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世界的13位女性 作者:吉恩·n.兰德勒姆-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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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方面发生变化。斯坦内姆无疑是典型的女创造天才。

　　职业背景

　　在印度完成一年奖学金学习后，斯坦内姆第一份工作是独立研究服务部的助理主任，这家在波斯顿的组织是为中央情报局服务的，这成为斯坦内姆在70年代被人议论的话柄。在这工作后，斯坦内姆在1960年来到纽约市，开始写作生涯。她第一篇文章是在《先生》杂志上的“贝蒂女生的道德两难”，文章最后一句声称：“避孕药物发展的真正危机，可能是在妇女角色变化加剧的同时，没有相应的男性对这种角色的态度变化”。斯坦内姆当时还不是女权主义者，而仅仅是一位有社会良知的思想犀利的采访者。

　　在60年代早期，斯坦内姆成为纽约一位自由撰稿人，专门采访社会名流，这一角色成为她最后充当向社会权贵提出妇女问题角色的最好训练。斯坦内姆采访这些人，为《先生》、《魅力》、《时髦》、《纽约时代》、《世界主义者》、《麦考尔》和许多其他刊物写文章，她的风度、魅力、知识性修养和迷人的气质，使她在需要敏捷思维的采访领域大获成功，她专访了芭芭拉·史苹珊，杰姆斯·鲍德曼和约翰·列农，与许多她采访过的权贵名士交了朋友，保持缉常联系的人有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和纽约市长林德塞。

　　斯坦内姆在60年代初为花花公子俱乐部写了标题文章，这是她首次向性别歧视和女权问题领域发起进攻。她的故事“我是个花花女郎”发表在1963年而现已停刊的《电影》杂志上。其中揭示了色情主义的环境使花花女郎不得不起作用。斯坦内拇指出这一事实，色情女郎们生计窘困，受到客户和介绍人的双重剥削。斯坦内姆在1963年写了第一本书《海滩论丛》，是部描述太阳崇拜艺术的没多少意义的作品。1964—1965年，她又为NBC写剧本《那便是那样的一周》。到了1968年，斯坦内姆发生了根本的哲学观改变，从轻松的电影界转到严肃的政治问题，克莱·福克给她一个周性栏目“城市政治”，为他自己的新杂志《纽约》提供稿源，这成为斯坦内姆最终转成政治行动分子的渠道。为了给自己的栏目搜集情节，而不是有意寻求激进内容，斯坦内姆参了一个名为“红筹股”的纽约妇女解放小组，她们正筹划抗议1968年纽约阿尔巴尼的流产听证会，这种人类的痛苦经历是她终生的创痛，她说她第一次认识到这是“制度”问题，而绝非“个人”过失。她说：“我曾一直认为我的个人问题和经历是自己造成的，不属于更大的政治问题的一部分”，她的顿悟使她认识到黑人、印第安人、女人和移民工人所受的种种歧视和不平等待遇。

　　斯坦内姆的顿悟使她将新闻宣传与政治行动主义相结合，她不久加入在加州穷人队伍的移民工人组织西沙、查维兹，是政治行动主义者法律保护委员会和共产主义者安杰拉·戴维斯的财务管理人，支持美国圣尤琴斯·麦卡锡为争取1968年总统候选人提名进行的暴力运动、支持作家诺曼·麦勒竞选纽约市长职位。其后，斯坦内姆写了篇文章，“黑权之后，妇女解放”，发生了从倾向阵营成员和“知识型鸡尾背景女性”，转变为有报复行动的女权运动领袖，斯坦内姆新交的朋友有国会议员贝拉·阿布朱格和雪莱·切索姆，妇女行动主义分子和作家贝莱·弗莱丹。

　　1971年7月，斯坦内姆与阿布朱格、切索姆和弗莱丹一起组建全国妇女政治政策委员会，鼓励妇女竞选政府职位。她随后又成为妇女行动同盟的创建人，这是安置非白种人非中产阶级男女与社会、经济中歧视作斗争的机构。斯坦内姆的领导地位这么快地立足是由于她多方面、高层次的形象，就事论事进行写作、演讲和组织运动。1971年《新闻周刊》称斯坦内姆是“集美貌、优雅和成功于一身的解放女性”。在70年代早期纽约流产听证事件时，一位修女和14个男人为一个妇女是否应该允许对意外怀孕进行流产来论证，而没有一位当事者女性被邀请在听证会上发表这一纯粹“妇女问题”的意见，这触及了斯坦内姆的痛处，她挺身而出，出来代表那些想流产或已流产过的妇女的利益。斯坦内姆自己在从史密斯学院毕业，去印度前流过产，她从不愿提及自己生活中这一隐私，但内省性的社会良知使她勇于暴露自己最深的隐私，听证会首次将她流产的经历公布于众，这使斯坦内姆从情感上和理智上成为成功的女权运动者。

　　斯坦内姆在大学时期，尤其是她在印度逗留期间，形成了自己社会价值方面的基本观点和信仰。她曾参加了印度社会动乱时期的“激进人文主义”小组。斯坦内姆基本价值是人人平等，使她在60年代时成为公民权益问题热心的“要素主义者”。斯坦内姆的价值从来不曾改变，但她的事业重心在1960年至1975年之间发生了剧烈变化，60年代时期，斯坦内姆的事业偏重次序是：

　　1．美国黑人的公民权利；

　　2．结束越战；

　　3．帮助穷人；

　　4．妇女权力。

　　请注意，在动荡的60年代她的“倾向阶段”，妇女权利排在事业最后。在这早期阶段，斯坦内姆具有强烈的社会良知，直到流产事件出现和70年代平等权力的修改案，才唤醒她这些纯妇女事业的敏感神经，使她把妇女问题列为自己事业的首位，这些事件改变了她的侧重方向。斯坦内姆在七、八十年代具有女权主义们向：

　　1．妇女在生育问题上的自由；

　　2．根据妇女传统职业习惯，尊重和平衡妇女事业与家庭关系；

　　3．夫妻双方共商内政，使妇女在家庭中享有更多的民主权利；

　　4．将政治问题与文化传统分开，保证有关妇女的生活和问题像男子一样受重视。

　　在1970年斯坦内姆领导为妇女平等权益罢工时，她成为真正的女权主义行动分子，仅她成为妇女行动同盟创建人，以及1971年旨在帮助贝拉·阿布朱格和雪莱·切索姆竞选的全国妇女政策委员会。在这些运动的早期阶段，斯坦内姆为她们的政治行动纲领写了许多皙学文章，她条理清晰和引人入胜的表述使她一举成名，成为女权主义运动的越级明星。

　　斯坦内姆的一举成名反过来又给她动力，支持她在1972年创办《女士先生》杂志，这份杂志使她能通过全球范围销售网络交流自己女权主义运动哲学的纲领。她从一位华而不实的口头革命者成为受欺压的主妇和受歧视的女工们锐意而具影响的榜样，斯坦内姆也从一位自由撰稿人成为宣传者、示威者、新闻人物和政治行动主义分子。

　　斯坦内姆共建、编辑《女士先生》杂志并写稿子，这份杂志在克莱·福克帮助下于1971年12月创刊，他出资出版第一期，作为自己《纽约》杂志的妇女专题补充刊物，然后，华纳交流公司投资100万美元。在1972年第一期中，有整页篇幅，由55位有过流产经历的著名妇女，包括斯坦内姆签名的流产合法化请求书，封面上赫然刊登一位女名人，《女士先生》杂志使斯坦内姆成为女权主义运动领袖。第一期在8天内销售30万册，成为各地妇女中知名度很高的刊物。截止1972年夏天，杂志刊登了许多文章，如“从性培养谈起”，“为什么妇女害怕成功”，“女人能爱女人吗？”到了70年代中叶，每期的读者增加到50万，成为女权主义运动的标志刊物。

　　《女士先生》一举成名，使斯坦内姆成为全国知名人士以及“女权主义运动的开山鼻祖”。她有着绝对发言权，并应邀为许多妇女组织撰写纲领和目标。在这段时期，她为雪莱·切索姆和贝拉·阿布朱格写竞选口号，而设计了旨在交流女权主义事业哲学的许多有趣的口号：

　　“如果男人能怀孕，流产会成为一件圣品”；

　　“问题不在于我们所作出选择，关键是作出选择的权力”；

　　“妇女有生育方面自由”；

　　“真正的智慧来自消化良好的生活经历”；

　　“自由选择是爱的真谛”；

　　“妇女不能用迷惑来赢得伴侣”。

　　《女士先生》在女权运动各自流派争执中首当其冲。左翼分子和女同性恋派斥责杂志与70年代国会通过的平等权力修正案同流合污。这一修正案没有在众议院通过，但由这一争端事件引发的意识形态分歧，导致了女权主义运动内部的分裂。根据《纽约时代》的报导，激进派斥责斯坦内姆和她的杂志是“背靠小资产阶级妇女情调的传声筒”。斯坦内姆的领导地位发发可危。

　　斯坦内姆所创的《女士先生》是“妇女生、妇女有、妇女为”，上面没有流行时装，佳肴食谱和化妆品技巧，她写的文章是关于面临平衡工作和家庭窘境的上班妇女，妇女性方面和医疗方面的问题，妇女教育问题。《女士先生》免税经营的动荡日于一直持续到1987年，一家澳大利亚的大传播公司集团约翰·法尔法克斯公司在它创立15年之际，以1500万美元获得了杂志经营权，斯坦内姆被聘为顾问5年，协助新老板编辑，继续谈论女权主义事业，她继续成为杂志的撰稿人，1993年杂志成为季刊。

　　个人生活历史

　　格洛丽亚·斯坦内姆于1934年3月25日出生于俄亥俄州特拉多，是鲁斯和李·斯坦内姆的二女儿，她姐姐苏珊娜比她大8岁，在生活中更像个老师／家长而不像姐妹。格洛丽亚·斯坦内姆保持着与哥达·梅相似的姐妹关系，她俩都在高中最后几年与姐姐同住，格洛丽亚是在华盛顿特区。格洛丽亚的母亲是位受过良好教育（奥伯林学院）的新教徒，她的母亲保琳在本世纪初是俄亥俄州特拉多地区的女权主义运动领袖。李拥有并经营着特拉多“海滩彼尔”夏季俱乐部，接着他又在密歇根、弗罗里达、加利福尼亚四处走动，买卖古董。格洛丽亚在成长阶段跟着爸爸四处旅游，在许多学校所呆的时间不超过两周。格洛丽亚母亲大部分时候情绪躁乱，这段时间一直呆在特拉多。这是格洛丽亚最开心的一段日子，她和父亲可以常去看电影，共同吃喝，过着自由、轻快的旅行生活。

　　她11岁时，父母离婚，从此格洛丽亚的生活急剧改变。她的父亲是威利·劳曼似的自由精神者，喜欢说自己的办公室就是他的帽子。他对自由的追求方式看来已深深影响了格洛丽亚，因为她在生活中也竭力回避固定的职业、伴侣和组织，她一生都在巧妙地躲避一个固定的位置和恋爱对像，她看来致力于保持不受任何束缚的自由，甚至不夹杂丝毫的传统和规矩束缚。她常说：“我并不想知道下周我会挣多少钱，或者是明年我要有两星期的休假”。

　　早年跟随四处巡游的父亲的迁居生活，使格洛丽亚学会处置新环境，这是革新幻想家早年生活中的关键因素。11岁时，她与母亲在苏珊娜就读的史密斯学院附近生活了一年。在她与父亲到处旅游的时候，格洛丽亚从没像一般女孩那样好好上学，她正式进校学习是在父母分离后，她上了舞蹈学校六年级，她那时想通过跳舞离开特拉多。格洛丽亚在当地爱尔克斯俱乐部跳舞，赢得了当地电视舞蹈比赛。她说：“我知道自己独特，各种思维主张缠绕着我，我躲进书堆，进入幻想，我生活在自己的头脑思想中”。路意莎·梅·奥考特的《小妇人》是她最喜欢的书，奥考特则成为她的榜样。在父亲搬到加利福尼亚后，格洛丽亚得照料神智不清的母亲，她通过幻想来解脱这种难受的生活，她说她希望自己是被领养的，她真正的父母会来把她带走。由于母亲精神病和父亲离家，她常常梦想自己成为纽约的一名摇滚舞星（这与麦当娜情形相类似）。

　　在格洛丽亚父亲和母亲离婚后，她成为母亲鲁丝的照料者。由于“焦虑神经症”，母亲变得越来越病态，这给格洛丽亚留下永久的印象。在以后的生活中，她以被迫照料母亲借口不生孩子，她不得不将美好的青春用于眼侍照料母亲的生活，她真受够了。1952年，格洛丽亚·斯坦内姆从华盛顿特区西部中等学校毕业，她姐姐让格洛丽亚到史密斯学院学习。斯坦内姆品学兼优，于195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史密斯的政治学系。

　　在毕业后，斯坦内姆接受了两年期的印度学习奖学金，以逃避与大学恋人布莱尔结婚。在以后20年中，她不断重复这一剧情，逃避多次婚姻。在印度时，斯坦内姆在加尔各答和德里大学学习，她加入一个争取财富分配平等而战斗的小组，从此开始激进事业生活。在几年前使特蕾莎嬷嬷深受震惊的印度贫困，在15年后同样启示着简·芳达的言行，而现在也深深震动着年轻的格洛丽亚。她与“激进人文主义者”一起游行，写着自由评述文章和印度概览书《一千个印度人》。她谈到自己这段经历说：“印度有太多的人，太多的动物，太多的传统和太多的神——一切都太多了”。

　　正是在印度，当斯坦内姆注意到“阶层”和“民众”的不同，首次燃起了她的政治热情。她回到美国后说：“我发现自己是在白人聚居区——比如，在史密斯学院没有一个黑人女孩——回想起来令人愤慨。我回到家，充满讨伐开战的激情，是让这个国家［美国］认识到在亚洲发生的事情”（亨利和塔兹，1987）。

　　气质：直觉—思维者

　　格洛丽亚·斯坦内姆是个有普罗米修斯气质（直觉思维者）的内向者，她以右脑理性方式感知世界，她是个典型的透过树丛见森林的幻想家。斯坦内姆关注生活的可能性，她是个有长期生活观的理智型好问者，她的宏观视野使她在形式和原则方面都超前，她的个性类型使她不热衷于权威：能力是她成功的唯一因素。她也集中了所有伟大创造者、创业者和革新者的行为。

　　斯坦内姆吸取了父亲的自由精神，在个人生活和事业生活中都避免与国家挂钩。她又从母亲那儿吸取崇拜教育和知识的敏感和雄性激素女性形象，她的反抗和异端天性看来来源于有教养父亲的宽容培养，他们待她如成人。在她一本关心自尊的书《来自内源的革命》（1993）中，斯坦内姆说：“我父亲从不信奉任何形式的训斥、棒击和责骂”，她还说，这一点：“帮助我成为反叛者”。这种早期培养，形成了不怕否认权威的性格，斯坦内姆承认，自己的大胆来源于童年培养。

　　“我想这一点正是成长的确切含义——逐渐学会冒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风险。当能容易地——有益地——看到孩子冒险倾向得以增长时，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一过程将持续终生”（《世界主义者》，1989）。

　　斯坦内姆以质量式，而非数量方法行事，她结合两者，以偏向于理性的或“思考的”方法作决策，这与大多数妇女习惯采用的“感情”方式不同，这将斯坦内姆归入少数人（25％）行列，因为美国75％的妇女倾向用“感情”方法处理困难问题。她喜欢以定构设置的而非即兴所致的方法处置生活；也就是说，她情愿做出决策后推行，而不是让问题悬而未决。格洛丽亚内向一直觉型一思维一判断者个性，在美国人口中只有1％，使她成为迈尔斯一布里格斯个性类别中真正的少数型人群。

　　斯坦内姆无所畏惧和勇于面对未知逆境冒风险的精神，使她成为叛逆者，她总是愿意冒着自我形象、自尊和个人事务的风险去为事业而战。在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