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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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符描述以京师贵戚为首的富贵人家衣服、饮食、车舆、装饰、庐舍都非常淫侈。这些人家养着大量奴仆婢妾，让他们身穿锦绣衣，足登鹿（音己jǐ）皮履，佩带犀角、象牙、珠、玉、金、银、玻珀、瑇瑁（音代昧dāi mèi）等精制品，表示主人家的富贵气象。富贵人死后，棺材一定要用江南出产的大楠木，从几千里外运来，让工匠雕治，工程极其精细。一套棺椁重约一万斤，要耗费成千上万的人工才能造成。葛洪《抱朴子》记载汉朝广陵某富贵人的墓冢说，吴景帝时，发掘一个大冢。冢内有高阁。四周有行车路，高可以骑马。灵座前侍立长五尺的铜人数十枚。棺内置云母石厚一尺，尸体下有白玉壁三十枚。死人怀中有形似冬瓜长一尺许的白玉，耳鼻塞枣形黄金。这一类墓冢，照王符说，东起乐浪，西至敦煌，万里版图内富贵人家都是这样。富贵人不论是活人或死人，都是极淫侈的消耗者。他们残酷地榨取农工所生产的财富，通过淫商达到穷奢极欲的目的。
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并不曾改进生产者本身的生活，而富贵人却愈益集中了大量的财富。西汉富商的财产最多不过一万万钱，东汉时士孙奋有钱一亿七千余万，折国有钱二亿，奴隶八百人，钱比西汉加倍了。东汉法律上也禁止商贾兼做地主，叫做“商者不农”、“禁民二业”。事实完全相反，无市籍地主同样做商贾，商贾同样做有市籍地主。邓太后废盐铁官营制以后，大利所在，二业更是混成一业，大大增加了豪强的财产。受这个法令迫害的还是那些劳动人民。官吏借口禁民二业，禁农民捕鱼打猎，甚至禁采桑养蚕，使农民穷困破产的过程加速起来。
王莽末年，大小豪强抗拒农民起义军，到处筑起称为营、壁、坞的堡垒，实行武装割据。东汉时期，这种堡垒合法存在并逐渐加强，豪强势力远远超过西汉时期，试先看下列两个事例：（一）汝南郡袁绍哀术是士族大豪强。袁绍占据河北，留在本郡各县的门生宾客，拥兵守壁，反抗曹操。曹操用满宠为汝南太守，攻破二十余壁，又诱杀十几个壁帅，共得户二万，兵二千。袁术死后，残部逃到庐江。孙策袭破庐江，得百工、鼓吹（乐队）及部曲三万余人。
（二）仲长统《昌言》里说，豪强人住着接连数百栋的大宅院，占有着大片的良田，畜养着成群的马牛羊豕，州城郡城里开设着大商店，车船周流四方，贩运奇物宝货。这种豪强人连做个伍长的资格也没有，却有成千的奴婢，上万的徒附，享乐比封君还强，势力等于郡守县令。他养活宾客刺客和敢死士，替他迫害或杀死穷人。穷人被迫服从役使，冤枉穷困，不敢到官府申诉，因为申诉只有危险没有好处。
以上两个事例，第一个说的是在战时的无市籍地主豪强，第二个说的是在平时的有市籍地主豪强。总起来看，豪强在平时，以大宅院为中心，筑起一个堡垒。宅院里住着供享乐用的“妖童、美妾、倡沤、妓乐”之类的奴隶，也住着充当爪牙走狗的宾客、刺客、敢死士之类的文武流氓。堡垒里住着制造各种自用器物或商品的工匠，又有经营商贩的商贾。袁术家工匠齐全，号称百工，开大商店、车船周流四方的豪强当然也有很多的工匠和商贾。这种工匠、商贾以及牧人就是成千奴婢中的一部分。堡垒外住着佃农。他们在暴力胁迫下，变成半农奴的身分（人身还不能被买卖），叫做徒附。崔寔《政论》叙述徒附的生活情况说，贫户没有耕地，只好向豪富低头，父子妻女象奴婢一般替田主耕种，一辈一辈做下去。活着衣食不足，死了买不起棺材。年景略差，便得饿死或出卖妻子。真是说不尽的伤心惨目，作为人的生趣被剥夺得干干净净了。大名士申屠蟠隐居在田野间，住屋用蓬草盖顶，依桑树枝作梁栋，同佣人一样。佣人即徒附，他们住的是这样的陋室，室里只有一些破被烂帐，临死时还得到路旁去死，不敢死在家里，因为没有葬身的土地（《昌言》“被穿帷败，寄死不敛”）。徒附穷困到极度，那里会有人的生趣！
徒附离开豪强，更无法生活，因此，徒附不仅几乎无偿地替豪强耕作，而且还得替豪强当私兵。这种豪强武装，叫做部曲。（徒附户一家人也统称为部曲。）袁绍的附属堡垒有户二万兵二千，大概一户徒附，得出一人当部曲兵。袁术部曲有三万余人，大概袁术一家的徒附户至少有三万余（一部分被部曲将带走）。豪强与文武流氓平时组成一个统治集团，战时便成为军事统率集团，豪强当统帅，一些宾客当僚佐，一些刺客敢死士当将校，部曲兵不敢不力战，否则就有灭家的祸难。东汉豪强的兼并性、割据性和破坏力都显得特别强烈，原因之一在于他们拥有所谓部曲的私人队伍。
物质生产进一步发展的东汉社会，同时也就产生出更强暴的豪强力量。这种力量反过来阻碍生产以至摧毁生产，最后连进行生产的劳动人民也被尽量屠杀。根源只有一个，就是豪强的兼并性、割据性。
豪强有良田，又有工具牛犁和徒附，农业生产品成本比较低。他们操纵市上谷价作为兼并土地的一种手段。广大农民所有的田地是中下等田地，他们也必须有牛犁，并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准同徒附一样，才有可能用近乎同等成本的谷物在市上出卖，换取必要的钱来缴纳官府赋敛和购买最低限度的生活用品。如果遭遇天灾、额外赋敛等意外事件，那就有破产当徒附的危险。东汉首尾一百九十五年中，地区大小不等的有灾（水、旱、蝗、风雹等灾）年多至一百一十九年，额外赋敛更是东汉后期豪强政治的特点。不难想见，农民困急只好卖耕牛，失去耕牛只好卖土地当徒附。徒附不断在增加，豪强势力不断在扩大，农民不断在加速破产，如此循环，农业生产力自然逐渐由萎缩一直到被摧毁。
豪强制造器物用奴隶（奴隶身价最高不过二方钱），民间手工业业主用佣工（如申屠蟠家贫，曾“佣为漆工”）。业主要卖出自己的生产物，必须减轻成本，首先是压低佣工的生活到奴隶的水准。事实上使用佣工到底还不是使用奴隶，多少要付出一些佣钱，成本多少还得高一些，因此民间手工业受奴隶劳动的阻碍，不能顺利地发展起来。
阻碍生产摧毁生产是豪强兼并性的表现。兼并性发展到更大规模的混斗割据，就表现出可骇的破坏力，东汉社会在这个破坏力的冲击下崩溃了。
王莽乱后，户口大耗损，经东汉前期的休养生息，汉和帝时，人口恢复到五千三百余万。此后安、顺、冲、质四帝人口都在五千万以下，汉桓帝时又达到五千万（《晋书·地理志》作五千六百万）。这些数字不管它如何缺少真实性，至少还可以显示当时人口是多而不是少。现在看一九○年（汉献帝初乎元年）以后豪强们怎样急剧地破坏社会生产力，使多的人口变为人口极少。
破坏的方式有下列几种：
屠杀———九○年，董卓驱迫洛阳地区百姓迁往长安，沿路死人无数。洛阳二百里内所有官私房屋，全部被烧毁。一九三年，曹操攻徐州，杀男女数十万口。一九二年董卓死后，部将们连年互斗，烧毁长安城，关中居民数十万户，死亡略尽，长安成了空城，附近几百里内不见人迹。二一九年曹仁屠宛。长安、洛阳、南阳三大城市全毁灭了。这只是几个例，其他屠城杀人，规模大小或有不同，残暴性却并无不相同。
抢掠——曹丕叙述一九○年以后豪强割据的情形说，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都以讨董卓为名，纷纷起兵。大豪强占据州郡，中豪强占据县城，小豪强占据乡村，各依武力，互相吞灭。这种豪强军队在割据地内过着“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的野兽生活，他们等到生产彻底被破坏，人民饿死得差不多的时候，自己也就很难生存下去。袁绍军在河北吃桑椹充腹，袁术军在江淮吃蚌蛤过活，不久都溃败了。豪强占据州郡，到乡村象蝗群那样吃人民，吃完这一处再吃别一处，吃到无可吃时，即人民死亡略尽时，他们才算做完了事情。
疫病——《续汉书·五行志》记汉灵帝时有五次大疫。大医学家张机在《伤寒论·序》里说，我的宗族原来很大，人数在二百以上，建安纪元以来，还不到十年，族人死了三分之二，伤寒病患占十分之七。一族人死去三分之二的疫病，在《五行志》上并没有记载，因为它连年发生，不算是值得记载的大疫。汉献帝时大疫，据《五行志》所记是在二一七年（建安二十二年）。曹丕说，那一年疫病，很多亲友遭了灾。曹植也说，家家有死人，室室有哭声，或一门尽毙，或举族灭亡。以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为例，孔融、阮瑀早死，其余王粲等五人都死在这次大疫中，可见丧亡确极严重。疫病是暴政战乱的自然产物（例如二一七年的大疫，从曹操攻孙权军中开始），它不是所谓天灾，它同杀死饿死一样是统治阶级制造的人祸。
人民不是被杀死就是饿死或疫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区黄河流域，在短短的建安时朋化为一片大荒原。王粲从长安逃往荆州，写一首《七哀诗》描述路上见到的惨状说：“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所，何能两相完。”仲长统《昌言》也说，东汉民户，过去一般在一千万户左右，还有不少遗漏户和居住汉地的外来族都不算在内。到了今天（汉献帝时），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这样下去，人要灭绝了。二○二年，曹操在他的原籍谯（安徽毫县）下了一道命令说：“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枪伤怀”。曹操在家乡走一天，路上看不到一个熟人，与王粲仲长统所写破败情状都是亲见的实事，完全可信。这些事实说明什么呢？说明两汉四百年积累起来的财富和文化以及创造财富和文化的劳动人民一起被统治阶级毁灭了！
第五节 汉文化对周邻诸族的影响
两汉是政治统一、经济文化发达、武力强大、拥有人口五六千万的伟大国家。这对四周诸族的社会，很自然地要起着推动作用。两汉特别是东汉（包括三国）推动作用更为显著。东汉三国两个半世纪的长久年月里，除去各族间暂时发生的军事行动，其余年月都是在经济文化的交流上渡过去的。大抵汉朝高度的经济与文化，在前期吸引着许多族，从而建立起密切的政治关系或通商关系，而后期的黑暗政治又迫使逃亡、掠夺和变乱，成为豪强破坏力以外的一种破坏力。东汉与诸族的关系是复杂的，从大的方面看，相互有利处多于相互为害处。
下面简略地叙述东汉与周邻诸族的关系。
东北方
自战国（燕）时起，辽西辽东两郡（秦始皇建郡）已经是汉族文化在东北方的基地。汉昭帝以来，玄菟（治所约在今辽宁省铁岭新宾等县之间）、乐浪两郡成为重要的文化基地。在汉族文化影响下，东北方少数族开始从落后状态中加速了社会的前进。
夫余——夫余国在玄菟郡北，本是濊族的居住地。不知何时，从北方索离国来了一个勇猛善射名叫东明的人，征服濊族，自做国王，号称夫余国。夫余国，有城栅、宫室、仓库、牢狱。刑法残酷，一人犯死罪，一家人都被没收作奴婢。东明族人是贵族，大贵族做加（官），有马加、牛加、猪加、狗加等称号。这些加都是部落大酋长，大部落有数千家，小部落有数百家。小贵族在加下面做邑（城栅）豪或落（村落）豪。濊族人被称为下户，是东明族的种族奴隶。有战事，诸加率东明族人上阵，下户只是运粮供饮食。下户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不参加战争。贵族死后要厚葬，杀人殉葬有时多至百余人。葬国王要用汉朝给予的玉匣。国王死，嗣王到玄菟郡领取。公元四九年，夫余王遣使来汉，汉光武帝给他一份厚礼，夫余从此归玄菟郡管理。因汉文化的逐渐输入，三国时夫余成为东北方的一个强国。
挹娄——挹娄在夫余东北。挹娄人处在氏族社会末期，已有贫富，但不曾形成阶级，各部落有大人（酋长），但还没有君长。居山林间深穴中，富家穴深到九梯以下。穴中央作厕，人绕厕居住。有农业和牧畜业，也能织些麻布。俗重养猪，吃猪肉、衣猪皮，冬天用猪油涂身，厚数分。夏天裸体，用一尺布掩蔽下身。箭用青石作镞，镞上敷毒药，人兽被射中就死去。挹娄人形体似夫余人，言语与夫余高句骊不同。汉时属夫余，三国时脱离夫余自立。挹娄是东北方诸族中最落后的一族。它不接受邻国较高的文化，社会停留在野蛮阶段上，直到它的后裔女真、满洲初起时，大体上还保存着挹娄的社会形态。
高句骊——高句骊在辽东、玄菟两郡的东面，夫余挹娄的南面。属玄菟郡管理。高句骊人居大山深谷中，共有三万户。相传贵族是夫余的别种，约一万人，性凶暴喜掠夺，好造大宫室，男女饮酒歌舞，坐食不劳动。
下户（种族奴隶）供给贵族米粮鱼盐等一切生活品，纵然竭力耕作，还是不得温饱。汉光武帝时高句骊王遣使来聘，汉给以乐人乐器及衣冠服饰。
濊——在高句骊的南面，辰韩的北面，朝鲜半岛东部地区都是濊人的居住地。濊分许多部落，各有酋长，但没有大君长。这些部落酋长与高句骊贵族同种，言语习俗大抵相同。前一二八年，濊君南闾等大小部落酋长率二十八万人来辽东郡，汉武帝因而设置苍海郡，后改属乐浪郡。汉光武帝时部落酋长改称县侯，仍属乐浪郡。濊人与汉人杂居，能种麻养蚕作绵布。没有经过奴隶制度阶段便进入封建社会，在东北方诸族中是文化最高的一族。
韩——在朝鲜半岛南部。韩分马韩、辰韩、弁韩三种，称为三韩。马韩在西，有五十几个部落；辰韩在东，弁韩在南，各有十二个部落。马韩最大，有些大部落多至万余家，大小部落总户数约有十余万。部落间和部落内部，大小酋长各自作主，不很相统属。辰韩弁韩较小，大部落四五千家，小部落六七百家，总数约四五万户。马韩月支部落酋长号称辰王，算是三韩的大君长。辰韩弁韩大小酋长都是马韩人，不得自推酋长。
马韩人能种田养蚕织绵布，在东汉时还不知道金银锦绣是贵物。他们住的是草屋土室，穿的是布袍草履，贫富的区别不很显著。汉光武帝时马韩酋长到乐浪郡通聘，以后便属乐浪郡管理。酋长四时到郡会见，普通人借酋长的衣冠印缓也不时来郡，多至千余人，足见马韩社会还没有阶级。这都是北部人，因为接近乐浪郡，文化比较高，南部人甚至保存着文身陋习，文化比北部更低。到三国时，开始筑城郭，大概社会多少前进了一些。
辰韩又称秦韩，秦朝人逃避苦役，流亡到马韩，马韩人使居住东部地区，与土著弁韩人融合成为辰韩。辰韩言语是秦弁韩混合语，与马韩不同。有城栅屋室。部落酋长按大小有各级称号。能种五谷养蚕作缣布。乘驾牛马，嫁娶有礼，路上行人相遇，停步让路。人死用大鸟羽送葬，意思是要死者能飞扬。辰韩人最大的贡献是能冶铁制铁器，濊、倭（日本）、马韩、州朝（朝鲜济州岛）都依靠辰韩获得铁器，铁在各族交易中当作货币来使用。弁韩人身大发长，当是被马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