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世界的13位女性 作者:吉恩·n.兰德勒姆-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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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出生在纽约，当时亨利正在百老汇演戏。弗兰西斯对没生儿子而生个女儿很失望，她对简冷漠已极，她立即将简交给保姆，拒绝给她爱，这很像极想生儿子的玛丽亚·卡拉斯的母亲。芳达后来说：“我不喜欢她来抚摸我，因为我知道她不是真正爱我。”亲情从没产生，这点一直缠绕着她俩。
简是在海滨两岸长大的孩子，出生后不久迁到好莱坞，以后几年沿这条线路反复穿梭多次。她是个好动的野丫头，发疯般去博得父亲的爱。她告诉《女士先生》杂志：“唯一对我有巨大影响的是我的父亲，他有力量，即使他不在，干任何事时都有他在场的感觉……我成为我父亲的儿子，一个调皮男孩，我想变得勇敢，让他喜欢我，变得强硬而壮实”。80年代时她说：“我心灵深处一直很想成为一个男孩。”
芳达长得丰满，她那苗条的母亲不断批评她的体态，这种心理定势最终导致芳达20年与厌食症搏斗。芳达承认自己爱挨饿的童年说：“作为一个年轻女孩，我的大多数梦都围绕被爱的需求和这种需求实现受挫而展开”。也缺少爱的原因之一是亨利常年在外，简的教父，亨利的好朋友乔什·洛根认为亨利是个极其冷漠、缺乏爱心的父亲，简童年时朋友布鲁克·哈沃德说：“亨利让所有人害怕，总是不在”。洛根补充说：“亨利总让人觉得在什么地方——即使他不在屋里，他不知道怎样对家人表达爱，也可能是他不想这么做”。简说：“我惊畏于我的父亲，是个女孩时，我尽量干淘气事来博得他的注意”。简很不喜欢母亲，她说她一直希望凯瑟琳·赫本是她母亲。
简刚出生的几年内在加利福尼亚，由一位不喜欢拥抱和亲吻的保姆照料，保姆说爱溺会使简情感依赖性强，这种情况与泰德·特纳的经历相类似，他父亲希望让他有不安全感。简早年感觉和情感之爱丧失的结果与当初的良好愿望正好相反，这反而将她塑造成情感依赖性强的人。简上过许多寄宿学校和私人院校，最初是在加利福尼亚的布兰特伍德镇和乡村日间学校。她母亲变得越来越心神不宁和神经质。战争期间，弗兰西斯从另一个男人那儿寻找爱，并用药物来缓解自己的抑郁心态（与格洛丽亚·斯坦内姆的母亲没什么两样），简借助于骑马、运动和书籍来得以解脱，她的朋友和邻居布鲁克·哈沃德成为她爱的排泄对象和伙伴，布鲁克的母亲是亨利第一任妻子，两家多年来保持极密切的关系，直至布鲁克母亲自杀。布鲁克讲起那段日子：“我们都有点怕简，她活跃，极其自强，很强硬，就像回火钢”。简内心感觉是遭遗弃和慌乱。亨利1948年在百老汇主演《罗伯特先生》时，简11岁，家中搬到康涅狄克的格林威治，简上了格林威治学校，她的好朋友布鲁克·哈沃德不久也随她家来到此地。
简的母亲在康涅狄克成为个隐居者，她几乎从不离开自己卧室，成为家里的独裁者。简得自寻欢乐，变得极其自强，她父亲常在外面而母亲神经有病。没有人从感情上顾及她，于是简在少年时代起，便成为自己的主人。亨利为了与奥斯卡·汉默斯坦因的寄女21岁的苏珊·布兰查德结婚，提出与弗兰西丝离婚，激化了悲剧”的产生，弗兰西斯受打击沉重，神经崩溃了，被送往精神病院医治。1950年4月14日，芳达的母亲用亨利的剃须刀片割喉自杀。简只有12岁，她弟弟彼得10岁，刚开始告诉她母亲是患心脏病去世，她是后来从朋友那儿了解到可怕的真像的。
弗兰西斯自杀后9个月，亨利与苏珊·布兰查德结婚，简终于找到了自己崇拜的模范，苏珊比她大10岁，非常爱她。彼得·芳达一直深得母亲宠爱，她的死对他打击沉重，他父亲与苏珊度蜜月时，他开枪自杀，一连四天挣扎在死之线上。以后几年中，简的生活变得更狂乱，不断面临旅行、搬迁、家庭危机。她在纽约的艾玛·威立德寄宿学校读书，是个有名的独立者和反叛者，她同学说：“简是个头，她不怕抛头露面”。她向学校严厉的管束挑战，一条规则是所有学生不得穿高跟鞋和戴珍珠项链吃饭，简就穿高跟鞋和戴项链，而据一些学生说，对她也没什么办法。她多年的自强，教会她抵制和反叛，她并不怕表现这些。
芳达在维莎学院注册，在4年女生高中学习后，她发疯般地寻找强壮的男子。她的朋友布鲁克和她一起在维莎，他以贬斥的口气说：“简不是个好学生，她第一年都在学校外”。芳达自己后来也承认：“我发疯了”。在维莎她过着放荡的生活，一位她的校友以蔑视口吻说：“她广结乱交——如此之容易，简直成了笑话”。她不理会宵禁，有一次一连消失几天。在芳达大学二年级时，她父亲第四次结婚，是和伯爵夫人阿芙德拉·弗兰切蒂，这更加剧了芳达情感紊乱。简请求父亲让她离开维莎，到巴黎去学艺术，芳达了解心理学，知道父亲是个失败的艺术家，不会拒绝他自己最喜欢的专业。她后来承认自己在巴黎过着放荡的生活，说：“我到巴黎是去学艺术的，但我在那儿生活6个月的时间里，从没打开过画纸”。小“女士简”正步人她60年代早期的“挑衅性简”的阶段。
事业背景
在李·斯特劳斯伯格著名的演员工作室学表演时，芳达开始电影表演生涯，她由好朋友斯特劳斯伯格的女儿苏珊介绍而去。斯特劳斯伯格在感情上和理智上都吸引着她，用她的话讲，这位老先生让她感到受器重，“他表扬我，说他看见我极有才气，这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没有人对我说过我擅长做某事”，她陶醉于他的关注中，说：“我成为另一个人，我睡着和醒来满脑子喜欢自己所做的事，就好象喜从天降！”芳达加入艾琳·福德模特儿表演队，以赚钱付演员课培训费，照片曾在1959年7月《时髦》杂志封面及其他杂志刊登，这是仅有的几次她借助芳达的名气行事。她以当模特儿来帮助实现自己的雄心，这与格洛丽亚·斯坦内姆当初情形一样，后者也以同样目的在曼哈顿当模特儿。她俩走上同一条路，而最后像塞莎·查维兹一样具有战斗性。
演员工作室改变了芳达的生活，这所表演学校的方法旨在挖掘“内在自我”，赋予所扮演的角色，芳达有丰富的未开发的潜意识能量来做到这些。指导之一是安德里斯·伏辛纳斯。根据亨利·芳达的说法，他对年轻人具有像塞万吉利似的影响，给简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和他住在一起，一连几年受他影响，令她父亲愤懑。芳达在百老汇首演作品是《那是一个小女孩》（1959—1960），第一部片子角色是《长长的故事》（1960）中扮演一位追求大学运动员（托尼·伯金斯）的啦啦队队长，她这时决定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演员，也开始斩露头角了，她获得了纽约戏剧评论家授予的“本年度最有前途的新秀奖”。她第一部产生影响的片子是《漫步野境》中的少年妓女（1962）。在《小伙报告》（1962）中她极不相称地扮演了一位冷淡的年轻家庭主妇，她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代价，《哈佛讽刺》杂志将她的表演列为“本年度最差女演员”，而评论家斯坦列·考夫曼说：“一颗有才华的新星在升起——简·芳达”，他继续说：“在所有影片中，她表演让人觉得毫不落俗，处理得极富技巧”。芳达第一个喜剧角色是电影《调整阶段》（1962），这时她已被捧为好莱坞又一个影后，惹得沙文主义的杰克·沃纳评论说：“如果将她头发染成金色，敲摔颚骨重新定型，再给她垫上硅膏或衬胸，她将会有前途的”（安德森，1990，P83）。
这段时间芳达被称为“1962年的军队新兵小组”，身穿红白蓝三色褶皱衣服，她充满激情地作了新兵入伍欢迎学员，她赞扬军队在反对共产主义集团的战斗中的巨大作用。而近10年以后，五角大楼恨不得用红、白、蓝三色埋葬她，并为这个给她带来如此赞美之声的日子后悔不迭。
1963年，芳达不再醉心于事业发展，离开了安德鲁·凡辛纳斯的庇护和床帏，她在巴黎《猫》（1964）中扮演讲英语的角色，法国报界立即称她是“美国的LaBB”，引喻法国的性象征布里吉特·巴道特，后者的丈夫罗杰·维迪姆使她成为明星。芳达在出演第一部法文片《爱情周期》（1964）时与当导演的维达姆相识，芳达结结巴巴的法语，赋予她独特的银幕形象，吸引着法国观众，她随即迷恋于要让巴黎和罗杰·维迪姆构成她未来生活的念头。维迪姆由于精通操纵女性和新闻媒介，而以性学马基雅维里闻名。可笑的是，是芳达，而不是他，成为他们情欲关系中的挑逗者，芳达在他们首次性交中是个进攻者，使色狼维迪姆吓得都不敢动。这位女演员和导演最终进入他俩有性感愉悦的热烈的马拉松式关系，他们受性欲支配生活在一起，并于1965年在拉斯维加斯结婚。
在影片《游戏结束》（1965）中，维迪姆当导演，让她扮演一位年迈的亿万富翁的年轻新娘；在维迪姆最富有国际影响的影片《芭芭莱丽亚》（1968）中，简扮演一位情欲古怪的空中小姐，这是一部科幻怪诞片，由此决定了简持续多年的性猫形象。芳达的形象对于维迪姆对奇思怪想的无穷需求及其挑衅性生活风格是个重要因素。在这段时间，维迪姆将女人带回家进行三人姘居，以及各种各样的乖僻想法来满足他巨大的性胃口。《芭芭莱丽亚》及这段时间，有种露骨的模式，被维迪姆称为他们的性自由阶段，而芳达后来称之为她的性剥削阶段（安德森，1990）。
在维达姆作出种种轻率行为和在拍片时，芳达与美国保持联系，她在《凯特·贝娄》中扮演战火前线的学校老师（1965），另一部票房收入较高的成功影片是耐尔·西蒙执导，她与罗伯特·莱德福德合演的影片《赤脚在公园》（1967），她在下述影片中保持了这种热头：《追逐》（1966）《匆匆的黄昏》（1967）和《无论哪个星期三》（1967）。在1968年初去阿尔卑斯山滑雪时，芳达怀孕后，于1968年9月28日生下女儿维尼莎。怀孕不仅改变了她身体，还改变了她情感世界，还将改变她生活，也是她与维迪姆婚姻结束的序幕。怀孕时她变成另一个女人，芳达后来回忆说怀孕改变了她，她说：“我的害怕、我的焦虑……都消失了，我终于明白，我们赋以人类予生命，不是要让他成为B—52炸弹下的炮灰，也不是让他成为纳粹的阶下囚，更不是让他成为社会不公平的牺牲品。当她（维莎）出世——我的孩子——就如同阳光降临，我感到完满，我变得自由”。芳达回到美国拍摄电影，《射马》（1969）并宣称：“我是个革命派妇女”。没有多少人明白这一宣言的意思，芳达自己也不明白。
在越南战争期间，当与欧洲朋友们争论时，芳达是保美派，在影片《射马》中，她的朋友沙龙·泰特被杀时，芳达经历了一次变态。不久，芳达与一群朋友在加尔各答旅行，被那儿忍饥挨饿的孩子和巨大的贫富悬殊所震惊，当她1969年元旦那晚在纽约机场下机，被告知因影片《射马》而荣获纽约电影评论奖最佳女演员称号时，她说影片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最有力的控诉”。芳达已走到另一头，成为完全的政治行动主义者。
芳达在1970年情人节时告诉维达姆她要离开他，她留下女儿维莎让他照料，自己立即加入新左派行动，支持黑豹党和美国印第安人好战分子的各种事业。芳达自己出钱组织多次全国性游行示威抗议活动，她后来说：“在游行时我是个自由主义者，结束时是个激进分子”。她不久便组织反对越南之战的运动并声称：“由于我在影片中成名，我更有力量——我要利用这点”。她做到了，芳达有几百万美元财产，其中包括自己赚取的和母亲的遗产，她将此用于接下去5年作为政治和社会行动主义者的开销，以及20年后资助汤姆·海顿进步的民主主义运动，总数达几百万美元。
简·芳达是个被列入尼克松臭名昭著的“敌人册”中的一人，被冠以“无政府主义者”罪名，被美国中央情报局（FBI）看作美国的反政府敌人，6个秘密情报人员授命在她女儿幼儿园处监视，她无论走到哪儿，都遭到FBI的骚扰和纠缠，她不断受到恐吓威胁。由于一起诬告案，说她所用的镇静剂和维他命片是毒品制成的药片，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海关，在她从加拿大出游日来后甚至将她关进监狱。这些持续不断的骚扰，最后使她上诉控告他们的暴政、高压政治违背了第1、第4、第5和第9条法规，她说：“正是这么些织组机构试图损害我的信誉……让像我这样反对尼克松政府的人看上去是不负责任、危险和恶语咒骂的人”（安德森，1990，P298）。
1971年，芳达从社会事业中抽空脱身，参加电影拍摄，使她重新回到了好莱摄影棚的聚光灯下。《克鲁特》讲述一位妓女受到一位同性恋杀人狂的危胁，芳达在片中扮演布丽·丹尼尔，由于她充满激情刻画布丽一角，荣获了最佳女演员称号，《纽约人》杂志的保林·科尔写道：“她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表演的顶点，即使是在最大的特写镜头下也不会泄露出一丝虚假的痕迹”。在她参加政治行动主义活动，造成与好莱坞长达4年的隔阂之前，简还参加了与多纳德·苏斯兰德合演的影片《提秤布鲁斯》（1973）。值得提到的一件趣事是，芳达最有挑衅性和扣动人心的表演都是她情绪激昂地反对越南战争时期的作品，《射马》和《克鲁特》都是这一时期的作
1972年7月，芳达在访问北越南时获得“河内简”的绰号，她那时作了几次无线电广扬，她敦促美国空军停止轰炸北越，她这一举动激起了美国国会鹰派人士的愤慨，受到马里兰和科罗拉多州议会立法部的指责，议会中有些人还想以反叛罪起诉她，曼彻斯特《同盟领导者》载文建议，若起诉成立，要将她处决。在这段激进时期，简遇见了汤姆·海顿，成为他民主社会主义形象的感情上和躯体上的俘虏。
到1976年，简感到由于水门事件，社会气候已大大改变，她回到制片厂拍摄电影《与迪克和简一起玩》，她主演乔治·西格尔，后又拍摄《朱丽亚》（1977）。她卷土重返好莱坞，于1977年建立自己的制片公司，她头两部片子大获成功，即《回家》（1978）和《中国综合症》（1979），与丽莉·汤姆林和多丽·珀顿合演的《九点到五点》（1980）赢得极高的票房收入。她制作的影片《金色池塘》（1981）同样极其成功，她称这是她的“最丰厚的职业经历”，他父亲在临去世前出演了书中角色，亨利在他众多影幕形象中首次，也是唯—一次获奥斯卡奖，4个月后便去世，这是芳达第二部突破1亿美元的影片。有意思的是，拍片的直接动机是为他父亲退出电影界留念。
向健美进军
在越南之战结束后，芳达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