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志]奇特的一生-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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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是用铅笔画在方格纸上的，忽而这样，忽而那样，旁边还注着一些数字，又是加，又是乘。
这都是什么意思？无人可问。这一套统计的内情，柳比歇夫跟谁也没有谈过。倒不是保密。绝不是。他大概是认为具体细节是次要的问题。我们知道他曾把年度总结分送给朋友们。但那些年度总结只有总数，只有答案。
乍一看来，可能会把这种计算方法当作一天的工时标定。晚上临睡前，他坐下来计算。他都把时间花在什么上了，花了多少，最后算出基本工作消耗的时间。似乎再简单也没有了。可是马上又产生了问题：什么是基本工作？基本工作以外的时间为什么也要计算，而且又是那么详细？这种工时标定到底有什么用？日程表里那些0。5和1．0的数字代表什么？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值不值得去研究他这种时间统计法，推敲琢磨它的细致微妙之处，寻求上面那些问题的答案？何苦呢？……我这样问我自己。然而我仍然继续揣摩，绞尽脑汁去参透他这种方法的奥秘。我隐隐约约地预感到它似乎同我本人的生活有些关系；由于这种预感，我役有把那些日记撂到一边。
第五章 谈谈时间，谈谈自己
“噢，路齐利，一切都不是我们的，而是别人的，只有时间是我们自己的财产，”赛纳卡写道，“造物交给我们，归我们所有的，只有这个不断流逝的、不稳定的东西。就连这个东西，谁只要愿意，都可以把它从我们手里剥夺走……人一点也不珍惜别人的时间，虽然它是唯一再怎么想也无法收回的东西。你可能会问，我对你训诲开导，我自己又是怎么做的呢？老实说，我的所作所为同那些挥霍浪费然而有条理的人一样，对自己的每一笔支出都要记账。我不能说我一点也没有浪费，但我总是心中有数，我浪费了多少，是怎么浪费的，为什么浪费的。”
你们看，早在纪元初，公元五十年，科学工作者——赛纳卡满可以算作科学工作者——就已经在计算自己的时间，努力节约时间。哲学家，古代的哲学家，是最先理解时间的价值的。肯定在赛纳卡以前，他们就试着想个什么法子去给时间戴上笼头，使它驯服，了解它的本质，因为当时的人们已经对时间的奔驰感慨系之了。
但是我们出于我们的自食不凡，深信古人的时间绰绰有余。古人只有日晷、水漏、沙漏，连计算时间都不象个样子，还谈得上什么珍惜时间。按照实于家的见解，进步不就是在于替这位实干家节约时间嘛。为了节约时间，实干家下了马车坐上火车，下了火车坐上飞机。发明了电报和电话来代替书信，电视代替了剧院，拉链代替了扣子，圆珠笔代替了鹅翎。电梯、计算机、百货公司、电传打字机、电动制刀——这一切发明，都是为了替人节省时间。然而，不知道为什么，人越来越感到时间不够用。实干家加快了速度，推广了电子计算机，把百货公司翻修成自动售货公司，采用照相制版法来印报纸。连说话都尽量说得简洁些，也不动手写了，而是利用录音机口授。但时间却越来越紧张。不仅是实干家，人人都感到时间的匮乏。没有时间看朋友；没有时间写信；没有时间照料孩子；没有时间去想；没有时间到秋天的树林里去站一会，什么也不想，光去听听飞舞的落叶飒飒作响；没有时间吟诗；没有时间去给父母上坟。小学生也好，大学生也好，老头儿也好，大家都没有时间。时间不知哪里去了，越来越少。手表再也不是奢侈品，每个人手腕上都戴的有，走得很准，校正过，还防水；人人都有一座闹钟滴滴答答走着。但是时间并没有因此而增加。时间的分配几乎同两千年以前赛纳卡时代一摸一样：“我们一生的时间，大部分用于错误及种种恶行；很大一部分虚抛浪掷，无所事事。我们整个一生，几乎都没有用来干应当干的事。”
如果能把用于工作的时间一笔勾销，那倒是满有必要的。这两千年来，情况当然有些好转，有许多著作问世，探讨自由时间、物理时间、宇宙时间，研究时间的节约以及如何正确地利用时间。时间原来是不能倒转的，也不能储存起来，把多余的时间放到仓库里，要多少取多少。如果能这么做，倒是挺方便，因为人并不是什么时候都需要时间的。有时候他压根儿无处可用，只好磨时间。时间的令人烦恼之处正是在于它不能不用。结果，人们随兴之所至，乱花滥用，用来干五花八门的荒唐事。有些人，时间对他们是个累赘，他们不知道把它怎么办，怎样开销打发。
大家知道，幸福的人是不看表的；反过来说也对，不看表的人是幸福的。但是，柳比歇夫不是由于工作上的关系，不是出于不得已，而是自愿地担当起“看表”的苦差使。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女儿讲过，她在童年时代，有时和弟弟一起到书房去找父亲问问题；每当他开始耐心地回答的时候，他总要在纸上做什么记号。哪一回都是这样。多年后她才知道父亲是在记时间。他无休无止地进行自我工时标定。任何活动——休息。看报、散步，他都记下时间，多少小时多少分钟。他这是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开始的。当时他二十六岁，在部队里服役，是在化学委员会，在著名的化学家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伊格纳节耶夫手下工作。时逢元旦，人们往往在这一天发下誓愿：什么再也不干了，什么该干起来。柳比歇夫也是在这一天起的誓。
我上面说过，头一本统计册保存下来了。头一本用的方法还挺原始旧记也同后来不一样，思考和感想挺丰富。他的方法是逐步形成的，在一九三七年的日记中已臻于完善。
不管怎么样，从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七二年他去世的那一天，五十六年如一日，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一丝不苟地记下他的时间支出。他的历史长编一天也没有中断过；连儿子的夭亡也挡不住他在这份没完没了的结算表上记上一笔。时间之神克罗诺斯不也是这样嘛，不也老是挥舞自己的辫子，一次也不放过。
柳比歇夫每天都要结算他度过的时间，算出这个那个都用了多少小时多少分钟。
柳比歇夫如此忠于自己的方法，这本身便是一个独特的现象；这样的日记，单单它的存在，说不定便是独一无二的。
多年来经常看表的结果，柳比歇夫肯定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时间感。在我们机体深处滴答滴答走着的生物表，在他身上已成为一种感觉兼知觉器官。我作出这样推断的根据是：我同他见过两次面，在他日记中都有记载，时间记得十分准确——“一小时三十五分”、“一小时五十分”；然而当时他自然没有看表。我同他一起散步，不慌不忙，我陪着他；他借助于一种内在的注意力，感觉得到时针在表面上移动——对他来说，时间的急流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他仿佛置身于这一急流之中，觉得出来光明在冷冰冰地流逝。
我测览了他《论生物学中运用数学的前景》一文的手稿，在最后一页我看到了这篇论文的“价格”：
“准备（提纲、翻阅其它手稿和参考文献） 十四小时三十分
写 二十九小时十五分
共费 四十三小时四十五分
共八天，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二日至十九日。”
看起来，早在一九二一年他对时间统计已经研究停当，可以准确地算出每项工作的时间消耗。
他做时间统计，也善于做时间统计。
有些作者在稿子上注明竣稿日期。写上具体日子的较为少见；写明从几日到几日的，那就更少了。至于用了多少小时，我是头一遭见到。
柳比歇夫的每篇论文，都有“成本”核算。这个核算是怎么做的？原来根本没有专门做过什么核算。他的时间统计法仿佛是一架计算机，自动提供了数据：写一篇文章，看一本书，写一封信，不管干什么，每道工序的时间都算得一清二楚。
……时间比过去少了，时间的价格比过去高了。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但是仔细分析一下这个生命，可以说，最宝贵的是时间。因为生命是由时间构成的，是一小时一小时、一分钟一分钟累积起来的。现代的人对他宝贵的、奇缺的、干什么都不够用的时间，总是要这样那样地计对这个时间统计法已经习惯了，没有它就没法工作。”但为什么要养成这个习惯呢？为了什么要创造这个方法？实干家为什么需要这个方法，它为什么对实干家有好处——这样泛泛而论，我们倒是明白的。笼统的说明，我们总是能够明白的。可是为什么柳比歇夫地要这样做？是什么迫使他这样做的？
第六章 作者想追根究底，了解事情的起源
一九一八年，亚历山大·柳比歇夫从部队复员回来，开始从事纯学术工作。那会儿，他已经提出他一生的奋斗目标——创立生物自然分类法。
“要创立这样一种分类法，必须先找出某种类似的原子量；我想对没有直接功能作用的机体结构中的曲线进行数学研究，通过这个办法来找……”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在一九一八年这样写道，“这项工作在数学上看来困难极大……我起码要过五年，等数学基础打得好一些，到那时候才能着手完成这项主要任务……我立意要写一部数学生物学；一切企图把数学运用于生物学的尝试，都将兼容并蓄于这部书中。”
在那几年，人们对他的想法，反应颇为冷淡。应该说，柳比歇夫于一九一八年到那里去工作的辛菲罗波尔市的塔夫利达大学，当时委实是人才济济：数学家H。克雷洛夫和B。斯米尔诺夫，天文学家O。司徒卢威，化学家A．白柯夫，地质学家c．奥布鲁契夫，矿物学家B。维尔南茨基，物理学家Я。弗伦凯尔和И。塔姆，森林学家Г。莫罗卓夫，自然科学家弗拉基米尔·帕拉金和亚历山大·帕拉金两兄弟，Π。苏希金，Г。维索茨基；最后还有柳比歇夫终生崇敬的老师亚历山大·加夫里洛维奇·古尔维奇。
这位青年教师并没有因为泰斗们的怀疑而仿惶踌蹰。岁月递嬗，具体的方法有所修正，某些东西不得不重新审议，但是总的任务不变——一旦干了起来，他一辈子也不背离既定的目标。
传说施利文起誓要找到特洛伊遗墟的时候才八岁。施利曼的例子所以广为人知，原因之一，是这种向目标直线进军、终生换而不舍的情况在科学史上极为罕见。柳比歇夫二十多岁刚开始从事学术工作的时候，也明确地知道他要达到什么目标。真是幸福而不平凡的命运啊！他自己提出了他的工作纲领，并从而预决了他的活动的整个性质，事实上是至死不渝。
这样到底好不好？——给自己的生活定了框框，定得那么死。捆住了自己的手脚，戴上了笼头，错过了其它的机会，人变得干巴巴的……
然而在事实上（这个事实很值得注意），柳比歇夫的命运并非如此。他的一生是生气勃勃、和谐协调的一生。他孜孜不倦地追求自己的既定目标，在他生活中是起了重大作用的。他一生始终忠于他青年时代的选择，忠于自己的爱好和理想。他自己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而且在旁人的眼里，他的生活由于目标明确，也是令人羡慕的。
二十三岁的维尔南茨基写道，他立意“要在智能、知识和才华上尽量取得实力，这样我的智慧便会无比的丰富多彩……，”他在另一处写道，“我充分意识到，我可能是致力于错误的、靠不住的东西，误入歧途；但我不能不走这条路。我憎恨对我的思想有任何束缚，我不能也不愿我的思想顺着这样一条道路发展下去，它虽然在实际上是重要的，但它不能使我对那些折磨着我的问题有起码的了解……这样一种探索，这样一种企求，正是任何一种学术活动的基础。这只会使我们不致成为在故纸堆中讨生活的书蠢，只会使我们真正地生活，在学术工作中找到喜怒哀乐……追求真理。我完全知道，我可能在追求真理中死去，可能因此而丧身，但我重要的是找到真理，即使不是找到，那也是力求找到，不管这个真理是多么令人苦恼，是多么虚无缥缈，多么卑鄙龌龊。”
这些青年时代的誓言总是激动着人心。赫尔岑、奥加廖夫、克鲁泡特金、梅契尼柯夫、贝赫捷列夫——几代俄罗斯知识分子立誓献身于追求真理的斗争。每个人都选择了自己的道路，但某种共同的东西把他们这些如此不同的人联系在一起。这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对科学的忠诚，而且他们之中谁也不是光研究一门科学。他们都是又搞历史，又搞美学，又搞哲学。俄罗斯作家的精神探索史是众所周知的。俄罗斯科学家追求道德的历史也并不逊色，其精彩与深刻不亚于作家。
但，立誓忠于科学（哪怕是心爱的科学）是一码事，给自己规定具体的目标又是一码事。
万一特洛伊根本没有存在过呢？万一它是荷马虚构的呢？这样一来，施利曼岂不是白白磋跎了一生？
万一柳比歇夫确定的目标是不能达到的，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呢？万一过了二十来年，证明创立这样一种生物自然分类法是不可能的呢？或者说，万一现代数学机器不适合于这方面的用途呢？这样一来，虚度了年华，当初的目标原来是虚幻的东西，目标明确变成了漫无目的。
这是冒险吗？不，比冒险更可怕；这是押宝；未来、才华和希望——这些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统统拿来孤注一掷。谁知道有多少这样的幻想家在无声无臭中死去，没有达到可望而不可即的目的！
狂热、偏执、禁欲——科学家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什么代价没有付出过！
在科学中，着迷是危险的东西：对某些气质的人来说，或许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但代价太大了。着了迷的人对科学为害甚烈；着了迷，往往不能批判地对待事物，连牛顿这样的天才也在所难免——我们只要提一下牛顿对虎克不公道的行为，便足以说明问题。
柳比歇夫在青年时代，他心目中的英雄人物是满脑袋虚无主义、唯理主义的巴扎洛夫。在那个年代，柳比歇夫的许多同窗学友都模仿巴扎洛夫。这又是一个例证，说明文学主人公不止是对一代而是对几代俄罗斯知识分子起了积极的作用。他们在青年时期，同巴扎洛夫一个腔调，眼里只有自然科学；什么历史，什么哲学，统统是扯淡。捎带说一句，文学也不能幸免。柳比歇夫当时只承认文学是学好外语的一种工具：《安娜·卡列尼娜》他看的是德文版，“因为译文要比原文易懂。”
一切服从于生物学；凡是无助于此的，一概置之不理。他那时憧憬着建功立业，遵循着英雄主义的陈腔滥调；首先是工作，一切为了工作；为了事业，不惜牺牲一切。
事业代替了伦理，决定了伦理，它本身就是伦理，把存在和哲学的一切问题一笔抹煞；为了事业，人世间的一切喜悦和乐趣都不屑一顾。
舍此取彼，他取了自我牺牲。
这是我们熟知的那种科学任。他为之献身的生物学任务相当重要，其余的事情与他都不相干。科学要求付出最大的努力，作出最严格的自我克制。不是这，便是那。司空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