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8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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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食多少及所在所起，都比以前诸历精密。定朔法、定气法也是刘焯的创见。《皇极历》被排斥不得施行，但对天文历数学提供了新成就。唐高宗时，李淳风依据《皇极历》造《麟德历》，被推为古代名历之一。
耿询有巧思，隋文帝时，创意造浑天仪，用水转运，与天象蜜合。又作精巧刻漏，可在马上使用。
医 学
南朝士人重视医学，往往世代相传，名医辈出，许智藏就是为隋炀帝治病的南方著名世医。《隋书·经籍志·子部·医方类》有书二百五十六部，其中不少是南朝人的著作。译出天竺和西域的医方书，也有十余种。隋统一后，南北医师交往，医书流通，有利于医学的描进。
简短的结论
在黄河流域，自十六国以来，各族与汉族进行剧烈的痛苦的融合运动，到隋朝完成了这个运动，全社会都要求得到休息。在长江流域，自东晋以来，为抵御北方落后族的南侵而建立起来的汉族政权，到隋朝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民众不再支持腐朽的陈政权。隋文帝在这种形势下，顺利地建立起统一南北的隋朝。
在黄河流域，因融合运动的逐步完成，经济上的破坏也逐渐减轻而转向恢复。在长江流域，经过将近三百年的开发，经济上升到黄河流域的水平，并且还在继续上升。隋文帝统一两大流域，凭借广大的经济基地，建立起繁荣程度超过两汉的隋朝。
秦和隋都是结束前一个历史阶段，开始一个新历史阶段的重要朝代。它们创立的制度，都对以后的朝代主要是对本历史阶段内的各朝代有严重影响。
隋文帝是历史上少有的节俭皇帝。因为节俭，剥削比较减轻，民众得以安居从事生产，开皇年间，户口和财产都有巨大的增进。隋炀帝置兴洛、回洛两大仓，正说明隋文帝时财富的积累何等雄厚。
隋炀帝是历史上少有的奢侈皇帝。因为奢侈，民众被剥削到无法生存的地步。民欢只有起义推翻隋统治，才能找到生路。
隋末农民起义的规模非常巨大，可是缺少胜任的起义领袖。起义付出极大的代价，严重地打击了隋统治，但起义的果实，不得不归于北周旧贵族李渊所建立的唐朝。起义农民是推倒旧政权的根本力量，但必须再加上领导的力量，才有可能取得起义的胜利。这个领导力量首先要有推倒旧政权的决心，高举起义的旗帜，表现出鲜明的行动方向。更重要的是要广大民众认为（自然是毫不明确地认为）它是统一与安宁的希望所寄托的政权。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政治上军事上有不少措施，足以造成形势，收揽人心。李密、窦建德起初是农民领袖，后来起义旗帜愈举愈低，不可能获得胜利。唐朝廷虽然是贵族官僚集团，但人们认为它是未来的统一者，各州郡纷纷向它降服，它的文武官员很少投降别人，正好说明唐朝君臣有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农民起义军既然缺乏足以取胜的领导人，而唐朝恰恰具备着取胜的条件，隋未农民大起义的果实归于唐朝，是完全合理的，必然的，可以理解的。
隋朝政治上的统一，使得文化上也南北合流，作出新的成就。陆法言《切韵》，《隋朽·经籍志》，都是极有价值的著述。
统治阶级提倡宗教，本意是麻醉民众，但自己也往往被麻醉，受宗教的毒害。隋文帝幼年寄养在尼智仙的尼寺里，十三岁才还家。周武帝灭佛，智仙隐藏在杨家，预言隋文帝日后会做皇帝，重兴佛法。隋文帝深信自己得佛保佑，对群臣宣称“我兴由佛法”。他大力提倡佛教，晚年甚至排斥儒学，为石虎、梁武帝、齐文宣帝等崇佛君主之所不敢为，佛教在短期间内竟成为国教。佛教原有向极盛阶段发展的趋势，经这一提倡，从隋朝起，佛教开始了极盛阶段。
第二章 封建经济繁荣疆域大扩张时期——唐——六一八年——九○七年
第一节 唐前期的政治概况——六一八年——七四一年
唐是繁荣强大的朝代，自兴盛以至衰亡，经历二百九十年。在这个长时期里，就统治阶级内部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变化来看，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唐前期自六一八年（唐高祖武德元年）至七四一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凡一百二十四年，其间主要矛盾是中央统治集团内部腐朽倾向和进步倾向的矛盾，由于进步倾向起着主导的作用，因而保持长期的强盛状态。唐中期自七四二年（唐玄宗天宝元年）至八二○年（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凡七十九年，其间主要矛盾是中央集权势力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由于斗争的结果，中央集权势力取得相对的胜利，因而基本上还能够保持国家的统一。唐后期自八二一年（唐穆宗长庆元年）至九○七年（唐昭宣帝天佑四年）凡八十七年，其间主要矛盾是中央统治集团内部宦官势力和士族势力的矛盾，由于宦官势力占优势，中央集权势力愈趋于衰弱，又由于黄巢所率农民起义军被击败，地方割据势力成为唯一的力量，唐朝就此灭亡，中国又出现五代十国的大分裂局面。
唐朝前期，腐朽倾向的代表者：唐高祖执政九年，唐高宗实际执政十一年，唐中宗、唐睿宗执政共八年。他们执政的时间短促，在还没有造成祸乱以前，政权已经转移到进步倾向的代表者手中。这些进步倾向的代表者执政时间久长，唐太宗有二十三年，武则天有四十五年（自六六○年唐高宗显庆五年代唐高宗处理国政时起算），唐玄宗有二十九年（开元）。劳动民众需要国家的统一与和平，这三个皇帝，高度掌握中央集权的威力，在执政期间，政治比较清明，社会比较安静，劳动民众得以逐渐恢复和发展生产力，补救隋炀帝大破坏的创伤，并且超越隋文帝开皇年间的繁荣景象。他们的行事，大体上符合广大民众的愿望，特别是唐太宗，为统一与和平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无疑是历史上少有的卓越人物。
进步倾向代替腐朽倾向，在唐朝前期相继发生过三次。下面分次叙述两种倾向的政治表现。
第一次 唐高祖（六一八年——六二六年）
唐太宗（六二七年——六四九年）
唐高祖爱好酒色，昏庸无能，只是凭借周、隋大贵族的身分，六一六年，得为太原留守。他起兵取关中，建立唐朝，主要依靠唐太宗的谋略和战功，他本人并无创业的才干，连做个守成的中等君主也是不成的。任太原留守时，和隋晋阳宫副监裴寂非常亲密。裴寂是佞人，私送宫女给他，和他通昼夜赌博饮酒。他过着荒淫生活，根本不理会太原城外的战事，当然更不曾想要反隋自做皇帝。唐太宗和晋阳令刘文静积极准备起兵，通过裴寂去劝说。起兵以后，裴寂又送宫女五百人。作为行军统帅，居然收受这批宫女，他的昏谬可以想见。他登上了帝位，认为裴寂功劳最大，予以最高的信任，真正有功的刘文静，却被疑忌，后来借谋反罪名杀刘文静。用佞人，忌功臣，就是他治国的方针。同样，在帝位继承上，也是实行这个方针。他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李建成爱好酒色政猎，亲近赌徒恶霸，同他一样是个纨裤无赖子。他的第四子李元吉，尤其凶险。李建成、李元吉勾结宫中宠妃们，协力谋害唐太宗，他同意李建成等人的丑恶行为，可是当时战争还没有停息，不便作最后的表示。《通鉴》说“上（唐高祖）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事平之后，猜嫌益甚”。显然，他是憎恶唐太宗，想传帝位给李建成的。
到了六二六年，唐朝统一的事业已经完成，李建成、李元吉活动愈益加紧，甚至用毒酒谋害唐太宗，唐高祖也将作最后的表示，苦干还没有找到加罪的借口。这时候唐朝的前途十分危险。唐太宗杀李建成、李元吉，对本身说来是必要的自卫，对国家说来是有利于大局的行动。
唐太宗杀了李建成、李元吉，唐高祖无奈，只好让位，自称太上皇。他的宠臣裴寂等一伙佞人都失去实权。唐太宗斥责裴寂说，武德年间，货赂公行，纪纲紊乱，都是你当权的缘故。不言而喻，自然还是唐高祖昏庸的缘故。
唐太宗登帝位，唐朝才开始盛大起来。
隋朝是唐太宗的一面宝鉴。隋朝的盛衰兴亡，给他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农民大起义，使这个出身大贵族的雄豪子弟，不得不在事实前面，认识了劳动民众的巨大威力。得罪了民众，就象隋炀帝那样集全部权力于一身的皇帝，也难逃亡国杀身的后果。他认识到要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就必须不得罪民众，这是他取得贞观之治的根本原因，也是被称为英明的封建皇帝的根本原因。
唐太宗对朝臣们说，“人君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刻剥民众来奉养人君，好比割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了身也就毙命，君富了国也就灭亡。所以人君的灾祸，不是从外面来，总是由自己造成的。大抵人君嗜欲太盛就要多费财物，多费财物就要加重赋税，加重赋税民众就要愁苦，民众愁苦国家就要危殆，国危了人君那得不丧亡。我经常想这个道理，所以不敢纵欲。”又说，“我在朝廷上，要说一句话，总得思考再三，怕说错了害民，因此不敢多说话。”晚年立于李治（唐高宗）为太子，随事训海，如见太子吃饭，说，“你知道耕种的艰难，你就常常有饭吃。”如见骑马，说“你知道马的劳逸，不用尽它的力气，你就常常能骑它。”如见乘船，说“水可以载船，也可以覆船，民众好比水，人君好比船。”一个封建统治者不可能超越这样的观点去认识民众，能够有这样的观点，也就是难得的封建统治者。他懂得人君与民欢相互间的关系，在即位的初年，曾和朝臣们讨论如何治民。他说，“在大战乱以后，教化怕不容易见效。”魏征说，“不然。民众遭受战乱的痛苦，教化正容易见效。譬如给饥人做饭，给渴人饮水，是不很费力的事。”封德彝反对魏征，说，“三代以下，人心愈来愈浇薄，所以秦朝专用法律，汉朝杂用霸道，它们是想教化而不能，不是能教化而不想。”魏征驳斥说，“如果说古人淳朴，后世愈来愈浇薄，那末，浇薄到今天，人早化成鬼怪，还要什么人君来治理！”唐太宗赞同魏征的意见，定出“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专心从改善政治，使百姓安宁方面来着手。
六二六年，益州地方官奏称僚人反叛，请发兵进攻。他不许出兵，说，“僚人居深山，有时出来掠夺，相沿成习惯，不算反叛。地方官如果公平对待，自然相安无事，那可轻动于戈，杀害他们，难道他们不是我的民众么！”中国是汉族和少数族共有的中国，唐太宗对待各少数族较为持平，因此，境内各族间很少有战事，并且还有许多独立部落相率要求内附。
唐太宗采取缓和阶级矛盾及各族间矛盾的方法，以求国内和平，取得了极大的效果。这个效果的取得，是和他的具体措施分不开的。主要的具体措施有两个：一个是纳谏，一个是用人。
纳 谏
纳谏的意思是倾听不同的意见，判断是非，择善而从，如果择非而从，那就不能叫做纳谏。在封建帝王中，唐太宗应是最善于纳谏的一人。他曾对大臣萧瑀说。“我少年时就喜爱弓箭，得好弓十几张，自以为再不会有更好的弓。近来给弓工看，工说，都不是好弓。我问缘故。工说，木心不直，自然脉理都邪，弓固然硬，发箭却不能直。我才知道过去的鉴别不够精确。我用弓箭定天下，还不能真正懂得弓箭，何况天下的事务，我怎能都懂得。”他知道自己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就有纳谏的度量了。他问魏征，人君怎样才能明，怎样寸是暗？魏征答“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很赞成这个见解。他告戒群臣说，“中书、门下都是执掌机要的机关，诏书敕令有不便行施的，他们都应该提出异议。现在只见他们顺从，不见反对。如果单做行文书的事，那末谁都会做，何必选拔人才来做这些机关的官。”朝廷本来有一种议事的制度，凡是军国大事，中书省各官员都得用本人名义提出主张，可以各执所见，不受限止，称为五花判事，中书省长官中书侍郎、中书令审核这些主张，再由门个省的给事中、黄门侍郎加以驳正，最后奏请皇帝裁决。不过这个制度并没有切实执行。唐太宗申明制度，令各级官员负责实行，因此军国大事很少有错误。
店太宗鼓励群臣犯颜直谏，魏征在谏臣中尤为特出。魏征敢于据理力争，即使引起唐太宗的盛怒，也还是神色不变，继续讲理。某次唐太宗退朝回宫中，发怒道，“总有一天杀死这个乡下佬！”长孙皇后问杀准。他说，“魏征常常当众侮辱我。”长孙皇后道贺，说“魏征忠直，正因为陛下是明主。”他听了怒气才平下去。他出身大贵族，在战阵上又是奋击无前的猛将，性格非常雄豪，自然忍受不得魏征的直谏，可是他有一个最大的畏惧，就是怕亡国。魏征看准这一点，往往引隋事作例证，使他忍气接受谏净。他曾对群臣说，“人家都说魏征态度粗暴，我看起来却觉得更加柔媚。”这是因为他知道魏征是帮助他避免亡国之祸的忠臣，谏诤愈益激切，正好证明爱朝廷的心情愈益真实。六四三年，魏征病死，唐太宗大哭，说“人用铜作镜，可以正衣冠，用史作镜，可以见兴亡，用人作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死去，我丧失一面镜子了。”直谏较易，纳谏实难，唐太宗能纳谏，所以魏征等人敢直谏。
用 人
能否知人和能否用人，是判断人君贤愚的一个重要标准。唐太宗能知人，又能用人，是历史上少见的明君。他在即位时，对群臣申明用人的规矩。他说，“人君必须至公无私，才能服天下人的心。我和你们每天的衣食，都是从民众取得，所以设立官职，要为民众做事。应当选用贤才，不该按关系的亲疏、资格的新旧定官职的大小。如果疏人新人中有贤才，亲人旧人中有庸劣，怎未可以舍贤才取庸劣。现在我的秦府（唐太宗即帝位前封秦王）旧官属专凭关系和资格来较量官职，发出怨言，实在是不识政体。”他曾和魏征讨论用人，他说，“为事择官，不可粗率。用一好人，别的好人都来了；用一坏人，别的坏人都跟着进来。”魏征说，“这是对的。天下未定，主要用人的才干，顾不得德行；天下已定，那就必须才德兼备才可用。”他基本上遵守这个规矩来用人。他曾要大臣封德彝举荐贤才。封德彝说，“我不是不留心，只是当今没有奇才。”他驳斥说，“用人如用器，各取所长。古时有过太平世，难道那时候的贤才是从别一时代借来的么！你自己不能知人，那可妄说今世没有奇才。”他相信人才就在今世，随时留心，从新人疏人甚至敌人中得到了许多文武奇才。六四三年，唐太宗在凌烟阁画二十四功臣像，以这些功臣的来历作例证，可以知道他用人是比较不局限于一格的。
纳谏和用人是唐太宗取得政治成就的两个主要原因。他又利用当时的人才，对隋制度有国有革，建立起唐制度。下面略述一些重要的制度。
官制——唐初沿隋制，以尚书、中书（二省长官称 令）、门下（长官称侍中）三省长官共议国政，行施宰相的职务。唐太宗曾作尚书令，以后不再授臣下，由仆射代任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同为宰相。三省长官品位崇高，不轻易授人，宰相却不可缺员。唐太宗特置参议得失、参知政事、参预朝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