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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挝�方形，书写起来比小篆便利得多。这在当时是一种最进步的文字。王次仲（秦隐士）“割程隶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蔡琰说），创制八分书。八分书篆体多于隶体，是一种保守性的文字。又有隶草，是隶书的变体，书写比隶书更简易。两汉文字除汉元帝时，史游作章草，东汉末，张芝作今草（章草各字独立，今草前后字相连），刘德升作行书（草书兼真书），字体有些改革，其余沿用秦文字，并无新创。但有一点是特殊的，那就是两汉尤其是东汉，不少文士以“工书”著名，有些竟以写字为专业。经汉灵帝提倡后，书法在艺术上的地位更为显著。
　　两汉写字艺术，到蔡邕写石经达到了最高境界。蔡邕能画工书，八分尤为精工。一七六年（汉灵帝嘉平四年），蔡邕以八分体写《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礼记》、《论语》五部经书，使刻工刻成石碑四十六块，立在大学讲堂前。这是有名的熹平石经。从经学方面说，它校正了五经文字，从艺术方面说，石经文字是两汉书法的总结。
　　绘画
　　两汉承春秋战国时期绘画的传统，以历史故事为主题，在宫室祠堂的壁上作壁画。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记壁画情形：最先是太古裸体怪形、质野无知的神话中人物。其次是黄帝尧舜，有衣裳冠冕。其次是夏商周三代兴亡。凡历史上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的事迹，国君的贤愚，政事的成败，都用来“恶以诫世，善以示后”，对观者进行政治、道德教育。主题以外，再用天地、万物、神怪、异事作辅助，配合成丹青鲜明、形状生动的大图画。鲁灵光殿壁画可以代表两汉一般的壁画，区别只在规模有大小，画法有高低，用历史故事诫世示后是一致的。
　　坟墓中壁上也多有壁画。曾经发现的汉墓壁画，画中故事大抵是墓主生前的生活享受，例如宴会、娱乐、游行等事。据墓中壁画考察当时统治阶级的一般生活，比文字记载要具体些，所以它虽然只是片断的材料，但可以补史文的不足。
　　漆器本是中国独有的艺术品，加上生动的彩画，更是精致无比。战国和两汉漆器，近年来出土渐多，很可珍贵，在绘画史上漆画与壁画应得到同样的重视。
　　雕刻
　　与写字绘画相辅而行的雕刻，也是一种重要的艺术。秦始皇巡行各地，令李斯写颂文，刻石纪功，开立碑碣的风气。东汉富贵人或名士墓前，往往立碑若干块，用以颂扬墓中人的功德。《蔡邕集》中碑文约有一半，其中胡广、陈寔各三碑，甚至袁满未死时才十五岁，胡根才七岁，蔡邕也为二人作碑文。《文心雕龙》说“后汉以来，碑碣云起”，其浮滥可知，但刻石技术却愈益普遍而精工。好字因好刻得保存于久远，并由此发现摹拓术。班固学李斯书法，许慎学李斯，甚得其妙，蔡邕学李斯，工篆书，似东汉时已有李斯刻石的拓本（也可能　是李斯的其他手迹，不过，东汉有纸，用纸拓碑字也是可能的）。王羲之用蔡邕石经和张昶《西岳华山堂阙碑铭》的拓本学习书法，顾恺之工摹拓术，足见东晋时确有摹拓术并在改进中。又由此逐渐发现雕版印刷术。事实上石经拓本已经是五经刊本，只要变石刻为木刻，就成为雕版印刷术。
　　陕西兴平县有霍去病家，家前有石胡人石马石牛等雕像。这种雕像形体虽较质朴，但与墓中霍去病的丰功伟业配合起来，却显得气象壮健，意义深长。东汉富贵人墓前多有石雕像，如四川雅安县高颐（二○九年死）墓前石狮，姿态生动，充分表现狮的猛悍性，比霍去病冢前石马，技术上是前进了一步。
　　东汉盛行刻字，同样也盛行刻画。现存东汉刻石壁画，最著名的有山东嘉祥县的武梁祠和肥城县的孝堂山祠。两祠所画故事与鲁灵光殿大体相似。在技术上，武梁祠用阳刻，孝堂山祠用阴刻，雕刻法已经完备了。一九五四年山东沂南县发现大批汉墓中石刻，所画多是当时社会上层人的享乐生活。其中角牴戏一幅，有戏车上倒投，两人走索上相逢，轻身人爬长木杆，戏豹舞罴，大雀走动等妙伎，证明张衡《西京赋》所写并非虚构，而生动具体却优于《西京赋》的文字描写。汉墓中还有画像砖，近年来发现渐多，如在成都、德阳等地出土的画像砖，车马飞腾，屋宇齐整，与石画同是可珍的艺术品。
　　河南辉县出土战国时泥塑的犬羊豕，是一种精致的艺术品。此后逐渐发展，陶制器物愈益繁杂。汉墓中陶制殉葬品有田园、庐舍、仓库、车马、井灶、家畜、鱼虫、用具和奴隶、伎乐等模型，这些殉葬品，表现出当时富贵人的生活状况，也表现出当时的社会关系。四川绵阳县汉墓里发现陶制水田模型一具，田上立几个人，各具神情，有的短褐折腰，有的衣冠昂然，一望而知谁是生产者，谁是剥削者。一具水田模型，实际是一幅封建社会的阶级压迫图。
　　东汉书法绘画和雕刻所以发达的原因，与当时统治阶级中人好名成风，与生时奢侈死后厚葬的习俗是分不开的。各地方都有富贵人，他们生前死后，都要请文学家画家书家和雕刻家给他们表扬功德与夸耀富贵，有技艺的人也借此博得酬劳的财物。技艺愈高，得酬也愈多，因而各门出专家，各地有名家。蔡邕作袁满来胡根碑文，当然为取得润笔。孙敬家贫，刻苦学写字，后因善书而得富。可知东汉时艺术已成为文士的兼业或专业。名家既多，其中自然有变革派和保守派的区别，汉灵帝奖励变革派以后，写字绘画与文学一样，发生重大的新变。
　　隶书比小篆八分有进步意义，但书写仍不够方便。建安时，锤繇变隶书为楷书（又称真书或正书），书写比隶书更方便。锤繇学曹喜的篆书，刘德升的行书，蔡邕的八分书，集东汉书法的精华，创楷书法。他所写魏文帝《受禅碑》，尤为精绝。唐张怀瓘（音灌guàn）《书断》称“秦汉以来，一人而已”，因为他首创秦汉所未有的楷书。汉族文字从此定型，历代沿用不再有较大的变革。楷书（包括其他辅助字体如行书草书等）到了今天人民文化发展的新时代，又成为文化的障碍，如果不用拼音文字代替它，它将愈益显出它的障碍作用，但不容否认它曾是代替隶书的一种进步字体。没有充分的准备、成熟的条件，拼音文字要代替它是有困难的，因为它是适合汉语特点的字体，拼音文字也必须同样适合汉语特点，才能取得通行的权利。当然，拼音文字要做到这一点，是完全可能的。
　　吴孙权时，画家曹不兴开始画佛像，为南北朝以来宗教艺术开风气之先。宗教故事丰富了绘画的题材，西方画法也给汉画以补益，两汉相传的绘画从此大改观。宗教画逐渐盛行，雕刻也随着发达起来。它们为宗教服务，耗费社会财富比两汉不知高出多少倍，但从艺术本身来说，却是极大的进步。剔除它们的宗教毒素，采取它们在艺术上的成就，无疑是古代文化的一种珍贵遗产，有助于今天人民艺术的发展。曹不兴是这种宗教艺术的创始者，在艺术史上应有显著的地位。
　　东汉文学艺术都不曾脱离西汉的旧作风。东汉末年，社会遭受极大破坏，建安三国的文学艺术却呈现出新气象。主要原因在于东汉经学所加于人们思想上的束缚，随着社会的破坏而减轻了，文学艺术也就有可能离开旧作风表现自己的创造力。佛教文化开始被吸收，成为新创造的一个重要来源，在艺术方面，佛教艺术特别显出它的重要性。
简短的结论
　　以汉光武帝为首，以南阳豪强为基干的豪强集团，推翻王莽的新朝，击败农民起义军，建立起豪强统治的东汉。南阳是一个商业中心城市，南阳豪强多兼营商业，因之东汉的统治，是地主式的剥削和商人式的剥削同时并行，这和西汉统治以重本抑末为名，地主式剥削比商人式剥削较占优势的情形多少有些不同处。
　　作为中央集权体现者的朝廷，在东汉前期，对豪强还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力。汉和帝时，朝廷向豪强让步，废除盐铁官卖制，放任私家经营盐铁业。豪强势力更加强大了，转过来实行对朝廷的控制。
　　在西汉，上层豪强与下层豪强一向进行着斗争。东汉前期，上层豪强以外戚为代表，独享政治权利。盐铁私营以后，下层豪强的财力也大有增加。他们要求分享政权，找到宦官做他们的代表。这样，外戚宦官两个集团，为争夺对朝廷的控制权而展开剧烈的斗争。这个斗争延续至东汉末年，以两败而告结束。
　　出身无市籍的中小地主阶层、被征辟为官吏的士人，以大官僚为代表，形成一个官僚集团。这个集团通常依附外戚集团，缺乏独立活动的力量。但在外戚宦官两败以后，它成为上层豪强的代表者。魏文帝定九品官人法，承认官僚集团的权利，也就是保证下层豪强不得侵犯上层豪强的权利，从此确立了魏晋南北朝的士族制度。
　　东汉农业已普遍使用牛耕，工商业也比西汉发达。一般说来，东汉生产力是提高了。统治阶级凭借这个经济力量，对境外，用武力扩张疆土，并吸引许多境外族来归附，强盛不亚于西汉；对境内，压迫农民小工商以及少数族，榨取更多的财物来满足淫侈生活，贪虐尤甚于西汉。
　　上下层豪强和大官僚（上层豪强的一部分）大都据有坞壁，奴役贫苦农民当徒附，强迫精壮徒附当部曲。这些坞主壁帅，实际是大小地方割据者。他们兼并农民，也兼并附近的坞壁，这就使得东汉后期，社会呈现非常不安的状态。农民与地主，下层豪强与上层豪强，斗争愈来愈尖锐。自汉安帝时起，全国各地发生农民暴动，最后爆发了黄中军大起义。豪强间斗争，反映为外戚宦官的斗争，最后爆发了军阀大混战。
　　豪强武装镇压了黄巾军，同时也冲破了中央集权的外壳，疯狂地进行大混战。向来是经济文化中心的黄河流域，遭受毁灭性的破坏，户口骤减，十不存一。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破坏，也是东汉二百年豪强统治应有的后果。
　　经过大混战，最后形成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三个割据势力成立魏汉吴三国。这对东汉末年大丧乱说来，是一个喘息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汉魏间战争，目的在争取统一，与混战的性质不同。三国内部，经济都多少有些进展。黄河流域进展较速，优势逐渐恢复，晋武帝时，全国又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完成了统一的事业。
　　东汉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反映在统治阶级的文化思想上也处处表现出显著的对立。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属于古文经学派的王充唯物论思想与属于今文经学派的谶纬唯心论思想，以及文学艺术上的变革派与保守派，都各有社会力量错综曲折地支持它们对立起来。到了建安三国时期，古文经学压倒了今文经学，玄学思想压倒了唯物论思想，文学艺术变革派也压倒了保守派，大体上各种对立都得到解决。
　　解决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佛教文化发生了明显的或不明显的影响，因而动摇了各种对立间的均势。
　　不断地发展唯心论思想，以适应政治上需要，是统治阶级对上层建筑物的基本要求。今文经学到了东汉，在章句方面，在思想方面，都暴露出难以补救的弱点，统治者看来，它不再是一件适用的工具了。章句方面，让位给专讲训诂名物、本身毫无思想性的古文经学，是保持儒经的最好方法。思想方面，让位给宗尚老庄的玄学，老子与浮屠在东汉时已有当作同类的趋势，玄学与佛教相继而起，是压抑唯物论思想的最好方法。玄学代替今文经学的浅薄唯心论，后来佛教又代替规模狭小的老庄玄学。唯心论思想一步深入一步地发展着，和魏晋南北朝统治阶级一步深入一步地腐朽堕落是互相配合的。文学艺术变革派的得势，也因为接受了佛教的影响。
　　东汉三国时期，佛教逐渐流传，虽然还没有取得重要地位，但必须重视这个新因素所发生的影响。
第四章　短期统一与黄河流域又一次大破坏时期——西晋十六国
——二六五年——四三九年
第一节　西晋的政治概况
　　魏国自曹操死后，汉国自诸葛亮死后，都失去进攻对方的力量。吴国一向划江自守，孙权死后，也进入衰落阶段。魏国的司马氏集团，在三国衰落阶段内，是统一趋势的代表者。虽然它是一个极其腐朽的集团，但也不容否认它在完成统一事业上所起的作用。
　　二三八年，司马懿灭辽东割据者公孙渊，北部中国完全统一了。二四○年，司马懿采用邓艾的建议，掘宽漕渠，引黄河水入汴河。又在淮北淮南，大兴屯田。屯田兵五万人，轮番分出一万人守边，四万人经常种田。东南有战争，魏军乘船顺流而下，可直达江淮，沿路储粮充足，免运输的烦费。司马懿说，“灭贼之要，在于积谷”。他在淮南北实行屯田积谷，作灭吴的准备。后来晋武帝在这个基础上，终于消灭了吴国。
　　二六○年，司马昭杀魏帝曹髦，司马氏集团势力愈益巩固，同时汉吴两国愈益衰落，统一的时机成熟了。司马昭定计，汉国小力弱，出兵先取，取汉以后，再水陆并进取吴。二六三年，司马昭遣钟会率兵十余万进攻汉中，又遣邓艾率兵三万牵制驻在沓中（沓音踏tà甘肃临潭县西南）的姜维军。钟会攻入汉中，姜维引兵退守剑阁（四川剑阁县）拒钟会。邓艾自阴平（甘肃文县西北）凿山开路，击败汉守军，进入成都平原。汉后主到邓艾军前投降。汉国人口只有九十四万，士兵却多至十万二千人，官吏多至四万人。普通户大抵八人就得有一人当兵，实际是老弱妇女以外，几乎所有男子都被迫当兵。这样残酷的统治，当然为人民所厌弃。邓艾兵一到平原，百姓纷纷散走，官吏无法禁阻。汉国统治集团除了投降，再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司马昭用兵前后不过三个月，便灭汉国，因为他早看准了这个形势。
　　司马昭原定灭汉三年后灭吴，可是他在二六五年死去了，当年，晋武帝废魏帝，建立晋朝。他需要先稳定内部，因之延迟了对吴国的进攻。
　　二八○年，晋武帝发兵二十余万，分六路攻吴。其中王浑所统水军，自蜀出击，占领武昌城。建业失去上游屏障，更难自保。王浑所统陆军进攻历阳（安徽和县），大败吴兵。王濬水军自武昌顺流直下，逼近建业，吴水陆军溃散。吴主孙皓到王濬军前投降。吴国人口二百三十万，士兵却多至二十三万，官吏多至三万三千，吴兵役与汉是同样沉重的。晋用兵前后不过三个月，便灭吴国，因为孙氏统治早就为吴人民所厌弃。
　　司马氏政权迅速地消灭汉吴两国，并且在短暂的太康年间，确也曾使社会呈现出一些繁荣的气象。这是因为它的某些政治措施多少是符合当时人民利益的，因而有可能完成国家的统一事业和有限度地恢复久遭破坏的社会生产力。
　　一　罢州郡兵
　　就在灭吴的一年，晋武帝令州郡官解除兵权。兵役是东汉末年以来农民最沉重的一种负担。晋武帝不听群臣谏阻，毅然下诏悉去州郡兵，使农民得免地方兵役，这个措施对恢复生产力有很重大的意义。
　　二　废屯田制，立占田制及其附属的课田制
　　魏国屯田，主要的一种是朝廷招募农户，在各级典农官统率下，垦种官田。自曹操开始屯田，收有成效，后来魏国逐渐扩大屯田区，荒地很多成为朝廷直接所有的官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