拥护，但朝廷武力还很强大。
汉哀帝时，社会又表现了大骚动。当时民间无故惊扰，号呼狂奔，路上聚集数千人，口称要祭西王母。又称有直眼人（妖怪）快来。惊扰的地区很广，经历二十六个郡国。京师居民也会聚祭西王母，或夜间拿着火炬上屋，击鼓号呼，互相惊恐，三个月才平静下去。这是民众受压迫过重过久，不自觉的呼号奔走，借以舒泄郁闷的怨气。
由于王莽行施着比西汉更残暴的政治，待发已久的全国性大起义终于爆发了。
当时农民起义遍及全国，正如王莽所说，江湖海泽（起义人聚集地）象乱麻沸汤。起义的原因，也正如王莽所说，百姓饥饿，惶恐不安，不知道怎样活下去。起义的行动，起初只是夺些粮食度日，希望岁熟得归乡里。起义的组织极其原始，一个首领率数千人，或数万人，各部间不按兵法部署，不相联络。青徐二州起义军多至数十万人，其中最大的赤眉军，首领仅用三老、从事、卒史等乡里间小吏名称，不用将军一类的大位号，也不用文告、旗帜。起义的领导有两类：农民自己领导的为一类，赤眉军可作代表；地主豪强领导的为一类，刘秀军可作代表。这一类组织力较强，在反王莽战争中起了更大的作用。别有一类是地主豪强利用农民起义聚集一部分人，分裂国土，割据称雄，造成混乱的局面。刘秀进行战争十余年，才消灭割据，恢复中国的统一。
下面叙述起义军的活动，着重在打倒王莽统治和刘秀恢复统一的事迹，一般起义军以及豪强割据一概从略：
一 农民起义军
第一类——农民领导的起义军
南方起义军——下江、新市、平林
公元十七年，荆州大饥，饥民到野地掘草根，时常争夺互斗。新市（湖北京山县）人王匡、王凤给饥民调解讲和，被拥为首领，有众数百人。南阳人马武、颍川人王常、成丹等来归附，数月间，众增至七八千人。起义军居绿林山（湖北大洪山）中，攻击附近乡村，声势渐大。二一年，王莽的荆州牧（州长）率兵二万人击绿林军，绿林军迎战，大破王莽军，杀数千人，夺得全部辎重。绿林军攻击几个县城，掠取妇女财物，回到绿林山。众增至五万余人。二二年，绿林发生大疫，人死一半。余众分散，王常、成丹引一部西行，号下江兵： 王凤、王匡、马武等北行，号新市兵。新市兵攻随（湖北随县），平林（随县东北）人陈牧等起兵响应，号平林兵。
东方起义军——赤眉
公元十八年，琅琊人樊崇起义，率众百余人入泰山，饥民纷纷来归，一年间众至万余人。同时，琅琊人逢安（逄音旁páng）、东海人徐宣、谢禄、杨音各率众起义，众数万人，并入樊崇军，合力攻击青徐二州地方。二一年，王莽遣大将景尚等击樊崇军。二二年，樊崇军击杀景尚。王莽又派遣更大的将军王匡、廉丹率精兵十余万人击樊崇军。樊崇军准备大战，各人用赤色涂眉，作为起义军记号，从此被称为赤眉。赤眉军击败王匡，杀廉丹以下将校二十余人。赤眉军战胜后，人数增至数十万，势力扩展到黄河南北两大平原。
北方起义军——铜马等
黄河两岸太平原上（冀、充二州）有大小起义军数十部，小部众数万人，大部数十万人。其中刁子都有众六七万，城头子路（首领东平人爰曾）有众二十余万。余如铜马（首领东山荒、秃上、淮况等）、大彤（樊重）、尤来（樊崇）、五校（高扈）、檀乡（刁子都被部属杀死，余众号檀乡，首领董次仲）、五楼（张文）、富平（徐少）、获索（古师郎）、高湖、重连、铁胫、大枪、上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