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1-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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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杨宪益先生《漏船载酒忆当年》
？　黄永厚　文画
　
　
　　　　　　　　即将西赴瑶池宴，何必东辞函谷关。
——杨宪益
　　　　有谁在自传里如此自损传主的？
　　　　“……时光飞逝，我们几乎没有做什么功课，到了1940年，我在毕业考试中只能勉强通过，得了个四等荣誉学位，成为‘稀有动物’。每年毕业生中得四等荣誉学位的只有一两个人。四等生甚至比头等生更难得。”（《漏》书77页）
　　　　“稀有”之为言确乎哉，才一个甲子，同样的“牛津”就有“打破800年历史纪录，二年级获得博士学位及六万英磅奖学金”（见《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2001．11．23）。可怜天下父母心，老爸那一番不封顶的牛皮，可把成绩本来还不错的女儿给坑了，这时谁会想到不管是“自传”或“他传”，传主是一概要承担责任的呢？
　　　“你觉得《离骚》能翻译吗？嗯？”
　　　　　　　“主席，谅必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可以翻译的吧？”
　　　　　　　这是杨先生和毛主席的一次对话（见《漏》书178～181页）杨先生说：“他那天没有详细说出他对这个问题的想法……我没有机会和他讨论这个问题。”（同上）干吗不投书“生不愿封万户侯”？
　　　　在世界和我的混浊同处时，有很长时间出门都不看路，看不看都变不了它那副德性，偶尔抬头，只见一片白云和伴随而来的蓝天，这偶尔似非偶，分明是它跟我打招呼。不会狂喜，狂喜是饥饿的满足，白云求之不至，留之不止，要在一个淡字。宠辱何惊？对杨先生我作如是观。
　　　　杨先生不是“我的朋友”，论辈分和学问我都欠他老大一截。那天我告诉他要画他“即将西赴”一联，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意思。他说：“骂人的。”我晓得他婉拒谁，没点名不是？他另一妙联“痞子走运”对“浪子回头”我就不画了。


书　屋　絮　语
？　雨　　润
　
　
　　　　朋友玩笑着对我说：你是一个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是罗亭式的人物。我也笑着反驳道，如果我是行动的巨人，说话的矮子，那岂不成了傻小子。
　　　　这使我想起另一个人们熟知的笑话：一位漂亮女士向萧伯纳求婚，她说，如果我们结合，生下的孩子就会像我一样漂亮，像你一样聪明。萧伯纳回答，如果我们结合生下的孩子，像我一样丑，像你一样蠢，那怎么办？
　　　　这是个问题。
　　　　是完美主义者的噩梦？未必！
　　　　是我们在世上无法事事照顾周全？也许吧！
　　　　何必苦苦去追求？你有权这样问。
　　　　但我想说，不，走走吧，也许能发现点什么。
　　　　在一位伟人的笔下，有那么多鲜活的形象，冉　·　阿让、芳汀、爱斯美腊达、卡西莫多……几乎在最最平凡的行为中露出了真情与真爱，被奇丑外形裹着的是一颗高尚的心。当然，还有列文和昂德纳克，世俗的一切他们似乎什么都不缺，困扰他们的却是信念和良心，最后，两个灵魂同时飞上了天，一个的阴影遮住了一个的光明。
　　　　他不去追求刻意的完美，就是在自己的生活中也如此。但他塑造的形象和他自己的形象，仿佛就是一座丰碑。
　　　　这就是雨果，他诉诸的是人类的良知，他关心的是人，所以他为人所爱。是啊，如果你一定要寻找真的完美，你会发现，那就是你自己，还有与你一样的——人。如果你一定要寻找真的完美，你会发现，当你以你的良知善待自己，关爱别人，也许你的灵魂将得到升华，也许你就铸就了完美。
　　　　就是为了自己，我们也需要关注哪怕是最底层的人，关注那些失落的魂灵。
　
　
封面书影介绍——民　　报
　
　　　　《民报》为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最著名的刊物。创刊于一九○五年十一月。编印发行于日本东京。初为月刊，后改为不定期刊。共出版了二十六号（期），附《天讨》增刊一册，《号外》一张。以刊载政论文章为主，分为论说、时评、译丛、谈　丛、纪事、撰录等栏目。稿件大多由本社成员撰写或编译，偶尔也刊载一些来稿。最初五期主编为张继，实际主其事者为胡汉民。主要撰稿人有陈天华、汪精卫、朱执信、廖仲恺及宋教仁等。自第六期起，由章炳麟主编。有几期因章生病，由张继、陶成章主编。出至第二十四期（一九○八年十月），被清政府通过日本政府下令禁止。一九一○年二月一日，汪精卫等主持复刊，出版两期后停刊。
　　　　《民报》以孙中山所提出之三民主义为宗旨，极力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并以颠覆现今之恶政府、建设共和政体、土地国有、维持世界真正之平和、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联合、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等六大主义为办刊方针。自创刊起，即与改良派之喉舌《新民丛报》激烈论战。双方论争之焦点主要有三：革命还是改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土地私有还是国有。
　　　　《民报》并不专横地要求刊登的文章与自己的办刊宗旨保持高度一致，故能兼容并蓄不同观点的文章，除发表一些内部有争议的文章外，还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俄国一九○五年的革命等，办得极有生气。
　　　　《民报》发行后立即风行国内外。创刊号初版印刷六千册，国内销出三千余册，后七次重版；其他各期也常常加印四五版，销数达四五万册。
　（万　　　方　文）


在首都文化界纪念雨果诞生200周年大会上的开幕词
？　柳鸣九
　
　
尊敬的来宾们：　　　
　　　　1881年，法国开了为作家提前做寿的先例，这年的二月，巴黎公众以纪念雨果华诞八十周年为名，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政府首脑、内阁总理前往雨果寓所表示敬意，全市的中小学生取消了任何处罚，六十多万人从雨果寓所前游行通过，敬献的鲜花在马路上堆成了一座小山……这庆典再一次表明，在一个人文精神高扬的国度里，拥有声望的作家，其地位可以高到什么程度。　　　
　　　　2002年2月26日是雨果诞生200周年，我们眼前的纪念大会提前了一些时日，在不少人有感人文精神失落的今天，这种超前的行动不能不说是表现了中国文化界与人文学者对雨果的特别关注与格外尊崇。　　　
　　　　雨果是人类精神文化领域里真正的伟人，文学上雄踞时空的王者。在世界诗歌中，他构成了五彩缤纷的奇观。他上升到了法兰西民族诗人的辉煌高度，他长达几十年的整个诗歌创作道路都紧密地结合着法兰西民族十九世纪发展的历史过程，他的诗律为这个民族的每一个脚步打下了永恒的节拍。他也是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抒情诗人，人类一切最正常、最自然、最美好的思想与情感，在他的诗里无不得到了酣畅而动人的抒发。他还是文学中罕见的气势宏大的史诗诗人，他以无比广阔的胸怀，拥抱人类的整体存在，以高远的历史视野瞭望与审视人类全部历史过程，献出了诗歌史上绝无仅有的人类史诗鸿篇巨制。他是诗艺之王，其语言的丰富，色彩的灿烂，韵律的多变，格律的严整，至今仍无人出其右。　　　
　　　　在小说中，他是惟一能把历史题材与现实题材都处理得有声有色、震撼人心的作家。他小说中丰富的想像，浓烈的色彩，宏大的画面，雄浑的气势，显示出了某种空前的独创性与首屈一指的浪漫才华。他无疑是世界上怀着最澎湃的激情、最炽热的理想、最充沛的人道主义精神去写小说的小说家，这使他的小说具有了灿烂的光辉与巨大的感染力，而在显示出了这种雄伟绚烂的浪漫风格的同时，他又最注意、也最善于把它与社会历史的必然性与人类现实的课题紧密结合起来，使他的小说永远具有现实社会的意义。尽管在小说领域里，取得最高地位的伟大小说家往往都不是属于雨果这种类型的，但雨果却靠他雄健无比的才力也达到了小说创作的顶峰，足以与世界上专攻小说创作而取得最高成就的最伟大小说家媲美。　　　
　　　　在戏剧上，雨果是一个缺了他欧洲戏剧史就没法写的重要人物。他结束了一个时代也开创了一个时代，是他完成了从古典主义戏剧到浪漫主义戏剧的发展。他亲自策划、组织、统帅了使这一历史性变革得以完成的战斗；他提出了理论纲领；树起了宣战的大旗；创作了一大批浪漫剧，显示了新戏剧流派的丰厚实绩，征服了观众，几乎独占法兰西舞台长达十几年之久。　　　
　　　　如果仅把雨果放在文学范围里，即使是在广大无垠的文学空间里，如果只把他评判为文学事业的伟大成功者，评判为精通各种文学技艺的超级大师，那还是很不够的，那势必会大大贬低他。雨果走出了文学。他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社会斗士，像他这种作家兼斗士的伟大人物，在世界文学史上寥若晨星，屈指可数。他是法国文学中自始至终关注着国家民族事务与历史社会现实并尽力参与其中的惟一的人，实际上是紧随着法兰西民族在十九世纪的前进步伐。他是四五十年代民主共和左派的领袖人物，在法国政治生活中有过举足轻重的影响，在长期反拿破仑第三专制独裁的斗争中，更成为了一面旗帜，一种精神，一个主义，其个人勇气与人格力量已经永垂史册。这种高度是世界上一些在文学领域中取得了最高成就的作家都难以企及的。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斗士，雨果上升到的最高点，是他成为了人民的代言人，成为了穷人、弱者、妇女、儿童、悲惨受难者的维护者，他对人类献出了崇高的赤诚的博爱之心。他这种博爱，用法国一个著名作家的话来说：“像从天堂纷纷飘落的细细露珠，是货真价实的基督教的慈悲”。　　　
　　　　从他生前到二十世纪，雨果经历了各种新思潮的冲击，但这样一个文学存在的内容实在太丰富坚实了，分量实在太庞大厚重了，任何曾强劲一时的思潮与流派均未能动摇雨果屹然不动的地位，一个多世纪漫长的时间也未能削弱雨果的辉煌，磨损雨果的光泽，雨果至今仍是历史长河中一块有千千万万人不断造访的胜地。　　　
　　　　从林琴南以来，中国人结识雨果已经有了一百多年，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与《悲惨世界》等等经典名著早已成为中国人的精神食粮。中国人是从祥子、春桃、月牙儿、三毛等等这些同胞的经历，来理解与同情《悲惨世界》中那些人物的，因而对雨果也备感亲切。当然，百年来中国的历史状况：民族灾难、战祸、贫困，都大大妨碍了中国人对雨果的译介、出版、研究、感应的规模与深度；雨果那种应该被视为人类精神瑰宝的人道主义精神还曾在“横扫”、“清污”之中遇到过麻烦。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开放，时至今日，在中国，对雨果进行系统的、文化积累式的译介已经蔚然成风，大厅里所展示的图片，就说明了近些年中国文化学术界、出版界在这个方面卓有成效的努力。我们这个一改过去简单形式的纪念活动，也凝聚了中国学术文化界对雨果不可抑止的热情，反映了当代中国作为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世界大国，熟悉世界文化并持有成熟见解的文明化程度。　　　
　　　　人文文化的领域，从来都不是一个取代的领域（莎士比亚并不取代但丁），而是一个积累的领域。文学纪念总蕴含着人文价值的再现与再用。我们对雨果的纪念不仅仅是缅怀，也是一种向往与召唤。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还需卞福汝主教这样具有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与人格力量的教化者，需要马德兰市长这样大公无私、舍己为人、广施仁义的为政者，需要《九三年》中那种对社会革命进程与人文精神结合的严肃深沉的思考，需要《笑面人》中面对特权与腐败的勇敢精神与慷慨激昂。　　　
　　　　我们今天的社会进程与发展阶段还需要雨果，需要他的人道精神与人文激情，因为雨果的《悲惨世界》所针对的他那个时代的问题，如穷困、腐败、堕落、黑暗，至今并未在世界上完全消灭。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事要做。　　　
　　　　见识短浅，有辱雨果华诞。　　　
　　　　感谢大家的倾听！　　　　　　　　　　　　
　　　　　　　　　　　　　　　　　　　　　　　　　　　　　　　　　　　　　　　　　　　　　　　　　　　　　　　二○○二年一月五日


喀拉拉邦和底层的宪法权利
？　冯克利
　
　
　　首先我得说明，我是没有资格谈论喀拉拉邦的。若不是在《天涯》（2001年第4期）和《读书》（2000年第8期）杂志上连续读到一组关于它的文章，我连“喀拉拉邦”这个名字都不知道。假如前几天有人说，那个地方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对我们意义重大，我们应给予关切，那我一定会觉得不知所以然。因此这里得事先声明，下面的文字不是关于喀拉拉邦的，而是关于那一组文章中讲的喀拉拉邦的；所发的议论，大体上也仅以它们所提供的信息作为基础。
喀拉拉邦：一个另类的想像空间？
　　　　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据杂志的编者说，“在后冷战和全球化的图景中”，这个地方正在“以其不同的方式和途径，在尝试着还权于民、挣脱贫困与苦难的实践……它标识着‘另一种可能’，也就是所谓的‘另类’”。于是最近这个地方“闹哄哄地，来自亚洲多国的农民和知识分子，兴奋地、艰难地试图在多重语言障碍之中沟通，中、泰、日、韩、越、菲、斯、马等国语言互译，知识分子的理论交谈中，全球化、同一化、文化差异、另类实践等词汇反复出现。”在这个兴奋的人群中，也包括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数位学者，他们在去年年初也到那里做了一番考察。《天涯》和《读书》上登出的这组文章，便是他们从喀拉拉邦返回后写的两篇介绍性文字，和两次座谈会的记录。　　　
　　　　四篇文章所提供的信息相当有限，不容我们做出完整的判断。但从中大致可以了解到，喀拉拉邦确实有它的特殊之处。它是印度一个有3；000万人口的地区，农民占到80％，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接近半数，而且全邦没有一座大型城市。但是据一位学者的描述，它的“图书馆超过5000家，出版3000多份报纸杂志，每个乡都有自己的乡报，派发到每户”；那儿“净是农村妇女的灿烂笑容，使人不会意识到她们身处的艰困。……”；“在喀拉拉邦，没有人不读报，没有人不谈政治，没有人不唱歌”。　　　
　　　　说到这些动人景象的起因，则是与六十年代以后一批印度知识分子在乡村开展的一场“民众科学运动”有很大关系。它最初的目标是致力于通过宣传科学知识，消除性别和经济差距，改善基层民众的物质生活和自治能力。经过这些知识分子的多年耕耘后，以印共为主的左派联盟在1996年以运动的基本思想作为政纲，在地方选举中获胜，使这场运动变得更加制度化，形成了一种很有成效的基层民主形式。它的基本内容，一是在农村建立“不超过一千人的地方自治组织”，以加强农民参政和经济自决的能力；二是把全邦财政预算的一半作为“计划发展基金”，交给这些基层组织决定其用途。运动的组织者为此还动员了十几万技术人员和义务工作者参与民众计划，致力科技生产、扫盲，和提高妇女地位。因此几年来这个邦的GDP增长一直列各邦之首。不过据一位学者的介绍，民众科学运动做得较好的地方也只有三分之一，其他大多数地区只能算是一般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