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1-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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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是我的名字
太阳是我的一生
太阳的山顶埋葬
诗歌的尸体——千年王国和我
骑着五千年凤凰和名字叫“马”的龙——我必将失败
但诗歌本身以太阳必将胜利
在工业社会的强大攻势面前，农耕文明不堪一击，毫无还手之力，被这一社会的必然进程打得粉碎，灰飞烟灭。海子对自己本身的失败早已有所预感，他也知道所倾慕的农耕文明只存在于遥远的理想和现实的诗歌中。他所做的不过是把一个图景展现出来，展示它动人心魄的美丽。农耕文明的一切犹如空谷足音，渺远非常，“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海子也知道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必将孤独而无望，“只身打马过草原”。但他对诗歌的力量始终保持了难能可贵的自信力。在喧嚣的尘世，诗人努力地建造一座民间的诗歌大厦，成为诗人理想和生命的寄托。直到有一天，诗人发现自己建造的大厦所依赖的基础——农耕文明在工业社会的冲击下烟消云散，一切对农耕文明的歌颂都已成为过眼云烟，诗歌已经变成一些人争名夺利的工具。诗人的理想、追求都因为基础的丧失而变成没有希望的空想，真正的打击一下击中诗人的心脏。随着农耕时代在人们的视野里渐行渐远，诗人生活的信心也逐渐消亡。在海子的最后一首诗作里，我们可以清楚地读出他对死亡的倾慕：
在春天，野蛮而悲伤的海子
就剩下这一个，最后一个
这是一个黑夜的孩子，
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
不能自拔，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
海子一直以诗歌的王子自居，并且把自己与普希金、兰波、波德莱尔相并列。他的作品有许多就是诗人与这些王子的直接对话。这个王子的家谱上写着代表人类最高贵的精神家族的成员。那些早夭的天才在人类精神史上写下了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诗人之死，在1989年3月26日。
诗人之死，并不单纯是诗人个人的死亡，而是象征着农耕时代的最后一位歌手的死亡。当海子在列车的重压下为农耕文明殉葬而去的时候，列车也卷走了农耕时代的最后一抹余晖。
新世纪的一页正在打开，新世纪的诗坛沉寂而荒凉，……每到黄昏，站在世纪的交界，我们依然忍不住回望十几年前那片美丽的风景，想起远去的诗人……
也给李慎之先生一封信
？ 解正中
李慎之先生：您好！
等了一个多月，《书屋》2001年七、八月号合刊总算出来了。当我看到林贤治先生给您的信后，不禁怅然若失，惊诧不已。林贤治先生不少文章是颇具锋芒的（如去年发表的《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然而，这篇为鲁迅先生正名的辩辞，似乎是走了题。由此看来，他的思想深度是远远落在先生之后了。
您对“五四”精神的论述，对鲁迅、胡适的评价，基本上是正确的，我除了对“宽容”一节略持异议外，您所说的“能够较全面地表达和代表五四精神，毋宁还是胡适”等观点，都可以成立。林先生的某些论述，难以使人折服，比如林先生说：“陈独秀并没有像先生那样把个人主义从民主法治、自由主义那里分开。”谁把个人主义同民主法治科学自由分开了呢？您不但没有分开它们，还强调个性解放（个人主义）甚至是民主科学的“始基”。我同意您对“五四”精神的进一步阐明。德先生、赛先生、自由、法治等较有规范性的概念，比个性解放、个人主义等概念明确、具体。个性解放个人主义概念不仅有些空泛，且易被曲解。孟德斯鸠说，自由是做法律允许的事。个性解放不是无边的自由，更不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个性解放、个人主义只是一种精神欲望，不是行为规范，而个人价值的体现，个人愿望的实现，真正人权的确立，最终要靠民主、法治、科学等来保证。如果说个性主义是“多表现在文化教育方面”，而个人主义“则表现在社会国家方面”，那么，此二概念在林先生眼里显然也还是有区别的，尽管都是以个人价值为本位。由此可见，“个性解放”的概念诠释有欠单一的准确性，不如民主、科学、法制、自由等概念所包括的内涵明白、实在。陈独秀所讲的那段几乎无所不包的内容，只是归结为一个目的：为了人权。然而，陈独秀五四时期喊得最响亮，阐述最核心的，仍然是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科学、法制、自由，与个性解放个人主义绝无矛盾，问题在于“五四精神”的清清楚楚的准确表达究竟是哪个更好？在我看来，个性解放是目的，民主科学是手段（民主有时也是目的），我们是用手段去达到目的呢？还是高喊口号（目的），而轻视手段？无疑手段更重要。陈独秀先生之所以是位贤者，就因为他在晚年大彻大悟之后，把民主概念进一步具体化了，而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先生是一直十分明确的。
评价胡适的功绩，不等于否定鲁迅先生的伟大。您的文章，也一直是这个观点。不知为何林先生得出不同的结论？鲁迅伟大，也不等于鲁迅每一件事，每一个观点，都是正确的。正像胡适也不是“每事对”一样。圣人还有三错哩。……我始终认为，鲁迅、胡适对旧礼教、旧宗法、封建主义、独裁专制，都是非常痛恨的。但在“立”的方面，胡适毕竟比鲁迅用心更多，也更富于思想成就。
海 子 论
？ 枕 戈
我原以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的是精神颓废、意象繁杂、死气沉沉的朦胧诗，而没有那些清澄透明、构想新奇、抒情有力的诗；我原以为在中国是不会产生史诗的，而不知在八十年代产生了庞大雄奇的现代史诗《诺日朗》、《太阳七部书》……而海子是高踞于那场诗歌运动中最杰出的诗人——海子不朽！
“当我们面对穆旦的诗歌时……我们面对的将是整个世界现代诗！”——这是查良铮；在经历他的转折和承上启下后，海子以他空前的精神力量从八十年代崛起来了，倒下了，“海子的早逝是世界文坛不可估量的损失”——这是查海生。“两查”让中国诗歌重新展示了她原有的风范和魅力。
海子在燃烧了他五六年的诗歌生命后卧轨自杀了。有人说这是人类飞蛾扑火的举动，有人说他成就了烈豹扑向太阳的英雄之举，也有人说这世界真是黑漆漆的一团——海子说他自己“走到了人类的尽头”。总之，思考的人们对诗人之死或有一种快慰或有一种恐惧感，连我这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也感到一丝生的渺茫虚无了。
单就诗歌而言，在我们的祖先写完无比辉煌的唐诗后，我们还要用方块字写一种白话诗，一种风格、形式迥然不同的“现代诗”。有人在诗歌写作中继承了古典诗的辞藻，有人则刺取了西方诗歌的技巧。在这场争闹中，最有价值的诗歌却成了殉葬品。所以，在中国，往往最喧闹的所谓“艺术”其实是非常不足道的那种。
有人说海子的死是基于对生存的危机，对死亡的洞察，亦即他在向终极真理的无限逼近和对生命本质的澄明透视中，遇到难以想象的困惑和不可把握的动摇，同时，那一颗拥抱精神文化的雄心在过度膨胀后亦极易破裂，终至于卧轨自杀以解除浑身的痛苦。这都是就生命的内部原因说的。的确，海子在他俯察了人类浩浩淼淼的艺术长河，而自己又用全部的心血做成艺术祭品贡献给人类后，他已丢失了他的安魂曲，他已经完成他的使命了。但海子的死不会没有社会原因。任何人都不能脱离社会大众而存在。没有社会的“世不容我”——这来自他在当时诗歌界的孤军深入和不合潮流——对海子敏感神经的刺激，他不会这么快万念俱灰而轻身自杀。海子的肉体幻化成一道轻烟飘走了，世俗名利的雪片在他身上纷纷抖落。
十年“文革”导致的文化空白、那些遗失在民间大地的细涓末流等因素为海子急遽地建立庞大的诗歌帝国提供了外部条件。海子的崛起不可谓不是上帝神奇的召唤。就海子本身的生命而言，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乎”。他的一生充满着悲剧和痛苦的色彩。在中国的大地上，广大落后的乡村，特别是西部的高原、草原给他提供了荒茫的诗歌背景，并且成为他的诗歌痛苦的底色。诗人钟情那安谧祥和的村庄和麦地，那种由俏皮的民歌俚语所呈现的返朴归真的景象。他的思绪还飘向逝去了几千年的远古：鱼在人的中间，鸟在鱼的背上，美女在高天的河床中歌唱……这种对洪荒的远古时代的诗性刻画，在现时代的中国是让人惊讶且难以咀嚼它的滋味的。
海子自称是孤独的“王”、一个“物质的短暂情人”、一个“乡村知识分子”。“黑夜从大地上升起/遮住了光明的天空/丰收后荒凉的大地/黑夜从你的内部升起。”他甘愿退居现代文明的边缘，在极端空乏的物质生活里，用他的全部生命燃起了诗歌理想的光焰。每个伟大的民族都是以惨痛的思想者铺砌其通往强盛的大道——而他们又是默默无闻地掩盖于喧嚣的尘俗世界里。
海子的诗歌正在我们头顶开成绚烂的鲜花，海子却已经零落成泥辗成尘。“万人都要将火熄灭，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中国人应当为那些精神上的探索者感到骄傲。
《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序言
？ 来新夏
（一）
中国地方志以起源早、持续久、类型全、数量多著称于世界文化之林。它自周秦发轫以来，至宋而大体定型，至清而称极盛。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仅自宋至民国保存至今的方志就有8264种，11万余卷，近年又时有发现，除山水寺院志外，实际数字已达万种。至少为古籍之十分之一。上自全国，下至省、府、州、县、乡、村、镇等无不有志，而海内外各大图书馆又无不入藏。可称地方文献之大宗。
修志传统历代相沿不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而修志建议，频见报端，甚有向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议案者。于是，各地相继筹设专门机构并着手试修，惜以经验不足，时事多扰，修志工作时兴时辍，两度起伏。直至前一世纪八十年代，政通人和，百业繁兴，适逢盛世修志之际，新编方志事业随之进入第三次高潮，众志成城，显见成效。截至 1994年6月，全国已普设修志机构，已出版的省级志书349部，市地级志书165部，县级志书 1035部，共为1549部；已定稿即将出版的各级志书尚有777部。两项合计为2326部。据1999年9月由方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编地方志目录》一书所收新志有3612部，而近两年新志数量更日见增长，蔚为大观。
（二）
中国地方志合旧志与新编约近15000种，其数量之巨，涵盖之广，入藏之遍，当居世界前列。志书最大功能乃在于为社会所用。惟志书篇帙较大，如何使用，确为修志、读志者所困惑。凡图书典籍大要不外三类，一为精读书，指经典要集及具特识卓见之著作；二为浏览书，指一般读物与文艺作品；三为翻检书，指辞书、工具书与资料书。地方志为横列门类，纵述古今以资料为基础之翻检书。如从地方志查阅某一有关地方事务之资料，往往须从头至尾阅读，行之实有难度，是以有编制目录以供检阅之需。据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萧明先生的考证，中国独立的书本式方志目录，最早是清初顾栋高的《古今方舆书目》。而道光间的周广业所撰《两浙地方志录》则为区域性方志目录之始。民国以来，相继有缪荃荪、谭其骧等所编馆藏目录，颇有一定影响。1935年，朱士嘉编撰《中国地方志综录》，为中国第一部全国性的方志联合目录，收录自宋熙宁间至1933年的5832种方志。1958年该书又经增订，著录截止到1956年，收志7413种，并附台湾稀见方志232种，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稀见方志80种，为研究者提供极大便利。1985年，北京天文台又在朱氏《中国地方志综录》基础上，重加增补修订，成《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一书，共收截至1949年除山水寺庙志外之各级通志共8264种，成为现存最完备之地方志目录，使中国旧志宝藏得以昭示世界。在此以前，编制区域性地方志目录工作亦在八十年代初分别进行，如《山西省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现存本省方志463种，5100卷，包括各级政区通志、关志、山水志及寺庙志等；《山东地方志书目》著录本省旧志597种，新志57种；《河南地方志综录》著录本省方志554种，847个不同版本，21种手稿；《陕西地方志书目》著录自宋至民国各时代旧志 407种及新志13种……这些区域性之志目搜罗颇称完备，它既可成为日后增订全国性联合目录之组成部分，又可单行别出以便检索。至若一些著名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藏书处所，也多编有馆藏目录，备读者检用。总括各录，旧志状况大体可见。
新志编撰工作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历经三次修志高潮，成果丰硕，数以千计，无目录实难得其全貌，有识之士多有编制新志目录之议，并着手其事。1993年8月，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之《中国新方志目录》第一册，收录1949年10月至1992年2月新志，包括较广，以省市县三级志书为主，旁及区、街道、乡、镇、村、山水名胜等专志和部门志达9000余种。其二、三两册尚未获见。收录虽全而略嫌庞杂。1999年9月，方志出版社出版之《中国新编地方志目录》，收录前世纪七十年代末至1999年9月（北京至10月）之三级志书，而各种专业志、部门志、乡镇志均摈而未收，较前书似又过于狭窄，难符读者求书愿望。
（三）
新旧志书目录既大体完备， 自可供即目求书之需，而于因书究学之用犹感不足。单一目录确能有登记图籍、读书知津之作用，但并未进入考镜源流、辨章学术之境地，学者于此颇多致憾。已故方志界耆宿朱士嘉氏曾倡议编制一部全国性的《地方志综合提要》，这不仅使读者知其书之所在，更能使人读其提要，得其概貌。揣度其意，似指旧志而言。傅振伦氏为《中国新方志目录》写序时，曾于新志提要深加关注，他深望该书撰者“继事编辑中国新方志书录提要，仿前人目录学之成规，将方志书名、记述范围、编纂经过、体例得失、义例特点、学术价值、内容珍贵资料与时人评述等项，一一叙入，如此则新志必将为用更宏”。惟兹事体大，难于一蹴而就。
编制提要目录确为一项繁重工作，前人曾有部分试作。1930年，方志学家瞿宣颖所著《方志考稿（甲集）》由大公报社出版，是中国最早一部私家方志提要目录专著，主要著录天津方志收藏家任凤苞天春园所藏方志600种，逐一辨其体例，评其得失，志其要点，录其史料，为学术含量颇高之目录学专著。196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张国淦遗作《中国古方志考》（原名《中国方志考》第一编），是一部辑录体的提要目录。收录秦汉至元方志2271种，凡有名可稽，不论存佚，均予收录与考证。瞿、张二书可称全国性方志提要发轫之作。1957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洪焕椿所著《浙江地方志考录》（1984年易名《浙江方志考》，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