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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励志]奇特的一生-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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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最严格的自我克制。不是这,便是那。司空见惯的两个极端。不是圣贤和英雄,便是庸人、坏蛋、哪方面都不配做人的人。我们在这里是没有中庸之道的。如果不能成为榜样,不能成为理想人物,那就什么都无所谓了——是骗子也罢,是正直的科学家也罢,对艺术有兴趣也罢,不学无术,下流无耻也罢……只有完人才能得到承认;一个人仅仅做到有良心、规矩正派,那是不够的。  
  柳比歇夫开始的时候同旁人差不多,跟所有年轻人一样,渴望着建树功勋,成为拉赫美托夫,成为超人。一步步,他才逐渐回复天性,冒出人的弱点,他鼓起勇气继续前进,攀登越来越陡峭的高峰——追求人性,追求那最最朴实的人性。  
  需要好多年才能懂得,最好不是去震惊世界,而是象易卜生所说的,生活在世界上。  
  这样,对人、对那门科学都要好一些。  
  柳比歇夫的长处首先在于他懂得这些道理要比其他人早得多。  
  帮助他做到这一点的,正是他的研究工作。他的研究工作要求……不过那是后话,至于在初期,根据一切计算(柳比歇夫是喜欢计算也善于计算的),他的工作要求付出与正常人无法比拟的精力,需要消耗比人的一生更多的时间。他当然相信他能做到,但总是要从另外什么地方再去挖掘一些力量,再去挖掘一些时间。    
第七章 他的方法是怎么起的头   
  “我象是果戈理笔下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他在抄抄写写中找到乐趣……我在学术工作中也很愿意摄取新的事实,做纯技术性的工作,等等;从中找到乐趣。再加上我从我念念不忘的父亲那里遗传来的乐观主义,结果我写了许多东西备而不用。这些东西,我根本没有指望发表。重要的论著,我做的摘要十分详细,甚至弄到现在我在这上面仍花很多的时间。我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同时,凡是最重要的著作,我都要写个提纲,再进行分析研究。所以我手头有大量的存货,一旦有可能出版,存货立刻能派上用场;文章写得很快,因为事实上它不过是我平日储备着的材料,随用随取。  
  “我在青年时代,我的读书方法使我在某种程度上落后于别人,因为我看的书,比我的同志少。他们看书比较浮皮潦草。但是,浮皮潦草地看书,有许多精彩的东西消化不了,看过的东西很快会忘记。至于我看书的办法,能使我得到十分清晰牢固的印象。所以,随着岁月的推移,我的库存要比我的同志丰富得多。”  
  年复一年,这个方法以及他的其它工作方法,优点越来越突出。他仿佛什么都提前几十年计算好、没想好。仿佛连他的长寿都是事先估计到、考虑到的。  
  他的一切计划,甚至最后一个五年计划,制订的出发点,都是没想他起码应当活到九十岁。  
  不过这是后话,暂且不提,暂且他只是想方设法利用每一分钟,利用任何所谓的“时间下脚料”:乘电车、坐火车、开会、排队……  
  还是在克里米亚,他已经注意到边走路边打毛衣的希腊女人。  
  每一次散步,他都用来捕捉昆虫。在那些废话连篇的会议上,他演算习题。  
  他规定,短距离,二三公里路,最好步行,省得为了等车浪费时间、损害神经。步行还有一个好处,因为反正需要散步。  
  他对“时间下脚料”的利用,考虑得无微不至。出门旅行,他看小部头的书,学习外语。举个例,英语他就是主要利用“时间下脚料”学会的。  
  “我在全苏植物保护研究所工作的时候,常常出差。一般我要带一定数量的书上火车。如果是长期出差,我就把书打成邮件,寄到一定的地点。带多少书,根据以往的经验来决定。  
  “我在一天之内是怎么安排读书时间的?清早,头脑清醒,我看严肃的书籍(哲学、数学方面的)。钻研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以后,看比较轻松的读物——历史或生物学方面的著作。脑子累了,就看文艺作品。  
  “在路上看书有什么好处?第一,路途的不使你感觉不到,很容易将就;第二,神经系统的状况比在其它条件下良好。  
  “坐电车,我看的不是一种书,有两三种书。如果是从起点站坐起(例如在列宁格勒),那就可以有位子坐,因而不仅可以看书,还可以写字。如果电车很挤,有时候只能把着扶手杆勉强站住,那就需要小册子,而且要比较轻松的。现在列宁格勒有许多人在电车上看书。”  
  可是,“下脚料”越利用越少,而对时间的需求越来越大。  
  工作越深入,面也越宽。先是需要认真研究一下数学,后来又轮到哲学。他逐步发现生物学同其它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所钻研的分类法,促使他批判地对待达尔文主义,特别是那种认为自然淘汰是进化主导因素的理论。他不怕人家责备他陷入活力主义、唯心主义,但应当研究哲学。  
  已经晚了,但他终于明白,他不懂历史不懂文学是不行的;不知道为什么,他还需要懂一点音乐……  
  应当不断挖掘一切时间潜力。明摆着,人不能者是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应当正确利用工作时间。从时间中去找时间。  
  实际上,正如柳比歇夫亲身体验到的,需要高深学识的工作,他一天至多能干七八个小时。  
  他记下工作起讫的时间,误差不超过五分钟。  
  “工作中的任何间歇,我都要创除。我计算的是纯时间,”柳比歇夫写道,“纯时间要比毛时间少得多。所谓毛时间,就是你花在这项工作上的时间。  
  “常常有人说,他们一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这样的人可能是有的。可是拿纯时间来说,我一天干不了那么多。我做学术工作的时间,最高纪录是十一小时三十分。一般,我能有七八个小时的纯工作时间,我就心满意足了。我最高纪录的一个月是一九三七年七月,我一个月工作了三百一十六小时,每日平均纯工作时间是七小时。如果把纯时间折算成毛时间,应该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我逐渐改进我的统计,最后形成了我现在使用的方法……  
  “当然,每个人每天都要睡觉,都要吃饭。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时间用在标准活动上。工作经验表明,约有十二——十三小时毛时间可以用于非标准活动,诸如上班办公、学术工作、社会工作、娱乐,等等。”  
  计划的复杂性在于如何安排一天的时间。他决定,用去的时间应该同他从事的工作相称。也就是说,比方写一篇有独特见解的论文吧,占用的时间既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  
  计划就是挑选时间、规定节律,使一切都各得其所。头脑清醒的时候应当钻研数学,累了便看书。  
  应当学会不受周围环境的干扰,用在工作上的三个小时应当是真正做工作的三个小时,不想不相干的事,不听同事的谈话,不听铃声和笑声,也不听收音机……  
  这个方法之所以能够存在,是依靠经常的计算和检查。没有计算的计划是盲目的计划,就象某些研究所那样,光会做计划,却不去操心这计划能不能完成。  
  应当学会计算一切时间。  
  他把一昼夜中的有效时间即纯时间算成十个小时,分成三个单位,或六个“半单位”,正负误差不超过十分钟。  
  除了最富于创造性的第一类工作外,所有规定的工作量他都竭力按时完成。  
  第一类工作包括中心工作(写书,搞研究)和例行工作(着参考书,做笔记,写信)。  
  第二类工作包括做学术报告、讲课、开学术讨论会、看文艺作品,不属直接科研工作的活动都包括在内。  
  我们随便拿一天的日记来做例子——一九六五年夏季的一天:  
  “索斯诺戈尔斯克。0.5。基本科研(图书索引——十五分,陀布尔让斯基——一小时十五分)。分类昆虫学,参观——二小时三十分,安置捕捉器两个——二十分,分析——一小时五十五分。休息,第一次在乌赫塔河游泳.《消息报》——二十分,《医学报》——十五分,霍夫曼的《金罐子》——一小时三十分,给安德朗写信——十五分。共计六小时十五分。”  
  整个一天的活动,直至看报,都经过分析,分门别类登记上了。  
  怎么是“共计六小时十五分”?从记录着,这仅仅是第一类工作时间的总数。其余经过计算的时间是第二类工作或其它。每天只合计第一类工作的时间,然后再把一个月的加起来,就拿这个一九六五年的八月来说,第一类工作的总时间是一百三十六小时四十六分。其中又包括哪些项目呢?请看吧,一切情况在每月小结中都有说明。  
  “基本科研       ——五十九小时四十五分  
  分类昆虫学       ——二十小时五十五分  
  附加工作        ——五十小时二十五分  
  组织工作        ——五小时四十分  
  合计 ——       一百三十六小时四十五分”  
  “基本科研”这五十九小时四十五分包括什么内容?用在什么上了?  
  “1.分类工作——《分类法的逻辑》报告草稿 ——六小时二十五分  
  2.杂事                   —— 一小时0分  
  8.校对《达达派研究》            ——三十分  
  4.数学                   ——十六小时四十分  
  5。日常参考书:里亚曾诺夫          ——五十五分  
  6。日常参考书:生物学            ——十二小时O分  
  7。学术通信                 ——十一小时五十五分  
  8.学术札记                 ——三小时二十五分  
  9.图书索引                 ——六小时五十五分  
  合计                    ——五十九小时四十五分”  
  我们还可以随便拿哪一项继续分析下去,就拿第六项吧——日常参考书:生物学——十二小时。这十二小时花在什么上面,一目了然,误差不超过一分钟。  
  “1.陀布尔让斯基《人类的进化》,三百七十二页,看完(共十六小时五十五分)——六小时四十五分  
  2.亚诺什·卡罗埃《动物有没有思想》,九十一页    ——二小时0分  
  3.P.贝尔格的手稿——二小时0分  
  4.聂考洛,奥斯维尔陀,十七页            ——四十分  
  5.拉特纳的手稿                —— 一小时三十分  
  合计                     —— 十二小时五十五分”  
  大部分学术著作都做了摘要,有的还做了分析研究。所有摘要和评论都规规矩矩地装订成册。这些用打字机打的合订本,犹如读书总结,是地融会贯通了的知识的存放处。只要翻一下提要,就可以记起荣本书中需要的东西。  
  柳比歇夫有种罕见的才能——随便哪本书的作者,凡有独特的见解,他都极善于汲取。有的书,一张纸就够;某些大部头书,需要几张纸来归纳。它们的菁华同它们的厚度怎么也不相称:大量的是插图、表格、附页、书皮……  
  除了第一类工作,第二类工作的统计也是同样的详细。为什么要这样精打细算,就比较难解释了。文艺作品的阅读花了二十三小时五十分。有什么必要开列出来,—一计算呢!其中:“霍夫曼,二百三十八页——六小时”;“米里尔斯基论霍夫曼——一小时三十分”;等等,等等。  
  接着是八本英文书,共计五百三十页。  
  写了七封计划内(!)的信。  
  报章杂志看了多少多少小时,给亲人写信花了多少多少小时。  
  这样详细,可以说是多此一举,但我已经学会小心谨慎,避免匆匆忙忙作出结论。我相信,柳比歇夫的一切都是有道理的;不过他的道理,人家并不是永远都能明白的。要是没有好处,只会浪费时间,他总不会年复一年地进行时间分析。  
  然而,事情还是弄清楚了。要采用这种方法,必须知道一切有效时间,洞察时间中一切曲里拐弯的地方和空白点。这个方法不承认有什么不能利用的时间。所有的时间一视同仁,一样的宝贵。对于人,不应当有什么坏的、无用的、多余的时间。也没有休息的时间。所谓休息,是两种工作的交替,就象是正确的困问轮作制。  
  无话可说,这自有它的道理。因为每个小时都是生命的一部分。这个小时和那个小时都是平等的,每个小时都要结算。  
  结算同时也是对计划的总结。一总结马上提出下个月的计划。举例来说,一九六五年九月的计划包括哪些内容?规定:十天在新西伯利亚的学院里讲课,十八天在乌里扬诺夫斯克,两天花在路途上。接着是哪一项工作要用多少多少小时,巨细无遗。比如,写信二十四封——三十八小时。开出必读书单。在照相上要干些什么。要给谁写一份评语。  
  与学院里的职务有关的工作,也要做个计划,参考以往的经验,把时间大致安排好。……  
  “制订年度计划或月计划时,不得不依靠过去的经验。例如我计划要看一本什么书。根据老经验我知道,我一小时能看二十——三十页。我就根据这个老经验来订计划。至于数学,我计划每小时看四一五页,有时更少。  
  “所有看过的东西,我都要仔细研究。怎么研究?如果一本书谈的是我不大了解的新东西,我就尽量做摘要。凡是比较重要的书,我都尽量写一份评论性的简介。根据以往的经验,需要做这些工作的书,可以走出一定的量。  
  “如果认真办事,实际工作时间对预定工作时间的误差一般为百分之十。需要做摘要评论的书,常常没有完成预定的数目,拉下很多。兴趣往往转到别的事情上去了,欠了很多债,一下子还清又不可能,结果就完不成计划。有时候,完不成计划是由于工作精力暂时衰退。完不成计划也有外界的原因。但不管怎么样,我知道,我的工作有必要做计划。我以为,我所取得的成就,有许多是靠了我的方法。”  
  基本工作的时间也要计划一番:备课、生态学、昆虫学及其它科研工作。第二类工作的时间一般要比第一类多百分之十左右。  
  他完成计划的精确程度,每每使我惊诧不已。有时自然也有预计不到的情况。一九三八年的年度总结中,柳比歇夫写道,第一类工作没有完成,差百分之二十八:  
  “主要的原因是奥丽雅和瓦丽雅病了,结果同人们打交道多了。”  
  他的时间好象是物质,不会无影无踪地消失不见,不会消亡;它变成了什么,总能查得出来。他由于做了统计,获得了时间。这是最实在的收获。  
  年度总结是篇幅浩瀚的报表,整整有一本。什么都有记录。以一九三八年为例:多少时间用于生态学、昆虫学、组织工作、动物研究所、基塔耶沃的水果研究所;多少时间用于同人们打交道、路途往返、家务。  
  从这份年度总结中可以了解到看了多少书,都是什么书,各国文字的文艺作品看了多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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