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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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明朗起来的历史表明，虽然相对整个中国版图来讲面积很小，但对于聚集在红色苏区里的那些头戴红星的政治精英和追随着他们的青年农民来讲，在一九三四年夏秋交替的季节里，一段新的历史——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是走向新生还是走向灭亡——的确就要开始了。只是那时候，没有人意识到红军第六军团的遭遇，已经成为一个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发生的前兆。
长征 二（1）
井冈山，方圆二百七十五平方公里，五大隘口雄踞峡谷，一夫挡关万夫莫开。这里远离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毛泽东很快便在这里建立起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工农兵政府，二十五岁的谭震林被任命为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武装割据”计划自此开始实施。晚年的时候，毛泽东曾向外国友人谈到一九二七年的往事，他说：“国民党如果不抓人杀人，我也不会去革命。”“中国的事，历来是有枪为大。”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曾经指挥过无数次战斗和战役，但他本人却一辈子不愿使用任何型号的枪支。著名的红军
指挥员萧克说，他只看见毛泽东挂过一次枪，那次传说毛泽东被开除了党籍，从军长降到了师长，毛泽东就挎了支驳壳枪来到官兵们中间。他说：“身背盒子枪，师长见军长。我不是个武人，文人只能动笔杆子。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当师长有点玄乎。”在朱德的记忆中，毛泽东也只使过一次枪，那是一九二九年初在赣南的一次战斗中，形势危急时他看见毛泽东提着枪亲自带领警卫班向前冲。
朱德和毛泽东会合之后，按照中共湖南特委的决定，两支部队被统编成一个军，名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下辖三个师。工农革命军成立一个月后，根据中共中央“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的通告，根据中共中央在写给前敌委员会的一封信中的指示：“关于你们的军队，可以正式改称红军。”一九二八年六月，“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正式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支红军。
那时红军的生活艰苦异常，常常因为没有粮食，官兵们只能吃野菜和野果。在井冈山，南瓜常常是红军的饭。新入伍的红军战士曾经抱怨说：“打倒资产阶级吃南瓜。”毛泽东则风趣地说：“这些新同志认为他们的敌人就是资产阶级和南瓜。”在这样的一支队伍里，令红军官兵舍生忘死的动因是：只有在这里他们才拥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人世间的平等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犹如梦幻中的珍宝。红军是这个世界上官兵之间从着装到待遇几乎没有任何差别的军队。毛泽东和战士们一起尝试各种不会令人中毒的野菜，朱德有一根和所有红军官兵一样刻着名字的扁担。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岁的红军士兵打仗、训练、学文化、唱歌、打球、种地，彼此之间没有歧视，不允许打骂。那些识字又快又多的战士，能得到一支铅笔之类的奖励，红军部队中的所有官兵们都很在乎这样的荣誉。红军因为武器简陋打仗时格外勇敢凶猛，这使红军的伤亡率很高，在这支队伍里可以看见许多二十岁不到便少了一条胳臂的少年，但令人惊异的是，纵然如此，他们依旧个个精神饱满斗志高昂。
就在毛泽东和朱德各自经历了九死一生的武装起义，终于在中国中部一个偏僻的山区中创建了革命根据地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地点在远离中国本土万里之遥的苏联首都莫斯科。
在莫斯科郊区一幢名为塞列布各耶的别墅里，会议代表们吃着面包喝着红茶然后一致认为：只要中国共产党人一声呐喊，一夜之间就会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革命高潮，资产阶级顷刻之间便会被无产阶级的铁拳砸得稀烂，一个崭新的赤色中国用不了多久就会诞生于世界的东方。会议选举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是：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瞿秋白、张国焘、蔡和森。向忠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这个轮船工人出身的共产党人，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被正式命名的主席。
毛泽东不在中央的名单中，他拒绝到中央去工作，他称自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他有一个关乎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命运的绚丽之梦：在偏僻的国土一隅建立一个苏维埃国家，实行土地改革，发展国家经济，从而可以不断壮大红色武装，与国民党政府武装割据下去。毛泽东坚持在井冈山上过“守山的日子”。随着井冈山根据地武装力量的壮大，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相继成立，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滕代远任副总政治委员。这是当时中国工农红军中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并且成为今后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中的主力部队。
国民党军对红军的军事“围剿”持续了近四年。
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在远离苏区的上海秘密召开了。一部分中央委员被剥夺了参加会议的权力，一些根本不是中央委员的人参加了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发表了啰嗦的演说，在涉及中央人选问题时，他首先表示对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决不能让他们滚蛋”，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由此松了一口气。接着米夫又提到周恩来：“应该打他的屁股，但是也不是要他滚蛋。”最后他开始吹捧王明为“天才的领导者”。在讨论中央委员的候选人时，不同立场的代表提出了五花八门的名单，有的名单竟把原来政治局的人一个没剩地全部剔除了出去。候选人还没吵出结果，表决权问题又再次引发冲突。会场上互相指责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操着异国语言的米夫不停地拍着桌子咆哮，一遍又一遍地勒令声音最大的代表滚出会场。最后，在米夫的干预下，也就是说在共产国际这个不可抗拒的权威的压力下，会议终于“选举”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向忠发、项英、周恩来、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陈绍禹（王明）、陈郁、任弼时。候补委员是：罗登贤、关向应、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刘少奇、王克全。政治局常委是向忠发、周恩来和张国焘。
但是，没过多久，悲剧发生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特科重要领导人顾顺章和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先后叛变。
顾顺章，一九三一年四月，顾顺章在护送张国焘等人前去鄂豫皖苏区的时候，在武汉在街头被叛变认出被捕。出乎国民党当局的预料，顾顺章立即声称自己有“对付共产党的大计划”，要求速“安排本人晋见总司令蒋公”。武汉的国民党当局一边打电报请示，一边将顾
顺章押往南京。万幸的是，发往南京的电报被打入国民党内部的中共党员钱壮飞截获，钱壮飞立即破译了电文并连夜派人赶往上海秘报李克农，许多共产党人得以平安转移。但是，顾顺章的叛变依旧导致了许多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人遇害：恽代英，他刚刚被中共营救出来便再次被捕，随即被枪杀于南京雨花台；蔡和森，他在香港被捕，随后被引渡到广东，敌人将他的四肢钉在墙上，英勇不屈壮烈牺牲。顾顺章的叛变还导致了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被捕。此前，因得知向忠发不喜欢自己的农村妻子，顾顺章便给他介绍了一个女人，向忠发在顾顺章叛变后设计的一次幽会中被捕。向忠发没等敌人用刑就供出了中共中央机要处所在地址，这令审讯他的人都有点怀疑这个共产党主席是不是个冒牌货。蒋介石得知向忠发叛变的消息立即电令上海警备司令部“暂缓处决”，但是电报到达时这个窝窝囊囊的老头已经被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下令枪决了。
白色恐怖之下，实际掌握着中央领导权的王明犹如惊弓之鸟，他到处躲藏，最后藏在了上海郊区的一座尼姑庵里，他想起能够救他于危险之中的人还是苏联人。王明给米夫打电报要求去苏联，米夫立即回电邀请他到共产国际工作。临走，王明安排了中共中央的工作，这时张国焘已被派往鄂豫皖苏区建立中央分局，周恩来将被派往中央苏区任书记，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已经所剩无几已，经共产国际的批准，成立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其成员是：张闻天、陈云、康生、卢福坦、李竹生等，总书记是年仅二十四岁的博古。
一九三二年十月，蒋介石向苏区发起了第四次进攻，红军开始了更为艰苦的运动战。
这时，由于险象环生的局势，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迁往苏区。
一九三三年一月，经秘密交通站护送，博古、陈云、张闻天先后到达瑞金。自此，创建于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在繁华的大城市里存在了十二年后，搬到了中国的乡村。
博古到达中央苏区两个月后，一位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也到达了中央苏区。他是博古请来的，博古要求同志们一律称他为“李德”，取姓“李”的德国人之意。关于这个德国人如何带着几百美元和奥地利旅游护照乘英国商船到达中国广东汕头，如何在一条甲板上不断地响起国民党士兵皮靴声的船舱里躺了好几天，如何冒充考古专家通过了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等等惊险的情节，叙述与描绘的版本如何众多如何过分都可以理解，因为正是这个人的到来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进入了充满磨难的岁月：红军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兵力，中国南方的红色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各个根据地的红军被迫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
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几天后，在他所住的那座散发着新鲜石灰味道的“独立房子”里，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总书记博古召集了会议。除了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周恩来之外，政治局常委记张闻天（洛甫）、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翻译伍修权，以及已被撤销了红军总政委和红一方面军前委书记职务的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等参加了会议。博古严肃地说：“今天，中央和军委，热烈欢迎我们盼望已久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同志是一位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又是具着丰富斗争经验的国际主义战士。他到来中国，体现了共产国际对我们党和红军以及中国革命的关怀和支持，更体现了这位革命家和军事家献身世界革命的崇高感情。”然后，这个穿着特大号中国红军军服，腰间扎着缴获来的国民党军官使用的带有铜圈的宽大皮带，脚上穿着一双中国人很少见过的厚底运动球鞋的外国人开始了演说：“我，李德，遵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其书记处的要求，来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的革命根据地，担任派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之职，负责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工农红军提供军事上的协助和指导，帮助建设正规的红军部队，建立强大的苏维埃军事体系，粉碎中国资产阶级政府和反动白军的军事进攻，保证苏维埃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让共产主义的革命红旗迅速插遍全中国、全亚洲、全世界！”
所有的领导人一时间都没有从眼前突然出现一个外国人的惊愕中反应过来，只有角落里的毛泽东在卷烟飘出的烟雾中漠然地看着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外国军事顾问。当李德主动走过去向毛泽东伸出手的时候，他发现这个中国人的身高竟然和他差不多。他看见毛泽东的嘴似乎嘟囔了一句什么，于是把头扭向站在他身后博古，博古赶紧翻译说：“毛泽东同志说，‘见到你很荣幸’。”此时正在生病的毛泽东极瘦，极高，颧骨凸出，头发长而蓬乱，神情漫不经心，视线飘忽不定。——在李德和博古的眼里，这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重要缔造者是最不可忽视的也是最难以琢磨的。
一九三三年夏，沿着中央苏区越来越缩小的边界，枪炮声再次隆隆作响，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
九月，五十万国民党军被调往江西前线。
面对国民党军的强大进攻，住在瑞金那座“独立房子”里的军事决策者不顾敌我力量对
比的悬殊，仍然命令红军对敌人的坚固堡垒实行攻坚战。凡有红军基层指挥员提出“避免直接攻击敌人的坚固堡垒”的建议，都被训斥为“如果原则上在接下来的战斗中，红军被一再命令向敌人层层叠叠的坚固堡垒发起进攻。团村一战，虽歼灭国民党军千人，但红军也伤亡千人，红三军团四师师长张锡龙、红五军团十五师师长吴高群阵亡。面对红军遭遇的损失，朱德提出将红军主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转移，建议没被接受反而传来了继续实施反击的命令，结果红军再次出现大量伤亡，仅红一师三团的九个连队中，就有十三名连级干部先后阵亡，而他们都是红军队伍中的骨干。一九三四年一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起了最后孤注一掷的军事进攻。强大的攻击兵力在中央苏区的东、北两个方向上集结：东路军共十六个师又一个旅和两个团，由卫立煌指挥；北路军共二十五个师又两个旅、三个团和一个支队，由陈诚指挥。二十五日，国民党军首先向苏区北面建宁方向的红军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红军的阵地上瞬间腾起一片火海，国民党军一步步筑垒推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其前锋直指中央苏区的中心。
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苏区内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正大规模地展开“两条路线的斗争”，斗争的对象是亲自缔造了红军并且带领红军屡打胜仗的毛泽东。
此时的毛泽东孤独地住在一座破旧的寺庙中，伴随他的只有妻子贺自珍以及他们三岁的儿子毛岸红，还有一位法号叫“乐能”的老和尚和两个小和尚。
不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的国民党军已经距离瑞金不远了，瑞金的上空开始连续遭到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苏区的党政军机关已经迁到了瑞金以西二十公里处的梅坑。领导人被分散安排住进各个村庄里，惟独毛泽东住在高围乡云石山山顶的这座寺庙里，无法得知在以防空为目的的隐蔽疏散中为什么把毛泽东安排在目标明显的山顶上。青瓦黄墙的寺庙寺门上有一副对联：“云山日永常如昼，古寺林深不老春。”横批取上下联的前两个字为“云山古寺”。寺中满院芳草，寺后一棵大樟树，树下两个青石凳，坐在石凳上可以静静地读书，或者远眺四周平展的稻田和袅袅炊烟。
中华苏维埃主席共和国主席无公可办。
此前，毛泽东刚刚受到党内的严厉批判。他的“四大错误”是：一、“狭隘经验论”和“游击主义”，与中央“夺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精神背道而驰；二、“富农路线”，主张在土地分配时“要给富农出路”，与中央“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精神背道而驰；三、“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战略是“单纯防御路线”，与中央“先发制人，积极进攻”的精神背道而驰；四、“以党治国”，建立中央苏区最高领导机关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赋予总前委书记对红军的指挥权，这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余毒”。中共临时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