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犁两千年民族移民开发史述略-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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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洪波
伊犁地处我国西北边垂，自古以来就是欧亚大陆广袤草原的大通道，我国草原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历代民族迁徒频繁。远在公元前二十世纪前后，塞种人自西来；西汉初年，大月氏从东去，乌孙、匈奴踵随其后，柔然、悦般相继居此；隋唐五代，西突厥、突骑施、葛逻禄建牙伊犁，西辽契丹亦有百年之帝业；元明时期，蒙古、瓦刺争雄于此。迨至清代和民国，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汉、满、回、锡伯、索伦、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俄罗斯等相继成为伊犁世居民族。上下二千年间，从古乌孙国到准噶尔汗国，从清代伊犁将军的设置到民国末年伊犁三区革命政府的成立，丰富悠久的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伊犁不仅是古代西域和近代新疆政治舞台的中心地带，也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我国西部民族荟萃区域。伊犁是国之西北屏障，是国家必争、民族必争之地，民族移民、民族竞争、民族融合一直是伊犁社会发展的主线。纵观伊犁地方的民族移民开发史，就其曲折的历程、丰富的内容、巨大的历史影响诸方面而言，既与内地各省的情况迥异，即使在新疆这个多民族地区内，伊犁也别具特色，强烈鲜明地凸显着其地域的独特品性。多年前，我国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考察伊犁后曾撰文指出：伊犁“为历来游牧争逐之地……我们研究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历史，伊犁是一个重要区域。”由于历史原因，伊犁地方史料留存极少，许多内容阙如，伊犁民族移民史研究至今仍是空白。笔者不揣浅陋，谨草撰成文，祈请方家、读者匡正。
一、伊犁的境域与历史沿革
伊犁一名，始见于《汉书·陈汤传》，称伊列，系西域一小国之称；《晋书》称伊例，《唐书》称伊丽，《突厥语大词典》称伊拉；宋、元、明史籍中，又称益离（《北使记》）、亦力（《元史》）、衣烈（《西域行程记》）、亦烈（《西游录》），都是汉文的同音异译。清代，伊犁一词初称“伊里”或“迤里”。乾隆二十年（1755），清廷收复伊犁，翰林院掌院学士、兵部尚书梁诗正撰《平定准夷颂》呈览，内称“今我皇上乾纲独断，扫荡伊犁，奏百年之绩于一朝，受诸部之降于万里”，乾隆帝弘历遂改“伊里”为伊犁，寓犁庭扫穴、师行神速之意，沿用至今。
伊犁地方的辖境，一般泛指伊犁河流域及其周围地区。历史上漫长时间里，伊犁河是我国的内河，以伊犁河流域为中心的地方，是古西域大国乌孙境，立国垂数百年，其辖境史称“乌孙故地”。至清代，伊犁分东、西两路，东路主要为伊犁河上游（包括赛里木湖、博罗塔拉河流域）地区；西路包括伊犁河下游、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清朝同、光年间，沙俄逐步鲸吞伊犁西路广大地区，占伊犁辖区十之七、八。民国时期，伊犁专区辖12个县，面积约近lO万平方公里。本文中的伊犁即系以上述各历史时期的辖境为描述客体。
据《史记》、《汉书》记载，伊犁地方最早的住民是塞种人。西汉初年，大月氏进据伊犁。汉文帝四年（前176年），乌孙昆莫率众西进伊犁河流域，建乌孙国。南北则时期（公元5—6世纪），伊犁属悦般国。随后，突厥汗国兴起，伊犁“乌孙故地”归其所有。隋文帝开皇二年（582），突厥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伊犁地方属西突厥。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西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伊犁河流域东面及准噶尔盆地属东部咄陆五厢。贞观二十三年（649），唐置瑶池都督府，命阿史即那贺鲁为都督，隶安西都护府，
伊犁地方属之。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唐平定贺鲁反叛，灭西突厥，统一西域。次年，唐置昆陵、濛池都护府，隶安西大都护府，伊犁咄陆五部属昆陵都护府。唐武后长安二年（702），唐置北庭大都护府，咄陆五部之伊犁突骑施等部属之。唐代宗大历元年至后晋天福五年（766—940），葛逻禄部统治伊犁，后属喀喇汗国。辽天祚帝保大四年（1124），耶律大石建西辽，伊犁为其辖境。境内葛逻禄部，史称“阿力麻里”。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阿力麻里降附蒙古。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成吉思汗分封诸子，伊犁属察合台汗国，建都阿力麻里。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元朝在阿力麻里设行中书省。元仁宗延佑五年（1318），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伊犁属东察合台汗国。明成祖永乐十六年（1418），东察合台后王歪思汗率部从别失八里西迁伊犁，号称亦力把里。明宣宗成化八年（1472），卫拉特蒙古人侵亦力把里，至17世纪中叶，卫拉特蒙古领有伊犁河流域等地区建准噶尔汗国，伊犁为汗国首府之区。
清高宗乾隆二十年（1755），清廷收复伊犁，准噶尔汗国亡；旋又平定阿睦尔撤纳叛乱和南疆大、小和卓之叛乱，统一天山南北，这是继汉、唐、元中央政府统一西域以后新的大一统，西域故土新归，遂定名新疆。乾隆二十七年（1762）十月，清廷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并陆续建筑惠远、宁远等“伊犁九城”，伊犁将军驻衙惠远城，下辖伊犁参赞大臣、伊犁领队大臣、伊犁镇总兵、伊犁阿奇木伯克等，实行军府管理制度。伊犁将军还统辖天山南北各地，分设参赞、领队大臣等，伊犁为新疆总汇之区。
清穆宗同治三年（1864），伊犁维吾尔族、回族农民起义，伊犁儧设苏丹政权，割据统治。1871年，沙俄以“代收代守”为名侵占伊犁，设官驻兵，进行殖民统治，前后达11年之久。
清德宗光绪八年（1882），伊犁光复，清廷仍派伊犁将军、参赞大臣进驻伊犁，重建满营并规复整顿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四营，部份地恢复旧的军府管理制度。光绪十四年（1888），伊塔道成立，治宁远城，领伊犁府（辖宁远、绥定两县）、精河、塔城直隶厅。
民国元年（1912）1月7日，伊犁辛亥革命起义成功。次日，中华民国军政府新伊大都督府成立。同年7月，新伊和谈达成协议，撤销伊犁大都督府，设伊犁镇边使，旋又裁镇边使设镇守使，归新疆都督节制。1930年，伊犁镇守使改称垦牧专员，旋改称伊犁屯垦使。民国27年（1938）1月，伊犁屯垦使下属之伊犁锡伯营、索伦营、察哈尔营和厄鲁特营裁撤；同年3月，伊犁屯垦使署亦奉命裁撤，其原属哈萨克、柯尔克孜各牧帐废干户长、百户长制度，改设为区、庄长，纳人民政管理。
民国初始，伊犁地方行政建置沿袭清制。民国元年（1912），废伊犁府，改设道尹。民国5年（1916），伊犁、塔城正式分设，伊犁道成立。民国17年（1928），伊犁道改为新疆第二行政区，设伊犁区行政长公署。民国32年（1943）1月，改伊犁区行政长公署为新疆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伊宁、绥定、精河、博乐、霍尔果斯、巩留、特克斯、巩哈、宁西、温泉、昭苏等11个县和新源设治局。
民国33年（1944）11月，“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在伊宁城宣布成立。伊犁各县成立“总管府”，县名改用维吾尔文称谓。民国36年（1946）6月，伊犁三区革命政府和新疆省政府签订和平协定，组建联合政府，废用“东士耳其斯坦共和国”称号，恢复伊犁专区建置，县总管府仍称县政府。当时，伊犁专区下辖固尔扎（伊宁）县、苏木尔（宁西）县、泥勒海（巩哈）县、克孜库列（特克斯）县、蒙古库列（昭苏）县、霍尔果斯（霍城）县、托古斯塔拉（巩留）县、绥定（维、汉同音）县、博尔塔拉（博乐）县、阿尔善（温泉）县、津（精河）县和尤鲁都斯县（即和靖县巴音布鲁克区，新中国成立后，仍划归和靖县）。
二、古代（公元前三世纪一1759年）历史民族移民概况
伊犁草原游牧社会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就长达二干余年。期间，有过多次主体民族的更替，民族迁移成为移民的主要方式，移民的迁入和迁出，清一色地表现为游牧民族集体置换现象，这是由于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形成的独特的民族心理所致。游牧民族存在集体排他性心理，坚持单独地游牧，“因为住在一起就无法糊口”“若转牧到毗邻领地，则被认为是有损他本人尊严，有损其臣民尊严的事”。因此，游牧民迁移的移民数量一般都很大，迁移时间也很集中，迁入地区大致相同，充分表现出游牧社会的所谓行国状态。
据《史记》、《汉书》记载，伊犁最古老的居民是塞种人。塞人，史称“允戎”，《穆天子传》称西膜，古希腊文献称斯基泰人，“希腊人把斯基泰人称之谓SKuthoi，这就是亚述人所称的Ashkuzai，波斯人与印度人所称的萨卡……，属于伊朗人种，他们是北伊朗人”。伊犁塞种人长期处于古代传说状态，它们何时进入伊犁、数量多少，以及社会组态形态等情况，至今缺乏史料记载。近年在伊犁的考古发现证明，伊犁塞人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定居伊犁，有十分发达的青铜文化。1975年，在伊犁巩留县阿格尔森发现一批青铜器，有铜斧、铜镰、铜凿、铜钲等12件，它们和中亚、阿尔泰、西伯利亚出土的同类器物属于同一类型。1980年，在伊犁尼勒克县奴拉赛山沟等地发现古铜矿遗址，分采矿和冶炼两部份，遗有大量铜矿石、铜炉炼渣、钢锭和大量扁园大石锤等。“曾取矿洞内的安架坑木进行碳14测定，数量为距今2440±75年，相当于战国早期”。该县另外在阿布热勒山喀拉赛沟内也发现铜矿遗址十余处，对铜矿竖井内古园木作碳14测定，距今2500年左右，相当于我国春秋时期。1983年，伊犁新源县巩乃斯河南岸农四师7l团1连职工进行农田平整土地时，发现公元前4世纪的一批珍稀铜器，有铜武士俑、青铜三足大釜、承兽青铜盘、铜铃、青铜高脚油灯等。其中的钢武士俑，头戴高弯尖顶圆帽，高鼻梁、大鬃角、浓眉深目，上身裸露，腰围遮身物，双手握刀剑状，赤脚呈蹲跪式。铜武士佣的出土，对认识伊犁塞人的形象特征和衣冠服饰，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也印证了古代波斯大流士一世时的苏萨铭文描述的“提格拉舍达·萨迎”（SaKa tigraxauda，意为戴尖帽的萨迦人）的形象特征。
汉高祖时（约公元前三世纪末），游牧于敦煌、祁连一带的大月氏人，被匈奴冒顿单于击败，西迁至伊犁河流域，“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这是我国史籍记载向伊犁地方民族迁移的首例。大月氏原拥有“控弦之士一二十万”，是指能征战的兵，据此估算，其人口当在三、四十万之间。大月氏西迁移民非其全部，除战败时部众散失外，还有相当部份“余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大月氏在伊犁仅居住了几十年的时间，又被乌孙人驱赶，继续西迁至妫水（今阿姆河）流域，征服了大夏人，建立了贵霜王国。
乌孙也原居敦煌一带，与大月氏毗邻。汉文帝初年（约前177一176），在匈奴的支持下乌孙举族西迁伊犁河、伊塞克湖一带，驱走了先期迁至那里的大月氏人。
乌孙在原迁出地时，已有“控弦数万，习攻战”，还“攻旁小邑”，融合了其他部族的人口，故估算乌孙西迁时的人口约十余万众。乌孙能击败先已定居伊犁且人口相当的大月氏人，一方面是因为乌孙人“习攻战”，主动突然进攻；另一方面是有匈奴的支持和帮助，能挟势震慑大月氏人，后者只能再次迁出西走。
乌孙迁入伊犁后，又融合了许多当地其他部族，《汉书·西域传》称：“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人口发展很快，汉宣帝甘露二年（前52）乌孙大、小昆弥分立时，大昆弥有户6万余，小昆弥4万余，合计10万余户，至其盛期，“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以户折口，每户约合5人；以户折兵，每户约1．5兵。这一数据，对游牧民族的人口估算，颇具参考价值。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载，乌孙国面积约为百万平方公里，据此估算，伊犁地方的人口数不会超过10万人。
乌孙是当时西域的第一大国，是汉“断匈奴右臂”战略的主要支点。汉乌联盟对古代西域的历史发展和多民族祖国统一的形成，作出过巨大的贡献。汉武帝元封六年（前105），以江都王女细君为公主，嫁乌孙王，“侍御数百人”，这是汉族移民至伊犁的首批。细君逝世后，武帝太初三年（前102），汉复以楚王戊之孙解忧为公主，续嫁乌孙王，随行有著名的冯撩等，侍御人数当更多量。此外，汉廷在乌孙北的眩雷屯田，长罗侯常惠等多次率汉军入乌孙反击匈奴，并曾“将三校屯赤谷”。按汉代军制，每校兵数，少者七百人，多者干二百人，平均约千人。据此估算，乌孙国迁入的汉族兵民，最少亦有数千人。这是伊犁移民史上的重大事件。
东晋安帝元兴元年至义熙六年（402—410），乌孙被柔然攻灭，其部众大部份西徒葱岭（今帕米尔）。随后，北匈奴后裔的悦般部进据“乌孙故地”。悦般“地方数千里，众可二十余万”，其人口数约为原乌孙居民的三分之一左右。
西魏废帝元钦元年（552），突厥汗国立。562年，突厥伊利可汗土门之弟室点密率军10万攻取西域，尽占“乌孙故地”，是为西突厥。西突厥的部族构成颇为复杂，主要分五咄陆和五弩失毕两大部，每部下又分为五个小部。《旧唐书·突厥传（下）》称：“初，室点密从单于统领十大首领，有兵十万众，往平西域诸胡国”，则可知其初期迁入移民人口数，按游牧行国兵与户口惯常比例估算，约有三、四十万众。如果把当地原有人口计算在内，其总人口更多，要超过乌孙国。唐武后时，突厥别姓的突骑施汗国领有伊犁河流域。据《新唐书·突厥传》载：“西突厥突骑施部苏禄者，有众三十万”，其人数要少一些。
西突厥时期，各民族移民迁出迁入十分频繁。据马赫穆德·喀什噶里的资料，伊犁河两岸“居住着牙格马（样磨）、托合色（踏实力）和一部份齐格勒（处月，即炽候）人的突厥部落”。西突厥人迁至内地的事例也很多，如西突厥贵族代表人物史大奈、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阿史那解瑟罗以及突骑施部人哥舒翰等。其中，唐武后天绶元年（690）十月，继往绝可汗二世阿史那斛瑟罗率众六七万人居内地，为较大移民人群。贞观六年（632）十一月，伊犁热海一带游牧的契芯何力，随其母率部众六千余家内迁。当时由内地迁入的移民人口也有一定数量。贞观年间，玄奘西行取经，路过伊犁西部的怛逻私（今江布尔）以南的小孤城，见城中“三百余户本中国人也，昔为突厥所掠，后遂鸠集同国，共保此城，于中室居。衣裳去就，遂同突厥，言辞仪范，犹存本国。”后来，这些汉族移民都融入当地民族中去了。
据《新唐书·回鹊》载，唐肃宗至德后，葛逻禄寝盛，徙十姓可汗故地。至五代以后，伊犁居民主要是葛逻禄部，属喀拉汗国，建阿里马城，为其中心，人口数量史无明记。
辽天祚帝保大四年（1124），耶律大石建西辽王朝，伊犁为其辖境。伊犁地方有大量从内地辗转迁入的契丹、汉族民众。延庆三年（1134），有1万6千帐契丹游牧民进入伊犁西部地区。汉族民众迁入伊犁的数量不能详确，但其分布是很广泛的，当地的农业、园艺业颇为兴旺。《长春真人西游记》云：伊犁“其地出帛目曰秃鹿麻（即棉花）……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