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7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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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孝文帝立三长，行均田，隶属在宗主势力下的荫附，确实被释放了一部分，可是，寺主势力逐渐兴盛起来，又成为与朝廷争夺民户的一个严重力量。统治阶级迫切需要宗教，特别是佛教，必须大力予以提倡，也就必须让寺主分享剥削的利益，分享得过多，朝廷又感到损失太大，对自己不利，其中斗争和联合的情形是复杂的。代表宗主利益的儒家和道教，参加这个斗争，表现为儒佛道在思想上的争论，归根还是地主阶级内部（朝廷、宗主、寺主）为争夺剥削对象（劳动民众）而发生离合变化。
寺院是佛教的坞壁，僧人是寺主的徒众（寺主的爪牙和从事各种劳动的人），寺主是宗主，强大寺主就是世俗的坞主壁帅。四四六年，魏太武帝伐盖吴所率反魏军，在长安佛寺中发现藏有弓箭矛楯，又发现酿酒器具及州郡官、富人寄藏在寺内的大量财物。此外还有与贵家妇女淫乱的密室。魏太武帝认为是佛寺谋反的证据，大举灭佛。其实佛寺就是坞壁，藏武器和代人保藏财物，都是平常事，说僧人企图谋反，无非是灭佛的一种借口。魏文成帝恢复佛教，四五二年，限制每年出家人数，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允准沙门统（掌管佛教的僧官）昙曜的请求，创立僧祇户和佛图户两种名目。所谓僧祇户，就是平齐户及诸民户如能每年送给僧官（自然也是大寺主）谷六十石（称为僧祇粟），即取得这个名义。僧祇户开始时可能得到僧官的一些保护，逃免官府和宗主的压迫。所谓佛图户（又称寺户），就是犯重罪的平民及官奴，被发给寺院，为寺院服苦役并种田地。僧祇户即荫附，佛图户即奴隶。寺主有爪牙（维那、典录、典坐、香火、门师等名目）供奔走，有普通僧人供役使，从事各种劳动，又有荫附和奴隶，寺院成为合法的大小坞壁。魏孝文帝太和元年——四七七年，国内寺院，平城有一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州郡有六千四百余所，僧尼七万七千余人，朝廷也感到民众逃避赋役、涌入寺院的严重性。四九二年，魏孝文帝限制出家人数，每年大州准一百人，中州五十人，小州二十人。五一七年，魏孝明帝令每年度僧，大州保送三百人，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由僧官（州沙门统）地方官共同挑选出大州一百人，中州五十人，小州二十人。
又禁止奴婢出家，禁止私度僧尼。寺院增加一个僧尼，朝廷便损失一个剥削对象，朝廷设立这些限制，自然是想保持自己的利益，但同时又在大兴佛教，使得这些限制都归于虚设。五一五年，魏境内有寺院一万三千七百余所。五一八年，洛阳城内有寺五百所。魏未年，洛阳有寺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州郡有三万余所，僧尼多至二百万。
大量寺院的存在，说明有大量的寺主和他们的爪牙在进行残酷的剥削活动。首先是侵夺田宅。五一八年，任城王元澄奏称，迁都以来（四九四年，魏迁都洛阳），不过二十几年，洛阳民宅，被寺院夺去将近三分之一。州镇僧寺也同样侵夺小民，广占田宅。长安中兴寺有稻田一百顷，还有种梨枣等树的大果园，足见元澄所说是事实。寺院又经营高利贷，如长安僧人竺法护，一次就贷出钱二十万，济州沙门统道研，贷出钱财，叫郡县官替他索还本息。五一一年，魏宣武帝诏书里说，僧官用僧祇粟放高利贷有两种情形：一种是自放，或取利过本，或偷改券契，侵害贫弱，毫无法纪。一种是借给富家转放，僧官和富家共分利息。僧官出借僧祇粟取利，也逼勒僧祇户取利。沙门统昙曜曾于四七六年，奏准拨凉州军户（平齐户以外的一种杂户）赵苟子等二百家为僧祇户，给僧官送僧祇粟。按定章，僧祇户仍留本地，也不专属一寺，魏宣武帝时，僧官违章逼令离乡服役，二百家中五十余人自杀了。寺院是贪图财物，无河南登封北魏嵩岳寺塔恶不作的魔窟，戒律所称八不净物（田园、种植、谷帛、畜奴仆、养禽兽、钱宝、褥釜、象牙金玉饰床及诸贵物），寺院全有，而且很多。凡是世俗间宗主所能做的罪行，寺院做得更多更恶，因为还有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都想大修功德以求福应，在寺院外加强剥削来填满寺院的欲壑。下面略举一些例。
四五四年， 魏文成帝在五级大寺造释迦立像五躯，各长一丈六尺，共用铜二万五千斤。和平年间（四六○年——四六五年）魏文成帝令昙曜在乎城西武州塞，开凿石窟五所（山西大同云岗石窟），刻石像各一，高的达七十尺，其次六十尺。四六七年，魏献文帝在乎城造永宁寺，有七级塔，高三百余丈，基架宽广，为天下第一。又在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铜十万斤，金六百斤。不久，又造三级石塔，高十丈，全部用大小石块构成。魏国佛教大盛，还是从魏宣武帝时开始。魏宣武帝在浴阳造瑶光、景明、永明等大寺。瑶光寺有五级塔，高五十丈，尼房五百余间。景明寺有房一千余间，七级塔一所。永明寺有房一千余间，住外国沙门三千余人。这些大寺以外，又仿照平城灵岩寺石窟，在伊阙山开凿石窟。自五○○年至五二三年，前后开凿石窟三所，共耗人工八十万余工。五一六年，魏孝明帝在洛阳城内立永宁寺，有九级塔一所，高一百丈，上有金锋一百二十枚，金铃五千四百枚。大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躯，较短金像十躯，绣珠像三躯，织成像五躯。僧房楼观一千余间。王公贵人以至地方豪富，也纷纷造像立寺，如贵戚冯熙一人，在各州郡造寺多至七十二所。《小法灭尽经》说寺院“但贪钱物，积聚不散，不作功德。贩卖奴婢，耕田垦殖，焚烧山林，伤害众生，无有慈愍。奴为比丘，婢为比丘尼，无有道德。淫佚浊乱，男女不别”。这自然只是寺院腐朽生活的一部分。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描述当时寺院穷奢极侈的情形，比《小法灭尽经》所述更具体，想见劳动民众的财物，几乎被求功德者敲剥净尽了。
齐国佛教比魏更盛，都下（邺）大寺，约有四千所，住僧尼将近八万。齐境内有寺四万余所，僧尼二百万以上。
周国财力不足，寺院较少。周武帝在周齐境内大规模消灭寺院，虽然只是表面的暂时的打击，但对劳动民众说来，也算是获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
从魏宣武帝时起，世俗的宗主和宗教的寺主，同时进行着土地兼并，夺取民户，均田制能够维持到什么程度，实在是很难推想。大抵周武帝消灭寺院以后，均田制可能有很大程度的恢复。
魏孝文帝以前，交易用布帛谷当货币。魏孝文帝始铸钱，称为太和五铢。魏宣武帝又铸一种五铢钱。魏孝庄帝铸永安五铢。齐文宣帝铸常平五铢，制作甚精。周武帝铸布泉，以一当五，与五铢钱并行。又铸五行大布钱，以一当十。周宣帝铸永通万国钱，以一当十，与五行大布钱及五铢钱并行。魏齐周钱法紊乱，权贵豪强私铸劣钱，流行市上，无法禁止。不过，比起魏孝文帝以前用实物交易，显得商业上有些进步。
冶铁业因供给农具兵器，未受战乱影响。相州牵口冶（河南安阳县水冶）用水力冶铁，技术也较高，魏武库中兵器主要在牵口冶制造。齐时綦毋（綦毋音其无 qíwú姓）怀文造钢刀，据说能斩铁如泥。魏宣武帝时开采铜 矿银矿，产量不大。
魏齐周经济是落后的，魏孝文帝行均田制后，农业趋于发展，可能恢复到汉魏西晋的生产水平。依靠农业的恢复，以佛教为主体的北朝文化才得以发展起来。
第三节 北朝的文化
鲜卑统治阶级，从迷信方面来接受并提倡宗教，特别是崇奉佛教，是很自然的。儒学生根在汉士族群中，随着汉族在政治上的地位逐渐上升，到北周时，儒学竞压倒佛教。儒、道、佛的相互关系，在北朝，多少反映出汉族与鲜卑族间势力消长的过程。
一 经学
北朝经学，《易》、《书》、《诗》、《三礼》、《论语》、《孝经》用郑玄注，《左氏春秋》用服虔注，《公羊传》用何休注，完全遵守东汉经师旧说，不尚变通。王粥《易注》，杜预《左传注》偶有传授，不发生显著的影响。北朝少见名儒，自魏孝文帝时起，始有徐遵明最称通博学，讲学二十余年，学徒前后多至万人。《周易》、《尚书》、《三礼》、《左氏春秋》都是徐遵明所传，徐遵明尤长《左氏 春秋》，得西晋旧本服氏 《春秋》（服虔注《左氏春秋》）研读数年，撰《春秋义章》三十卷。他的弟子李炫撰《三礼义疏》，熊安生撰《周礼》、《礼记义疏》。与徐遵明同时的刘献之，擅长《毛诗》，作《毛诗序义》，授李周仁、程归则。程归则传刘轨思，李周仁传李炫。李炫撰《毛诗义疏》。刘轨思传刘焯、刘炫。刘炫作《毛诗述议》。北朝著名儒生和主要撰述，大体上也只有这些。大抵北朝经学，学风保守，撰述较少，都缺乏开展的气象，唐朝修《五经正义》，重南轻北，重魏晋新注，轻汉儒旧说，就是因为北朝经学比不上南朝经学。
北朝经学虽然衰落，但在政治上仍保持佛道两教不敢争夺的正统地位。魏道武帝进入中原，便在乎城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余人，后又增至三千人。魏献文帝设立乡学，大郡置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最小郡也置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魏迁都洛阳后，私学尤为盛行，儒生开门授徒，多或千余人，少也不下数百。官学私学的学生，同样可以被州郡选为茂异（州）孝廉（郡），取得官职。魏乱以后，私学仍盛。高欢得卢景裕（徐遵明弟子），使教诸子经学，齐诸帝都是暴君，却照例要选名儒教自己的儿子。字文泰尤重儒学，以至实行《周礼》。周武帝定三教先后，儒为第一。鲜卑人逐渐革去落后习俗，儒学所起作用是不小的。
二 道教
道教自称能羽化飞天，长生不死，其次也能画符诵咒，消灾灭祸。东汉以来，道教流传渐广，张角兄弟三人用太平道教发动黄巾起义，张鲁用五斗米道教占领汉中。士大夫欣慕道教的法术，但也不免有些顾虑，因此，没有人敢大规模提倡道教。西晋时沙漠汗居洛阳，他的侍从务勿尘奉道教，说是在伊阙山成了仙。道教影响，第一次带到了拓跋部。魏道武帝笃信道教，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炼百药求长生。他和他的儿子魏明元帝都被药毒死。道士寇谦之革新天师道，得到魏太武帝的提倡。它反对佛教也更尖锐化，终于引起了魏齐周两次灭佛、一次灭道的宗教冲突。
寇谦之是嵩山道士，自称太上老君亲自封他为天师，继承天师张陵（张道陵）的地位。他改革道教，除去三张（张陵、张衡、张鲁）收租米（五斗米）钱税的旧规，解除了士大夫的顾虑。又反对男女交接的妖术，说大道清虚，岂有此事（房中术）。他的新道教以礼拜求度为主，以服气食药闭精练气为辅。他制造许多道经，说是太上老君传给他《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又传眼气导引口诀之法；太上老君的玄孙李谦文传给他《录图真经》六十卷，教他辅佐北方泰平真君（指魏太武帝）。寇谦之的新道教，模仿佛教仪式更相似，求功德的方法也力求简便，男女信徒只要在家立坛，朝夕礼拜，就可得到上等功德，不必出家修行。魏太武帝初即位，寇谦之来平城献道经，得崔浩推荐，大为魏太武帝所崇信。魏太武帝在平城立大师道场，亲到道场受符箓，表示受了天命，有权做中国皇帝。崔浩是儒家，利用天师道来反佛教。四四六年，魏太武帝灭佛教，就是听从了崔浩的力劝。天师道是汉族人自创的宗教，所奉的神是汉族人认为本族的神，不同于外来佛教的胡神，因此，魏太武帝以后的魏诸帝，不管怎样崇奉佛教，即位时总要举行受符箓的仪式，作为鲜卑拓跋部统治汉族的一种依据。
齐依靠六镇流民立国，特别强调鲜卑人的优越地位，在宗教上也特别崇奉佛教。高澄准备灭东魏，于五四八年，取消天师道坛。五五五年，齐文宣帝灭道教，强迫道士剃发当和尚，齐境内佛教大盛。
周依靠关西汉族立国，特别强调儒学，道教也被重视。五七四年，周武帝废佛道二教，令和尚道士还俗。
道教排斥佛教，但不主张杀害佛教徒。从寇谦之开始，一直保持着这种主张，因之，佛道斗争仅限于言语攻击，没有引起残酷的报复。四三九年，魏灭北凉，魏太武帝捕获为北凉守城的僧人三千人，下令屠杀。寇谦之替僧人说情，三千人得免死。四四六年，魏太武帝大杀境内僧人，寇谦之对崔浩力争，劝崔浩勿杀，崔浩不听。后来齐文宣帝灭道教，只杀不肯剃发的道士四人，周武帝灭佛教，不曾杀一个僧人。宗教斗争激化的北朝，得免互杀事件，在这一点上，寇谦之是有见识的。
三 佛教
佛教造像立寺及广度僧尼等所谓功德事，在经济上都起着破坏的作用。一部分精通佛学的僧徒，阐发宗旨，在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却起着开拓的作用。天竺各教派，南北朝时期，大体上都传入中国，中国僧徒各就所学，标举心得，聚徒传授，成立学派，为隋唐佛教全盛时期作了重要的准备。佛学目的在于修行证果，途径不外戒、定、慧三端。南朝佛学偏重智慧（义理），北朝佛学偏重禅定，戒律南北并重，北方戒律尤为专门之学。这样，由于南北的环境不同，佛学形成了南北不同的学风。在南北不同学风中，各学派得以充分发挥本派的独到处；在同一学风中，各学派得以互较短长处。在南北不同环境中，佛教与儒学所作入世出世的斗争，佛教与道教所作较量地位高低的斗争，佛教与儒学、道教所作华戎之辨的斗争，都带有不同的特色。南北朝因为佛学的兴盛和儒佛道的争论，呈现战国时期以来的又一次百家争鸣，比起汉朝今古文经学之争、魏晋（西晋）儒学玄学之争，规模扩大得多，论旨深入得多（道教鄙陋，除外）。佛学处于斗争的主要面，所以说，南北朝时期，佛学在中国思想界起了开拓的作用。
十六国时期，长安是佛学中心，前秦苻坚尊礼释道安，翻译佛经，宣扬佛教。后秦姚兴，得鸠摩罗什，译事更盛，中外名僧云集。赫连勃勃攻入长安，灭佛杀僧，僧徒逃散，号称白脚禅师的惠始，就是鸠摩罗什的学徒，最早到平城传教，受魏太武帝礼敬的一个名僧。凉州自从张轨以来，一向是西北方佛教中心，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人都熟悉西域佛教的旧式（规矩和技艺等），村坞相连，多有塔寺。魏灭北凉，俘掳僧徒三千人，北凉国人三万户（或说十万户）到平城，魏国畿内佛教开始盛行。沙门统昙曜建议魏文成帝开凿云岗石窟，昙曜是凉州僧人，开凿石窟的工匠，大概也有熟悉佛教技艺的凉州人。
凉州是禅学最盛行的地方，魏文成帝兴佛后，先后任沙门统的师贤、昙曜，都是凉州禅师，作为北朝佛学主流的禅学，以及规模巨大的佛教艺术，都导源于凉州，凉州在接受西方文化时所起的作用是值得重视的。
禅的意义是澄心静虑，坐禅入定，绝灭一切妄念，专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