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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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日，天气晴朗。
就在中央红军军委纵队开始从官山附近向湘江渡口接近的时候，红一、红三军团的阻击阵地在敌人猛烈的进攻下被严重压缩。红一军团在退守到第二线阻击阵地后，湘军八个师的进攻在火炮和飞机的支援下更加猛烈。红军前沿阵地上的各团指挥所都已基本失陷，各团团长根据炮弹坠落时发出的声音判断出落点的远近，然后他们从一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继续指挥战斗。红军官兵俯在被炸弹炸松的灰土中躲避着弹片，那些还没来得及转移下去的伤员不少被埋在了坍塌的工事里。红一军团二师师长陈光在向团长们通报要动用师预备队的时候，团长们突然问：“中央纵队渡江了吗”陈光师长回答：“渡了一半！”
红一军团指挥部也暴露在敌人的攻击范围内了。原来的后方，现在成了前沿。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和参谋长左权将反击的命令直接下到了团、营，甚至是连。红军退守黄帝岭阵地后，湘军组织了敢死队，向红一军团各团的阻击阵地开始了疯狂的冲击。湘军冲击的兵力已经超过阻击他们的红军十倍以上。红一军团各师各团的建制都在激战中被打乱，红军战士只能从团长们身上背的装地图的袋子分辨出谁是指挥员，然后根据不管是哪个团的指挥员的命令，哪里出现危机就不顾一切地冲向哪里。在已经无法在现有的阵地上继续有效地阻击敌人的进攻的时候，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联合署名，直接给朱德发了一封电报，要求军委纵队和仍在湘江东岸的红军部队三十日晚上无论如何要渡过湘军。林彪和聂荣臻认为否则的话阻击部队将很难坚持，因为红一军团的作战能力已经消耗到了极限。
凌晨三时，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名致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电报到了：“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退则我野战军将被敌人层层切断……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好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这是对红一、红三军团全体官兵的最后的战斗动员。
根据电报的要求，已在阻击阵地上浴血奋战了三天的红一、红三军团至少还要在阻击阵地上坚守整整两天。
此时的湘江渡口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人流旋涡。
从三十日上午开始，军委纵队的人马陆续到达了湘江渡口。远远地，由成群的驮着重物的马匹、被战士和民夫搬运着的大行李和一眼望不到边的挑夫组成的队伍黑压压地滚滚而来。军委第一纵队缓慢地走上了浮桥。炮弹在江水中爆炸，掀起了冲天的水柱，浮桥开始摇晃，受惊的马匹惊叫着不肯上桥，马夫和战士们咒骂着、抽打着，慌乱的马匹加剧了浮桥的动荡。大行李把浮桥堵塞了，人们大声喊叫着，催促着前面的人赶快让路，但是动荡的浮桥使搬运行李的战士和民夫连站都站不稳。后面又走上来一支队伍，是红军的剧团！小红军们已经很疲惫了，抬着的大箱子摔裂开，花花绿绿的服装和道具撒了出来，小红军一边收拾一边哭。突然，一颗炸弹在距离浮桥很近的地方爆炸了，桥上的人马全被掀翻到江里，人在游水，马在挣扎，江面上漂浮着文件、传单、苏区的纸币和大大小小的书籍……
十二月一日凌晨，中央红军于湘江南北两翼部署的阻击线都已被压缩到了通道即将被完全封闭的状态。从阻击阵地上送来的告急电报一封接着一封，已经数天没有吃饭和睡觉的周恩来和朱德面容极度消瘦而又极其严峻。这两位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知道，这也许是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了。
红三军团新圩阻击阵地的丢失，使桂军从南面向中央红军的中后部直插了过来，不但将担任后卫任务的红军部队通往湘江渡口的路被完全封堵，同时也从东面向即将到达渡口的军委纵队的后续人马压了过来。此时负责守卫通道左翼的红三军团只剩下界首这一个阻击点了，红三军团使用了所有的部队在这个几乎位于渡口的阻击点上顽强战斗。而在右翼红一军团的阵地上，激烈的混战场面一直延续着。中革军委给红一军团的命令是：无论如何在中午前保证不让湘军突破全州以南的白沙一线。于是，在被聂荣臻称作“战斗最激烈的一天”里，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上到处响彻着红军干部“一切为了苏维埃”的呼喊。在密集的枪炮声中，前沿的三团阵地再次被敌人突破，三团的红军官兵以慷慨赴死的勇气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击。在一、二师的接合部，敌人终于撕开了一个口子，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被敌人三面包围，二师的指挥所处在了一片枪炮声中。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四团团长耿飚看见军团保卫局局长罗瑞卿提着张开机头的驳壳枪出现在阵地上。耿飚不由得紧张起来，因为他知道，自凌晨三时起，军团保卫局组织了一支由“红色政工人员”组成的战场执行小组，这个小组的唯一任务就是在战场上督战。在阻击战已经白热化的关头，保卫局长的出现显然不妙。果然，罗瑞卿直奔耿飚而来，他用枪指着耿飚的脑袋吼道：“为什么丢了阵地？” 罗瑞卿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时负伤，至今腮上有一道伤疤，此刻这道伤疤令耿飚觉得格外异样。耿飚说：“全团伤亡大半，政委负伤，
我这个团长都和敌人拼了刺刀。在敌人十倍于我的情况下，接合部是在阻击阵地上的官兵全部牺牲的情况下丢失的。”四团参谋长在一旁补充道：“我们正在组织突击队夺回阵地！”罗瑞卿仍是怒气未消：“四团不该出这样的事情！立即组织力量把阵地夺回来！”接下来他才缓和了话语：“中央‘红星’纵队才渡了一半！阻击部队必须坚持住！”他掏出一支烟递给耿飚，“指挥战斗披着条毯子，像什么话嘛。”警卫员赶紧解释说：“我们团长一直在打摆子发高烧！”耿飚并没有因为罗瑞卿语气和缓了而轻松，他的脸色反而格外凝重了，他说：“这里的每分钟都得用命来换！”罗瑞卿没再说什么，转身下了阵地，走了几步回头对耿飚的警卫员说：“过了江，给你们团长搞点药。”
耿飚事后才知道罗瑞卿之所以怒火万丈地冲上阵地的原因：从红一军团一师、二师失守的接合部冲进来的敌人，竟然一直冲到了红一军团指挥部的跟前。警卫员冲近来报告的时候聂荣臻还不相信，出去一看竟吓出一身冷汗，国民党军端着刺刀已经从山坡下爬了上来。聂荣臻一面命令收拾电台撤离，一面指挥警卫部队反击，并且派人去告诉正在另外一山窝里指挥作战的二师政委刘亚楼。派出的那个红军士兵在快速奔跑中草鞋被敌人的子弹打掉了，但是他的脚居然没有受伤——聂荣臻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奇特的场面。”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中午，李德和博古到达了湘江东岸。眼前的情景令他们感到十分震惊：天上数十架敌机轮番俯冲，即使浮桥已经断了，轰炸和扫射依然猛烈，江水不时地被激起数道水柱。湘江江面上漂浮着竹竿、木板、各种杂物以及人和马的尸体。那些还没有被炸断的浮桥上拥挤着行进的队伍，人声马鸣鼎沸，不断又有人和马跌入江中。在江边的渡口处，除了等待渡江的人群外，还堆着没有炮弹的山炮、印刷机、缝纫机、机床零件、行李、炊具、担架……
指挥渡江的周恩来在混乱的人群中看见了毛泽东。头发长长的毛泽东向湘江岸边走了过来。在环视了这个极其混乱的渡口之后，他对周恩来说：“恩来，我们到了。”周恩来说：“安全到了就好，立即过江吧”。
这时，从界首方向冲来的桂军距渡口仅剩不足两公里了。
敌人的子弹甚至已经打到浮桥上。
毛泽东走上了浮桥。
至十二月一日十七时三十分，军委纵队全部渡过了湘江。
但是，湘江以东，还有尚未过江的红军部队。
没能渡过湘江的是担任整个中央红军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
十一月二十六日，军委纵队离开道县，开始向湘江渡口方向行进，红五军团三十四师被要求留在原地“坚决阻止尾追之敌”，以掩护行动缓慢并且走了弯路的第八军团，同时担任整个中央红军的后卫。也许已经意识到在中央红军的最后担任后卫的危险处境，命令还特别指示三十四师：“万一被敌截断，返回湖南发展游击战争。”
红五军团主力部队也要离开道县了，军团首长和三十四师的干部们一一告别。那是一个悲壮而伤感的时刻，已经对三十四师的命运有了某种不祥预感的军团指挥员在和三十四师师团干部们握手时，依依不舍，叮咛不止：“全军团期望着你们完成任务后迅速过江！要把干部组织好！把战士们安全带回来！”——无论是军团长董振堂，还是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和政委程翠霖，都双眼湿润。没有人知道他们彼此在那一刻是否意识到了这一别竟是永别。
主力部队西进以后，师长陈树湘命令一００团先行一步，向灌阳方向急行军，去接替红三军团六师在那里的阻击阵地，以便让六师去追赶红三军团主力部队。然后，由陈树湘带领一０一团加师部走中路，程翠霖带领一０二团跟随，在掩护第八军团西进之后，前往文市镇和水车一带建立阻击阵地，以阻止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的追击。
十一月二十九日，三十四师在军委纵队后面的文市镇以东地区，与追击的国民党中央军展开了战斗，异常惨烈的阻击战一直持续到十二月一日。当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之后，三十四师接到的最后一个命令是：放弃阻击阵地，“立即向湘江渡口转移，并且迅速渡江”。但是，三十四师的阻击阵地距离湘江渡口至少有七十五公里以上的路程，且通往湘江渡口的道路已经被敌人完全封锁。
三十四师和中央红军的各部队都失去了联系。
中央红军的所有部队都离他们远去了。
疯狂攻击湘江渡口的国民党军很快就发现了这支孤立无援的红军部队，于是，国民党各路大军立即从各个方向向三十四师合围而来。
经过连续不断的残酷的阻击战，三十四师已经伤亡过半。因为总是处在后卫位置，沿途的粮食都已被前面经过的部队筹集一空，三十四师断粮多日，但饥饿难耐的官兵依旧要时刻处在战斗状态，险恶的敌情令他们没有精力去寻找可以充饥的东西，也没有时间坐下来哪怕打片刻盹。桂北秋雨连绵，寒冷的冬天就要来了，三十四师官兵的身上的单衣都已破烂不堪。
西渡湘江追赶主力部队已经无望，师长陈树湘命令把所有的文件烧掉，然后率领三十四师向东走去——这与中央红军远去的方向完全相反——三十四师准备突围，他们真的要去湖南南部打游击了。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夜幕降临的时候，三十四师的突围开始了。红军官兵与迎面扑来的国民党军激战整整三个小时之后，子弹全部打光。师长陈树湘在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硝烟中向全师宣布了两条决定：一、寻找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突围出去，到湘南发展游击战争；二、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共和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深夜，三十四师的部队被敌人切割成数块。陈树湘命一００团团长韩伟带领部队掩护，自己和参谋长王光道带着师直、一０一团和一０二团继续向东突围。负责掩护的一００团实际上已不足一个营的兵力，红军官兵用大刀抵挡着敌人的冲击，最后全团只剩下三十多人。团长韩伟重申了红军宁死不屈的精神，然后宣布部队解散——“立即分散潜入群众中，尔后设法找党组织找部队。” 陈树湘带领的那一百多名官兵，在向东突围的过程中始终无法摆脱敌人的重重围堵，红军官兵只有用身体去和敌人拼杀，包括政委程翠霖和参谋长王光道在内，一百多名红军官兵全部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在昏迷中被俘。国民党道县保安司令命令将陈树湘放在担架上，由他本人亲自监督，押往湖南省会长沙。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抬着担架的国民党士兵突然脚下一滑，他们这才看见躺在担架上的陈树湘从腹部的伤口处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扯断了。国民党军十分恼怒，他们把陈树湘的头颅割下来，挂在了长沙小吴门城墙上。
整整二十九年前，陈树湘出生在长沙小吴门的瓦屋街。
站在小吴门的城墙上，可以看见他家那木板做的家门。木门后的家里有他卧病在床的老母，他的妻子名叫陈江英。
年轻的红军师长陈树湘的灵魂终于回到了他的故乡。
湘江渡口已是一片死寂。
当地的百姓被驱赶来掩埋那些遗留在战场上的遗体。
距离渡口不远的下游方向有一处水流突缓的江湾，红军官兵的遗体从上游漂下来密集地浮满江面，使在这里拐弯的湘江变成了令人惊骇的深灰色。
长征 五
中央红军进入了贵州。
贵州最贫苦的山民被称之为“干人”，红军总司令朱德对这个称呼的解释是：“他们所有的一切完全被榨干了。”这些扶着原始的木犁在石缝中劳作的人衣不蔽体，目光呆滞，唯一的栖身之处是茅草搭盖的窝棚。贵州的财主和军阀们以挥霍和奢侈著称全中国，他们囤积着大量金银、鸦片、盐巴和枪支的房屋高大华丽，如同一座座坚固的城堡，高耸的屋檐尖角
弯刀一样翘向阴沉的天空。他们的军队由步枪和烟枪装备起来，对付省内的“干人”凶恶无比，对外作战的能力却十分低下——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除了盛产鸦片，贵州是中国西南部的贫穷省份之一。
王家烈，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在贵州地面上，王家烈看上去是绝对的统治者，但是，由于贵州各路军阀内部争斗剧烈，因此在贵州地面上实际形成的是几股互相牵制的势力：犹国才部割据盘江地区，侯之担部割据赤水、仁怀、习水和绥阳等县，蒋在珍部割据正安、沿河等县，王家烈真正能够实施统治的区域仅仅是贵州南部和东部的十几个县，他可以直接指挥的部队也仅仅只有两个师另五个旅。那些割据在贵州各方的军阀口头上都拥护王家烈主席，但是王家烈主席根本无法调动他们的一兵一卒。蒋介石在支持了王家烈统治贵州之后，又暗中支持各路军阀割据一方，企图利用军阀的势力牵制、削弱王家烈，使他无法扩展自己的军事实力——蒋介石在等待着由中央军吞并贵州的最终机会。为了既防共产党又防蒋介石，同时在贵州的各路军阀中取得军事优势，王家烈一直做着倒卖鸦片的生意，以换回黔军需要的武器。随着与两广军阀的往来深入，王家烈和与他有着同样心情的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订立了“三省互助联盟”，企图联合起来暗中与蒋介石抗衡。但是，粤桂黔的联盟关系很快被蒋介石知道了，王家烈自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