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世界的13位女性 作者:吉恩·n.兰德勒姆-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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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直觉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认为：“真正有价值的是直觉”。在他追求宇宙真理的过程中，更依赖于直觉性。哥达·梅直觉到约姆基普战役，但她的预言不为男同僚理会，他们自以为“了解”得更清楚。如果她听从了自己的直觉，成千人的生命将会得到拯救。凯瑟琳女皇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的来临上具有同样的直觉洞察力，在1788年时曾说到：
这位凯撒何时会来？噢！他会来的，肯定会来的，如果革命获胜……
如果法国得救，它会比任何时候都强壮……它所需要的是一个非凡的人，
比当代任何人都伟大，可能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人。他是否已经诞生？……
他何时来临？一切取决于此。（特洛伊特，1980）
多么敏锐的眼光，她在1788年描绘的这位超人已经于1769年诞生于科西嘉；她的预言在几年后就变成现实。法国革命在她伟大洞悉后的一年便发生。拿破仑，这位历史上有争议的伟大军事领袖，于1799年成为法兰西统帅。他以对欧洲大多数领土的征服，证实了她的预言，只是没能在这位俄罗斯女皇的领土上逞强。
艺术家和音乐大师常与直觉过程相关联，企业家、革新者、政治家和娱乐家则不如此。然而任何这些领域独特新概念的思维过程没有多少差别，过程包括具备智能自由地探索新事物，不受制于约定俗成。在真理探索过程中，不知如何行走，要比有张地图重要得多，因为地图是别人感知的现实，它只标明别人所到达过的地方；要踏入无人问津之地，重要的是扔掉地图，走你自己的路。这十三位女性正是扔掉所有地图，踏上自己通往成功的大道。
女性直觉事例层出不穷。妇女比男人更倾向右脑驱动，更能自如地表达自己的感情，西方社会通常对妇女的感情奔放较为宽容，因而与男人不同，妇女具有更多的文化认可和自由去经历自我感觉，从而驱动右脑去探索未知世界。西奥泰里亚大学的多林·基默勒发现女性更明显地通过两侧大脑来表达语言，而男性只用左脑。这再度证实大多数冷静男士知道的事实：妇女更借助于直觉。
创造是个质量型而不是数量型的过程，因而直觉（右脑）的妇女比男士们更具资格，这也是她们通常比男人注重人际关系的一个原因。已有规则通常是以数量型演算而成的数字操作，这种高度预定化的环境导致自我稳定，但它同样成为一种生存本能去约定俗成或服从“过去的好网络”，因为他们会不惜任何代价维持标准态。这对于世界静态组织没什么不好，因为它们是依赖于稳定性和数量可靠性；然而，数量品性正恰好相反地不利于世界上创造和创新活动的成功；动态社会和创新成就需要立足于直觉的质量方法。因而，妇女以其直觉优势，高度的风险和矛盾承受力，是领导动态组织的最合适人选；如若容许，她们会成为创造和创新组织的杰出领导者。
右脑思维
罗伯特·E．奥斯坦因的《知觉心理学》观察到，学校培养学生左脑思维传统，有背于创造活动，他发现学生强调分析能力培养，忽视非语言培养，其代价是创造力的丧失，“艺术家、舞蹈家、神秘主义者学会运用智力的非语言部分”，因而成为创造人才。弗利吉夫·凯普拉在《转折点》（1982）发现，由于遵从陈旧的哥白尼／牛顿式的将人作为机械性个体，我们常常有因小失大的毛病，凯普拉准确地将世界描绘为质量型的，而非雷卡尔所说的数量型的。名牌大学培养的MBA学生，将现存的商业模式化，以了解在动态环境中变幻莫测的经营，这对静态组织管理还有用，但对培养学生在新的未知世界创业是绝对有害的方法。你不能通过研究现有的来了解崭新的，这种方法论是过时的笛卡尔理论的化身，那是脱离现实世界建立理想化机械式模型的陈旧方法。伟大的革新者和创造天才不同程度上摆脱了数字性崇拜，右脑驱动革新者学会运用应付动态社会必备的数量式问题解决技巧。特蕾莎嬷嬷以其简单方法取得成就，对此了解透彻：“如果我们等到数字出来，我们会在数字中迷失”。
科学家早就发现，左半脑控制语言、序列、数字和逻辑思维过程，西方式方法是左脑导向，围绕组织和预测。相反地，右大脑负责非语言、视空、感知和直觉，更具东方特性，右大脑所思维的是即将涌现的思想泉流，爱因斯坦对此了解甚多。当离船踏上纽约港时，一位年轻记者问他从地球到月亮距离多远，爱因斯坦说他不知道，记者深感惊讶，认为这是高中生都知道的简单问题，爱因斯坦说，“如果我要费神去知道这些小事情，我会无所适从。我需要集中精力于更重要的事情”，他明白自己的右脑直觉力会被毫无用处的左脑数量性事情所限制，他不想让左脑琐碎之事充斥地扭曲自己的右脑思维能力。
科学家同样发现，在数字演算过程中，左脑占主导，但基本不可能有很好的直觉或创造性思想，这便是为什么伟大思想总是产生在飞机上，在细雨中，或在退潮前，这些时候，脑子没受制于数量问题的解决，而让右脑，直觉的大脑，向创造思维敞开，我们如何能将自己处于这种创造状态之中呢？彻底放松，沉思、感觉消遁封闭和睡觉是最好的途径。坐在计算器或打字机前是不可能有所创造的，这时你的左大脑主宰思维，让右大脑处于催眠状态，无法发挥功效；到海滩边去散步，让左大脑休眠，右大脑就会发挥神奇的直觉力量。莉莲·弗农就采用这种方法选择新产品，她从不采用正规的市场研究技术，而是依赖于自己所称的“我的黄金内脏”，以她的话来说：“我只是卖出了自己想买的产品。”
幻景
安顿·威尔森，著名的新浪潮作家说：“未来首先存在于幻景，然后于意愿，然后才变为现实”。卡尔·荣格在1988年发展了威尔森的观点“幻景是创造的机制”。幻景或象景不受什么“是”的制约，它们去追求什么“可能是”，因此，倾听自己内在心声感觉，让崭新而未知的启示掠过脑海，它让个人随心所欲去试错，卸掉自我，摒弃同伴影响。内在的深刻的成功印记，是完成突破性创造过程的唯一途径，而幻景是导致这种想象出现的过程，无论是通过沉思、放松、感官消遁、催眠还是与个人有关的其他方法都是如此，这种力量只能通过放松性的集中来建立。书中许多女性没听说过安顿、威尔森和卡尔·荣格的理论，但她们以其敏锐的感觉实践着这些科学家智能型创造力的意境。
教条主义思维有背于创造
哥达·梅毕生与一个异端邪说的宗教运动相联系，颇具讽性的是她不是教徒。由于母亲的坚持，哥达以犹太人信奉的仪式成婚，而哥达自己认为教条主义的仪式完全不需要。艾恩·兰达创立了自己的教条，她13岁时，便是个彻底无神论者，但她的作品颇具宗教狂热，以致在美国孕育了一种崭新的政治运动，意志自由主义者运动。她由于一个对抗性的电话而写了《阿特拉斯耸肩》，一位朋友告诉她“你有责任为你的哲学撰写非小说论文”，艾恩被激怒道：“我罢工又怎么样呢？世上所有有创建者都罢工，又会怎么样呢？”这便是《阿特拉斯耸肩》故事的主要线索和道德哲学观：“在道德哲学历史中最具伤害力的反概念之——责任！”兰达概述道：“责任摧毁推理；责任摧毁价值；责任摧毁爱情；责任摧毁自尊（它不让自我存在以受尊重）；责任摧毁道德”。
大多数创造天才探寻真理，为达到这一目的不得不摧毁旧的教条，不让教条限制新生事物。约瑟夫·舒姆彼得的“创造性摧毁”定义了革新过程的本质，任何新生事物的呈现都必须以旧事物为代价，教条思想必须被任何想成为真正创造者的人清除出去。书中这些女性将自己的透析立于教条条规之上，是首先摧毁过去偶像的人。
小结
书中这些女性所显示的反叛性的“打破规则”的品质是创造过程的本质，每个人都愿意踏入别人不敢问津之地，并以宏观视野来达到，她们女性化的直觉是她们成功的一大因素，她们以其归纳的、宏观的、质量的视野对待一切事情；她们具有直觉眼光，有福生活大图景和一种长期观念；这些妇女不理会一切教条，运用自己的视野和想象眼光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她们借助叛逆性和离经叛道的态度，达到了各自事业和领域的顶峰。
这十三位创造幻想家也是传统女性角色的叛逆者。不管结果如何，她们是自我的圣人。这种反偶像崇拜被一个富有弹性的自尊武装着，这在商界，政界或娱乐圈并不多见。她们不是程序化为取悦于世界，而是听任自己内在需求和梦想的指挥，她们以优雅而反叛性方式实现自己的目标。她们以哲学家阿瑟·叔本华所认可的那种方式实现这一切，他说“所有真理经历三步曲”，
第一＝它是荒唐的
第二＝它遭强烈反对
第三＝名被视为不证自明
叔本华进一步证明，只有3％的人卷入前两个步骤，97％的人等待着不让自明阶段，而往往是太后面了，不可能有较大机会发生。这些女创造天才愿意被嘲笑，因而列入3％的行列，也因此99％地成为大有收获者。她们满足于矛盾使她们名利双收。
改变世界的13位女性第五章 事业胜过个人生活
第五章 事业胜过个人生活
天才女孩需要有能成功地将婚姻、养育和职业融为一体的女性榜样。
——天才者顾问琳达·西尔弗曼
如果我们处于一个男女共同工作的环境之中，妇女必须学会放弃迎合
男人的感觉。
——玛格丽特·米德
男人成功通常是经过有效的竞争取得，女人的成功则通过人际关系。
——卡罗·吉利根《一种不同的声音》
有所追求的创业家、创造天才和革新领袖在处理个人生活／职业生活的关系中不外乎有三种选择。其一是抛弃所有限制性的个人关系因素，如丈夫和孩子（特蕾莎嬷嬷、玛丽亚·卡拉斯、艾恩·兰达、格洛丽亚·斯坦内姆、琳达·沃切纳），其二是以序列形式安排二者关系——先结婚生孩子，当孩子长大独立后，再转到职业生涯（玛丽·凯·阿什和丽莎·克莱伯恩）；或颠倒二者时间顺序，先追求事业，直到30岁之后才考虑有孩子的家庭生活（玛格丽特·米德、奥普拉·温弗雷和麦当娜）。其三是试图二者平行，这是最困难的方法（凯瑟琳女皇、简·芳达、艾斯蒂·劳达、哥达·梅和莉莲·弗农）。
请注意，书中研究的十六位女性平均地（五位，约33％）分属这三种类型，看来没有一种方法优于另一种，合适的途径依个人家庭——事业偏好而定。从这些女幻想家中所发现的事实与那些男性创造天才的家庭处理态度基本相同，即相对于事业需求，家庭居于次要地位。
舆论喜欢吹捧那些拥有上述所有一切的妇女美德，这些超级妇女是杰出的成功主妇、母亲和职业女性。根据我的研究，这种三重成功形象简直可以说是个神话，成为两个领域的主人是极其困难的，而不牺牲一方或双方的三者兼而有之更是绝不可能。花掉成为一个出色妻子和母亲的必不可少的时间，同时又管理处置一项事业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相当困难的，将个人生活成功和事业的成功相分离是基于“创造天才”在两方面全面高度发展的这个愿望之上的。任何人可以二者兼而有之，当今美国社会中就有59％的妇女家中有6岁以下的孩子，同时又外出工作；根据盖洛普1990年的调查，只有31％的这些妇女认为是个出色的母亲，65％认为与子女关系相处融洽。然而此书不是针对一般妇女而言的，而是讨论那些达到事业顶峰或改变世界进程的创造天才，这种丰功伟绩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绝不是每天工作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然后回家与丈夫孩子共享天伦之乐的那种生活所能实现的。书中这十三位女性给每位面临三种选择的妇女一个生动的启示，她们能牺牲一方或者以序列或并行争取两者。
基于性别的态度：事业亦或家庭
各种有争议的然而内因化的态度盛行于西方社会，男人被看作家庭名义户主，家中真正掌权的女皇是妇女。加利福尼亚的圣·黛安娜·法因斯坦惊讶于《纽约时代》杂志玛丽亚·布拉斯对于问及料理家庭时的回答，她说：“当然，我认为妇女总是料理家务的，这来源于性别因素，每位职业女性都在家洗衣熨烫，拖地擦浴缸和换床单。男人通常不做”，她补充道：“我女儿能争取地方律师资格，但她回到家仍要擦洗”。
男人一般将事业置于家庭之上。因为他们一直被塑造成相信自己是家庭中“养家糊口”的主要责任者，这就与妇女以料理家务为己任相类似，这并不是必需的权力，也并非创造性幻想女性最有效率，而是一种已定势了的看待这两者的性别性责任。黛安娜·法因斯坦自己也料理家务。玛格丽特·米德从不做家务，简·芳达也不，简直无法想象让麦当娜拿着扫帚扫地会是怎样一幅景象；格洛丽亚·斯坦内姆和琳达·沃切纳厌恶家务活。玛格丽特·米德的丈夫，著名人类学家格里高利·贝特森说：“我从没见她干过一次家务活”。
基于性别定势，男人常常觉得有权预先不通知，打个电话宣布自己忙于事务问题周末不回家了，他们同样会很自在（作为名义户主和主要生计来源者）地宣布，因为工作需要，举家要搬迁到另一个城市。这种设定的无所不能的角色起因于久远以来的培养，换言之，男人一直被定势成事业第一，家庭第二。
妇女则长期被培养成相反地安排主次关系。女性在家中是从属角色，被认为丈夫不在时有责任照料孩子和家庭（即使她要外出工作），当丈夫要到一个新城市时，她又得放弃自己的职位随夫迁居。双收入家庭极大地改变了当今家庭户主——家庭总是高度服从大多数女性的要求，换言之，大多数家庭在主次安排上总是家庭第一、事业第二，这便是变化。我们这十三位幻想家妇女也具备典型的妇女处置事业和个人角色的品格吗？不，她们只对家庭发号施令，而且将目标取向型事业放在首位。
在许多方面，这些女杰模仿了模范男性，她们毫无疑问地主宰着家庭成员关系，她们是打电话（如兰达、芳达、卡拉斯、劳达、梅和撒切尔）说：“我得呆在西海岸，下星期见”，或者是“我在欧洲签订了6个月的合同，你过来吗”？这些女幻想家无疑是将事业置于丈夫和孩子之前，以尼采的“意志力”（权力授予那些自认为应有的人）形式在家庭里享有“权力”，这些妇女掌握着定向成功的权力，无论这种权力是在家庭里还是在她们的努力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