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 导读-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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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与惠、戴学树敌者曰桐城派。方东树著《汉学商兑》，抨击不遗余力，其文辞斐然，论锋敏锐，所攻者间亦中症结。虽然，汉学固可议，顾桐城一派，非能议汉学之人，其学亦非惠、戴敌，故往而辄败也。44
其二，《清代学术概论》：
方东树之《汉学商兑》，却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其书成于嘉庆间，正值正统派炙手可热之时，奋然与抗，亦一种革命事业也。其书为宋学辩护处，固多迂旧，其针砭汉学家处，却多切中其病，就中指斥言“汉易”者之矫诬，及言典章制度之莫衷一是，尤为知言。后此治汉学者颇欲调和汉宋，如阮元著《性命古训》。陈澧著《汉儒通义》，谓汉儒亦言理学，其《东塾读书记》中有《朱子》一卷，谓朱子亦言考证，盖颇受此书之反响云。45
关于方著击中汉学病症一点，两次所述略同；后一次说其是“一种革命事业”的评价大致也是受当时世风影响，可不必论。重要的是对方著学术影响的不同看法，一曰其学非惠、戴敌，故以失败告终；一曰其余波不绝，后之大儒阮元、陈澧皆颇受此书影响；且后者只见褒扬，全不提失败，与此前所论自不可同日而语。可知梁氏固受章、刘的影响，然日渐疏远，其倾向性亦自有别。46
在一定程度上，钱穆也呈现出逐渐疏离于汉学立场的趋向。其早年所撰《国学概论》有“清代考证学”一章，广引章太炎《检论》和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以及胡适当时的新近言论。该书虽说明考证学主要是指乾嘉以后，清初之学不能以考证括之，然仍承认“清初诸儒，正值理学烂败之余，而茁其新生”。其所容纳人物，也与章、梁所论相近，而与后来之《近三百年学术史》颇不同（如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重要朴学人物后俱不存，而新增不少非汉学人物，特别凸显曾国藩的地位等）。47 可知钱先生也是在治学过程中逐渐偏向宋学一边的。
而清代学术史中汉宋关系至关紧要，以一般所论看，清学以“经学即理学”开端，以“汉宋调和”收尾，则汉学与宋学那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可以说贯穿始终；尤其晚清“汉宋调和”取向是出现在汉学成正统以后，其中相当一些人明显倾向于宋学，不过以“调和”的面貌出现，故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说清学是以反宋学始而以复宋学终。48
这里面当然还有更细致的分别，一方面，清初反宋学者所针对的“空疏”等多是明学特征，他们所反的宋学实际更多是明学，以及宋学的陆、王一系，而程、朱一系则所受冲击相对较轻。且如后人所指出的，清人所兴的“汉学”中确有不少程、朱一系特别是朱子系统的“宋学”成分。另一方面，当事人自己的表述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明学连作为反对的目标也不齿及，固体现出分外的轻蔑；然当事人将其作为“宋学”来反，当然也代表他们心目中的“宋学”。同样，道咸以后复兴的宋学与乾嘉诸儒所反对的宋学其实不必是一个宋学，此前之宋学实多为明学，最多也就上溯到宋学的陆、王一系；而此后复兴的宋学则更多是程、朱一系，且愈来愈由程转朱。晚清汉宋调和者及后来民初学者常说清代汉学本是继承宋学，便多是指朱学而言。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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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就曾说：“自今日观之，清代所谓宋学实是明代之官学；而所谓汉学，大体上直是自紫阳至深宁一脉相承之宋学。今人固可有此‘觚不觚’之叹，在当时环境中则不易在此处平心静气。”50 清人汉学本从朱子一系之宋学所出，也是从清季便存的说法，51 然傅先生特别区分“今日”的眼光与“当时环境”的歧异，则尤为得体。
一般多以为，清代汉学不长于义理，所以戴震等才不得不“明避宋学之途，暗夺宋学之席”，出入于汉宋两学之间。52 但冯友兰的看法则相当不同，他虽然也说清代“汉学家之义理之学，表面上虽为反道学，而实则系一部分道学之继续发展”；但同时相当轻视清代的宋学家，认为他们“只传述”，而“少显著的新见解。故讲此时代之哲学，须在所谓汉学家中求之”。冯先生又说，清初诸大儒“皆反宋学，而其所攻击辩论者，多及理学家，而鲜及心学家”。53 这不啻说清儒所反的是真宋学而非明学，与多数人所见恰相反，怪不得陈寅恪说冯著“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明紫阳之学，宜其成系统而多新解”。54
但冯友兰关于清代汉学与宋学关系的言说也有所本。刘师培已说，清代“治汉学者未必尽用汉儒之说，即用汉儒之说亦未必用以治汉儒所治之书。是则所谓汉学者，不过用汉儒之训故以说经，及用汉儒注书之要例以治群书耳”。55 换言之，一时代学术的特征当从其所思考所讨论的问题、所依据和处理的典籍、以及所运用的治学方法等方面求之。此意冯氏得之，他特别重视清代汉学家所讨论的问题“仍是宋明道学家所提出之问题；其所据之经典，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仍是宋明道学家所提出之四书”。而清代汉学家对“宋明道学家之问题，能予以较不同的解答；对于宋明道学家所依经典，能予以较不同的解释”。若后一点成立，则说清代“哲学”当从汉学中求，而不必从宋学中求，也有所见。这大概也是前引冯氏区分今文家与道学家的一个思想基础。
这样，若就对清代学术至关紧要的汉宋关系言，若把梁、钱二人所见与章太炎和刘师培的见解结合起来看，在章、刘之中，章的汉学立场更坚定，而刘有时稍近宋学；在梁、钱二人中，则梁明显更近于汉学。这样，若将汉学和宋学置于左右两端而以图形表示，则从左至右大体呈现出章、刘、梁、钱的顺序。当然，此仅指大的倾向而言，在具体人物、题目的处理上，四人又各有异同。
在人物的去取轻重方面，偏汉学者和偏道咸“新学”者之间常有一些较大的差异，章学诚就是一个显例。章太炎、刘师培对章学诚都是一笔带过，评价也不甚高。虽然太炎私下也说他自己“之于实斋，亦犹康成之于仲师，同宗大儒，明理典籍，宗仰子骏，如晦见明，私心倾向久矣”；但若以章学诚与戴震比，则两人相去甚远，即使在章学诚擅长的史学方面，他也认为“实斋实未作史，徒为郡邑志乘，固无待高引古义；试作通史，然后知戴氏之学，弥仑万有”。56
按郑众和郑玄虽有先郑、后郑之称，而后郑之学固过于先郑；太炎以郑玄自居，而以郑众拟实斋，在自负之余，已知其对章学诚的看法实不能有多高。在更正式的著述中，他在《訄书·清儒》中说“章学诚为《文史》、《校雠》诸通义，以复歆、固之学，其卓约过《史通》”；到《检论·清儒》中则改为“章学诚为《文史》、《校雠》诸通义，以复歆、固之学，其卓约近《史通》”。从“卓约过《史通》”到“近《史通》”，可见其评价是后而益低。57 而刘师培在《近儒学术统系论》中也不过说章学诚“亦熟于文献，既乃杂治史例，上追刘子玄、郑樵之传，区别古籍，因流溯源，以穷其派别”。在《清儒得失论》中更仅将章学诚列入戴震交游范围之内，以“章氏达于史例”一句带过。
在梁启超和钱穆的书中，章学诚的地位就高太多了。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有一段专论章学诚，视其为清学全盛期与蜕分期之间一“重要人物”。这一段文字的分量虽不多，在另一处又说其“著《文史通义》，学识在刘知几、郑樵上”，58 已是相当高的评价了。梁氏《近三百年学术史》因实际未曾以章节论及清中叶人物，所以不知其将如何专论章学诚。但他把章学诚和全祖望并列为“浙东一派领袖人物”，又说“乾嘉诸老中有三两位——如戴东原、焦里堂、章实斋等，都有他们自己的哲学，超乎考证学以上”，并表示这些内容“待下文再讲”，可知其原拟较详细地讨论章学诚的“哲学”。至于史学，梁氏更明言章学诚是“清代唯一之史学大师”，其地位已至高无上了。59 而钱穆尊章更甚，在其全书以人物领衔的十三章正文中，章学诚就占了一章，与戴震同等。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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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人物处置外，四人论清学史还有一隐而不显的差别，即经史之分，在叙述晚清一段时尤其明显。四人中最年轻的钱穆已经不在科举时代成长，所以连带着对经学的疏离也较远。61 与其他三人所论大体不离经学统系不同，钱先生在解释晚清学术演变时，特重曾国藩，专列一章进行论述。从今人眼光看，明显可见偏重思想史甚于学术史的意味。曾氏在同时代人中的全方位影响确难有匹敌，其学术修为，在其自己界定的义理、辞章、考据、经济（经世）四项中可说已占其三，独第三项“考据”无大贡献，故凡以经学为基础论清学者便很少语及这位从史学角度看不能不述的人物。
梁启超在相当程度上亦然。虽然晚清学术演变与经今文学的兴起密切相关，而明显亲今文学的梁氏所重除康有为外，所陈述的也是谭嗣同等“思想人物”，与章太炎所标举的大不相同。太炎在《说林下》中论“近世经师”说：
研精故训而不支，博考事实而不乱，文理密察，发前修所未见，每下一义，泰山不移，若德清俞先生、定海黄以周、瑞安孙诒让，此其上也；守一家之学，为之疏通证明，文句隐没，钩深而致之显，上比伯渊，下规凤喈，若善化皮锡瑞，此其次也；己无心得，亦无以发前人隐义，而通知法式，能辨真妄，比辑章句，秩如有条，不滥以俗儒狂夫之说，若长沙王先谦，此其次也；高论西汉而谬于实证，侈谈大义而杂以夸言，务为华妙，以悦文人，相其文质，不出辞人说经之域，若丹徒庄忠棫、湘潭王辏г耍制浯我病９槊赝酰云溲晕薏话纾蠢粗拢缯驾楣辏Ｖ螅绻壅粕希黄渌稻玻苑ń裎模煌ㄆ涮豕幔蛔种谝胛恼撸晕乇Γ咕湮际榉艟辛纹剑制浯我病�62
且不论太炎对各人的评价，凡能入其法眼而能被提及者，不管是褒是贬，都是其人学术地位的体现。这些人中与今文学近者多，而所处地域则相当大部分在湖南、四川，精准地描述了清季学术的走向。可见章氏虽十分不喜晚清今文家，但观察学术脉络和走向仍相当平正，不以个人喜好为取舍（其个人观感多以评议中的痛下针砭来表现），颇有分寸。与他人论晚清“学术”者多见“思想”和“起而行”者的表现，实不可同日而语。
基本上，经学背景愈深厚者所论愈近于章太炎的观察。刘师培论晚清学术也注意到今文学由湖南向四川的走向，惟所述人物不及章太炎周详。63 另一位比较能综合章、刘等汉学倾向和道咸“新学”倾向双方研究成绩的是侯外庐，他对晚清的处理也是重“思想”甚于“学术”。有意思的是，侯著在结构等方面颇近钱穆的《国学概论》和《近三百年学术史》，然其较多引用章太炎和梁启超，基本不提钱著。64 当然，侯著与钱著的相近，也可能因为两人俱无什么经学背景，所以常能无家派观念，然又皆偏重“义理”，有时甚或是从民国的趋新观念反观晚清，故章太炎注意到的“旧”学人物他们都视而不见。
另一方面，也不能过分强调章、刘等与道咸“新学”一系的歧异之处，这两种看似不同甚或对立的取向在不少方面也有相通甚至共同之处。例如倒放电影的倾向，便是章、刘、梁、钱所共同的。他们多少都受到清季革命党观念的影响，对清初的理学名臣或视而不见、几乎不提，或极力贬斥。当然，这方面各人受影响的程度不同，相对而言，较年轻也明显尊崇宋学的钱穆对清初理学名臣的包容要超过上面三人。同时，道咸以降的学问大家，即使是宗“汉学”者，也都特别讲究“义理”。章太炎自己就说，“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不能不讲求小学；但更“以真理为归宿，故周秦诸子，其堂奥也”。他也曾批评清儒治诸子“惟有训诂，未有明其义理”之不足。65 强调义理的重要在语言文字之上，并因此而高看诸子，这恐怕是以文字训诂见道的乾嘉汉学家很少想到的问题。66
无论如何，在乾嘉汉学一线的观念没有被充分结合进学术史研究之前，我们对清代或近三百年“学术”的认知多少都有些偏颇。正因显带倾向性的梁、钱二著长期成为清代学术史的权威参考书，对这一时段学术的一些基本的看法不仅可能有偏向，且有些偏颇的看法已渐成流行的观念，甚至接近众皆认可的程度了。今日要对近三百年学术进行相对均衡的系统整理，当然不必回到清人“汉宋、今古”一类的藩篱之中，但把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关于清学的论述汇聚而表出，使之与梁、钱二著并列而为清代学术史领域的主要参考书，则是非常必要的，也有利于后人在此基础上写出更具包容性的清代学术史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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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古籍出版社体会学界之所需，请徐亮工先生整理出这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对研究这一时段学术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徐先生主治先秦史，因而对清代经学非常熟悉。据我所知，本书筹备选编已有数年，处理是相当审慎的。本书同时辑入邓实在《国粹学报》上论述清学的两文作为附录，甚有见地。盖邓实从简朝亮学，是朱次琦一脉，本所谓“调和汉宋”一线的学人。因乾嘉汉学的积威到晚清尚余波未息，一般“调和汉宋”者实多偏宋，朱氏在这方面尤其明显。然其学传到简朝亮已朝相反的倾向发展，钱穆就注意到，朱次琦“论学，在当时要为孤掌之鸣。从学有简朝亮最著，然似未能承其学，仍是乾嘉经学余绪耳”。67 这是相当准确的观察，故邓实虽属“调和汉宋”一脉，实则更偏于汉学。
按照梁启超对“近三百年”的定义，上包括晚明而下进入民国，即将民初十多年也包括在内。而章、刘所论，均少及民国学术。本书附录另收入樊少泉（抗父）的《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一文，多少弥补了这一缺憾。68 樊氏一文发表于1922年，他是当时少数能兼顾新旧治学取向之成就者。其所论虽名为“旧学”，实际不仅述及王先谦等当时整理旧籍的新成绩和柯劭忞的《新元史》，更主要表彰了罗振玉和王国维在那时学术开新的面相。69 该文叙述的很多内容明显在“20世纪新史学”范围之内，而今人讲20世纪“新史学”却常忽略这些内容，更增加了本文在学术史上的参考价值。
此外，胡适在整理国故时期也有好几篇与清代学术相关的论文，应该参考。还可以参考的，则是当年北大两位学生在1919年的见解，即傅斯年的《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和顾颉刚的《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70 后者虽然出版时间甚晚，也作于1919年。与胡适一样，两人都承认清代学术有接近科学的一面。傅先生更多是遵循旧体系而出新，尤其侧重清学的“文艺复兴”一面；顾先生则有较多体现时代风采的个人“裁断”，常跳出往昔的汉宋、今古等区分。两人都有些超出梁、钱二书也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