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世界的13位女性 作者:吉恩·n.兰德勒姆-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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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健美进军
在越南之战结束后，芳达踏入崭新的领域——健康和健美业，这是转向实业界、也是她过去生活的180度大转变。然而，她胸有成竹，因为她总是倾注于保持自己体态健美，决定写这方面的专著，开设一系列制片厂，制造音像带，尽管这种向商界的挺进看似怪诞，与她一向的反经商立场大相径庭，但从她创造和革新本能的需要概念来看，还是能够理解的。这岂止是一条道路，而是她极其擅长的一个领域，这简直可以算个神话，她是在40岁时进入商界的。像她这样一位注重仪表和体态的女性，潜意识决定要让全世界都明白，健美不一定与年龄有关。这一微妙之处便是她一举成功的奥秘所在。
芳达于1979年在贝弗利山建立第一个体锻工作室，并在西海岸其他城市建立了四个俱乐部，她在有些场所传授体育锻炼，1981年写成图片书《芳达体育锻炼》，截止1986年售出200万册，第一年在西蒙和舒斯特公司出版时，赚取惊人的2000万美元。芳达还写了许多书，但她巨大的商业成功来源于现在闻名的健美像带的销售。芳达通过家庭指导带来传播健美知识，从而革命了像带业。在芳达的健美像带之前，录像带一般仅供出租，从没有被认为可以销售谋利。当问及她何以能以健美创业商获得成功时，她说：“对于经商，我了解得并不多，这个念头像闪电一样呈现，我的许多主意都是这样形成的（她是直觉者），我真正了解的唯一的事情是变得健康和健美，我知道我在这方面绝对使人信任，所以决定凭此经商”。她的可信性在于她年过40依然体态健美、精力旺盛，在她50岁时，她有三盘锻炼带列入《广告》杂志前20位。芳达继续证实自己健美业的知识：“我像其他许多妇女一样，能为别人提供她们和我自己想要的东西。因为，25年来，我坚持舞蹈训练课，我看到有那么多妇女和我一样，她们进行严格的训练，并不是想成为专业舞蹈演员，而是想改变体型”。
在踏入健美业的头两年，芳达赚取2000万美元。强调持之以恒的刻苦训练，使《体育锻炼》一书在第一年销售1800万册。她深信汤姆·海顿能进入白宫，将体锻业经营所得的所有利润支持他进行民主主义的竞选活动。这是送给自己乐意的一份礼物，她总是这样情感上和经济上奉献自己内在深信的东西，不管这对她代价有多大。到80年代末，芳达像带和健美业开始每年净获3500万美元。在简和汤姆1989年分手时，她另外给他1000万美元，与她在80年代捐献给他事业的数目相比，实在不足道。芳达在离婚时还有6000万美元，但认为自己是合算的，1000万美元是她慷慨的表现。
气质：直觉—思维者
芳达是个完美主义者，无论是演戏、爱情、革命行动和创业，她都专注于成为最佳者。她智商132，算得上聪明，但并不突出。芳达只不过是个独立而自我充实丰富的女性，从不怕踏入无人问津之地。她是个有叛逆精神的反偶像崇拜者，从不怕与众不同，而更喜欢向矛盾挑战。然而，正是这种革新精神使她独特而获得成功。芳达总是迷恋强壮的男人，这是潜意识地想获得从未曾从她那强壮而冷漠的父亲那儿得到的爱，她发现在她与别人关系中，往往她更强壮，而不是他们。她说：“如果你是个强健、著名的女人，找到一个不被吓倒的男人很不容易”，她已找到了声名显赫而富有权势的泰德·特纳。
在迈尔斯—布里格斯个性表上，简·芳达是个外向—直觉型—思维—判断者，她具有典型的普罗米修斯精神，能看到生活中的大场景和可能性，以理智、定构的方式对待事物。她的能量来源于外部世界的人和事，难怪她常常热心于社会问题。在展现新计划时，芳达往往表现出格，她具有极大的专注和集中力量，本能性地追求完美，也就是说，她的创造力来源于内在的能量深井，一旦她致力于一个概念，其能源没有穷尽。她是个创造幻想家，最严格地符合着韦伯斯特字典的定义；具有：“将新概念变为现实的巨大能力”。
在她达到顶峰的征途中，芳达有许多人物偶像，第一位是她的父亲。亨利·芳达是家中的核心，她总是对他每句话都言听计从。芳达说：“我敬畏我的父亲”。凯瑟琳·赫本是她早年的女性榜样，在少年时代，她被继母，亨利的第三任妻子，苏珊·布兰查德深深吸引。在大学刚出来的那段时间，李·斯特劳斯伯格成为她老师和情人，接着是安德里斯·伏特西尼斯，与后者维持了3年关系。芳达的三个丈夫都是她的老师和想象的父亲人物：维迪姆是她性的老师，海顿是她的意识思想老师，特纳是她的权力老师。芳达现在在年过半百时，决定模仿凯瑟琳·赫本，她告诉《时髦》杂志的吉尼丝·凯普兰说：“我年纪大时，赫本是个很重要的模范”。
家庭和事业
表面看来芳达两者兼有——家庭和事业，然而，她处理家庭、事业和社会活动的努力充满着牺牲。首先是她的女儿维莎，在她投身于社会政治事业的激烈运动时，把女儿留给了维迪姆，其次是她的婚姻，在她致力于遍及美国的社会良知运动之行时，她与维迪姆离婚。芳达得到了许多有哺育本能和事业取向压力的女性同样程度的成功，但增添了政治活动和创业利益，使自己的生活更复杂。
越南战争成为芳达个人生活中一个主要障碍，在第一次怀孕时，她积极投身于反战的政治活动，这种分心一直持续到她与汤姆·海顿结婚初期，她生了个男孩，取名与爱尔兰反叛者特洛埃·奥得诺凡·夏略蒂一样。在她与汤姆·海顿一起从事社会主义事业奋斗时，她将两个孩子交给别人照料和送入寄宿学校。拍电影也是件分心的事，但像国际旅行和与制度作战那么严重。
在孩子进入青春期前，她又踏上了健美俱乐部创业者、健美作家和体锻像带监制者的新事业；令人惊讶的是，她同时开始建立电影制片公司IPC，来拍自己的电影。芳达多方面的活动才能让她陷于困境，换言之，她拍片、制作电影、为丈夫竞选加利福尼亚议员作宣传、建立健美帝国，而同时试图充当母亲和妻子角色。这种方案有时要有付出，芳达的情况是，她不能像许多不工作的母亲那样，能与孩子实质性地多相处一会。令人吃惊的是，她有时间将任何事都排人紧张的日程表中，她当然要付出代价：对婚姻和家庭沉重的压力。在孩子到上学年龄时，她在1989年与汤姆·海顿离婚。
芳达在叛逆流行之前便是个叛逆者，她在1961年告诉专栏作家海达·赫曾，婚姻是“过时的东西”，并说：“我认为婚姻将过时，成为陈旧之物，我不认为让两个人发誓永远在一起度守余生是符合天性的事”。在巴黎与罗杰·维迪姆进入各种生活方式关系时，她便是贯彻这一哲学，只有在她怀孕时，她的判断才不致于那么出格。当她听到社会行动主义呼唤时，便于1970年离开维达姆。1971年遇到海顿，他是芝加哥七名人之一，民主社会学生组织创建者之一，1972年7月4日，他们生下了男孩特洛埃·奥德诺凡·夏略蒂，取这名字是为了纪念爱尔兰英雄。特洛埃上高中时，他俩离婚，简向他保证，在他毕业前绝不结婚。她履行了诺言，直到特洛埃毕业庆典以后，才答应与特纳广播公司的老板泰德·特纳结婚，这表明她始终对于自己不够疼爱的母亲角色有种负疚心理。
在海顿后，芳达与一位年轻的意大利演员保持了一段关系，然后受到特纳的追求。这是怪异而有趣的一对，有类似的家庭历史，有截然相反的世界观、哲学观，他们的政治修养和哲学思想差异如此之大，他们能生活在一起进行有意义的交谈，简直可以说是个奇迹，他俩共同的优势是具有相同的气质、强烈的社会良知和创业天才。
芳达在1991年54岁生日时，与比她年轻而更有权势的泰德·特纳结婚，她立即退出电影事业，说：“泰德·特纳不是那种你能弃之不顾、干自己事情的男人，他需要你一直在那儿”。她与一个生活方式和个性有趣地与她自己相似的男人共同生活，他们的背景和个性特征相似得让人难以置信。商人都有位以骇人方式自杀的父母，两人都在单性学校受教育，童年频繁迁移，都是两孩子中的长于，他俩有个自谋其生的父亲，两人都曾在一段时间用药品和镇静剂（他是个锂疯狂沉溺者，她是个厌食症者，每天食用60至100片维他命另加镇静剂），俩人都对生态学感兴趣，喜欢户外活动，在相遇前都拥有牧场，他们还有相同的气质。事实比小说还奇特。
根据心理分析学家荣格和阿德勒的理论，对立面互相吸引，我却深信：对立面很少能在一起，就在于吸引他们的那个因素——他们的差异，这两个创业天才凝聚力是他们相同的普罗米修斯气质，他们有梅叶斯·布里格斯个性表中相容的个性形式——直觉型思维判断者，他们都是让他们感到极不安全父母的制成品，都是叛逆的革新者，他们都爱骑马和户外活动，正是这点养育了他们的社会良知。
芳达比特纳更具可塑性和活力。她能将自己个性塑造成自己那时认为是正确的形式，多年来反复多次如此，每过十年改变一次哲学观。一系列悖论萦绕着他们的关系，令人想起荣格的同步发生理论，简和特纳都是有特权的孩子，在成长期许多年里单独生活在寄宿学校；简借助骑马排遣童年生活的不快乐，泰德则靠帆船；两人都有个主导影响的父亲，培养一种爱／恨关系；还令人惊奇的是，两人都有一位因不能承受个人生活不幸的沮丧而死于暴力自杀的父或母。芳达和特纳都是积极的反叛者，各自从有名的新英格兰学院退学；芳达在维莎，特纳在布朗大学都过着放荡生活，两人都将大学时光用于情欲满足，征服尽可能多的异性来拚命寻求新的完满；两人都沉溺于药品和片剂，简是个长达23年的厌食症患者，泰德是个疯狂的抑郁症者；她着魔，他痴迷；他俩都是能量的化身，被一种取得卓越成就的潜意识需求所驱动。
书中写道简有一系列个人生活，同时又从事多方面的事业生活；尽管她的事业取得杰出成就，她个人生活的成功如何就很难讲清。1984年她对《流行》杂志承认道：“说句老实话，如果没有钱，我根本没办法做好任何事情，我有钱让人照料孩子，我不在时让人接送学校，在家烧晚饭”。芳达的意思是说你有可能二者兼顾，但你最好能成功得足以付得起钱。自从遇见特纳后，她改变了主意。1993年9月她告诉“黄金时代生活”的南希·克林斯：“我不能想象，将来是否还有任何片子值得让我放弃与泰德在一起3个月的生活……娱乐事业对婚姻生活会造成困难……泰德在开始时说，缩减一半你所做的事，我做到了，然后他在6个月之后又说，再减一半，我也做到了。”
生活危机
芳达早年不断迁居生活在海滨两岸，这教会她应付崭新的、陌生环境，她在许多女子学校学习，让她在年轻时有许多女性模范实习机会。在加利福尼亚、康涅狄克和纽约的寄宿学校，使她学会自我充实和独立自主，她不断去争得感情冷漠的父亲的爱，童年时受到感情不正常的母亲的折磨。即使如此，小小的简女士还是被朋友和亲戚当女皇般宠爱，这无形中培养了她的自尊，这是许多伟大创造天才的共同之处。芳达因为母亲“不是真正爱她”，承认自己并不喜欢母亲。由于父亲的冷漠，缺乏母亲的关怀，简变得极想取得卓越成就。
芳达11岁时母亲精神崩渍，被送人精神康复院，她最后在那儿自杀身亡，这一危机塑造着芳达的性格。这令她有种负罪感，并注入了一种永不满足的驱动力追求完美、取得卓越成就，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导致简20年与厌食症抗争。在她母亲拼命喊叫他们时，她充当魁首策划弟弟彼特一起躲藏母亲，当她母亲的护士说必须离开时，弗兰西丝说：“不，我必须和她谈谈”，一小时后，母亲哭叫着简的名字，沮丧地离开了房间，一去不复返，两天之后，1949年4月14日，弗兰西斯·芳达割喉自尽。简听到母亲去世消息时无动于衷，而彼特泣不成声，简藏匿自己的感情，而内心为自己对母亲的恶劣态度深感负疚，这显然激起芳达长期与厌食症搏斗。根据芳达的朋友布鲁克·哈沃德说，这导致她多年晚上做恶梦，她说在少年时代芳达的“大声尖叫持续几小时”。
前面提到，在母亲去世后不久，彼特·芳达几乎自尽，在父亲与苏珊·布兰查德新婚后第一天，说是枪不小心走火打中了自己，连续4天生命垂危。芳达为彼特的生命担忧，但与彼特不同，却为父亲的新婚感到高兴。简和彼特很亲密，但与父母的关系有根本区别。彼特后来说：“她以一切方式来引起父亲的注意，从维莎出走，在巴黎做一系列放荡越轨的事，她声称去那儿学艺术，却在这放荡不羁的花花世界与超级花花公子厮混”。芳达从来未从母亲去世的负罪感中解脱，这驱使她成为着魔般的完美主义者。看来早年的危机成为她以后创造力之母，并注入一种信念使她致力于成为最优秀者。
背道而驰的革新者和成功
叛逆地寻求事业终于在越南战争时得以实现，但她同样致力于纠正社会不公平的行动，涉及美国印第安人问题、黑人问题、女权主义事业和种族歧视。芳达用她对待电影的同样热情，从事政治活动主义事业，她凭借自己的公众知名度和经济实力来追求自由和平等，她是唯一拥有自己新闻机构的政治行动主义者，她借此传播她的事业影响。
激进的芳达之所以同意拍摄影片《射马》，是因为这被看作美国第一部存在主义的小说，根据一位名气不亚于阿尔伯特·卡默斯的人作品改编，这足以证明她的眼光和反叛个性。芳达在商界和艺术领域的成功，都是由于她感情投入和本能的内在知识，她最成功的影片是她个人制作并出钱拍摄的《回家》、《中国综合症》、《九点到五点》、《金色地塘》和《玩偶之家》，然后芳达转向健美商业，这也是她个人熟识而且有感情投入的领域，因而也取得杰出成就，尽管行家们曾预言她会失败。两个领域的创业都名利双收，既为她赢得丰厚钱财，又在艺术上获得极大成功。
芳达为自己的叛逆行为付出了极大代价，她描述道：
我被跟踪，被威吓。FBI在不发传票的情况下，冻结了我的银行存折，
我的家被抄，电话被窃听。FBI后来向我道歉了。我基本的权力受到侵犯
……那时他们称我是极端分子。那是个极端的年代，那些人使用当时看来
是合适的方法（《时髦》，1984）。
为了澄清自己，为自己河内广播讨个公道，芳达答应在1988年6月17日接受芭芭拉·沃特斯的电视采访，她告诉芭芭拉：“我试图结束血腥屠杀，结束战争，但我也有考虑欠周，不够关心的时候，我为伤害了他们＇越南美国兵＇深感抱歉，我向他们及家人表示歉意”。简继续告诉芭芭拉·沃特斯：“我卸下自由主义者的装束，而却成为一个激进分子”。她强调这并非她的本意。即使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