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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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经学
东晋时诸裒孙盛论南北学风不同处，说，“北人学问，渊（深）综（繁）广博；南人学问，清通简要”。僧徒支遁同意他们的说法，作比喻说，“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意思是北方学者，以章句训诂为学问，缺少识见，好象在乎地上看月亮，处处有月光，但都是淡光，什么也看不清楚。南方学者以探求义理为学问，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好象从窗洞里看太阳，不见他物，但太阳看得很真切。《隋书·儒林传叙》也说“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这些话实际只是说，北方保持东汉（古文经学派）的学风，南方发展魏晋的学风。这里所说东汉学风和魏晋学风，从经注方面看，南方经师《周易》用王弼《注》，《尚书》用《伪孔传》，《左传》用杜预《注》；北方经师《周易》、《尚书》用郑玄《注》，《左传》用服虔《注》，至于《诗》南北同用《毛传》《郑笺》，《三礼》同用郑玄《注》，南北差别似乎并不很大，但从说经方面看，南北确有很大的差别。北方经师说经，墨守东汉经师的家法，讲明训诂章句，不敢在家法外别出新义，是一种保守的停留在书面上的学风。南方经师说经，兼采众说，阐发经义，贵有心得，不拘家法，是一种进展的从书面进入书里的学风。大抵北方经学宗尚郑（玄）学，排斥王（肃）学，当然更排斥玄学；南方经学不仅郑王兼用，并兼采玄学。《魏书·李业兴传》载李业兴到梁朝聘问，梁武帝问他儒玄二学怎样贯通。李业兴答，我只学五经，不懂深义（指玄学）。梁武帝又问，太极有没有。李业兴答，我从来不习玄学，不知道太极有没有。李业兴答朱异问南郊，伸明郑学，排斥王学。这一问答，可以说明南北学风的不同。
玄学家崇尚清谈，剖析名理，所谓谈功，也成为士人的一个重要事业。佛教聚徒讲经，更具有庄严的规范，清谈家和佛教的风习，影响儒生说经，到梁时，盛行登讲座讲经，听讲人数有时多至千余人（严植之每登讲座，听者千余人）或数十百人（伏曼容每登讲座，听者有数十百人）。口头讲经的记录称为讲疏或讲义，如梁武帝有《周易讲义》、《中庸讲疏》。还有一种称为义疏，是阐发经义比经注更详尽的著作，不同于讲义和讲疏为口讲的记录。南方儒生有讲义和义疏，北方儒生有义疏，无讲义一体。东汉古文经学以训诂章句纠正西汉今文经学的穿凿附会，是一个进步，魏晋经学以探求义理纠正东汉古文经学的琐碎寡要，又是一个进步。南朝开始有讲疏义疏，是魏晋经学的继续发展。释道安始创义疏之学，讲解佛经，儒家义疏，显然是受佛教的影响。
南朝末年，王弼《易》学、费Вㄒ艉琱án）《古文尚书疏》传入北方，为北方学人所接受，南学开始流行。唐孔颖达撰《五经正义》，采用南儒义疏，因此，魏晋经义在经学上取得统治地位，东汉经学亡伙。清儒尊东汉经学，怨孔颖达废黜汉学。不知南儒已从经注发展为经疏，北儒抱残守缺，背诵旧注外别无新说，孔颖达凭借义疏作《五经正义》，势必重南轻北，他自己本来学郑玄注的《尚书》，可是作《尚书正义》，不得不用《伪孔传》，因为《伪孔传》有费А妒琛房善荆弥Ｐ蹲ⅰ繁阕霾怀烧濉７彩鼐杀厥О埽媳本У男朔弦彩且桓鍪道�
郑玄《三礼注》最称精密，南北儒生讲《三礼》，无不依据郑《注》。南朝士族极重家谱，严格辨别亲疏尊卑，丧服学因此成为被重视的专门学问，比郑《注》更加精密。
南朝儒生讲经，重在义理。王弼《易》学，贯通儒道两家，魏晋以来，一向盛行。儒佛两家极难沟通。宋戴颗撰《中庸传》，梁武帝撰《中庸讲疏》，无名氏撰《中庸义》，从《礼记》中提出《中庸篇》来提倡，目的在于发挥儒经中很少讲到的性命哲学，从这里可以向佛学凑合。后来两宋理学家采取道、佛教义，借《大学》、《中庸》两篇高谈儒家的性命哲学，开端远在南朝。
四 玄学和道教
儒家祭鬼神而怀疑鬼神的有无，墨家相信有鬼神，道家不相信有鬼神，三家对鬼神的态度不同，但都不信有长生不死的神仙。战国时燕齐一带始有方士。所谓方，就是不死之药的方。又古来相传有一种能通鬼神、用药治病的巫师。方士炼丹求长生（仙术），巫师用符咒求鬼神保佑（神术），方士和巫师只有术，没有学说，骗术还不算很高。齐国邹衍创阴阳五行学，战国末年，方士巫师采取阴阳五行学，于是有术又有学说，成立神仙家。秦始皇时，神术仙术阴阳五行学合流的神仙家大得信任，《史记·封禅书》说，“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怪迂阿谀苟合之徒”，是神仙家最确切的评语。它和儒墨道三家完全异源。它依附阴阳五行家，但阴阳五行家不一定就是神仙家。归根说来，神仙家是学术上不成其为家的一伙骗子。
神仙家的术，主要是仙术的炼丹（衍成丹鼎派），其次是神术的符咒（衍成符箓派）。用来装饰术的学说，除了始终依附阴阳五行学，还经常在寻找其他更有力的靠山，最后找到道家的创始人老子。
秦时孟子学派的儒生与阴阳五行家合流，西汉今文经学是阴阳五行化的经学，因此，秦及西汉，神仙家曾依附儒家。秦始皇求仙，博士做《仙真人诗》。西汉大儒董仲舒，会作法求晴止雨。大儒刘向依《淮南枕中鸿宝》（淮南王刘安所著书）的秘法炼黄金。东汉崇尚谶纬之学，神仙家与儒生更无甚区别。《后汉书·方术传》所载有神术的方术士，很多就是儒生。东汉末，魏伯阳附会《易经》造《参同契》一书，专讲炼丹的秘法。儒者张衡作《同声歌》，说男女按图淫戏是仙术（房中术）。可是，东汉古文经学派逐渐发展起来，古文经学派以王充为代表，反对阴阳五行学和谶纬学，神仙家感到不可能再依靠儒家。魏晋时古文经学完全代替了今文经学，神仙家也就脱离了儒家。
东汉时，神仙家曾试图依靠信鬼神的墨家，造墨子《枕中五行记》五卷。可是墨家在汉朝是被废黜的学派，依靠它是得不到好处的。神仙家终于找定了老子。老子虽然不信鬼神，但《道德经》里有“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谷神不死，是谓玄牧”；“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以其无死也”；“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一类神秘性的话。《史记》说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又说他西出关，“莫知其所终”。这些，都是神仙家穿凿附会的好资料。道家清静无为的宗旨，更可以借来作妖术的掩饰。无神论的老子被神仙家硬扮成教主了。
神仙家在《汉书·艺文志》里还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东汉佛教开始流传，神仙家依附老子，模仿佛教，开始创道教。《后汉书·襄楷传》说，汉顺帝时，琅邪人于吉，自称得神书一百七十卷，号称《太平清领书》。于吉的门徒宫崇献书给汉顺帝，收藏在官府。这部书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本，再加上巫术。书中宣扬神咒的作用，说天上有永恒的神圣，常常下来把重要话传授给人，人用这种话使唤神吏，神吏完全听从。这种重要话就是神咒。诵咒一百次验一百次，诵咒十次验十次。神咒可使神为人消灾除病，无不效验。这显然是神仙家的符箓派。丹鼎派不能造出大量丹药来给人吃（改用神水，仍须通过符咒），符箓派却可以随时造出符咒来欺骗大量的人，因之，当神仙家扩大成为道教时，符箓派代替丹鼎派，处于主要的地位。襄楷献《太平清领书》给汉桓帝，张角、张道陵等人依据《太平清领书》立太平道，又称五斗米道，可见汉顺帝以后，《太平清领书》已经流传，道教成立了，道士的名称也确定了（佛教僧人称道人）。汉桓帝祭老子，因为老子是道教的教主。
襄楷说“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所谓或言，就是道教徒说了这种话。道教虽然模仿佛教，但要排斥或贬低佛教，含有汉族自己创立宗教抵抗外来宗教的意义。在这一点上，它和反对佛教破坏汉族传统礼法的儒家可以联合起来（在北朝，这种联合尤为显著）。另方面，道教虽然宗奉老子，但和宗奉老庄，研究哲理的玄学家，却没有信仰上的关系。魏和西晋的玄学家，都主张无神论，他们只是采取一些佛教教义作谈助，并不信佛教的神，同样，他们不信老子是神，服寒食散，为的是养生（嵇康作《养生论》），并不求长生不死。所以，必须区别玄学和道教，认明玄学是属于道家流派的一个哲学派别，道教是从神仙家扩大而成的一个宗教。
东晋玄学家探研佛理，比西晋更为普遍和深入，他们在哲学上采取佛理，在文学上也玄佛并用。宋檀道鸾《续晋阳秋》说，王弼何晏始创玄学，东晋佛理尤盛行，许询孙绰作文辞，玄言外又加佛语。许孙二人是一时文宗，因此造成文学界的风尚。东晋以后，玄学作为四种学问的一种，与儒文史并列，始终保持着一个哲学派别的面目，与佛教接近，与道教有距离。梁武帝谈玄又学佛，排斥道教，著名的丹鼎派道士陶弘景给梁武帝诗说：“夷甫（王衍）任散诞（放纵），平叔（何晏）坐论空（谈空无）。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诗意是讥刺梁武帝和一般士大夫谈玄崇佛，有亡国的危险。可见道教徒不赞成玄学和佛教，玄学家和佛教徒也不赞成道教。
最大的道教徒是东晋葛洪。葛洪著《抱朴子·内篇》二十篇，《外篇》五十篇。《自叙》说“其《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这里所谓道家实际是神仙家），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善）否（恶），属儒家”。《内篇·明本篇》定儒学与道教的先后，说“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未也”，这是道教对儒家关系的说明。《释滞篇》说，老子五千言都是泛论，不切实用，庄子、关尹全无至理，以生存为徭役，以死亡为休息，离神仙家千万里。这是道教对道家（玄学）关系的说明。显然，道教是和儒家接近的。这是道教采取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与儒家有相同处。《内篇·对俗篇》说“为道者当先立功德。……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兔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欲求仙街，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它不同于儒家处，主要在长生不死这一点上。《对俗篇》又说“若委弃妻子，独处山泽，邈然断绝人理（伦理），块然与木石为邻，不足多也。……求长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世俗生活），本不汲汲于升虚（到天上）以飞腾为胜于地上（人间世）也。若幸可止家（留在家里）而不死者，亦何必求于速登天乎”。照葛洪的说法，道教并不是想脱离人世，相反，它幻想着求得一种吃了可以不死的药物，永远享受人世的乐趣。春秋时期，齐景公饮酒很快乐，对群臣说：人要是不会死，该多么快乐呵！晏婴回答道：人要是不会死，快乐是属于古人的，怎么会让你来享受（《左传》昭公二十年）。这样浅显的事理，道教徒到死也不懂得，专心一意用妖妄的方法求长生不死。《抱朴子·内篇》就是这样的一部妖妄书，并且是集合战国以来神仙家一切方术的一部妖妄书。
道教固然是妖妄的宗教（凡是神道设教，都不免带着妖妄），但是，妖妄里面还含有一部分可取的成分。在《金丹篇》、《黄白篇》里，主要用矿物炼丹药炼金银，开化学的远源，在《仙药篇》和其他不少篇里，主要用植物治疗百病，实是较为原始的药物学。道教徒主观上是为自己求不死，客观上却为这些科学开先路，削去那些妖妄语，《抱朴子·内篇》可以供给不少的科学史材料。
《抱朴子·外篇》，完全是儒家面貌，不见怪诞的语句。特别是《诘鲍篇》，用荀子和韩非子的观点驳斥道家学派鲍敬言“古者无君，胜于今世”的谬论，表现出社会进化思想。《外篇》许多处说到今胜于古，如《尚博篇》说“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广，今日不及古日之热，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肯许今之才士，不减古之桔骨。重所闻，轻所见，非一世之所患矣”。他在《汉过篇》说“反经（儒经）诡（违）圣（周孔），顺非而博者，谓之老庄之客。……左道邪术，假托鬼怪者，谓之通灵神人；卜占小数，诳饰祸福者，谓之知来（知未来）之妙”。这不仅否定了老庄学派，否定了今文经学和阴阳五行学派，甚至连自己《内篇》所讲的那些神仙术也否定了。他最后不得不归到古文经学派方面来，承认“王仲任（王充）作《论衡》八十余篇，为冠伦大才”，而《论衡》恰恰是反对一切妖妄的儒学著作。
汉族文化的特点之一是崇尚征实的史官文化，对宗教信仰向来是淡薄的。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索隐（寻求隐暗无证据的事）行怪（作怪妄的事）”、“舍人事而任（信仰）鬼神”的阴阳五行学以至左道邪术，在佛教影响下，汇合起来成立一个称为道教的宗教。它不能离开儒学而自立，也只有依附儒学，才能和佛教作斗争。东晋南北朝是道教活跃时期，南方有葛洪、陶弘景；北方有寇谦之，都是道教的重要人物，因此，在这里给道教作较多的叙述。
五 佛教
外来的佛教，要在宗教信仰淡薄、伦理（根本伦理是孝和忠）基础深厚的汉族精神生活里，争得一个立足点并且发展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东晋和南北朝，正是佛教经历着艰难的但是发展的一段路程。这里只说东晋南朝佛教的情况。
西晋丧乱，以王导为首的一群名士（玄学家）避乱，在江南建立东晋朝，一群僧徒也避乱南来。《世说新语》载支愍度想过江，和同行的一个僧徒商议说，用旧的一套说法去江东，恐怕找不到饭吃。两人于是共立心无义。所谓心无义，就是玄学家所谈的空无，东晋很多僧徒能谈玄，因为这是找饭吃的途径。在谈玄的僧徒里，支遁最负盛名，他注《庄子·逍遥游篇》，又作《逍遥论》，伊然是个大玄学家。支遁以后，释慧远最负盛名。东晋士人继承西晋的玄学，但多少感到猖狂放肆的危害，不敢蹈西晋名士破坏礼法的覆辙，儒学又逐渐取得传统的地位。这个趋势在慧远的学问上得到反映。慧远深通玄学，并擅长儒学，尤擅长《三礼》《毛诗》。宋文帝立四学，以雷次宗主儒学，雷次宗就是慧远的学生。慧远讲《丧服经》，后来雷次宗依慧远讲义作《丧服经传略注》。慧远主张“内（佛）外（儒玄）之道，可合而明”，就是企图以佛学为主，以儒玄为输，达到会之有宗（佛），百家（儒玄）同致的目的。支遁依附玄学，慧远想用佛来融合儒玄，从两人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慧远时佛教有了发展，取得自立的地位。
与慧远同时，又有一个名僧法显。法显于三九九年自长安出发，西行寻求戒律，路经西域，入北天竺，又经中天竺到狮子国（锡兰）。法显经历三十余国，求得梵本戒律，附商船归中国。四一三年，到建康。法显记载西方诸国情形，成《佛国记》一书。研究当时西域和印度的历史，《佛国记》是一部极重要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