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世界的13位女性 作者:吉恩·n.兰德勒姆-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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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丽亚父亲于1927年在曼哈顿开设辉煌药店，最后成为大萧条的牺牲品。玛丽亚两岁时接受希腊奉正教洗礼，在曼哈顿贫穷区长大。由于家产日薄，全家在8年里搬了9次家。卡拉斯被看作神童，她3岁开始听传统音乐唱片。她每星期去图书馆，但总是挑选古典音乐唱片，小时候她想成为牙科医生，而后来华身致力于歌唱。古典乐唱片是她的玩具。她是个神童，5岁开始练钢琴，8岁上歌唱课，9岁时成为164学校的朗诵明星。原校友说：“我们被她的嗓音迷醉了”。玛丽亚在10岁时能听懂《卡门》，能指出电台播放的大都会剧院表演的错误。她母亲着魔似地要通过有才华的玛丽亚实现自己失败的生活之梦，推动她成为身不由己的完美主义者。她在13岁时在无线电“大弓手业余时间”中签约表演，又到芝加哥在儿童电视节目中扮演第二个角色。

　　6岁时，玛丽亚在曼哈顿大街被车撞倒，昏迷不醒。她昏睡了12天，在医院呆了22天，曾被以为无法存活。这一早年的创伤看来已给她注入矢志不渝的决心去克眼未来生活中的所有困难，并对所做的任何事都身不由己地取得卓越成就。这一早年危机没给她留下有形的伤痕。

　　卡拉斯后来提到自己的童年时说：“只有我歌唱时，才会感觉到被爱”。11岁时她听了纽约大都会剧院女主角丽莉·庞斯演唱后预言：“总有一天，我要成为比她还有名的歌星”。她确实做到了。有这种决心的一个原因，是她发疯般渴望复原被损伤的自尊。她姐姐杰基一直是母亲宠女，照卡拉斯的话说：“杰基美丽，聪明又外向”，玛丽亚认为自己肥胖、丑陋、近视、笨拙又内向，这种低人一等的不安全感使她成为典型的卓越成就者以得到心理补偿。根据卡拉斯的丈夫贝蒂斯塔的说法，玛丽亚认为她母亲剥夺了她的童年生活。卡拉斯告诉记者：“我母亲……一开始意识到我的演唱天才，便决定越快越好地让我成为一名神童”，“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排练，直到精疲力竭”，玛丽亚永远忘不了童年那种不断练习排演的不快生活，她在1957年告诉一份意大利杂志：“我不得不学习，我不能稀里糊涂地浪费时间……我几乎被剥夺了少年生活的所有欢乐。”

　　玛丽亚拼命吃东西来满足未曾从她那冷漠而又有所渴求的母亲那儿所得到的喜爱，抚慰自己的不安全感，在少年时，她已身高5英尺8英寸，体重达200磅。卡拉斯在以后整个生活中一直有这种不安全感，她在1970年告诉记者：“我一直对自己没把握，我时常受怀疑和害怕的煎熬”。

　　当玛丽亚13岁在曼哈顿8年级毕业时，她的正规教育也就此结束。她母亲与她父亲分开，带着两个女儿前往雅典。玛丽亚的母亲借助家庭关系为她争取了声名卓著的皇家音乐学院的奖学金，它们只招16岁的少年，玛丽亚只有14岁，不得不谎报年龄，她的身高使这一隐瞒很容易地奏效。玛丽亚在那儿师从著名的西班牙歌剧女主角爱尔维拉·德希德戛学习。卡拉斯后来说：“我成为演员和歌唱家的基本培训及艺术修养都归功于爱尔维拉·德希德戛”。16岁时她在音乐作品表演中首次获奖，开始靠嗓音赚钱。二次大战期间，她一直在雅典立莱克剧院演唱，在这段动荡不安的日子中维持着家庭生计。1941年19岁时，玛丽亚演唱了第一部歌剧《托斯卡》，赚取了丰厚的65美元。

　　玛丽亚崇拜不在身边的父亲，憎恨她的母亲。一位她声乐学校的朋友指责玛丽亚的母亲摧残人才，她“拼命地推着玛丽亚”。玛丽亚的教父里奥尼德斯·朗索尼斯在她母亲去世后回忆玛丽亚和母亲间的关系：“她＇莉莎＇是个有野心而神经质的女人，没有一个朋友……她剥削玛丽亚，她甚至把玛丽亚·卡拉斯当作玩偶，她是个真正的钱迷……玛丽亚每月给姐姐、母亲和父亲寄汇票……但她的母亲要得越来越多。”卡拉斯说：“我崇拜父亲”，将自己对生活的失望归罪于母亲。1950年墨西哥之行后，她为母亲买了件皮大衣，与她永远再见。30岁后她再也没和母亲见过面。

　　事业背景

　　1945年夏天，卡拉斯从雅典回到纽约市，追求女主角的事业。尽管个人不安全感，但她无所畏惧。讲起自己离开家庭和朋友前往美国，“21岁，只身一人，分文不名，我在雅典上船，驶往纽约……我并不害怕”。她与深爱着的父亲团圆，但却发现他与一位她无法忍受的女人生活在一起。一个足以证明她时常大动肝火的事例是，当女主人埋怨她歌声时，她将唱片摔向女主人头顶。接下去的两年，卡拉斯在芝加哥、旧金山和纽约试音。纽约大都会剧院的爱德沃德·约翰逊让她在《蝴蝶夫人》和《费德丽亚》当主要角色。对蝴蝶夫人一角，卡拉斯直觉“声音”告诉她回绝，在回忆时她承认：“我那时太胖——210磅，而且这不是最适合我的角色。玛丽亚是从不隐瞒自己真实观点的人，对她的决定解释道：“用英语唱歌剧太愚蠢了，没人看重”（《生活》1955年10月31日）。

　　在纽约时，卡拉斯签约，1947年8月到意大利维罗纳首演（L　Gioconda）。在维罗纳演出时，她受到麦斯特洛·图里奥·塞勒芬的赏识，后者成为她以后两年的老师，他为她订好在威尼斯、佛罗伦萨和都灵的演出，在其间当贝利尼的《IPuritani》的主角生病，命运之神为卡拉斯提供了成名的机会，她以替补演员身份终于如愿以偿出任主角，她在歌剧表演中赋予角色诸多光彩，卡拉斯有惊人的记忆力，在5天演出中便震惊了音乐界。

　　卡拉斯事业从此一帆风顺。意大利歌剧协会接受了她，她决定在意大利安家，这是一个她最终需要和渴望的地方。这时候卡拉斯得到了一位歌剧迷意大利工业家的仰慕——意大利百万富翁吉芬内尼·贝蒂斯塔·麦内吉尼，他是单身，比她年长27岁。向来冲动的卡拉斯，在他俩认识不到1年与贝蒂斯塔结婚——1949年4月21日——他成为她以后10年内的经理、老师和伴侣。

　　卡拉斯已有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合同，婚后第二天她告别新婚丈夫，去履行3个月的演出合同。1950年她又在墨西哥城出演《诺玛》。卡拉斯是个敏感的人，在这个第三世界国家孤立无助，没有任何关系和熟人，她的孤独和不安在此时达到了极点，她拼命吃喝来求得心理满足。50年代初，卡拉斯极其笨重，她的体重成为她舞台生涯的致命伤。她的臆想症没有止境，她信中充塞了孤独和惧怕的词语。她不断生病，每天写信告诉丈夫：“我得承认，从一踏上这倒霉的墨西哥，我一直病得很严重，我一天也不得安生”，“我打乱了生活规律——早晨8：30，我刚刚入睡，我想在墨西哥我会发疯的”。

　　卡拉斯几乎每到一个城市都烦躁不安，极度抑郁，不断生病。她总是自己最严厉的批评家，追求完美，使她与每位指挥及大多数共同演出的演员发生争执。1950年卡拉斯在拉斯加拉首演《爱达》，她最终被承认是个不可否认的天才。在成功道路上，卡拉斯以不顾传统规矩恶名远扬，她潜意识地认为自己最好，应该在顶层，这惹恼了多年争取机会的女演员，她们眼看着年轻新秀受偏爱，抢去了自己成名的机会。卡拉斯说：“要么你们具备嗓音条件，要么不具备；如果你们具备了，你们马上唱主角瞧瞧。”由于在这一伟大机构的轰动演出，1951年她成为拉斯加拉正式一员。这使《生活》杂志立即给予她一个歌剧明星所应有的最高评价：“在从博物馆箱底翻出的久被遗忘的音乐作品中，她的伟大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一作品重新面世，完全是因为出现了一位能演唱它的女高音。”《纽约时报》的哈沃德·托普曼赞誉她：“让‘名牌主角’恢复了古典色彩”。

　　1952年卡拉斯达到了声乐天才的顶峰。她在伦敦皇家剧院考文特花园演唱《诺玛》。这时新闻界开始嘲笑她体态臃肿，一位批评者写道她的大腿像大象般粗壮。她恼怒不已，立即开始疯狂节食，在18个月内本重减少了100磅。她丈夫透露，她减肥时用了绦虫，这奏效了。鲁道夫·宾与她签约演出《拉特拉维亚特》，1952／1953年度在大都会剧院上演。她因为丈夫没有签证而取消了签约，这惹恼了宾，从此成了长达10年的冤家，卡拉斯本来根本不必与他为敌的。这次交锋拖延了她在美国的首次亮相，直到1954年11月1日在芝加哥出演《诺玛》。卡拉斯轰动一时，宾也向这位变幻无常的歌星投降讲和，让她在梅特演出。

　　卡拉斯首次出演《梅蒂》是1953年在拉斯加拉，她生动的表演，使这部名气不大的歌剧取得巨大成功。理奥纳德·伯恩斯坦是当时的指挥，极其赏识她的才华，他评论她的表演：“全场心醉神迷，卡拉斯，她情绪饱满高昂”。伯恩斯坦成为她终生朋友和支持者。随后宾为玛丽亚签约，1956—1957年在纽约首演《诺玛》。卡拉斯是极富才气的，但并不限于她的嗓音和表演风格，伯恩斯坦说：“她不是一个伟大的演员，但有动人的个性”。卡拉斯巨大的才气和热情洋溢的舞台表演使她与众不同，让她改变了歌剧界。她的音带录制经理杰姆·辛顿承认了她的舞台生命活力：“那些只听她音带的人……无法想象她个性中全部的戏剧性生命活力，作为歌唱家，她极富个性，音质是如此不同寻常，难怪那么多人承受不了”（《最新传记》，1956）。

　　卡拉斯常说：“我着魔于完美”，“我不喜欢中庸之道”——要么一切要么没有是她的哲学。卡拉斯一直是个工作狂，她能说：“我工作，所以成为我”。她与抑郁的较量，往往由于神经紧张和身不由己的工作狂而精疲力竭，她不断为疾病和疲倦找医生看，考珀医生告诉她：“你很健康，你没有任何紊乱的地方，所以根本不用治疗。如果你真有病，那是思想有病”。

　　卡拉斯与身体不适的持续较量使她取消了许多表演，崇拜她但爱找茬的观众常常责难她取消表演。50年代中期，在拉斯加拉演出时，为了掩盖制作公司时间安排的错误，卡拉斯详称有病，英国报界因而贬斥她：“另一位卡拉斯退席了”。接着她又卷人拉斯加拉丑闻，因为她在首场演出后便称有病，而却与意大利总统一起露面，这导致了来自意大利歌剧界的一系列法律纠纷案。卡拉斯在几年后被证明为清白，但她的声誉却受到了损害。

　　卡拉斯不断受到骚扰和陷入法律纠纷，她实际上是个敏感的孩子气的女人，在面对职业纠纷时她便是如此。正是在陷入这些事业危机之中时，她首次决定将个人生活置于艺术生涯之前。由于生病，她取消了1958年9月17日在旧金山歌剧院的演出，剧场经理科特·阿德勒大动肝火，向美国音乐艺术家协会递上一份指责书，后者则起诉卡拉斯到法院听庭。这些持续不断的纠纷则增加了她这位强横的艺术家的名声，她像诺玛一样，不断与自己神圣的誓言及渴望爱情与崇拜的激情争斗。卡拉斯说：

　　　　那些晚上我们坐卧不宁，我可以不理它，但我的潜意识做不到……我

　　承认，总有一天我的一部分会被这种高昂的情绪氛围撕裂，但我不希望有

　　这时候，你开始感到被谴责……你的名气越响，你的责任也越大，你会感

　　到自我防护能力越差（罗尔，1986）。

　　1958年在罗马演出《诺玛》后，玛丽亚被介绍认识了船业巨头阿里斯蒂德·奥纳西斯，介绍人是美国著名的报纸专栏专家，舞会主办人艾尔莎·马克斯威尔。卡拉斯和丈夫应邀到了阿里斯蒂德著名的游船克里斯蒂娜号，从那一刻起，她的事业让位于她强烈的爱情渴望。这位经不起诱惑的女人很快迷恋于追逐名利和女色的奥纳西斯，像梅蒂一样，卡拉斯毫不迟疑地牺牲一切满足自己罗曼蒂克的需求。在她跟了阿里斯蒂德后，1960年只在两个城市演出了7场歌剧，1961年仅5次。1965年，在被奥纳西斯弃之一边住在巴黎时，她最后一场表演的歌剧是《诺玛》。在阿里斯蒂德与杰奎琳·肯尼迪结婚后，卡拉斯在1970年同意为皮尔·帕索里尼出演电影《诺玛》。此片艺术成就巨大，但票房收入微薄。她最后表演的角色反映了自己内在受痛苦煎熬折磨的形象。帕索里尼选择她出演这一角色是有预见性的，她的痛苦制造者奥纳西斯已生命垂危，“这是这么个女人，从某一方面看是最现代的妇女，但在其灵魂深处又是个古典女性——奇特、神秘、神奇，内心争斗激烈”（帕索里尼，1987）。

　　气质：直觉—感知者

　　这位被激情驱使的女性，是以感情方式表达情感的内向型直觉者，她的生活充满激情，极富个性。她生活的激情方面是她舞台和表演中的财富，尤其是热烈火爆的场面处理，但对一位拼命寻求承认和爱的不安全忧郁狂来说，则是一个有害因素。卡拉斯以同样方法处理每种人际关系，这种在区别逼真的假象和现实生活世界方面的无能，使她在生活中遭受许多心痛的打击。情绪爆发和热情火爆的戏剧感只能在舞台上起作用，但往往不利于个人生活和人际关系处理。卡拉斯注定要为自己的情绪活着和死去。

　　在与贝蒂斯塔结婚时，她情绪极不稳定。贝蒂斯塔说她在家庭和在舞台上一样身不由己地受情绪支配，他在传记中说：“她在音乐作品准备时情绪跌荡、百般挑剔，家庭生活习惯也这样”。这种对完美和秩序的着魔，使她在每次表演前和严重焦虑时被恐慌所笼罩，过了之后是剧烈的头痛和严重的失眠。尽管她自己不认为如此，她实际上与撒切尔和梅一样是不妥协者。实际上正是她的急躁和对批评家的不容忍使她与众不同。一旦她觉得自己对任何争执是正确的，便决不退缩，会说：“他们认为我固执。不！我不是固执；我是对的！”

　　卡拉斯，一位内向的孩子气女人，是不安全而不稳定的女人，她整日在为驱逐童年未满足的阴影而持命努力，“我急躁而冲动，我着魔似地追求完美”。从她告诉新闻界自己不满足的说法中可以看出上述现象：“我从不满意，我自己无法欣赏自己良好的表现，因为我会找到许多我应该做得更好的因素。”卡拉斯对完美的追求永无止境，她对激情的崇拜也是如此，“我是个充满激情的艺术家，充满激情的人”。许多情况下，她有着奇异的预言性，从她刊登在意大利杂志上的日记中可以发现她对生活和工作的哲学评述（1957）：

　　　　我是个简化主义者。有些人生就精致或变得复杂，我生就简单，变得

　　简化。我喜欢将问题简化成因素，这样我才能清楚地看到该怎么做。简化

　　问题已解决了一半问题……有些人复杂化是为了遮掩什么。如果你想简化，

　　必须具备勇气。

　　这是出自只受过8年教育的人口中的深刻见解。简化复杂问题是所有伟大创造、革新及其问题解决的本质，这是爱迪生和爱因斯坦用于伟大的宇宙探秘的原理。卡拉斯对自己直觉力量和弱点有极大的洞察力。她的直觉力使她深信玄奥世界，当土耳其巫婆告诉她：“你会较早去世，女士，但你不会遭受到痛苦”。她深信不疑，她实际上验证了巫婆的预言，较早逝世，在54岁时毫无痛苦地躺在巴黎卧房中去世。

　　卡拉斯有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