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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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由贺龙、、萧克、任弼时、关向应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由云南进入四川后，分兵两路继续向北前进：红二军团偏西，沿着川藏边界，走得荣、巴塘和白玉一线，然后从白玉东进，进入甘孜；红六军团走定乡、稻城、理化和瞻化，自南向北穿过甘孜地区的中部，到达甘孜县。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二日，红六军团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到达了甘孜附近的普玉隆。红军总司令朱德特意从炉霍赶到了普玉隆迎接红六军团的官兵。
八天之后，六月三十日，红二军团到达甘孜北面的绒坝岔，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会合。朱德又从普玉隆赶往绒坝岔迎接红二军团的官兵。
然后，朱德骑马十几里去甘孜附近的干海子迎接贺龙。
远远地看见贺龙的时候，朱德勒马停住了，泪光闪闪。
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六军团全部到达了甘孜。
七月二日，在甘孜举行了庆祝红军两大主力胜利会师的联欢大会。
参加大会的部队“服装整齐，按高矮站，成四路纵队进入会场”。当年红六军团十七师战士谭尚维回忆道：“两支从未见过面的兄弟部队，经过了千难万险，穿过枪林弹雨，在最困难的时刻会师了。”朱德在会上讲了话。他虽然不像红二、红六军团官兵想象的那样高大，但是这位红军将领“挂着慈祥的微笑，衣着很朴素，上身穿着一件土制褐色毛布上衣，脚上是一双草鞋，十分平易近人，一切都和士兵一样”。朱德说：“我们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们来与四方面军会合。但是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
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部署发布了：红四方面军由朱德和张国焘指挥一路为左纵队，徐向前指挥一路为中纵队，董振堂、黄超指挥一路为右纵队，分别从甘孜、炉霍、绥靖出发。红二方面军跟随红四方面军左纵队，由甘孜东谷出发。根据朱德的建议，任弼时跟随红军总部行动， 刘伯承跟随红二方面军行动。
这是一支人数多达六万的巨大人流。一年多前，这种规模惊人的移动在中国国土的腹地曾经出现过，那是在中央红军渡过湘江之前，滚滚人流穿行在江西与广东的翠绿山谷间。而这一次，规模巨大的移动发生在中国最荒凉的高原上，那里空气稀薄，人烟罕至，雪山间纵横着纷乱的冰河。
从甘孜到包座，要翻越大雪山，穿越大草地，没有任何物资补充的必经之地至少有七百公里以上。红军出发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一张羊皮或者一双结实的鞋子是十分必要的，更重要的是干粮。红二方面军官兵对将要走上的路一无所知，而红四方面军中许多官兵已是第三次走这条路了。
红军出发了，出发的队伍平静而有序。
红四方面军新成立的骑兵师，是中国红军中第一支正规的骑兵部队，师长许世友为此觉得甚是风光。三千多人马，浩浩荡荡，风尘滚滚，担负在最前面侦察道路和筹集粮食的任务。许世友已经走过两次草地，他知道筹集粮食的重要。骑兵师出发后不久，快到色曲河的时候，许世友策马登上一座高地，扑面而来的景色让他眼睛一亮：弯曲的河水两岸，草地像毛毯一样，藏民的帐篷散落在河边，一群群牦牛和数不清的白羊如同初夏的繁花。
“好一座大粮仓！”许世友一声令下，三千匹战马朝着色曲河奔驰而去。
甘孜，中国西部最荒僻的地区之一。
这里的藏人被称为“康巴人”，由于历史上备受清兵的袭扰、镇压，因此普遍存在着敌视汉人的心理。红军到达这里后，不进喇嘛寺庙，尊重藏民的风俗习惯，严格执行群众纪律，为贫苦藏民送粮治病，结果甘孜的藏民都管红军叫“新汉人”。对那些袭击红军的藏族上层土司武装，红军往往是出兵将他们三面围住，攻而不打，留出一面让他们逃走。这是红四
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的主意。红军还去甘孜县城北面的绒坝岔举行了一个阅兵式，为的是让那些土司看看红军的威风和力量。从绒坝岔回甘孜的路上，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遇到一位藏民骑着一匹黄马跑得飞快。李先念赶上去问藏民他这匹黄马换不换，藏民说：换呀，两匹小母马，换我这一匹。李先念就让他在警卫班的马里挑，藏民挑了两匹马，乐呵呵地走了。李先念也笑了，他把这匹黄马给了军里的司号长，因为那个十八岁的小红军行军总是掉在后面。李先年原来以为他不会骑马，谁知小红军说他的军政委说：“我会骑！可我的马不跑只走。”
尽管滞留在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的地方，红军不曾有过任何灰心与绝望，因为他们始终相信工农红军胜利的明天定会到来。红军忙着将羊毛捻成毛绳，再用毛绳织成衣服，“不久，全军服装都是各种颜色的毛织品，其中以白色最多”。红军组织了“野菜委员会”，在朱德的带领下漫山遍野地寻找可以吃的野草。红军官兵还在甘孜举办了体育比赛和文艺比赛。体育比赛的内容有：两百米赛跑，通过障碍，跳高、跳远等。文艺比赛的内容有：出墙报，团体唱歌，政治演。——无论如何，一九三六年春天来临的时候，缭绕在中国西部那片广袤而荒凉的土地上的歌声，是人间难以想象的充满希望的天籁之声。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由贺龙、、萧克、任弼时、关向应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由云南进入四川后，分兵两路继续向北前进：红二军团偏西，沿着川藏边界，走得荣、巴塘和白玉一线，然后从白玉东进，进入甘孜；红六军团走定乡、稻城、理化和瞻化，自南向北穿过甘孜地区的中部，到达甘孜县。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二日，红六军团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到达了甘孜附近的普玉隆。红军总司令朱德特意从炉霍赶到了普玉隆迎接红六军团的官兵。
八天之后，六月三十日，红二军团到达甘孜北面的绒坝岔，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会合。朱德又从普玉隆赶往绒坝岔迎接红二军团的官兵。
然后，朱德骑马十几里去甘孜附近的干海子迎接贺龙。
远远地看见贺龙的时候，朱德勒马停住了，泪光闪闪。
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六军团全部到达了甘孜。
七月二日，在甘孜举行了庆祝红军两大主力胜利会师的联欢大会。
参加大会的部队“服装整齐，按高矮站，成四路纵队进入会场”。当年红六军团十七师战士谭尚维回忆道：“两支从未见过面的兄弟部队，经过了千难万险，穿过枪林弹雨，在最困难的时刻会师了。”朱德在会上讲了话。他虽然不像红二、红六军团官兵想象的那样高大，但是这位红军将领“挂着慈祥的微笑，衣着很朴素，上身穿着一件土制褐色毛布上衣，脚上是一双草鞋，十分平易近人，一切都和士兵一样”。朱德说：“我们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们来与四方面军会合。但是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
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部署发布了：红四方面军由朱德和张国焘指挥一路为左纵队，徐向前指挥一路为中纵队，董振堂、黄超指挥一路为右纵队，分别从甘孜、炉霍、绥靖出发。红二方面军跟随红四方面军左纵队，由甘孜东谷出发。根据朱德的建议，任弼时跟随红军总部行动， 刘伯承跟随红二方面军行动。
这是一支人数多达六万的巨大人流。一年多前，这种规模惊人的移动在中国国土的腹地曾经出现过，那是在中央红军渡过湘江之前，滚滚人流穿行在江西与广东的翠绿山谷间。而这一次，规模巨大的移动发生在中国最荒凉的高原上，那里空气稀薄，人烟罕至，雪山间纵横着纷乱的冰河。
从甘孜到包座，要翻越大雪山，穿越大草地，没有任何物资补充的必经之地至少有七百公里以上。红军出发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一张羊皮或者一双结实的鞋子是十分必要的，更重要的是干粮。红二方面军官兵对将要走上的路一无所知，而红四方面军中许多官兵已是第三次走这条路了。
红军出发了，出发的队伍平静而有序。
红四方面军新成立的骑兵师，是中国红军中第一支正规的骑兵部队，师长许世友为此觉得甚是风光。三千多人马，浩浩荡荡，风尘滚滚，担负在最前面侦察道路和筹集粮食的任务。许世友已经走过两次草地，他知道筹集粮食的重要。骑兵师出发后不久，快到色曲河的时候，许世友策马登上一座高地，扑面而来的景色让他眼睛一亮：弯曲的河水两岸，草地像毛毯一样，藏民的帐篷散落在河边，一群群牦牛和数不清的白羊如同初夏的繁花。
“好一座大粮仓！”许世友一声令下，三千匹战马朝着色曲河奔驰而去。
通过藏族向导的解释，牧民们知道了停在河边的红军没有任何恶意，只是对他们的粮食和牛羊特别感兴趣。红军出的价钱绝对公平，付钱时不欠分文。牛羊、青稞、豌豆、酥油、奶渣、土豆，凡是可以吃的东西红军都接受。骑兵师用白花花的大洋购买了四百多头牦牛，一千多只羊，还有一些粮食。在到达阿坝之前，又筹集到三千头牛羊和五万多斤粮食。
尽管对于长途行军的数万红军来说，这些食物可谓杯水车薪，但是终究能给后续部队的
官兵带来极大的希望。
半个月之后，红二、红四方面军各路纵队相继进入了松潘大草地。
九十一师十六岁的小红军谭清林是“打旗兵”。打旗兵要举着红旗走在连队的最前面，因此谭清林特别留心先头部队留在草地上的毛绒绳，顺着这条弯弯曲曲地延伸到草地深处的绳子就不会迷路，也不会掉到泥潭里去。但是，沼泽中的草墩子往往踩上去就会沉下去一截，接着黑水就泛了上来，谭清林脚下的毛绒绳几次都差点没在黑水里。进入大草地的第四天，一场冰雹过后天降大雪，官兵们只有躲在用手撑起的被单下。雪停了，打旗兵伸出头来先看绳子，却发现绳子不见了！连长命令全连排成一路横队，一个草墩一个草墩地寻找。谭清林急得掉了眼泪，四野茫茫，他的红旗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了。没能找到毛绒绳，只好原地等待后续部队。一天又一天过去了，全连只有谭清林还剩最后一碗炒面，他这碗炒面到在炊事班的大锅里，用水搅拌得稀稀的，让全连官兵每个人都喝了一口。后续部队仍不见踪影，这支掉了队的连队必须走了，因为再等只能全都死在这里。谭清林又饿又累，走着走着，眼前的草墩一晃，人跟着就栽进了泥潭里。身后的卫生员赶快用一根木棍拉他，可是没有把他拉出来，自己也差点陷进去。后面的官兵看见前面的红旗没了，赶了上来。一个大个子战士把自己的被子铺在草地上，再取下身上的两支步枪，十字交叉地横在被子上，然后几个人趴在被子上一起拉，终于把小红军谭清林拉了出来。队伍继续向前走，来到了一条河边，暴雨使河水涨得很高，先头部队在河上拉了一根铁丝。谭清林下了河，拉着铁丝往前游，游到河中央的时候，铁丝断了，他抱着红旗被河水冲向了下游。连长骑上一匹马，跟着河里的红旗追，然后连人带马冲进河里，让谭清林抓住马尾巴。连长拼命打马朝河岸冲。“别松手！坚持住！”官兵们都在岸边喊。喝了一肚子水的谭清林上岸后，呕吐了一会儿，接着，红旗又湿淋淋地竖在队伍前面了。晚上的时候，官兵们围着一堆火，用茶缸煮水喝。一个战士从衣服深处像摸宝一样摸出一小块干姜，抠下一些姜末放在了谭清林的茶缸里：“喝吧，喝了姜水打旗有力气。”喝了热姜水，疲惫的打旗兵和卫生员挤在一起睡了。第二天天亮时谭清林怎么也起不来，身子与地面冻在一起了。连长使劲地摇晃他，把他拉了起来；他回过身去拉卫生员，卫生员一动不动，仔细看，和谭清林年纪差不多的卫生员已经死了，身体和结着薄冰的大草地一样冰冷。连队继续出发的时候，连长和指导员都落在了后面，他们还在宿营地一遍又一遍地推推这个喊喊那个，他们总觉那些官兵没有死，只是太累了，睡得很深。这个连队一百多人，走出草地的时候，只剩下不足二十人。
七月七日，红二方面军从甘孜出发。
贺龙把所有可能遇到的困难都想到了，但是部队出发不久遇到危机还是令他吃惊不小。由于奉命跟随红四方面军前进，他们严格地走在红四方面军的行军路线上，这样一来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宿营地可以筹集到的粮食已经全部被前面的大部队筹走了。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前面大部队的伤病员和掉队人员全部被收容到了红二方面军的队伍中，人员的增多使粮食危机更加紧迫，部队很快就出现了因冻饿而减员的现象。贺龙给各师都下了命令：“不管多么难，都不许丢掉伤病员。活着的人只要有一口气，就要抬着他们走！”贺龙把自己剩的一点炒面给了身负重伤的警卫连连长朱声达。他命令成立一个由党员组成的“试吃组”，尝试着吃各种野草，然后把不会引起中毒的野草挑选出来，仅这个工作就牺牲了不少党员。胡子已经长得像乱草的贺龙心急如焚，因为这些红军还是孩子的时候就与他一起出生入死。贺龙把一个倒在路边的战士扶上了自己的马，然后对警卫员说：“把他送倒军医院去，不许半路让他死了，让军部给我打个收条回来！”松潘大草地上，那些倒下的红军官兵为了不拖累其他同志，索性拒绝收容。他们用草把自己的脸盖上一动不动，希望走过他们身边的同志以为他们已经死了。收容队很快知道了这个情况，于是他们扒开每个人脸上的草，只要发现还有一口气，就要抬到担架上。可是他们看见的更多的是已经冰冷的尸体。
由于是后卫部队，红二方面军不断遭到藏族土司武装的袭击。开始的时候，没有与骑兵作战经验的红军伤亡很大，他们没有力气抵挡旋风一样冲过来的马和从马上劈下来的锋利的刀。但是，后来红军还是摸索出了办法，比如坐在地上背靠背围成一个大圆圈，然后射击。最猛烈的袭击发生在方面军总部宿营地。七百多敌人的骑兵从一座小山丘的背后突然冲了出来，担任警卫的特务连人少力单，附近的二八八团听倒枪声立即赶来增援。这时候，贺龙正在一个小水洼旁钓鱼。红军过了嘎曲河以后，草地里的小水洼很多，贺龙号召大家钓鱼以补充食物。这里是藏区，藏民不吃鱼，因此鱼很多。敌人的子弹从贺龙的头顶上飞过，警卫员跑过来让他隐蔽，贺龙一动不动，直到把一条大鱼拉上岸才站起来说：“我去看看。”贺龙赶回来，看见二八八团一营营长正命令战士们坐下来围拢成一个圆阵，这给土司的骑兵造成了红军投降的假象，他们毫不迟疑地再次冲了过来，红军的枪一齐响了。贺龙对一营营长说：“打得很好！把这个办法通报给全军！”
为了让更多的人活下来，十八师师长张振坤提出了“交公粮”的建议。所谓“交公粮”，就是大家把携带的干粮或者其他可以吃的东西都拿出来，然后所有的人平均分配。张振坤向红军官兵强调的理由是：“革命不是一个人能干成功的。”这是草地中最艰苦的时刻，身边随时都有人倒下去，一粒粮食比金子都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