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8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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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刘黑闼军大溃。刘黑闼逃奔突厥，引突厥兵入寇。这时候李世民已回长安，河北唐守兵屡败，十来天刘黑闼就取得旧地全部，又在洺州建都。唐高祖使李建成、李元吉往击。六二三年，刘黑闼大败逃走，被唐兵擒获杀死。窦建德残部在连年战争中多半死去，河北地区才确实稳定下来。
　　高开道——本是格谦部将。格谦被隋兵击灭，高开道率残兵数百人攻掠州县，兵势又盛。六一八年，夺得北平（治卢龙，河北卢龙县）、渔阳（治无终，河北蓟县）两郡，自称燕王，都渔阳。高开道勾结突厥，四出攻掠，残害民众。六二四年，部将张金树杀高开道，举地降唐。
　　徐圆朗——李密败后，徐圆朗降唐，受封为鲁国公，任兖州总管。刘黑闼起兵，徐圆朗自称鲁王，助刘黑闼反唐。六二三年，刘黑闼败死，徐圆朗穷蹙，弃曹州城逃走，路上被“野人’杀死，所谓“野人”，就是乡村农民。割据者平时对农民剥削压迫，是不顾农民死活的，一朝失众逃命，只要被农民发觉，也决不会饶他这条虎狼之命，这叫做正义的报复。
　　刘黑闼、高开道、徐圆朗被消灭，唐统治在河北、山东一带确立了。剩下江、淮问和长江以南地区的割据势力，唐用较小兵力先后予以扫除。
　　萧铣——六一八年，在巴陵称梁帝，迁都江陵，出兵谋攻夺唐巴、蜀地。六一九年，唐高祖使李靖至夔州（四川奉节县）规取梁国。六二○年，梁国内乱，将帅离心，萧铣使诸将率兵到各地经营农业，只留卫兵数千人守江陵。六二一年，唐灭夏、郑二国后，使李孝恭、李靖率军自豪州顺流而下，围江陵城。萧铣外无救兵，只好开门出降，梁境全为唐所有。
　　林士弘——六一七年，林士弘在虔州城（江西赣州市）自称楚帝。六二二年，唐灭林士弘的楚国。
　　杜伏威、辅公祏——杜伏威击败隋将陈棱，据历阳，自称总管。六一八年，移居丹阳，上表隋皇泰帝，得封为楚王，任东道大总管。李世民围洛阳，使人招降杜伏威，杜伏威降唐，受封为吴王，任江、淮以南安抚大使。六二一年，杜伏威据有淮南、江南的土地，成南方强国。李世民击败刘黑闼，杜伏威怕唐威力，六二二年，使辅公祏留守丹阳，自请入朝，被留在长安。六二三年，辅公祏起兵反唐，在丹阳自称宋帝。辅公祏割据称雄，阻挠统一，违反广大民众的愿望。唐杀杜伏威，使大将李孝恭、李靖、李世勣等分路进攻。六二四年，辅公祏弃丹阳出走，被“野人”捕获，送唐营斩首。淮南、江南全入唐境。
　　最后，北方边境上还有一个割据势力，那就是最可耻的梁师都。
　　梁师都——据朔方等郡，完全依赖突厥的援助来作乱。六二八年，突厥衰乱，唐兵击败突厥兵，梁师都穷蹙，被部属杀死。唐取朔方城。
　　经过一场大混战，割据势力方面，有些降唐，有些被唐消灭。农民起义军方面，有些被隋战败，有些自相吞并，有些投降唐朝，有些被唐击灭。祸首隋炀帝所引起的这场大混战，破坏力表现得非常强烈。农民起义的领导权落在豪帅手中，李密、窦建德等人又不能起较大的领导作用，结果是割据势力占了优势，混乱的局面更显得严重了。不过，农民起义终于推翻了隋炀帝的残暴统治，使得唐朝的统治者不得不在政治上有所改善，农民付出的代价固然不小，但终究产生了推动历史前进的积极作用。
第五节　隋朝的文化
　　隋朝是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合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朝代。由于长江流域有相当发展的文化，南北互相补充，出现比南北朝较高的文化，隋朝虽然短促，有些文化上的成就却是值得重视的。
一　佛道儒三教
　　佛、道是宗教，儒是汉族士人传统的礼教，佛、道与儒性质有别，但统治阶级利用佛、道、儒从各个方面来影响人的思想，都含有教化的意义，因之，自南北朝以来，统称为三教。
甲　佛教
　　周武帝灭佛后，五七九年，周宣帝取消禁令。五八○年，隋文帝执周政，进一步恢复佛、道二教，令旧时沙门、道士重新入寺观传教。五八一年，隋文帝即帝位，令民人任便出家，并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佛教因此大行。他为京师和大都邑的佛寺，写经四十六藏，凡十三万卷，修治旧经四百部。民间流通的佛经，比儒经多数十百倍。隋炀帝修治旧经六百十二藏，二万九千余部。又置翻经馆，连隋文帝时所译，共译经九十部，五百一十五卷。佛教在隋、唐两朝，达到极盛阶段，隋是这一阶段的开始。关于隋朝的佛教哲学和艺术，将和唐朝佛教合并叙述，这里只说佛书翻译从初期到成熟期的经过。
　　通过佛书的翻译，天竺和其他诸佛教国的大部分著作，介绍到中国来了，这就大大丰富了中国的思想界。没有东汉以后大量佛书的输入，就不会有隋、唐以后内容革新的中国哲学。大抵东汉迄南北朝是佛教的吸收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佛教徒的贡献，主要是翻译经典，其次才是阐发义理。隋、唐两朝是佛教的融化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佛教徒的贡献主要是创立宗派（学派），形成中国化的佛教哲学，翻译退居次要地位。显然，翻译西方各种不同学说的经典，正为中国佛教创立宗派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翻译质量的逐步提高，是和翻译经验的长期积累相联系的。在初期，采取直译法；在成熟期，采取意译法。隋时释彦琮总结了翻译经验，明确地指出翻译的基本规律，直到今天，看来还是值得译家重视的规律。
直　译　派
　　中国最早译出的佛经，据佛教徒传说是摄摩腾、竺法兰（二人都是中天竺人，东汉初到中国）共译的《四十二章经》一卷。《四十二章经》约二千余字，仿《论语》体裁，用典雅的文辞总摄佛学要旨，当是佛教徒的一种著述，托名翻译，并非实有原本。
　　外国僧人来中国，首先要学汉人语言，这已是很难的事，学汉人文字当然更困难。因此，开始传教，只能口说一些大意，不能译成文字。后来佛教信徒渐多，有人学习外国语言，这样，译经成为可能了。汉桓帝时，安清（字世高，安息国人）来洛阳，前后二十多年，译出三十余部经。译法是安清口说，汉人严浮调笔录。译家称安清译本“辩而不华，质而不野，为群译之首”。与安清同时有支谶（月支国人），也在洛阳译经。支谶口说，汉人孟福笔录，所出经十部，被称为深得本旨，不加文饰。安清、支谶是中国最早的译经家，严浮调、孟福是中国最早的译经助手。他们首创了弃文存质（本旨），保存经意，照原本直译的方法，因而为后来译家所遵守，一人口说，一人笔录，也成为译经的定式。
　　三国时期，孙吴兴佛教，支谦、康僧会在吴国译经，力求汉化，文辞美巧，固然纠正了前人出经的朴质，但也失去了译书务求信实的原则。一般译经家仍认直译为正体。西晋初，竺法护精通汉语（支法护本月支人，世居敦煌，出家从外国僧竺高座学佛，改姓竺），随帅至西域，通外国语言三十六种，搜集大批经本归国，在长安译出经典一百数十部。竺法护口说，弟子聂承远等人笔录，虽然译文还是“不辩妙婉显”，比先前不甚通汉语的胡僧所译，却已有显著的改进。
　　石勒、石虎信奉佛图澄，佛教在后赵境内大行。佛图澄的弟子释道安，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极重要的人物。释道安注释安清所译的禅学，精研支谶所译的般若学，表扬竺法护所译的大乘学，实是东汉以来最大的佛教学者，晚年居长安，大为荷坚所尊信。他和秘书郎赵整极力提倡译经，因而长安成为译经的中心地。
　　赵整聘请中外名僧，协力分工，较有组织地进行翻译工作。例如译《阿毗昙毗婆沙经》，请僧伽跋澄（西域人）口诵经文，昙摩难提（西域人）笔录为梵文，佛图罗刹（不知何国人，精通汉语）宣译（译成汉语），智敏（汉人）笔录为汉文。又如译《婆须密经》，僧伽跋澄、昙摩难提、僧伽提婆三人共诵梵本，竺佛念（汉人）宣译，惠嵩笔录。口说与笔录之间增加宣译人，是译事的一个进步。译出诸经，释道安亲为校定，并作序说明译经缘起，态度是非常慎重的。
　　直译派主张译人只须变梵语为汉语，不得有所改易。赵整戒译人说，因为不懂梵文，所以需要翻译，如果遗失原有意义，译人该负责任。凡是赵整指导的译本，不许有多余的话，也不许有缺少的字，除改倒句以外，全照原本直译。释道安也说，凡是流畅不烦的译本，都是掺了水的葡萄酒。他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主张，比赵整的完全直译，已有不小的变通。“五失本”（翻译时丧失梵文本来面目，有五种不可免的原因）是：（1）梵语倒置，译时必须改从汉文法；
　　（2）梵经朴质，汉文华美（魏、晋以来，正是骈体文盛行时期），为了流通，不得不略加润饰；（3）梵经同一意义，往往反复至三四次，不嫌烦杂，译时不得不删削；（4）梵语结束处，要把前语重述一遍，或一千字，或五百字，译时不得不删去；
　　（5）梵文说一事，话已说完，将说别一事，又把已说的事，重说一遍，才说到别一事，译时必须删去。“三不易”（不容易）是：（1）用现代语翻古代语，难得惬当；
　　（2）古圣精微的哲理，后世浅学难得契合；
　　（3）阿难等出经，非常审慎，后人随意翻译，难得正确。“五失本”是要求译文比较接近于汉文的规格，“三不易”是要求译人尽可能忠实于译事，在释道安指导下，直译法已达到止境。旧译经典，文句难懂，所谓“每至滞句，首尾隐没”，就是遇到难懂的文句，前后意义便不能贯穿。释道安为此费了“寻文比句”的功夫，前后比较，以求意义所在。他亲自校定的译本，自然比旧译有所改善，可是，释道安死后，在洛阳译经的释法和说：释道安所出经、律，凡一百多万字，都违失本旨，文不合实，原因是外国僧人汉语欠好，说话总嫌模糊。其实赵整、释道安主持译事，宣译人都精通汉语，所谓说话模糊，原因不在汉语欠好而在于直译。汉、梵语言，相隔甚远，强使汉语切合梵语，势必发生格碍。要纠正这个弊病，只能放弃直译法，改用意译法。
意　译　派
　　龟兹国人鸠摩罗什，父天竺人，母龟兹人，七岁出家学小乘经，十二岁以后，改学大乘经，游历诸国，访求名师，博学多闻，幼年便成西域诸佛教国公认的大师。三八四年，苻坚遣大将吕光灭龟兹国，鸠摩罗什时年四十一岁，随吕光军东来。三八五年，吕光据凉州立后凉国。鸠摩罗什留凉州十七年，学汉语言文字。四○一年，后秦姚兴灭后凉，迎鸠摩罗什到长安，尊为国师，使在国立译场逍遥园大兴译事。
　　鸠摩罗什本身具备着佛学精湛、擅长汉文两个基本条件，又得姚兴的尊信和释道安门下众多名僧的辅助，在他主持下的佛经翻译事业，大大前进了一步。鸠摩罗什是在“五失本”、“三不易”的意义上创立意译派的，与支谦、康僧会那种放弃信实原则的意译性质不同。他深知翻译事业的艰难，与僧叡（同睿ruì）论西方辞体时说，天竺辞体华美，佛经中偈颂，都是合音乐的歌辞。但译梵为汉，美处全失，虽保存大意，辞体却很不相类，好比嚼饭给别人吃，不只是无味，乃是使人呕吐恶心。他对译事有这样的理解，因此，在长安十余年专力翻译，务求精切，以补救翻译的根本弱点。他临死时发誓说，如果译文不失大义，死后焚身，舌不坏烂。可见他译经的态度非常忠实和严谨。
　　鸠摩罗什译经，手执梵本，口宣汉言，宣出的义旨，要经过义证，就是要经过名僧数百人或二三千人的详细讨论，才写成初稿。译本用字也极为审慎，胡本（西域诸国文）有误，用梵本校正；汉言有疑，用训诂定字。全书译成，还要经过总勘，就是要复校全书，确实首尾通畅，才作为定本。鸠摩罗什译出诸经及诸论凡三百余卷，一说译出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晋书·载记》说“今之新经，皆罗什所译”（罗什以前译本，称旧经或古经）。后世流通的经典，大抵是东晋以后和隋、唐译本，鸠摩罗什创意译派，对中国佛教文化的贡献是巨大的。
　　自鸠摩罗什创意译派，译经事业达到成熟阶段。继起的著名译家，遵循成规，益求精进，到隋、唐，译事的成熟程度和译场的精密组织都达到高峰。
　　鸠摩罗什以后，东晋和南北朝著名译家有：
　　晋法显——三九九年，法显为求戒律，自长安出发，经西域至中天竺，又至师子国，收集大批戒律。附商船归国，四一二年，到青州（治益都，山东益都县）。四一三年，到建康。法显译出戒律七部，又叙述游历三十余国的行程和见闻，成《佛国记》一卷。
　　宋求那跋陀罗——中天竺人。四三五年，自海路到广州。宋文帝遣使官迎至建康，在建康、荆州两地，译出经典一百余卷。
　　梁、陈时真谛——扶南国人。在广州、建康等地译出经论二百余卷，开法相唯识学的门径。真谛带来大量经本，译出的只是很小一部分。
　　北凉昙无谶——中天竺人。沮渠蒙逊兴佛教，四二一年前后，昙无微在北凉译出大乘经十一部。
　　北朝菩提流支——北天竺人。菩提流支译出经论三十九部，一百二十七卷，被称为“译经之元匠”。
　　以上列诸人为代表的众多译家，所在地南北不同，所译经流派不同，但在翻译体制上采用意译法却是一致的，鸠摩罗什创始的功绩于此可见。隋时释彦琮作《辩正论》，主张译经必须依据梵本，说梵本虽然也有错误，但比西域诸国所传本还是可靠些（“语梵虽讹，比胡犹别”）。他推崇释道安“五失本”、“三不易”的见解，认为“洞入幽微，能究深隐”。《辩正论》批评译人得失，总结翻译经验，提出“八备”，就是说，具备下列八个条件，才能做好翻译工作。八备是：
　　（一）诚心爱佛法，立志帮助别人，不怕费时长久（“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
　　（二）品行端正，忠实可信，不惹旁人讥疑（“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
　　（三）博览经典，通达义旨，不存在暗昧疑难的问题（“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
　　（四）涉猎中国经史，兼擅文学，不要过于疏拙（“旁涉坟史，工缀典同，不过鲁拙”）。
　　（五）度量宽和，虚心求益，不可武断固执（“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
　　（六）深爱道术，淡于名利，不想出风头（“耽于道术，猎于名利，不欲高炫”）。
　　（七）精通梵文，熟习正确的翻译法，不失梵本所载的义理（“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
　　（八）兼通中国训沽之学，不使译本文字欠准确（“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
　　释彦琮擅长梵文，自称为通梵沙门，住京师大兴善寺，掌管翻译，前后译经二十三部，一百余卷，被称为翻经大德彦琮法师。《辩正论》所指八备，确是经验的总括，并非出于苛求，也说明作为一个胜任的翻译家，如何难能而可贵。
乙　道教
　　尽管道教在争地位高低时反对佛教，但统治阶级对宗教信仰，基本上是采取调和态度的，不仅道、佛两个宗教可以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