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犁两千年民族移民开发史述略-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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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屯，即内地的罪犯发配至伊犁屯田者。乾隆三十一年（1766），伊犁开始安置遣犯，至四十八年，“伊犁遣犯；积有三千数百余名”。按清制，遣犯多数被解送到兵屯，或给屯兵为奴，或补耕屯缺额，承种份地，每人拔地12亩，带家眷者，酌给地5亩，自行开垦。遣犯服役年满无过者，编人民册，落户为民，有特殊好表现者，还可充当绿营兵。
汉族移民中，多数是商贾民人来伊犁经商屯田者，归抚民同知等民政官员管束。《钦定新疆识略》云：“户屯者，商民之屯，创自乾隆二十八年”，该书还记载了商民张子仪等32户、户民庄世福48户、户民张成印23户、户民五己兴等30户屯田入籍、承种地亩情况。民户中，还有脱离军籍的绿营兵和眷属分户子弟以及遣犯中的安插户转人民户的。这些汉族移民，带来内地的先进耕作技术，不少人经营较高收人的经济作物如稻米、蔬菜等，使伊犁种植业多样化，且商民之田赋全部用现金银两上交，更为官方所欢迎。“民户承种稻地五万三千一十六亩，征银三干一百九十九两二钱九分，又续开三颗树、阿齐乌苏、大榆树等处十七万人干六百九十亩，岁征小麦二千六百六十八石，征银七千二百六十七两。外有为民遣犯，每民种地十二亩，每亩交粮八升，陆续增减不等”。可见，汉族移民屯田己达到22万亩以上，成为伊犁农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份。
清代军府制时期的伊犁，是重要流戍之所，史书多有记述。贬谪人士中有许多是汉族名士硕儒，这些身份特殊的移民，常具备极高的文化素质，常有著述，介绍伊犁，其流放时期的著作成为伊犁汉族移民文化的重要内容，如祁韵士、洪亮吉等的伊犁诗歌、徐松的伊犁史地之作，都是传世的不朽名篇。我国近代伟大爱国者、民族英雄林则徐在伊犁的诗歌文书，极备史料价值。1844年，他捐资承修喀什河阿齐乌苏大渠龙口工程，垦地十余万亩，各族受益，至今有口皆碑，立祠纪念。
乾、嘉年间，汉族移民中，以单身商民户民多见。据《总统伊犁事宜》记载近8千人，流动性较大，诚如《伊江汇览》云：“民户按年增减，曾无定额焉”，《钦定新疆识略》亦云“户民之来往无常与舆焉”。道光朝以后，汉族移民定居者众，其农商经营形成规模，他们人籍屯田，承种地亩达22万余亩。照清代通例每户拨地30亩估算，则汉族民户至少有7400余户，再按当时平均每户5人计，总人口约有4万左右。
回族移民 回族迁人伊犁的情况，史料阙如。但从宁远城宁固回族大寺（今伊宁市陕西回族大寺）早在乾隆年间就已建成这一事实来看，回族移民来伊时间早、人数不少是实实在在的事。绥定一带历来是回族聚居地之一。《霍城县志》云：“清乾隆年间就有回民迁入县境的记载，此后有大批回民到县境定居”“乾隆四十四年（1779），穆斯林哲合忍耶创始人马明心从甘肃派遣苏阿訇来惠远城，秘密传教。这是哲合忍耶派在霍城（即清代绥定——引者）传教的开始。乾隆四十七年（1782），马明心的妻女被发配来伊犁为奴，张夫人被刑杀后葬在惠远城西，二女儿亡故后，葬拱宸城（霍尔果斯城）南郊，三女儿亡故后葬在绥定城（水定镇）东北郊”。同治二年（1863），绥定三道河地回民杨三星、飞刀马二起来，“勾结塔尔奇营回人，扭锁开城，抢劫库存军械，杀死兵丁……该处回民聚处甚多”翌年九月，伊犁宁远、绥定回族与维吾尔族农民联手起义，居然摧毁了伊犁将军统治机构，由此可见伊犁有相当数量的回族移民存在。据俄国人拉德洛夫称：“在伊犁地区有汉兵3000人，由汉人和东干人组成，住在绥定、塔尔奇、Tschimpansi（城盘子、熙春城）、Dalosichun（大芦草沟泉？）、清水河、霍尔果斯城盘子（拱宸城）六城，其中1500人从事农业，和塔兰奇一样缴纳农业税，另1500人在军队，服兵役或从事劳动”，又称：“在伊犁地区有5000名汉人、东干人从事农业……另外有8000名汉人和东干人在汉城和山上耕作”1882年从西伯利亚到伊犁旅行的H·兰斯代尔对伊犁回族曾说：“1862年，伊犁河谷的东干人有6万人，平定后的1877年东干人口为男2100、女900、主要住在绥定、清水河子和塔尔奇”。笔者认为，兰斯代尔可能把伊犁的汉族人、回族人都作为东干人口混同计算了。
伊犁各民族移民经过百年（1760—1860）的开发，人丁兴旺，百业繁盛，社会进步。伊犁人口总数将近20万，为历史最高水平；农业经济飞速发展，伊犁屯田“通共计地七十二万三千二百余亩”，不仅在新疆而且在我国西北地区都算是农屯最发达的地方，从根本上改变了伊犁游牧经济单一的落后状态，历史上首次形农业为主、农牧并举的发展态势；同时，还第一次出现城市文化，形成了以惠远城为中心的“伊犁九城”；伊犁农业民族人口约占总人口的70％，大大超过了游牧民族人口，冲破了历史上长期单一游牧民族为主的结构。这样，伊犁地区就基本上完成了草原游牧社会向农耕社会的转型，为近现代伊犁世居民族的形成莫定了基础。
然而，百年盛世，终有竞期。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后，清帝国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同治三年（1864），《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签订，沙俄将我国西北边疆割占4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其中伊犁辖区面积六分之五的伊犁西路大部沦为异域。同年九月，伊犁宁远城维吾尔族、回族农民起义，占领宁远城；四年正月，起义军攻占惠宁城，“阖城死难二万人”；五年正月，起义军又攻占惠远城，伊犁将军“明绪阖门殉，兵民死者数万”，伊犁清朝军府制统治被摧毁，成立伊犁苏丹地方割据政权。同治十年（1871）5月，沙俄乘伊犁苏丹地方割据政权长期内乱之机，以所谓“代守代收”之名，发动战争，侵占伊犁，进行殖民统治达11年之久。
经过惨烈的内乱外侵，伊犁居民人口死亡、散失近半数，从近20万人口降至1O万左右，其中满族人口下降90％，汉族次之，回族人口下降50％以上。据沙俄占领军的估计，“在暴动者的打击下，伊犁居民死亡近17万5千人”（见《征服中亚史》第二卷）这个数字显然夸大了。另据俄占领军的统计，俄占领初期，伊犁“男女居民有102910人，其中，塔兰奇（即维吾尔族）38211人，汉人3373人，蒙古人17954人，吉尔吉斯（指哈萨克等游牧民族）22344人，东干（即回族）5130人，满人450人，锡伯人15484人”。伊犁内乱初，伊犁索伦营兵民3400人已全部离开伊犁，多方辗转迁至塔城住扎。
浩劫后的伊犁、如火中之凤凰，面临再生
四、清季、民国时期（1882—1949年）近现代世居民族的形成
清光绪七年（1881）正月，中俄伊犁条约在彼得堡签订，伊犁河北岸霍尔果斯以西索伦营左翼驻防区、伊犁南岸锡伯营驻防区的春稽（今琼扎）等16个卡伦辖区以及原回屯区克特缅、达尔达木图等，共约1万5千平方公里土地，又被俄割占。八年（1882）二月，我国正式收回伊犁。但据中俄伊犁条约所谓居民裳≡窆ㄍ剑扯砺奥右晾缛丝诹粝路省Ｖ？884年底，伊犁居民被“胁迁而去者，约有十之七八”，“沙俄从中国伊犁地区用武力和其他手段劫走了维吾尔、哈萨克、回族、柯尔克孜、蒙古、索伦等各族居民共十万多人”以至“地亩荒芜，耕者不及十分之二”，“美丽富绕的伊犁，残破凋零，惨不忍睹。宁远县吉里野孜原来有四百余户人家，劫后只剩下十二户；胡达库勒野孜原来有百户人家，只剩下六户，因而改称‘阿勒推圩孜’（维语：六户人的村庄），沿称至今”。当时伊犁于遗人口，仅有“户8230、口33420”。伊犁再一次面临移民重建家园的新历史机缘。
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实行郡县制，但仍设伊犁将军，辖“伊犁四营”，负责边防和管理军队和游牧人口．不理民政。1888年正月，伊塔道及所领伊犁府（辖宁远、绥定县）成立，遂招徕民人，复垦田地，重建经济；特别
是伊犁辛亥革命之后，伊犁为新疆的开放商埠。工商业勃兴，经济发展迅速，开始了第二次多民族移民的高潮。本次民族人口迁移虽然维吾尔、汉、回等民族的移民继续迁入，但以哈萨克、俄罗斯、乌孜别克、塔塔尔等新移民迁入伊犁为显著特点，并最终成为伊犁世居民族。
维吾尔族移民 原清代回屯维吾尔农民（俗称塔兰奇）的人口情况，据伊明江·包吾东著《塔兰奇史》记载，188l—1883年被胁逼往俄国七河地区的“塔兰奇11365户、东干人1308户、共计12673户，约51000人。”当时“全伊犁地区只有1700户塔兰奇未迁出”，约为原人口的15％，后来“迁到七河地区的塔兰奇人中，在迁出后的十年间，有4000户人家又迁回伊犁他们原来居住的地方”这样，以每户有4口人估算，清季塔兰奇人口约有22800人。时伊犁“广示招徕，令民屯垦”，故南疆维吾尔人迁人者颇众。对以上新、旧伊犁维吾尔人，称呼上区别明显。清《宁远县乡土志》云：“缠民分两起，一本地缠民，名塔兰奇；一南路缠民，由南路各厅州县迁入本境者，均分布各圩种地或务工商为业……又有俄国缠民（即塔兰奇迁俄境者——引者）逃入本境者，经……禀准令其种地营生，地方官一律征粮，作为留户、顶户”这些人口，地方官吏均分别统计列户管理的。久而久之，至1935年新疆第二次民众代表大会上，伊犁塔兰奇竞被作为一个民族对待，对南疆来伊犁的维吾尔新移民，塔兰奇人称之为“喀什噶尔里克”，以示区别。此事虽颇荒谬，但对识别清季、民国从南疆迁入伊犁的维吾尔族新移民却清晰方便。伊犁维吾尔人比较集中地居住在宁远县（1914年改称伊宁县），据“宁远县乡土志》载，有“缠民三千三百五十七户、男九千六百一十八丁、女六千八百三十五口……新收俄缠一千一百余户、男三千一百余丁、女二千二百余口”。再加上绥定县的维吾尔人，清末民初伊犁有维吾尔族居民近4万人，其中有半数是新移民。民国年间，南疆维吾尔移民大批涌入，人数几乎超过塔兰奇人的一倍。据民国二十八年（1939）伊犁区行政长公署统计，伊犁维吾尔新移民人口累计达96046人，而塔兰奇人为58093人。共计154139人，居伊犁各民族人口的首位。
伊犁维吾尔族移民实例：
1、玉山巴依·木沙，男，阿图什人，约于1895年定居宁运城。设福盛商行及皮革厂，为伊犁地区商贸首富，誉为“近代新疆民族工业的代表”，1926年去世。
2、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男，1921年生于苏联普尔热瓦尔斯文。1927年随母亲定居伊犁，先后任伊宁女子中学教员、伊犁行政专员公署翻译，发起组织“伊宁解放组织”，历任伊犁三区政府委员兼内务厅厅长、宣传部长、三区革命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主席、新疆民主革命党主席，新盟中央委员、新疆省联合政府委员兼副秘书长，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八月，应中共中央之邀，假道苏联赴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因飞机失事遇难。
3、苏拉衣曼·伊布故音，男，1876年生于喀什的医生世家，1893年随父义迁居绥定。1900年起独立行医，巡回于伊宁、察布查尔、博乐等地，1957年逝世。
4、阿不都热依木江·哈山诺夫，男，1898年生于俄国阿拉木国，1931年到伊宁定居。三区革命时期，任三区民族军骑二旅政委、政治副总指挥、新盟民族军组织委员会主度等职。新中国建立后，历任新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伊宁市市长、伊犁州副州长、新疆政协副主席等，1973病故于伊宁。
哈萨克族移民 清朝收复伊犁后，哈萨克汗阿布赉向清朝上表称臣入贡，成为朝贡藩部。乾隆二十五年（1760）起，伊犁惠远城被定为哈萨克通商贸易地，“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近90年之久，且久盛不衰，成为清政府与哈萨克族进行商业贸易的中心和最大市场”。《伊江汇览》贸易条载，“哈萨克之贸易也，每于夏秋之交，或自沁达兰，或自匡俄尔俄鸾卡伦，抵境之时，卡伦侍卫查其人众、牲畜之数，先行具报，沿卡送到伊犁，满营预派官兵接至芦草沟，带至西门外之贸易亭。营务处呈禀，将军派委侍卫、协领暨驼马处等官监视贸易……计值平论……悉有定额。……贸易之后……仍派兵送至芦草沟，按卡递解出境。当其贸易之日，昼夜巡查，禁止兵民不得私换，犯者重惩之”。可见，当时尚无哈萨克移民。但当时“恳请内附”者不断，为此乾隆帝谕示：“伊犁等处，土地辽阔，人烟愈多愈善，哈萨克如不得游牧地方，或畏惧劫掠，情原内附者，即行收留”。从此，哈萨克牧民进入伊犁西路等地。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后，据条约中“人随地归”的规定，原属中国的哈萨克族及其居地大部份划归俄属。
哈萨克族向伊犁东路移民，始于伊犁光复以后。光绪八年（1882），原属塔尔巴哈台游牧的哈萨克乃曼“黑宰、阿勒班两部，由台吉胡岱下属头目萨三带3000余户，经将军金顺准予设头目三名。并授予三品顶戴……，光绪九年七月廿八日经圣上批准”。这批最早进人伊犁地区的哈萨克族移民“被安置在博尔塔拉北山一带游牧，由察哈尔领队大臣就近管束”，“光绪十五年（1889）迁往伊犁河流域，交由厄鲁持领队大臣管束。随后，又有卡拉克烈依氏族的霍加胡力部落、托克马克部落，分别从裕民和托里县的马依力、乌苏县的波尔克等地迁往博尔塔拉”。“时至光绪二十五年，哈萨克族已增至八干九百余户，丁口四万五千余人，请圣上再增加二名千户长并添办笔帖等官，千户长下应设百广长。五十户长”，短短19年内，伊犁哈萨克族移民从3000户增至8900余户，当然不可能是自然增长数，大多数是不断移民的结果。
民国年间，伊犁哈萨克族移民的大部已迁至伊犁河两岸游牧，先后归伊犁镇边使、镇守使和屯垦使直辖，管束极为宽松。民国三年（1914），北京政府批准全部豁免伊犁哈萨克黑宰、阿勒班两部落原借用前清官钱局十七万二千四百余两（作羊25万余只）的欠债款。伊犁成为哈萨克族移民的向往之地。甚至杨增新都说“在新疆则年年驱逐萨，在伊犁则年年收回哈萨”。民国五年（1916）9月，伊犁沿边俄境哈拉湖、哈尔哈拉一带内乱，俄国哈萨克民众向中国境内逃入，伊犁特克斯川、霍尔果斯一带逃来难民十余万人。次年，伊犁遣返俄国哈萨克人2300余户，丁口16万余人．牲畜26万余头，剩余2．3百户，奉令准留3个月。三十年代初。苏联实行集体农庄制时。又有不少哈萨克族移民迁入伊犁，但记录不详。伊犁哈萨克族移民多数游牧于东部草原地区。在托古斯塔留有千户长体里米斯领8个百户长和副千户长大鲁隈领4个百户长游牧；阿克布拉克有千户长沙脱巴勒提11个百户长游牧；塔儿特有副千户长鲁克特伯克游牧；恰克魄和伯失脱保有千户长马克苏特领14个百户长游牧；阿儿曼布拉克有千户长阿儿斯巴依领10个百户长游牧；阿拉土依布有千户长阿斯的米斯游牧。至民国二十七年（1938）伊犁屯垦使裁撤时，伊犁地区共有28个哈萨克千户长。“顾名思义。似乎一个千户长总要有一千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