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世界的13位女性 作者:吉恩·n.兰德勒姆-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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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传让作家比尔·戴维森（1990）的说法，简·芳达在维沙和两年及此后在巴黎和纽约的7年中有种“永不知足的女色狂驱动力”，他说她在竭力寻求她没从父亲那儿得到的爱和感情。麦当娜的情人不计其数，据她的前经理兼情人卡米尔·巴布思说，从1979年到1983年，她就有100多个随意的情人，麦当娜从不限制于一种性别、种族或条规，甚至于任何特定的结合，她随时随地满足着自己的需求，抓住任何正好碰上的人。弗兰西丝·里尔以一本触目惊心、充满性渗透力的自传《第二次诱惑》（1992）引起世人震惊，这位女性在年逢60时，还坦率地将自己的生活描绘成引诱和成功（我承认她比这十三位女性坦诚得多）。这些妇女比大多数妇女更具性驱动，但不如所研究的男性具有挑衅性，可能这些妇女中许多有较高的睾丸激素，她们不仅充满性诱力，而且更具竞争和冒风险性。
男子气亦或女人味
心理学家卡尔·荣格为男性和女性构设了心理学模型，分别称为“灵魂”和“宗旨”，他认为每个男人有种内在化的、强烈的情欲女性味力量，而每个女人有男子气内涵的同样力量，他认为这种妇女具有的内在化的“灵魂”或男子气与她们的天才创造力有关，这种“男子气”证明了这十三位女革新家身上发现的生命力，正像本章前面提到的，这些妇女个人生活和职业取向决定极其“男人化”。
这些妇女散发的男子气惹恼了女权主义者，她们认为这些人不是本性别的理想妇女形象。玛格丽特·撒切尔常常因缺乏对妇女问题的敏感性而遭谴责，她说：“家应该成为妇女生活的中心而不是界限”，并继续说：“我讨厌听到那种妇女解放运动者发出的刺耳的声调”。女权主义者希望这位“铁女人”作为自己事业的支持者以改变男女不平等现状，她对女权主义者的答复是：“女权主义者过于刺耳，有害于妇女事业，因为这把自己变成不是我们应该是的那种人，你到达某点是因为你有这种才能”，她与《每日镜报》（1980年3月五日）谈了对自己所达到地位的看法：“我从没注意到自己是个女人，我把自己看作首相”。这句话表明了她的哲学信仰观：妇女必须愿意在被男人占领的政治战役中与他们相斗，而不要试图改变游戏规则，她对于那些力图获得比过去更多待遇的人毫不同情。然而，撒切尔也有自身的弱点，她的传记作家，雨果·扬说：“她不是个真正的女人”。
艾恩·兰达也因为其不断将男子理想化而深遭女权主义运动者的谴责，她建立了男人偶象作为完美的英雄人物，惹恼了许多女权主义者，这位杰出善辩的女性比任何女权主义者都独立，许多从事妇女运动的人都将她作为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潜在领袖。但事实上她始终认为男人更优秀，并将这个观点告诉任何愿意听的人。当她说到：“男人是英雄人物”时，她是指她的史诗英雄，《本源》中的哈沃德·洛克和《阿特拉斯耸肩》中的约翰·戈特，这两个小说人物是她“崇拜的男人”个性的代表。约翰·戈特，她的另一个自我，是个完美的史诗般英雄，也是那些在自由竞争世界中典型人物的个性化代表，难怪兰达会让她同时代的女权主义者深感不安。兰达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她们的决定中都掺有大量的如荣格所说的“宗旨力量”，这使得她们获得非同寻常的成就。
大多数这些女性都展现了男子取向的品格和行为，几乎所有人都极具进攻性、竞争性、野心勃勃，并有种赌博精神，这并不是说她们不具女人味，她们很注重修饰打扮，保持容貌美好，她们都是追求感官愉悦的女性，会凭借自己的个人魅力来行事，就如同她们利用力量工具宝库中其他工具那样，这些妇女利用她们的男子气概来达到最终目的，根据皮尔特里西亚和阿伯迪思的说法，这是西方社会的一种潜在趋势，他们与荣格的“宗旨”概念不谋而合，这可以从他们的代表性作品《妇女的大趋势》（1993）中看出：
成功者同时具有男子气魄和女性气质，最成功的创造者是这种冲突性
品格的混合体：竞争而又富于同情心，目标取向而重教养滋润，直觉而又
具冒险性。徒具其表，单向思维的女性和男人都注定要失败。
有趣的是，十三位女性中大多数都有更多的男性朋友，只有玛丽亚·卡拉斯，玛丽·凯·阿什和奥普拉·温弗雷例外，只有这三人是“感情型”个性型式，她们有教养成的气质，使她们更具“感情型”的女人味而不是“思维型”的男子气，她们注重感情使她们在个人生活中更敏感，更关心女人。而像凯瑟琳大帝，玛格丽特·米德，艾恩·兰达、玛格丽特·撒切尔，简·芳达，哥达·梅，莉莲·弗农和琳达·沃切纳更喜欢与男性交朋友。艾斯蒂·劳达，丽莎·克莱伯恩和格洛丽亚·斯坦伯恩都沉浸于自己女性取向的事业（美容、设计和姐妹组织），她们成功自如地运用其女性品质，从不曾有利用个人宗旨部分的时候。
大多数这些妇女具备如此强烈的“宗旨”特征，原因之一可能与她们幼年时的榜样基本是男人有关，这些女人同大多数女性一样，崇拜父亲或父亲般的形象，撒切尔说：“我的一切几乎都归功于我的父亲”；温弗雷告诉记者：“从我的父亲带走我时我的生活改变了，他拯救了我”；麦当娜敬畏她的父亲，温柔地说道：“我的父亲非常强壮，他是我的偶象”；简·芳达一生都在竭力搏得她那著名的父亲亨利·芳达的喜欢，她告诉记者：“有个父亲作偶象，真是活得太难了”；格洛丽亚·斯坦内姆承认父亲的影响远远超过母亲；玛丽亚·卡拉斯一直喜欢父亲，而对母亲憎恨不已；艾恩·兰达模仿着父亲成为一个作家的梦想；莉莲·弗农的榜样也是父亲，她崇拜他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灾难和危机；艾斯蒂·劳达从叔叔约翰那儿受到鼓舞。其中有四位妇女与有力量的父亲般人物结婚——卡拉斯，芳达，撒切尔和沃切纳。
一个强有力的事实是：男人和女人不同。1993年《下流提议》因刺激而具挑逗性创下票房收入记录，因为罗伯特·莱得福德愿出100万美元——一个下流的提议——与已婚的黛米·摩尔睡一夜，想想如果人物颠倒一下，这部电影将会怎样。如果是黛米·摩尔愿出100万美元，叫罗伯特·莱得福德与她过夜，那这部电影会没戏，为什么？从原则上讲，没人会在意他们为一夜风流付出25美元，是用于我们社会中众所公认的男主角还是女主角，我们潜意识地在诸如此类的提议中将女性看作抵押品（值钱的资产），而把男性当作进攻者，妇女被看成凭借性力量来获得权力，而男人是凭借权力扩大性威力。这个观察并不是残酷条文的优美表述，而即便不是在所有社会中，也是在西方社会存在的一个现实。由于生活中角色的感知性质，使男人和女人受到不同的对待，有不同的相互关系，所有创造成果都必须导人这些设定的参数之中。
“大写的T”个性
高水平的睾丸激素看来使男人有较高的性动力，而比女性更富进攻性，这使得威斯康辛大学的研究人员弗兰克·法雷（美国心理学协会会长）给具有较高性动力的进攻性冒风险男人冠以“大写的T”个性、根据法雷的说法，这种个性类型趋向于“更富创造性，更外向，冒更多风险，有更多实践艺术家偏好，在性生活中更喜欢品种多样”。相反地，法雷把典型的妇女个性称为“小写的t”，因为她们一般远没有冒风险、竞争性行为和高的性动力。研究显示，当女性具有较高睾丸激素时，她们倾向于模仿男人，“更频繁地以不同的男人为伴，而对性伙伴选择，更少挑剔，也更容易不慎怀孕”（《性和力量》，1990），睾丸激素看来是男女取得事业成功驱动力的关键变量，书中许多女主人公看来都赋有（或咒责成）较高水平的睾丸激素，使她们富有创造性，冒风险倾向、竞争精神和进攻态度，根据事实，其中只有五人有高于常人的性动力，她们比一般妇女更富竞争性、进攻性，更倾向于冒险，这使她们更具男子气。
卡米尔·巴布思，麦当娜的前经理说：“麦当娜身上有强烈的男子气，她以男人勾引女人的方式勾引男人。”哥达·梅在年少时也被骂作“meshugge”——野蛮疯狂的意思，戴维·本。居里恩说：“她是我班子中唯一的男人”，意思是说当面解决困难问题时，她的进攻性和冒风险倾向（“雷厉风行”）。艾恩·兰达《阿特拉斯耸肩》中的英雄约翰·戈特是她理想化人类形象的另一个自我，他是个英雄“超人”，代表她所想往的所有男人（和女人）。男人是她主题中的精髓，这可以从她对男女偏爱问题的回答中看出：“我总是喜欢雄性男孩，及其理性品格，女人在这方面不能令我感兴趣”，更有甚者，哥达·梅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由于她们男人般的激情，被世界上政界人士称为“强硬的人”，这在女人气的妇女中并不常见，即使她们手中有权。
创造天才的表达方式和情绪
约翰·格莱1993年在《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水星》一书中写道：“男人和女人来自不同的星球，因为他们是如此大相径庭”，他是指男人和女人在表达感情和处置压力方面有极其不同的方式。格莱同意陈旧的表达方法与成功性结局相抵触，他感到性别不同对问题处置方法不同。我同意（见表10）男女有别，在个性章节中讨论的“感情”亦或“思维”方法对创造性过程是关键，幻想家必须去除情绪反应（妇女中常见），运用更理智的方法进行决策，梅叶斯·布里格斯“思维亦或感情”尺度显示了这点。75％的美国妇女的决策是基于她们对一事物“感到”如何，只有25％的人是根据她们如何“思考”此事作出决定的；相反地，75％的美国男子一般根据自己如何“思考”此事，而不是如何“感觉”此事来决策的，难怪格莱得出结论：两种性别的人难以用同样方法来得出结论，互相沟通。
小结
正如索夫可斯所说：“女人一旦成为男人，她会比他更出色”，这些妇女具有同样的力量在同一水平上与男人竞争，达到与男人同样的高度——在许多情况下超越了他们。研究表明如果女人要想像男人那样有所成就，她必须具有男人般的性格，能将事业目标高于一切，包括高于家庭。妇女一般根据选择成为哪方面的主人，来进行个人生活（家庭）和职业（事业）的选择；然而无人能成为两个领域的主人，因而她的选择往往是个危险的结果。如果她选择家庭优先于事业，她不可能成为创造幻想家而取得杰出成就，但这也没什么，并非人人能成为创造天才。那些作出相反选择的必须作好为事业牺牲个人生活的准备。书中的女性创造幻想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事业胜过家庭，主导胜过服从，坦率胜过委婉，力量胜过软弱，表现胜过表面，理智胜过情感。
许多与这些妇女付出同样代价，选择事业胜过家庭的妇女没有获得杰出成就，只有少数人达到顶峰取得巨大成功。社会中从不失败的人是那些从不尝试的人。这些妇女敢冒众人之先，但她们的成就是有代价的。有人的代价是女人味，像玛格丽特·撒切尔和哥达·梅，因为她们强硬的行为使她们披上了男人般的外套，这是使她们伟大的因素，但也使她们失去女人味，从而招来敌人。这些妇女被爱戴或遭憎恨，这是创造革新大联盟游戏的一部分。其中许多妇女牺牲了生孩子的机会（玛丽亚·卡拉斯、艾恩·兰达、格洛丽亚·斯坦内姆、琳达·沃切纳和奥普拉·温弗雷）。其他像玛丽·凯·阿什、丽莎·克莱伯恩、简·芳达，艾斯蒂·劳达和莉莲·弗农牺牲了与孩子相处的时间，只有她们能回答这种牺牲是否值得。此项研究表明，这种牺牲对她们取得伟大成就是极其关键的，这些妇女获得伟大事业正是因为她们乐意将事业置于个人生活之上。她们的决策代价惨重，但不是任何女性都愿意玩这种大赌注游戏的。对我们女创造天才来说，这是美妙而有收获的旅行。
《工作妇女》（1994，4）以“战利品丈夫们”为封面，根据银行存折、明星力量和节俭作为“高权力”妇女的主要特征来排名次，泰德·特纳因为有他那强有力的伴侣简·芳达而名列榜首。成功和性在这些力量型妇女的个人生活和事业追求中起关键作用，她们对世界的整体观使她们大大有别于那些单向思维（专门化的）的男人。
改变世界的13位女性第六章 危机、狂热和创造力
第六章 危机、狂热和创造力
生活源自于墙（混乱）状态——不要鄙视混乱”。
任何艺术大师和科学家的创造活动都包含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变。
——阿雅·普利高津博士《耗散结构理论》
我们变化不定的自己都是历史秩序混乱的产物，是急剧动荡的混乱
品，无论后者是由战争和灾难造成的，或者是由不断变化的技术带来的，
还是由政治和文化观念剧烈转变造成的。
——罗伯特·杰·利夫顿博士
危机是创造之母吗？
如果危机并非创造之母，也是其教母。创伤和危机能为那些从此类经历的幸存者中孕育出伟大的创造力，所有卓越成就者都有着魔般的推动力，而这无疑是成功的重要标准。这种着魔般的推动力源自何处？是遗传的吗？研究结果不是。阿德勒说我们所有人都追求完美和优秀，但观察显示伟大者被疯狂般的需求所驱使，而其他人则更满足于过正常人生活。一周过度性地工作100个小时，不是普通的力量驱动，而是这些人难以抗拒的冲动力使然。看来这种中邪的魔力来源于孩子时期或年轻时候，注入了得到平衡补偿或向世人显示其特殊的念头。尽管独特行为来源于独特经历，然而许多因素与这种孩子时代的着魔能量的输入有关。危机和创伤是一种独特的经历。
有时着魔般能量和驱动力来自狂乱的抑制个性。在恩斯特·克莱奇马1931年出版的《天才男人心理学》中，他把疯狂作为大多数天才的品格特征的成因，他说：“在疯狂和创造生产力过程之间有相似之处”。安东尼·斯托研究了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创造力，说：“世界上许多伟大的创造者都具有着魔症状或性格特征……也许着魔气质最惊人的特征是同时控制自身和环境的冲动性需要”（1993）。我们所讨论的十三位妇女符合这种描述，她们着魔般地取得卓越成就，这看来是她们早年生活中创伤性事件或危机的结果，这些事件注入了强烈的需求，要向自己和社会证明些什么。
其他研究者发现了类似事实。赫尔希曼和利伯在《天才之钥匙》（豆988）中指出：“轻躁狂被冲动驱使，坚持使自己的需要和渴望立即得到满足，并有一种‘钢铁般意志’。……许多高级经理和政界成功者是轻躁狂，他们的动力、想象、领袖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