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8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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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四邻往来，交换有无，本是中国朝廷应做的好事情，但隋炀帝做来却成为害多利少的坏事情。他为满足声威扩张的侈心，对突厥、西域诸国，行为极其愚蠢，对南方赤土，东方倭国，因有海洋的限制，侈心受阻，使得往来的情况较为正常，从而有利于文化上的交流。
三 开边
隋文帝末年已经表现了开拓疆域的倾向，隋炀帝加强这种开拓，短时期内造成领土广大的帝国。
吐谷浑——吐谷浑国王的始祖是西晋时辽西鲜卑酋长慕容涉归的庶长子吐谷浑。慕容涉归立慕容瘣为嗣，吐谷浑率所部西迁，在青海一带广大土地上游牧。吐谷浑国官制器械衣服大体上与中原同，风俗与突厥相似。北朝末年，吐谷浑国王开始称可汗，建都伏俟城，地在青海西岸十五里处。国土兼有西域都善、且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且末县）等地。五九七年，国内大乱，国人立伏允为可汗。六○八年，隋使铁勒袭击吐谷浑，伏允大败，逃入隋西平郡（治湟水，青海乐都县）境，请求隋兵保护。隋炀帝出兵两路迎击，伏允大败。六○九年，隋炀帝亲到浩亹，派兵四面围攻，伏允逃走。吐谷浑十余万人降隋。隋兵取伏俟城。自西平、临羌城（青海西宁县西）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的土地，尽为隋所有。隋设置鄯善、且末、西海（治伏俟城）、河源（治赤水城，青海西宁市西南）四郡，郡下设县、镇、戍多处，迁徙全国轻罪人来充实这些新郡县。大开屯田，防御吐谷浑残部，保障通西域的道路。隋末大乱，伏允收复旧境，侵扰河西诸郡。
伊吾——伊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县）是通西域的要道，突厥一向设吐屯设（官名）镇守伊吾。六○九年，隋炀帝击破吐谷浑，在张掖召集高昌王、吐屯设等及西域二十七国使者大朝会。吐屯设献西域地数千里。
流求（台湾）——在建安郡（治闽县，福建福州市）
东，相隔有五天海程。三国时代，称为夷州。二三○年，孙吴的将军卫温、诸葛直曾率兵万人到达这里。六○七年和六○八年，隋炀帝先后两次派朱宽到流求。六一○年，隋炀帝令陈棱、张镇州率兵万余人，自义安（广东潮州市）航海到达流求。从此，流求与内地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就更密切了，内地迁居到流求的人也就更多了。
隋炀帝开拓疆域，到六○九年止，全国共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有余。西到且未，北到五原，东西九千三百里，甫北一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国势号称极盛。
四 侵略
这里所说侵略是专指对高丽的三次战争。隋朝迅速崩溃，这三次战争起着更重要的催促作用，因为战争中民欢所受痛苦，比游玩、耀威和开边更严重得多。侵略战争引起农民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大起义，大起义催促隋朝的迅速崩溃。企图用大力击灭高丽的隋炀帝，就是这样被民众击灭了。
第一次侵略战争
五九八年，隋文帝出兵侵高丽，失利退回。当时国家兴盛，朝臣们都以为国威受挫，应继续用兵，只有儒生刘炫不附众议，作《抚夷论》指陈利弊。隋炀帝侵高丽，开始时显然受到所谓众议的支持。
六○八年，隋炀帝开永济渠，自黄河北通涿郡。六一○年，课天下富人买军马，一匹贵至十万钱；又派使官检阅兵器，务求精新，如检阅不认真，使官立即被斩首。他作了这些准备以后，六一一年，自江都乘龙舟直达涿郡。下诏征天下兵，在涿郡集中。征兵中有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镩（小矟）手三万人，足见这次出兵，确是动员了全国的兵力。令东莱（山东掖县）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工极严急，匠役昼夜立水中，不敢休息，腰以下腐烂生蛆，死去十之三四。令河南、淮南、江南造军用车五万辆送高阳（河北高阳县），供军士挽载衣甲帐幕。发河南、河北民夫，运送军需。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船只相衔接，长千余里。经常有数十万人在水陆两路运送兵甲和攻城器具，昼夜不息。民夫病死后，尸体遗弃在路旁，满路臭秽。山东郡县负担尤其沉重，民夫运米，车牛一去不得回来，丁男大量死亡，田亩多荒弃，米价腾贵，东北边上一斗米竟贵至数百钱。牛车被征发完了，又征发鹿车（人力小车）夫六十余万人。二人共推一车，载米三石，道路遥远，送到粮台时，米已吃完，无法缴纳，只好逃亡。官吏大肆贪虐，尽量刻剥，百姓困穷，生机断绝。居家只有一条死路，反抗还可活命，农民纷纷聚众起义，攻击城邑。隋炀帝令郡县官搜捕，随获随斩。当然，这只能激起农民更坚决的反抗。
不必等待出兵，隋朝崩溃的前景已经显然在望了。
六一二年，四方应征的兵士全部到达涿郡。隋炀帝令左右各十二军分为二十四路，向着平壤出发，每军设大将、次将各一人，统率骑兵四十队，步兵八十队。骑兵每队一百人，十队为一团。步兵二十队为一团。每团设偏将一人。又有辎重、散兵等四团，由步兵夹路护送。每军特置受降使者一人，直接听皇帝指使，不受大将节制。全军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称二百万，运输粮饷的民夫比兵士加倍。二月九日，第一军出发，以后每日发一军，前后相距四十里，连营渐进，实际上经过四十日，才出发完毕。各军首尾衔接，鼓角相闻，旌旗相望，长九百六十里。御营分六军，最后出发，长八十里。《隋书》说“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这种近古未有的大出师，在隋炀帝看来，无非是又一次大游玩。战争的后果将是什么，他是根本不考虑的。他满以为大兵一到，高丽就会来投降。
隋炀帝依据高丽会投降的愿望来部署战争。严令诸将，凡军事进止，都要奏报等待命令，不得专擅。又令诸将，高丽如请降，必须抚慰，不得纵兵进攻。隋兵渡辽河进围辽东城（辽宁辽阳市）。守城军每遇危急，就声称要投降。隋军不得不停攻，驰奏请旨，等到请旨回来，守军补充完备，又坚守拒战。如此再三，隋炀帝还是深信高丽会投降，辽东城和其他城池也就一个不曾攻取。隋大将来护儿从海路到平壤城下，被高丽守军战败。大将宇文述等九军渡鸭绿水，攻至平壤附近，又被高丽军战败。来护儿所率攻城精兵四万，逃回船上仅数千人，宇文述等所率三十万五千人，除卫文升一军不败，其余溃军逃回辽东城下，只有二千七百人。隋炀帝大怒，率残余军回洛阳。
大败引起隋炀帝大怒，大怒引起又一次大出师，出师引起更严重的后果，隋朝的崩溃不可避免了。
第二次 侵略战争
六一三年，隋炀帝下诏，征发全国兵到涿郡集中。又招募勇士从军，号称骁果。他对朝臣们说，“凭我这个力量，海可以拔，山可以移，高丽算得什么！”当时农民起义军已经到处发动，他还在遥望着高丽，以为只有自己去才能成功。他率大军渡辽河，攻辽东城。这一次作战，算是有些改善，允许诸将便宜从事，不必事事奏请命令。诸军猛攻辽东城，高丽守军非常勇敢，击退昼夜不息的攻城军。攻守二十余日，双方死伤都极重。在兵力对比下，高丽军以少御多，持久是有困难的，正当危急的时候，隋民众起兵攻洛阳，客观上援助高丽民众取得守城的胜利。
大贵族杨玄感，受命在黎阳仓督运军粮。杨玄感是个凡庸的野心家，并不真正想到民众的痛苦，只是认为有机可乘，起兵一试，夺取洛阳，称些时皇帝，就算 满足了。别一贵族李密向他献上、中、下三策，说，上策是袭据涿郡，扼临榆关，使隋军溃散在关外；中策是攻取长安，安抚士民，等隋炀帝回来，据关中和他对抗；下策是袭攻洛阳，但洛阳有越王杨侗率兵留守，久攻不下，隋兵四面来救，事情就难说。这三策都是很不可靠的军事冒险，下策更是必败之道，因为即使攻下洛阳，也免不了四面受攻。杨玄感恰恰采用下策，说：不取洛阳，怎能显示我的威力，你的下策，正是我的上策。起兵后攻洛阳不下，隋炀帝已派兵来救，杨玄感取城的希望断绝，想在城外称皇帝，被李密劝阻。事情眼看不成，还想称一称帝，足见他谋求的不过是这个称号。
杨玄感的军队，却仍是农民起义军性质。杨玄感在黎阳选运粮民夫五千余人，又选江南船夫三千余人，对他们说，皇帝无道，不管百姓死活，天下骚扰，成千上万的人死在辽东。现在我同你们起兵救百姓，你们是否同意？听众欢喜踊跃，愿意从命。杨玄感说的话，是符合民众意旨的，民众追随他，是相信他真的想救百姓，所以这支军队，还是以救百姓为号召的农民起义军。
杨玄感引兵向洛阳，从汲郡南渡河，沿路民众自动从军，军门前热闹象个市集。杨玄感军没有弓箭甲胄，只用单刀柳木楯。他使弟杨积善率兵三千沿洛水西进，又使弟杨玄挺率兵一千越邙山南进。杨侗派出精兵五千人拒杨积善，八千人拒杨玄挺。杨积善兵到，隋兵不战自溃，弃甲仗在地上，有意送给杨军。杨玄挺兵到，隋兵一战就后退，如此五退，杨军到洛阳城门下，隋将率十余骑逃入城，隋兵全部投归杨军。杨玄感屯兵城外，告兵民说，我做官做到上柱国，积财产积到万金，我用不着再求富贵了。现在冒灭族的风险，只是想救百姓呵！民众相信他的话，每日有上千的人到军门投效，杨玄感军扩大到五万余人。长安留守代王杨侑使卫文升率兵四万出关救洛阳。杨玄感已有兵十万，卫文升军每战，兵士弃甲坐地不起，让杨玄感军收取甲仗。前后凡十二战，卫文升剩下兵士无几。
隋炀帝督大军猛攻辽阳城，得洛阳告急书，大惧，连夜退兵，军用物资，全部放弃。命令大将宇文述、屈突（姓）通、来护儿等分路攻杨玄感。杨玄感兵败，向西逃奔，在路上自杀。
杨玄感走必败的道路，起兵时已经决定了败局。民众踊跃从军，两个月便聚众至十万人，这种极端厌弃隋朝的表示，也决定了隋朝的败局。隋炀帝反以为自己得胜了，回到洛阳，大杀示威。他对臣下说，杨玄感一声号召，便聚众十万，更证明天下人不要多，人多盗也多，不杀个干净，怎能惩戒别人。他以治杨党为名，杀三万余人，流放六千余人。杨玄感曾开仓赈济百姓，凡取米的人都被隋炀帝坑杀。经过这次大屠杀，他认为又可以出兵侵高丽。
第三次 侵略战争
六一四年，隋炀帝到涿郡，下诏征天下兵。当时国内已乱，诸郡多留兵不发，在路上的兵士也纷纷逃亡，兵数比六一三年少得多。他自己驻辽西怀远镇（辽宁北镇县境），不敢渡辽河东进了。来护儿军战胜，将进攻平壤，高丽民众已经困弊不堪，国王高元只好派遣使者来讲和。隋炀帝算是获得战果，率军回洛阳。他要求高元亲身来会见，高元当然不听，气得他令诸将准备行装，谋第四次出师。
他是不能在一个地方安居一时的。六一五年，到北边游玩，被突厥围困，他不得已以不再侵高丽为条件，悬赏格招募救兵。解围后回到洛阳，在街道上看见行人往来很热闹，对从官们说，还大有人在！意思是说，往年治杨党，杀人太少。他否认赏格，并且又要发动侵高丽的战争，这个失信行为使将士们愤怨，对他丧失信心。
隋炀帝仇视民众，是死不悔罪的民贼；一心好战，是众叛亲离的独夫。《隋书》论隋炀帝侵高丽事说：“内恃富强，外思广地，以骄取怨，以怒兴师，若此而不亡，自古未闻之也”。封建朝廷当它富强的时候，往往用兵力向外扩地，但也未必一定会亡国。隋炀帝这样做，却非亡国不可，因为他的狂暴行为使他成为一个十足完全的民贼，不折不扣的独夫，独夫民贼决不能逃避人民的惩罚。
隋文帝统治时期，民众辛勤地积累起来的财富，被隋炀帝用游玩、扩张、侵略三种形式，迫不及待地加以消耗，特别是三次侵略战争，民众死亡流离，实在不能再有所容忍。要摧毁这个残暴统治，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农民大起义。
第四节 隋末农民大起义
农民要推翻一个朝廷，重要条件之一，是在几乎是同一的时期内普遍地展开武装斗争，使得原来的统治机构应接不暇，力量消散，逐渐陷入瘫痪状态，然后有强者（不一定是起义者）出来取而代之。不过，这种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发动是很困难的。隋炀帝三次攻高丽，在全国范围内连年征发兵士和夫役，每一个劳动民众穷困以外再加上死亡的威胁，有些人为求免于死亡，甚至自断手、足，称为福手、福足。暴政惨毒到这样的地步，大规模起义也就蓬勃地发动起来。
农民起义，只要求（一）推翻旧统治建立起较好的新统治；（二）恢复和平与统一，得以安守乡土，进行生产。要满足这些要求，并不需要什么明确的答案，因之，各式各样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加入农民队伍，取得领导权，成为起义军的首领，大体上，起义军首领有两种：一是代表起义要求的农民领袖；二是不讲纪律，从事攻掠的草莽雄豪。他们在行动上表现出很大的复杂性，但是，只要以反抗旧统治为号召，并且得到一部分民众的追随，不论那些首领把起义军领导成什么模样，都应是农民起义运动中的产物。
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旧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乘机分裂出来，反对旧统治者，更反对农民起义，割据土地，自成一种势力。农民起义的成败，取决于旧统治者、割据者、农民起义军三种势力斗争的结果。一般他说，农民起义，起初总是分散在各地区，自然带着地方性。这是发动时期的现象，其主要特征是对抗旧统治的进攻，其次是地方性兼并。斗争的结果，有些起义军突破地方性的局限，转为全国性的斗争，这是兼并时期的现象，其主要特征是基本上完成了本地区的兼并，为求得全国的统一，消灭其他起义军和割据势力。隋末农民大起义，产生了许多起义军，但都不曾脱离发动时期的局限状态。这是因为具有若干优越条件的唐朝，利用隋的旧统治，成立唐的新统治，不待起义军转入兼并时期，它却以强者的姿态进行兼并，消灭各种起义军和割据者。既然没有一个起义军首领能够实现农民的要求，唐朝的成功，起着缩短兼并过程的作用，也就有合于民众的需要了。
一 发动时期
甲 农民起义
隋炀帝自六○四年即位时开始，连年游玩和扩张，到六○九年击破吐谷浑，设西海、河源等四郡，算是他诸事顺利，志得意满的时候，另方面，却是广大民众遭受暴政，难以忍耐的时候。六一○年（大业六年）夏历正月初一日，拂晓前有壮士数十人，白衣白冠，焚香持花，自称弥勒佛，进入建国门（端门）。守门官、兵都叩头礼拜。壮士夺取武器，将进入宫内，与齐王杨暕的卫兵互斗，壮士斗败被杀死。佛教说释迦佛衰落，弥勒佛代兴，因之，凡假借弥勒佛出世作号召，都含有反抗旧统治的意义。这数十个壮士的行动，显然是隋末农民大起义的第一个信号。隋炀帝杀死这数十人，又在洛阳大搜查，连坐千余家，自以为平静无事了。夏历正月十五日，就在端门外大街上举行规模盛大的百戏，供西域人赏玩。六月，雁门（山西代县）豪帅尉文通聚众三千，据莫壁谷。六一一年一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