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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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内部与今文经学对立的是古文经学。原始经学大体上有鲁学齐学两种学风。鲁学主合古（复古），齐学主合时。汉高帝令叔孙通定朝礼。叔孙通请鲁儒生们到京城去商议，有两个儒生不肯去，斥责叔孙通道：朝廷要积德一百年才能谈到兴礼乐，你现在就想做起来，是不合古的。我们不去。你走罢，不要来污辱我们。叔孙通笑道：你们真是鄙儒，不懂得时务。鲁两儒生和叔孙通正表现出两种学风的区别。它们继续演变，齐学成为今文经学，鲁学成为古文经学。
古文经学派代表统治阶级一部分仕进心较淡，复古心较浓的士人。这里所谓仕进心较淡，并不是说他们不热心仕进，而是说他们在今文经学的压制下不得仕进。所谓复古心较浓，也不是说他们真想恢复孔子所说的一切，而是说他们只要求朝廷承认古文经学是真经学。他们因为主张复古，所以反对今文经学特别是谶纬之学，在这一点上，古文经学确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它是复古主义者，和合时的今文经学一样，本质上都不是进步的。
古文经学的一个特点是“通训诂”“举大义”，“不为（学）章句”。所谓“通人恶烦，羞学章句”，就是古文经学家轻视今文经学的一般态度。东汉主要古文经学家如桓谭、班固、王充、贾逵、许慎、马融、郑玄等人都博通群经，其中马融是标准的古文经学家。古文经学又一特点是反对谶纬。桓谭、尹敏、王充、张衡、荀爽、荀悦等人都斥责谶纬，说它不合经义，非圣人（孔子）所作，特别是王充，著书反谶纬，是东汉最大的思想家。今文经学是官学，不仅太学中有成万的学生，就是一个名师建精庐（私立学校）开门教授，学生也常有数百人或数千人，如蔡玄教授经学，门徒（亲受业的高第生称弟子，转相传授不直接受业的普通学生称门生，统称为门徒或诸生）常有千人，历年著录（学生名册）共有一万六千人。这种官立私立的学校以外，还有学童读书的书馆。王充八岁（公元三四年）进书馆，书馆里有小童百人以上。当时正是汉光武帝初年，上虞又只是会稽郡的属县，一个书馆里学童多至百人以上，中原地区的书馆，学童当然会更多。书馆教师可能全是今文经学者，他们对广大学童传播今文经学的影响（主要是谶纬），所以今文经学在士人群中也在学童群中有雄厚的根基。古文经学是私学，但名师门下也常有学生数百人或千人。他们人数远不及今文经学者那样多，学风上却有显著的不同趋向，这种趋向成为反对今文经学的力量。
自王莽时刘歆与博士们发生冲突以后，整个东汉经师继续着古文今文的争斗。汉光武帝曾大会朝臣辩论是否可立古文经学博士。经多次辩论，汉光武帝要收揽古文经学派，决定立左氏《春秋》博士。今文博士们议论喧哗，公卿大臣群起反对，《左氏春秋》博士不久就被废除。汉明帝时，贾逵代表古文经学派，利用朝廷特重谶纬的空隙，上书说《左传》与谶纬相合，可立博士。贾逵依靠这种迎合的本领，终于得到汉章帝的允许，让《左传》、《谷梁》、《古文尚书》、《毛诗》四经公开传授，但不立博士，这就是朝廷不承认古文经学是士人求仕的正路。在古文经学派方面，取得朝廷这一些让步，也算是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今文经学章句烦多，说解乱杂，不仅“通人恶烦”，就是非“通人”也同样恶烦，当古文经学派力求上升的时候，今文经学感到自身有“省章句”“正经义”的必要。公元七九年，汉章帝亲到白虎观，大会群儒讲议五经同异，用皇帝名义制成定论，称为《白虎通义》（又有《白虎通德论》、《自虎通》等名）。
它是全部今文经学的综合体，也是今文经学的政治学提要。全书条理明白，义旨简要，确是一部重要著述。
不过，奉命编书的人不是今文博士而是古文学者的班固。今文博士一般只会记诵章句不会概括大义，只能专讲一经，不能兼通五经，要编通义就不得不求助于古文学者，《白虎通义》的编成，正显示今文经学的虚弱，它无可避免地将为古文经学所排斥。
一个巨大的古文经学家许慎，用二十二年时间（一○○年至一二一年）著成了《说文解字》（简称《说文》）十四篇。许慎是贾逵的学生，博通经典和群书。他收集小篆、古文（战国时文字）、籀文（西周时文字，又称大篆）共九千三百五十三个文（独体为文，如日月等）字（合体为字，如江河等），解说每一个文字的形体、声音、训诂（字义），极为简要，全部解说不过十三万三千余字。读古书和汉朝法律时所遇到的疑难，都可以从这部书里获得解答。这部巨著，集西周以来文字之大成，也集古文经学训诂之大成，对不懂文字形义，依据隶书穿凿附会的今文经学说来，是一个严厉的驳斥。《说文解字》的编成，正显示古文经学有坚实的基础，有力量排斥今文经学。
贾逵许慎等古文经学大师，都兼讲今文经学，都还不能建立起纯粹的古文经学。自从班固的学生马融遍注《孝经》、《论语》、《毛诗》、《周易》、《三礼》、《尚书》（《左传》因已有贾逵注，马融仅作《三传异同》），古文经学才到达完全成熟的境地。马融声望甚大，寿又很高（七九年至一六六年），门下生徒常有数百人或千余人，著名学生如马日（音密低mìdī）、卢植做大官，郑玄为经学大师。马融以后，古文经学事实上压倒了今文经学。代表今文经学的《公羊》家，东汉末年出了一个大博学者何休。他仿效古文经学的注解法著《春秋公羊解诂》，大异于博士章句，但也不能挽救今文经学的崩坏。
何休与郑玄同时，郑玄是古文经学的集大成者，何休是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何休精研今文诸经，用十七年功夫作《春秋公羊解诂》。他废除章句之儒的俗学，仿左氏《春秋》五十凡例，为《公羊春秋》制定凡例。他在《文谥例》里说：“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此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四夷，此三科九旨也。”三科九旨以外，又有五始、七等、六辅、二类。依据这些凡例，《公羊春秋》才成为有条理的一种经学。董仲舒以后，何休是最大的《公羊》学者。
马融的学生郑玄是东汉最大的博学家，他博通今文经学（包括谶纬），更博通古文经学。他遍注古文经，注中兼采今文说，他采用纬书说和怪说。他又注一部分纬书（大部分是他的弟子宋均所注），给谶纬找训诂的根据。他是古文经学大师，同时又是今文经学大师，但基本上是古文经学者。郑玄杂糅今古文的古文经学号称郑学，失败了的今文经学派转而拥护郑学，再加上郑玄寿高（一二七年至二○○年）、门徒多、著述富（一百余万字），郑学成为当时“天下所宗”的儒学。魏晋以后的经学主要就是郑学。
经学上的派别争斗，如果当作一种隐微的折光来看，今文经学反映统治阶级内部有一部分人在政治上得势，古文经学反映别有一部分人企图在政治上得势，争斗的结果，由于得势部分的腐朽无能崩溃下去了，原来不得势的部分一方面与某些崩溃中的得势部分相混合，一方面取得了胜利成为得势者。在政治上，东汉至魏晋的士族正经历着这样的一个过程；在经学上，古文经学也经历着类似的过程。自从九品官人法确立以后，士人入仕，不必拘守今文经学，郑学在经学上也就确立了它的地位。
郑学盛行以后，经学不再是今文古文的争斗，而是 转为古文经学内部马融学与郑玄学的争斗。代表马融纯粹古文经学派的王肃，也遍注群经，与郑学对立。王肃是司马昭的妻父，政治势力使王肃所注群经得立博士。郑学势力大，王肃为加强自己的论据，伪造《圣证论》、《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书（相当于今文经师的伪造谶纬），借孔子名义来驳斥郑学。郑玄学派（以魏帝曹髦为首）驳王申郑；王肃学派申王驳郑。郑王两派的拥护者都是统治阶级的得势部分，因之争斗的剧烈超过东汉时期的今古文争斗。二五六年，曹髦亲临太学，与博士们辩论经义，曹髦主张郑说，博士主张王说，曹髦不敢斥责博士，因为王学后面有司马氏势力。在士人群中，纯粹古文经学派人数到底没有郑学那样多，东晋时（晋武帝是王肃的外孙，西晋重王学），王学逐渐失势，胜利者依然还是郑学。
在郑王两派争斗的时候，许多古文经学的阵地被两派以外的人夺去了。老庄学派的创始人何晏王弼首先夺取了两部重要经典。何晏综合各家注文，撰《论语集解》。王弼撰《周易注》，革去汉儒象数之学（卜筮之学），改用玄理说《易》。何晏王弼所注书盛行，推倒了马融郑玄王肃三家注。西晋初杜预撰《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撰《释例》、《春秋长历》等书，推倒了贾逵王肃两家注。东晋梅赜（音责zé）献《伪古文尚书》，又献伪西汉孔安国《传》（传即注），推倒了马融郑玄王肃三家注。东晋郭璞注《尔雅》，范宁注《春秋谷梁传》，一半的经典被郑王两派以外的人占领了。郑王两派墨守家法，不求改善，旧注被质量较高的新注所代替，是完全合理的。
两汉盛行的经学，到东汉末魏晋做了总结。就是东汉末年古文经学推倒两汉盛行的今文经学，不受家法束缚的魏晋古文经注又推倒汉魏有家法的经注。下表说明东汉魏晋人所作许多经注中最后存在的几种。
汉人经注 魏晋人经注
（一）《毛诗》——西汉毛亨传，郑玄笺（笺即注） （一）《周易》——魏王弼注。《系辞传》以下，晋韩康伯注。
（二）《周礼》——郑玄注 （二）《尚书》——晋梅赜《伪孔传》
（三）《仪礼》——郑玄注 （三）《左传》——晋杜预集解
（四）《礼记》——郑玄注 （四）《谷梁传》——晋范宁注
（五）《公羊传》——何休 （五）《论语》——魏何晏
注 集解
《尔雅》是训诂书，《孟子》（东汉未赵歧注）在汉魏不列于经典，《孝经》多有汉儒注解（唐玄宗作注，旧注都废弃），但并无学术价值。流传至今的重要经书，除《公羊传》是今文，余下九种全是古文（《谷梁传》近于古文），其中经注魏晋人占十分之五，而郑玄一人占十分之四。魏晋注经家的成就超过汉经师，郑玄一人的成就超过任何注经家。他们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就是广采众说，自出新意，不受家法的束缚。
二 哲学
孔子哲学的核心是“中立而不倚”的中庸思想。应用到鬼神（包括怪异）问题，也是中立不倚地不确信为有，不确信为无。“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就是孔子对鬼神的态度。这里没有说实在在，也没有说实在不在，只是说好象在。因此儒家依所处时代的需要，可以引申为有神，或引申为无神。大抵在和有神论作尖锐斗争的时候，可以主张无神论，在朝廷需要神的时候，可以主张有神论。在平常的时候，它把鬼神看作如在而加以利用。《周易·观卦·象辞》里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淮南子·泛论训》给神道设教作了很好的解说。它说：世俗都知道，用刀相戏，祖宗就拉住他们的手臂；枕门限睡觉，鬼神要踏他们的头。实际上只是因为用刀相戏是危险的，枕门限睡觉会受风寒得病，说鬼神来干涉，无非是要人有所畏惧不那样做。一切所谓鬼神祥（迷信），性质不过如此。愚笨人硬说有鬼神，刚愎人硬说没有，只有通达人能懂得这个意义。这里所说通达人正是主张如在的孔子和一般儒学者。
墨家确信有鬼神，儒家在反对墨家时，断定鬼神不存在，成为无神论者。战国时儒家董无心与墨家缠子进行了著名的辩论（《汉书·艺文志》儒家有《董子》一篇），董无心说，你们信鬼神，好比用脚跟去解绳结，归根不得成功。据说，缠子被驳倒了。道家本来主张无神论，杨朱反对墨家的兼爱尚贤有鬼非命（与儒家接近，所以盂子称“逃杨必归于儒”）。《庄子》有《徐无鬼篇》。此人以无鬼为名，当然也是墨家的反对者。在反墨家的有鬼论上，儒家与道家是一致的。
西汉前期，政治上道家影响超过儒家。汉武帝提倡儒学以后，今文经学派在和道家争斗中，本身自阴阳五行发展到妖妄的谶纬之学，成为十足的有神论者。
孔子确信有天命，但掌握这个命的天，是无知的自然还是有知的神，孔子并没有作出明白的答案。“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好象说天是无知的自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好象说夭是有知的神。孔子很少谈天道和天命，象子贡那样高级的弟子，还说“不可得而闻也”。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这大概就是孔子和儒家对天与命的传统态度。
后来荀子作《天论》，才确定天是无知的自然物。事在人为，并无宿定的命运。董仲舒创今文经学，确定天有知，鬼神能降祸降福，那末，命运就不能是固定不变的了。今文经学派实际已与墨家《天志》、《有鬼》、《非命》（宿命）走着相同的道路，妖妄无稽比墨家更甚。
谶纬妖化了孔子，古文经学派要恢复不谈神怪的孔子，必需反对谶纬。一般他说来，古文经学家反对谶纬是一致的，不过他们实际的作为却在以训诂反章句，对谶纬的攻击，局限于“非圣人所作”，缺少理论上的发挥。只有王充立足在理论上对谶纬进行了有力的攻击。他尽一生精力，著成巨书，根据实在的事理系统地全面地将所有“儒书”（主要是指谶纬）、“道家”（方士神仙术）的种种谬说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迷信行为（阴阳五行家各派别的法术），一概予以驳斥。古文经学派专力于训诂，头脑里似乎没有什么思想，统治东汉人头脑的基本上是今文经学的妖妄思想，王充跳出古文经学派的圈子，单身和朝廷支持下的妖妄思想作坚决斗争，这种豪杰气概，不仅在东汉是唯一的，就在整个封建时代里也是稀有的。王充之所以有此勇气，因为他的理论建立在唯物论上面，因为他的理论建立在劳动人民的智慧上面。民间谚语说“知星宿，衣不覆”。意思是懂算命，知吉凶，会穷得穿不上衣服。这是对迷信家多么深刻的讥笑，王充就是这种人民智慧的表达人。
王充生于公元二七年（汉光武帝建武三年），死当在公元九六年（汉和帝永元八年）前后。早年曾到大学读书，并从大史学家班彪求学。他的家庭是“细族孤门”，再加上他好“谏争”，不合时宜，一生只做了几年州郡吏，其余年月都居家教授，专力著书，写成《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字。《自纪篇》说“得官不欣，失位不恨，处逸乐而欲（慾）不放（放纵），居贫苦而志不倦，淫（多）读古文，甘闻异言，世书俗说，多所不安，幽处独居，考论实虚”。王充是这样一个反对流俗独立思考的人物。这个性格使他不求仕进，甘愿处贫苦，为考论真伪而生活。他对流俗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