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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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最高点，吴国也就灭亡了。
吴在三国中，内部最不稳定，可是立国时间反比魏、汉长。原因是（一）孙权统治吴国五十三年，熟悉统治集团里各部分势力的强弱，能适当地掌握它们。（二）以顾陆两大族为首的江东士族，为保持自己的政治地位（单是顾陆朱张四大姓子弟做大小官吏数以千计），出力支持吴国。（三）八年以后，魏国主要兵力布置在关中一带，对付汉国。（四）二四九年以后，魏国司马氏集团与曹氏集团斗争加剧，在二六○年司马昭杀魏帝曹髦，曹氏集团完全失败以前，司马氏不能攻汉，也不能攻吴。
吴在江东立国，政治是残暴的，但对东南地区的开发，却也有显著的成就。长江中下游吴比东汉时经济文化确是发展了。这首先由于东汉末年中原及江淮间大量流民逃入荆扬二州，他们带来了各地区较高的生产技术，使江东地区原来的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一些改进。钟离牧在永兴县（浙江萧山县西）垦田二十余亩种稻，一年得精米六十斛。当时稻田产量并不很低，所以增加人口的要求极为迫切，孙权攻伐山越，甚至把黟歙地方深山中的短人（少数民族）也搜罗出来，并经常派兵出境捕捉人口。这固然为了添兵，同时也是为了添民。吴亡国时有四个州，四十三个郡，三百一十三个县。郡县数比东汉大增，说明人口增加，土地开辟，需要设立这样多的郡县。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大城市。两汉时江东只有一个大城市——吴。二一一年，孙权自吴迁都袜陵。次年，作石头城，改名建业。二二○年，孙权迁都鄂，改名武昌。二二九年，使陆逊辅太子孙登留守武昌，孙权还都建业。建业和武昌不仅是军事重镇；商业上也是比吴高一级的城市，这两大城市的建立，标志着长江中下游有了进一步的开发。
吴以水军立国，有船五千余艘。水军主力在长江，但航海规模也很大。二三○年，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载一万兵士的大舰队到远海求亶州、夷州（台湾），掳得夷州人数千。二三三年，遣将军贺达率兵一万浮海到辽东。二三九年，遣将军孙怡击辽东，掳得男女。二四二年，遣将军聂友率兵三万攻珠崖、儋耳（海南岛）。孙权是大规模航海的倡导者，几次出航，虽然主要目的在捕捉人口，但当时已有如此宏大的舰队，也足以令人气壮。
二二六年，大秦商人秦论来交趾，转到武昌见孙权，问对远西诸国情形。是年，吴大将吕岱遣朱应、康泰出使海南。朱应、康泰所经历及传闻凡百数十国，大抵林邑、扶南等国与“西南大海洲上”（南洋群岛）诸国是朱应、康泰所经历，大秦、天竺等国则得自传闻。二四三年，扶南王范旃遣使来吴，带来乐人及地方特产，林邑、堂明等国王也遣使来吴聘问，从此开始了中国和海南诸国的正式往来。朱应著《扶南异物志》，康泰著《外国传》（两书唐以后亡佚），介绍海外地理知识，与甘英班勇介绍陆上西方诸国（《后汉书·西域传》所本）同是文化史上重大的贡献。
孙权死后，吴国统治集团内部加速分裂，孙皓时吴国事实上不能再存在了。二八○年，晋武帝司马炎六路出兵攻吴国，两路向扬州，三路向荆州，一路是水军， 用汉国降兵乘大船浮江东下。吴军不战溃散，晋水军最先到建业，孙皓投降，吴亡。
第九节 魏国
曹操创立魏国，对东汉的黑暗统治和豪强大混斗说来，显示出社会开始有稳定的趋势。他废除两汉租赋制度（东汉后期，三十税一竞减到百分税一，等于免地主的田租），改为每亩纳田租四升，每户出绢两匹，绵二斤，不再额外多取。严禁豪强兼并，并禁止豪强逼迫下户贫弱代出租赋。特别是口赋钱、算赋钱的废除，减少了商贾压榨农民的机会，对农民是有益的。推行屯田制，招募无地或无牛畜的农民，在各级典农官统率下耕种官田。租税是按六四（用官牛官六客四）或五五（用私牛官客对分）分谷。屯田制度官与客（佃户）的关系，和一般地主与徒附的关系并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客得四成或五成，比徒附受地主额外榨取，到底是宽了一些；官得六成或五成用来养兵，比全部军粮要农民负担，到底也宽了一些。据西晋傅玄说，当时旱田每亩收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生产量过高，可能有夸大处，但曹操依靠屯田制收富强的实效，却是事实。屯田以外，曹操还督促荒田的开垦，按照各州郡户口数目比较垦田多少，作为赏罚地方官的标准。仲长统说“今者上广民稀，中地未垦”，大抵建安末年，上等地已经逐渐开垦出来。曹操某次行军，经过麦田。下令说：损坏田麦者处死。他自己的马跃入田中，教部属议罪。算是主帅不可自杀，割发置地上当作斩首。这虽然是一种权术，但也说明他对农业的重视。配合着这个重农方针，他提倡节俭，严禁厚葬和淫祀，实行法家政治，建立起国家的法纪。这些，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保障农业生产的进行。大体说来，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朝着恢复的方向发展。
曹操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但恶政的根源之一，他并不能改革，那就是士族在政治上所占有的垄断地位。曹操变通东汉举孝廉制，录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微贱人做官吏，企图冲淡士族的势力，事实上士族依然足以阻碍曹氏政权代替仅存空名的刘氏政权。曹操在氏族的阻力下，只好决心做“周文王”，让儿子曹丕来处理代汉问题。
二二○年，曹操死。魏文帝（曹丕）行九品官人法，承认士族有做官特权，又按公卿以下官吏等级分给牛畜和客户，在经济上予以优待。这样，曹丕就获得士族的拥护，废汉帝名号，建立起魏朝，士族中的拥汉派无形中消失了。
魏朝的政权是士族政权。魏文帝明令禁止宦官和外戚干政。东汉时期外戚、宦官、官僚（士族）三个集团的争斗，到魏才确实肯定了士族是最后胜利者。
东周后期，土地所有制发生变化，原来适合于贵族领主统治的法律在晋郑等国开始有些改革。至东周末战国初，魏文侯承认土地自由买卖制。为适合这个新的经济基础，魏相李悝造《法经》六篇。商鞅依据《法经》造《秦律》。萧何依据《秦律》造《汉律》九篇。此后逐渐增加，有律六十篇，又有令三百余篇，决事比（例）九百零六卷。东汉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等十余家各作解释，每家有数十万字。到魏明帝对，常用律例共有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余字，律例繁乱如此，人民一举手一动足都有遭遇被杀被罚的危险。魏明帝删节汉律令，制定《魏律》（治民）十八篇，《州郡令》（治地方官）四十五篇，《尚书官令》（治朝官）、《军中令》（治军）合一百八十余篇，比汉律令大为减省。又置律博士，专用郑玄学解释律令。魏改革了不少汉制，魏明帝定魏律是最有意义的一个改革。
魏文帝建都洛阳，在汉宫遗址上兴修宫殿。魏明帝大造宫殿苑囿，掠夺民间美女，淫侈无度，从此库藏空竭，百姓怨苦，曹氏政权进入衰落时期。二三九年，魏明帝死。二四九年，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政权全归司马懿掌握，魏国事实上灭亡了。
司马懿出身高级士族，曹操死后，他是魏国唯一的谋略家。他起初轻视曹操，不愿做曹家官吏，自称得风瘫病，拒绝征召。曹操派刺客去察验，司马懿在刀下坚卧不动，好象真风瘫，得免刺死。后来曹操又逼迫他做官，他怕被杀，不得不出来就职。魏明帝时，司马懿率大军对抗诸葛亮，成为魏国最有声望的大臣。魏明帝临死，委托曹爽司马懿同辅幼主曹芳。曹爽远不是司马懿的对手，被司马懿杀死，曹氏政权转成司马氏政权。司马懿和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政，用灭族的惨刑杀戮曹氏集团中人。二五四年，司马师废曹芳，立曹髦为魏帝。二六○年，司马昭杀曹髦，立曹奂为魏帝。二六五年，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晋武帝用禅让方式灭魏，成立晋朝。晋朝的成立，说明以司马氏为首的士族最后推倒原来不是士族的曹氏朝廷，使士族制度得到更进一步的巩固。
曹氏集团在曹操时有新兴气象，大乱后的黄河流域得以逐渐稳定下来，应是它的功绩。魏文帝时开始腐化，魏明帝时腐化加甚。这个继续腐化的趋势，必然要阻碍社会生产的恢复，也自然会延迟三国的统一。恰好司马氏集团继起，它不是不腐化，而是在夺取曹氏政权的过程中不敢过度腐化，这对社会是一件比较有益的事。东汉末年，生产大遭破坏，商业停滞，魏文帝甚至废铜钱改用谷帛作交换货物的媒介。二二七年，魏明帝复行五株钱，显示社会生产已有一定程度的进展。司马氏执政时期，魏国统治集团内部争斗极其残酷，曹氏集团大体被杀绝，但并不影响人力富力的逐渐滋长。魏国未年，中原地区经济已超过汉吴两国，加上汉吴统治集团衰落不堪，二六三年，司马昭灭汉，二六五年，晋武帝灭魏，二八○年，晋武帝灭吴。将近一百年的大乱和分立，到晋武帝时中国又得到统一。
第十节 经学、哲学、科学、宗教
一 经学
董仲舒创阴阳五行化的《公羊》学以后，所有今文经学都阴阳五行化了。它们都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烦琐；一个是迷信。
烦琐——今文经学家解说经文，支离蔓衍，一经的经说多或百余万字，少也有数十万字，所谓“章句（逐章逐句逐字讲经）小儒，破碎大道”，就是当时某些儒生对今文经学在章句方面的评论。这种章句不仅为某些儒生所厌恶，甚至某些最高的统治者也感到太繁难，需要删节。王莽曾令博士删五经章句，每经都是二十万字。一个名叫郭路的博士弟子，日夜用心思索，竟暴死在烛下。博士以浮辞烦多算作学问，要省简他们的浮辞好似要他们的性命，王莽大概因阻力太大，只好对博士让步。汉光武帝令儒臣议减省五经章句，没有议出结果来。他为皇太子选经师，钟兴被选教严氏《公羊春秋》，桓荣被选教欧阳氏《尚书》。钟兴删去重复的章句，桓荣删旧章句四十万字为二十三万字，两人都获得汉光武帝的重赏。从此有些儒生敢于删节章句，如桓郁删桓荣二十三万字为十二万字，伏恭删《齐诗》章句为二十万字，张霸删严氏《公羊春秋》章句为二十万字，张央删牟氏《尚书》章句四十五万余字为九万字。在标榜“笃守师法”的经师群里，这些删节了的新章句，并不影响删节以前的旧章句继续传授，更不影响其他经书的章句。归根说来，章句是牢不可破的，因为它和仕途结合在一起，只有到了九品官人法成立以后，它才自然地逐渐归于消灭。
迷信——孔子不谈神怪，所以迷信成分在原始儒学里不占重要地位。自从董仲舒用阴阳五行学附会经义，今文经学大大增加了迷信成分。不过，章句受经文的限制，即使多至一百万字，要快意地谈鬼神怪异到底不很便利；章句受师法的限制，要新立一说，到底也不很便利。于是今文经师们另造一个谈神怪立新说的孔子，集合一切古来相传的和自造的经说和妖妄言辞，都说是孔子所写的书。这些书称为纬书或秘经或谶纬。东汉时期称谶纬之学为内学，政治上地位比经书更高。
董仲舒《春秋繁露》里载求雨止雨法，登坛祷告，极象一个巫师或道士。他是椎论灾异的大师，有一年，汉高帝庙遭火灾，董仲舒推论火灾的原因，草稿被人偷去送给汉武帝。汉武帝召集群儒察看。董仲舒的大弟子吕步舒不知是本师所作，说是大愚妄，董仲舒几乎被杀，吓得他后来不敢再谈灾异。皇帝需要有利于统治的妖妄言辞，但禁止议论朝政。儒生需要造妖妄言辞来提高自己所讲那一经的地位，但必须避免大愚妄的危险。最妥当的方法自然是托名孔子，董仲舒以后的经师都采用了这个方法。
谶是谜语式的预言，源出巫师和方士。董仲舒用阴阳五行推论灾异，预知吉凶，虽然还不算是谶而已为儒主造谶开了先路。巫师方士造谶当然比不上用孔子名义的谶，因此西汉末年，造谶成为儒生的专业。纬是一种大杂拌。其中有（一）天文历数学。除去它的迷信部分，颇有一些可取的学说。（二）上古时代的神话和传说。这大概就是司马迁所称“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的那一部分。西汉儒生还看到这些古杂书，录入纬书中，多少保存了一些古杂书的残余。（三）地理知识。（四）解说文字。（五）叙述礼制。（六）推演经义。这些，不管它如何杂乱鄙陋，总还算是说经的一种。但纬书之所以被朝廷重视和利用，并不在于单纯说经的这一面，而是在于造作神话怪说，与谶混合在一起，随时添加迎合世务，借孔子名义肆无忌惮地传播妖言的那一面（郑玄说，孔子所欲改先王之法，阴书于纬，以备后世帝王采用）。章句连篇浮辞使人昏迷，王莽汉光武帝和某些经师还可以主张删节，对谶纬则竭力提倡和保护，不许对它攻击，足见它具有最黑暗的性质，比章句更适合统治者的需要。
汉成帝时有所谓六经六纬。汉哀帝汉平帝时谶纬盛行。王莽大加提倡，惜以证明自己得天命该做皇帝。汉光武帝因谶纬有“刘秀”、“赤九”（汉高帝九世孙）等预言，崇信更甚。他崇信谶纬，无非是要人们崇信他是个真正受天命的皇帝。他用谶纬的说法来讲五经，甚至用人行政也依据谶纬来作决定。一个古文经学家桓谭极言谶纬妖妄，汉光武帝大怒，说“桓谭非圣无法”，要拿下去斩首。桓谭叩头流血，好半天才得免死。他是七十多岁的老人，被贬出京，在路上病死了。东汉儒生如果反对谶纬至少是不得做大官；反之，做大官的多半是妖妄人或附和妖妄人的庸鄙人。东汉一朝思想上政治上愈来愈黑暗，与谶纬愈来愈盛行，趋势是一致的。
今文经学特别是谶纬之学是东汉主要的上层建筑物，它给这样的一个社会基础服务，就是豪强对农民进行着残酷的掠夺，豪强集团相互间进行着剧烈的冲突，农民穷困流离，对统治阶级不满以至反抗继续在增进。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使东汉社会一开始就显得不安稳，到后期更呈现危急状态。这样的社会基础，无怪乎自汉光武帝以下的统治者，都迫切寻求天命鬼神的助力，希望从它那里获得一副麻醉剂，好让矛盾松弛下去。不过，谶纬并不是很有效的麻醉剂，它的效力远不及佛教那样大，而且它还有很大的副作用，因为预言可以随时新添加，愿意添加些什么话很方便。汉桓帝时，谶纬里出现汉朝气数完了，“黄家当兴”的预言，张角首先利用它发动黄巾军起义。后来曹丕引用大批谶纬证明自己就是“黄家”，刘备引用大批谶纬里“备”
字证明刘备该做皇帝，孙权大造符瑞，证明自己也得天命。晋武帝以及南朝各朝用禅让方式灭旧朝廷，都有大批谶纬作证明。谶纬用以欺骗人民，结果却是黄巾起义；用以缓和内部争夺，结果却是新朝廷灭旧朝廷。统治阶级感到谶纬不是好的麻醉剂了。随着佛教的逐渐盛行，南朝宋孝武帝开始禁谶纬，梁武帝加重禁令，隋文帝时禁令更严厉，隋炀帝派遣使官，在全国范围内搜查有关谶纬的图书一概烧毁，私藏者处死刑，谶纬学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