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1-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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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亮程的散文中，始终回荡着两个声音：我要离开／我想回去。两个声音交织着，纠结着，呈现了刘亮程个人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也印证了乡村与城市、自然与文明、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冲突和“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
注释：
〔1〕《二十世纪欧美文学史》第二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80页。
另注：本文所引刘亮程散文原文，全部出自《风中的院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版。
叶落知秋
？ 黄 林
目前，有关郭嵩焘的传记著作大致出了三种：曾永玲的《郭嵩焘大传》、汪荣祖的《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王兴国的《郭嵩焘评传》。前者侧重郭之思想的细述，是开山之作，后者则有集学术研究大成的功效，而要说到这中间哪一本书既具可读性，又不流于肤浅，则非汪著莫属了。
汪著“尝试将其生活（起居、旅行、应酬）、思想（对时务与洋务的认识）与情感（在朝在野的喜怒哀乐）的‘三度空间’，建筑于道咸同光的时代与环境之中”，明为写郭，实则把郭的遭遇看成是当时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缩影。正如作者所说：“这个弄潮儿的挫折，很可说明那个挫折的时代。”
郭嵩焘（1818～1891），湖南湘阴人，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也是湘军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运动中，他虽然很少带兵打仗，驰骋疆场，但他出的许多点子，诸如建议创建水师、开办厘捐等，却都有对大局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功效。任何一件都可算得是大功。可这并没有给他带来想象中的飞黄腾达，到头来仅仅捞了个代理广东巡抚的三品官，不惟远逊于亦师亦友的曾国藩，也不能与左宗棠、李鸿章等相提并论。就算是这么一个官，也做了没几天，就给免掉了。投闲置散八年后，同治十三年好不容易盼得个来京陛见的诏书，认为机会来了，不曾想仅得了个福建按察使的差使，这官是越做越回去了。郭嵩焘真是够倒霉的。
事情远不止此，郭嵩焘不光官做得窝囊，大多数时候，人际关系也处得很不好，这让他吃尽了苦头。咸丰年间，郭陪同有“善而勇”之称的僧格林沁巡防天津，受尽其欺凌，形同仆役；代理广东巡抚期间，先是被两广总督毛鸿宾当文书使用，巡抚威严荡然无存，稍后又为同乡左宗棠百般诬陷，丢掉了乌纱帽；出使到了英国，原本以为跳出了是非圈子，不曾想又冒出个刘锡鸿，处处跟他作对，闹得郭连觉都睡不得，似乎人人都跟他过不去。
其实，跟郭嵩焘过不去的是他那“貌似恭俭，实甚自负与固执”的性格。郭嵩焘自诩为当世最懂洋务的人，曾说：“方今天下，能推究夷情，知其所长以施控御之宜，独有区区一人！”好大的口气。因此，其兴之所至，上自朝廷左右摇摆的对外政策，文武百官的“矢口谈战”，下至普通百姓的盲目排外，都成了他批评的对象，而且“一个都不宽恕”。先是持其“不轻言战事，处之以理”的主张“争之僧邸，语之士大夫”；滇案发生后，郭又不避“事事依附英人”的嫌疑，上折要求将时望所归的云南巡抚岑毓英严加议处，引起轩然大波；事情才过去，到了光绪六年，西北告急，清流派领袖张之洞连连上疏请战，一时朝野群情激昂，大有不惜与沙俄一战的架势。聪明人都知道，在这举国若狂的形势下提出不同看法将意味着什么。从英国卸任归来的郭嵩焘这时已是赋闲之身，完全可以置身事外，但他还是忍不住上疏反战，站到了整个士林的对面。
对郭这种爱放言高论的毛病，他的一些做大官的朋友，如兵部尚书陈孚恩也曾规劝过他，可事到临头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郭这样做，实际效果并不好：自己虽然说得舌敝唇焦，却并没有多少人能听得进去。讲多了，反倒使自己成了“千夫所指”的名教罪人。以致其死后多年，仍有官员上折要将这位“二毛子”开棺戮尸而后快。
当然，本书并没有满足于极力渲染郭嵩焘所遭受的痛苦和挫折，而是进一步深挖隐藏在它后面的更深层次的东西，认为：给郭嵩焘带来麻烦的不只是他的性格，更主要的还是他所具有的超出同侪的思想，郭一生的逆遇多与此有关。
事实上，郭嵩焘的思想也无非就是说西洋各国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其立国也有本有末，“不但西洋的轮船枪炮值得我们学习，就是西洋的政治制度和一般文化都值得学习”（蒋廷黻语）。这种思想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或许已不是什么新鲜货色了，可在中国，郭仍因此为自己招来了举国的谩骂，全国的士大夫都耻于与之为伍。因此，与其说是郭的思想太先进，倒不如说是那个时代太落后、太守旧。
道咸同光时代（1821～1908）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一方面，经过工业革命，用先进生产力武装起来的西方列强，挟其坚船利炮叩关而来，中国面临千古未有之变局；另一方面，作为天朝上国的中国却仍停留在封建社会。不只是一般平民百姓没有觉悟，就算作为社会良心的士大夫阶层，也都对世界形势一无所知，整天钻在故纸堆中，学一些不顶用的东西，根本认识不到有改革的必要。整个社会似一潭死水，没有半点生气，社会的守旧也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恭亲王奕癮当时位高权重，他想在科举正途出身的读书人中招收一批人到同文馆科学班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目的是为了培养自己制造轮船枪炮的人才，更好地为清朝的统治服务，可还是为士大夫所抵制，谁都不愿意丢掉四书五经去学一些对社会有用的知识，即使这件事得到了皇帝的支持。
这种守旧，这种对新生事物的排拒，延缓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书中说，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大致经历了由“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到“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最后到“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的三个阶段。郭生活的时代，正处在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一阶段，人们的认识尚停留在“中体西用”的水平上，许多人甚至还达不到这个水平。即便是中体西用的主流思想，它本身也是与封建守旧势力斗争妥协的产物。更何况郭的洋务思想明显地高出同辈许多，无怪乎当时的社会不能容他。
该书对郭嵩焘的内心情感世界等极具个人特点的方面，给予了较多的注意。这让我们看到了郭鲜为人知的另一面，读来饶有趣味。
郭很爱自己的家人。邹氏为郭在咸丰六年（1856）所纳之妾。陈夫人咸丰十一年 （1861）亡故后，抚养子女，操持家务的担子就落到了邹氏的肩上。她温恭谦良，很得郭敬重，郭甚至不惜遣返继夫人钱氏以表示对邹氏的感情。同治十一（1872）年邹氏病故，郭悲不自胜，不光请僧人为其超度，还情真意切地撰写长篇祭文，丧事全由郭一手操办。长子刚基，聪明伶俐，书也读得很好。就连其岳父曾国藩也都称赞刚基所写的东西“斐然可观”，郭嵩焘自是寄厚望于他，怎奈福寿难全，一场大病夺去了刚基年仅20岁的生命。爱子去世对他的打击是如此之大，以致十余年后，一到儿子的忌日，睹物思人，仍令郭独坐涕零，唏嘘不已。郭对儿子的爱可谓既深且远。
郭也恨自己的对头。他一恨左宗棠，是他让自己丢了官。想当初，若不是郭力劝左出山，若不是郭在咸丰帝身边做秘书时极力推许左、保护左，左宗棠焉能这么顺利地就位列封疆。可当左官运亨通之际，却恩将仇报，为了用自己的亲信取代郭，竟至对郭“一意相与为难”，“终以四折纠参，迫使去位而后已”！左的所作所为，使郭刻骨铭心。直到晚年，左都死了好几年了，郭还在数落这位相交三十年的朋友：“其言诬，其心亦太酷矣！”郭最恨的当数刘锡鸿。刘是粤人，郭抚粤时即已认识刘，并曾“提挈”过他，应是有恩于刘。不料想刘以副使身份随郭出洋后，为了一点点小事则对郭进行百般攻击，最后竟发展到罗织郭使英期间所犯的“十款”罪状，上折参郭，害得郭一届公使任期都未做满，就被召回了国。郭回乡后，只要与人谈到刘，仍然“忽不自觉怒气之填膺”，可见其对刘怨毒之深。
不仅如此，郭当时颇为新潮的一些处事方式，也让不少人为之侧目。试举二例证之。1863年，郭即将由江苏赴广东就任代理巡抚。升官之后的他，心情自然大不相同，在冯桂芬的撮合下，丧妻二年有余的郭嵩焘又娶了一房太太。女方是江苏太仓绅士钱鼎铭的妹子。尽管此前郭曾向冯明言其择偶的条件：“不求美，然不可有破像；不求才，然不可有劣性。”而且，他自己也认为钱鼎铭“俭约质直，能效忠言”，想必他的妹妹也应是知书达礼之人。谁知过门之后，郭才发现，这妇人“多言狂躁，终日叫皉，有类疯癫，貌更凶戾，眉目皆竖”。换句话说，这新娘子不仅脾气大得吓人，像个疯婆子，而且长相也是奇丑无比，有似母夜叉。郭心里已是大失所望，后悔不已。因此，第一次和家人见面，他就让自己的如夫人邹氏坐上首，钱氏坐下首；进广州的时候，他又让邹氏乘坐与钱氏同样的绿呢大轿。或许是不满于郭将自己摆在与小妾邹氏同等的地位上，钱氏到广州后就常常吵着要回娘家。郭氏无奈之下，竟托人将其带回了上海。这件事因关乎封建礼教，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大多指斥郭“无礼”，就连老友曾国藩、王皊运也因此对郭多有指责，可郭不为所动。
另一件事情则是发生在郭出使英国之后。有一天，郭看到《申报》上登有一篇有关他在英国请人画像的文章，于郭多有丑化嘲弄。郭看后很生气，一方面要求英国政府追查消息来源，另一方面则去信国内，要求《申报》作出解释。可《申报》未予理睬。回国后，郭扬言将聘请律师与《申报》对簿公堂。《申报》此时才知道了事态的严重，于是答应登报道歉，要求和解。郭看到对方承认了错误，也就不再深究了。郭在那个时代，就能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益，其处事作风岂不是也很现代？
《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岳麓书社2000年10月版，定价：17。50元。
历史系于一念之差
？ 董恂来
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有句名言：“克娄巴特拉的鼻子当时若是短一些，整个世界的面貌会不同的。”这一偏执之论把历史的发展极端神秘化了。此言肯定令黑格尔等客观唯心主义者或历史宿命论者大摇其头。我们不必苟同帕斯卡尔，但也无须像黑格尔那样献身于必然性的历史祭坛上。看来，把历史发展视为某种客观意志的公式推演，或者把历史研究当作纯粹偶然性的微积分计算，既失之简单，又流于玄虚。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究，如果从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对立统一中入手，也许会使立论稳妥些。由此我们应该承认，历史的发展必然受到偶然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鉴于现实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不妨说，历史上的偶然性确实使现实的不确定性增加了，相应地，现实中的偶然性也确实使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了。
诸如克娄巴特拉的鼻子之外，我想到了历史上某些当事人由于心血来潮而产生的一念之差。
1948年初，在苏南分裂前夕，以南斯拉夫政权的核心人物之一、名列“四巨头”的米洛凡·吉拉斯为首的代表团曾应邀访苏。十三年之后，吉拉斯在其回忆录《同斯大林的谈话》中追述了当时他与斯大林同车赴宴的情景：
我们坐的是斯大林的大轿车，这辆汽车好像同我1945年跟莫洛托夫一起坐过的那一辆一样。日丹诺夫坐在后座我的右首，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坐在我们前面的折叠式座位上。途中，斯大林把他前面嵌板上的小电灯开亮。在这嵌板的下面，挂着一只怀表，上面指明差不多已是十点钟。斯大林坐在我的正面前方，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他那已经驼了的背和灰色的后颈，后颈的厚皮在元帅服的硬衣领上面皱起。我不禁想到：坐在我前面的是当今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而且他的同僚们也在这里；假如现在有一颗炸弹在我们中间爆炸，把我们全都炸成粉碎，那将是一件多么震撼人心的大事变啊！但是，这个想法仅仅一掠而过，它是邪恶的，而且来得如此突然，连我自己也感到恐怖……
1973年4月，尼克松在被水门事件搞得焦头烂额之际，被迫采取丢车保帅的策略，准备解雇其颇为倚重的白宫核心决策人物之一、国内事务首席顾问约翰·埃利希曼，以期洗刷自己，摆脱困境。预知这一灾祸两天后，心烦意乱的埃利希曼曾与尼克松同机飞赴某地。八年后，埃利希曼在其回忆录《权力的见证》中描述了他当时的心理活动：
那一天，总统把霍尔德曼和我带到密西西比州的梅里迪安去。他到那里是为了主持一个纪念参议员约翰·斯坦尼斯的仪式。途中，我们的飞机要飞越一些遭受严重水灾的地区，我曾走进空军一号驾驶舱，站在飞行员的后面，透过挡风玻璃我可以察看灾情。
当我站在那里的时候，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顾一切地扑向控制装置，把我自己置于飞行员的操纵杆和飞行员之间，那么我就会使每个人的烦恼从此烟消云散了。我们所有人将在一分半钟之内化为乌有，我站在那里同领航员交谈着，权衡一下我成功的可能性；后来我还是转过身去又回到了我的座位上。
倘若吉拉斯或埃利希曼的念头付诸实施并获得成功，无疑会在世界上引起爆炸性的后果——不论从“爆炸性”一词的本义上，还是从其引申义上都是如此。不消说，像斯大林与尼克松这类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倘死于非命，我们无法想像他们各自给历史上打上的印记将产生多大的变动。但可以肯定的是，历史绝不再会完全像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那样了。而且，由于这类世界级人物的巨大影响，他们在历史舞台上的生死存亡也足以深刻地改变今日世界的面貌。当然，由于历史条件与社会制度的不同，这一改变在规模和程度上也不会是毫无差别的。至于结果是凶是吉，又当别论。
如果说吉拉斯只是念头一闪，随即打消，并且由于他并未随身携带或暗藏任何炸弹而不具备现实可行性的话，那么埃利希曼却是经过了剧烈的内心冲突才总算控制住这个荒唐的念头的，而且这一算计的可行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但他终于高抬贵手，给了尼克松首创美国在任总统以辞职下台的历史纪录的机会。由此可见，某位能接近大人物的重要或次要的角色，也有机会通过对其采取行动而插手历史进程，从而轻而易举地对历史施加影响，更不用说那些大人物本人听凭心血来潮贸然行事在历史上划下的深痕了。吉拉斯与埃利希曼自然属于重要角色，李·哈维·奥斯瓦德却是一个微不足道之辈，但正是这个二十四岁的枪手通过结束约翰·肯尼迪总统的性命剥夺了他继续参与创造历史的使命，也改善了林登·约翰逊参与创造历史的命运，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六十年代以后的历史。当然，那个家伙是早有预谋的。
值得注意的是那两个险些改变历史的一念之差诱发的特殊环境。吉拉斯是在经历了对斯大林及其政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