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知识分子-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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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些斗争中，教学内容又出现了什么变化呢？它为一个双重的发展所取代，这一发展使得经院哲学与人文主义之间的关系变得较易理解，二者的互相对立得到解释，并在这一理智的激烈论争中阐明从经院哲学向人文主义的过渡。
经院哲学的僵化
尽管有一些有趣的革新尝试，尽管有库萨的尼古拉的思想体系，他想把传统同新的需要协调一致，经院哲学仍然没有活力。它还进一步自相戕害。一方面有那些“古典派”，他们现在毫无生气，是理念化的亚里士多德和圣托马斯的信徒。另一方面有“现代派”，他们聚集在由奥卡姆倡导的唯名论的旗帜下。但他们仍在研究形式逻辑，无休无止地为词语的定义绞尽脑汁，拘泥于矫揉造作的分类和再分类，束缚在“术语学”之中。“古典派”在1474年敦促路易十一通过在1471年就已废除的公告，宣布禁止后者的学说与书籍。“现代派”中最活跃的是司各特分子，他们徒劳地试图把一种愈加拘泥文字的批判主义和一种愈加含混不清的信仰主义唯意志论 调和为一体。他们是伊拉斯谟与拉伯雷最喜欢嘲弄的对象，伊拉斯谟与拉伯雷把司各特分子当作经院哲学的化身，对他们大加讽刺与挖苦。此外，拉伯雷通过在年轻的庞大固埃在圣维克多图书馆翻阅的诙谐的目录中，把他们视为一丘之貉。在那里，按各种各样的次序被当成笑柄的有：“唯名论的十分机智的宣扬老”托马斯·布里考， 1490年以后巴黎司各特主义的首领彼埃尔·塔特莱，托马斯主义的革新者彼埃尔·克劳卡尔，以及声名狼藉的奥卡姆主义者诺埃尔·贝蒂尔，让·迈尔（麦约尔）和雅克·阿尔芒。
维庸也取笑经院哲学的咬文嚼字，他那心不在焉的耳朵，倒比那些在索邦神学院的课堂上只听见词句空洞声响的人管用。
我正要结束。在烛光下
我正好写出了最后的几页。
夜色来临，从索邦那里。
给我送来了钟声。
它召唤虔诚之徒，准备念
这时刻的“三钟经”。
我准备就绪，起身做祷告，
就像我的心要求我的那样。
这时候，就好像我曾痛饮
罪恶的和有毒的醪醇，
我的整个脑壳昏昏沉沉。
在一半纷乱的思绪里
我看到“记忆”太太
把各种各样边角杂料
——或真的或假的——塞进箱子柜子，
外加别的才智上的东西：
猜想力，评价力，
人们靠它们作出预测；
摹仿力和构形力，
在有些人想问题之前，
先造成了他们的梦游症。
啊，我曾经是个大笨蛋，
花费好几个夜晚，
攻读亚里士多德的废话。
这就是它变质的、漫画式的和腐朽不堪的经院哲学，人文主义者首先排斥它。
大学向人文主义开放
另一方面，大学的教学却向人文主义这一新潮流开放。首先是意大利的大学，经院哲学在那里没有形成像在巴黎和牛津那样的传统，那里古典时代的文学传统保存得更好，并通过罗马时代的更新再次获得了新生命，那里逃避土耳其人迫害的拜占廷学者的到来支持了古希腊文化的再度繁荣。在波伦亚，彼德罗·德·穆格利奥从1371年到1382年讲授修辞学，科卢乔·萨卢塔蒂也在那里作短时间停留。从1424年起，波伦亚大学开始希腊语的教学，费莱佛成功地使一部分原来不感兴趣的大学生为此欢欣鼓舞。最重要的，是1450年至1455年期间，有名的枢机主教贝萨利昂，作为向教皇与校长负责的城市最高长官，改组了波伦亚大学。从此以后，人文学科的学习（studia
humanitatis）就在波伦亚大学不间断地进行着。
帕多瓦大学也许更早完成了向人文主义开放的发展过程，十五世纪同威尼斯的合并，使希腊文化的研究有了极为出色的进展。阿尔多·曼依乔曾对此作了热情报导。在盖利诺、费莱佛、维多里诺·德·费尔特雷之后，拜占廷的流亡学者，像德米特留·恰尔孔蒂拉和马尔克·莫索洛等，继续发扬这一传统。在这里，贝萨利昂的影响比在波伦亚还要深远。
正在出现的领地政权促进了这一潮流。在佛罗伦萨，除了著名的柏拉图研究院，大学里还有卡马尔杜利修会修士昂布罗修及奥里斯帕、盖利诺和费莱佛在讲授西塞罗、德兰斯、琉善、品达、狄摩西尼、普罗丁、普罗克勒斯、斐洛和斯特拉波的著作。自从伦洛佐大公在1472年把佛罗伦萨大学迁移到比萨以后，很快就在那里开设诗学、演说术、数学和天文学的讲席。维斯康提和稍后的斯福查也在帕维亚采取同样的措施，它将在15世纪和意大利战争期间促进同法国保持紧密的联系。在费拉拉，埃斯特家族采取相同的政策，聘请当时研究希腊文化的学术领袖之一西奥多·伽扎，担任费拉拉大学的教授和校长。在罗马的知识界，由于费莱佛，埃诺克·达斯柯利，阿吉罗普洛和西奥多·伽扎讲授的古典文学，充满着同样高涨的热烈情绪。
在牛津和巴黎，人文主义并非不受欢迎；布拉格的情况也是如此。后者在14世纪中期，在查理四世和新建立的布拉格大学周围，形成了一个受意大利影响的——从佩脱拉克直至科拉·第·利恩佐——精选的人文主义圈子。早在14世纪初，在牛津、伦敦和巴黎讲学的尼古拉·特利弗特，就曾评注老塞内加的《诵读集》（Deklamationen）和小塞内加的悲剧，及提图斯－李维的历史著作。最主要的是格洛斯特的亨伏累公爵，在1439年和1443年两次把所藏的大量希腊和拉丁的古典作家及意大利作家的著作赠送给牛津大学，传播了人文主义的精神。牛津大学准备让林纳克、格罗辛、柯莱特与托马斯·摩尔教课。大学还在期待着伊拉斯谟的到来。
法国的第一代人文主义者，蒙特勒伊的约翰、克拉芒斯的尼古拉、贡底尔·柯尔、纪尧姆·费拉斯特尔等同巴黎大学联系在一起。蒙特勒伊的约翰在致纪尧姆·费拉斯特尔的一封信中，把热尔森总监当作人文主义者来赞扬：“……你按照自己的声誉，没有忽略任何值得知道的事情，这我随手就能举出许多例子来证明，而我则一直十分惊奇，你没有追随巴黎大学名望卓著的总监这位有杰出教养的人的道路。在这里我说的不是他的生活，他的品德，或他在基督教或神学理论方面的学养，即你们两人都作出十分优异和极端重要的贡献的领域。我指的是讲述与说服的艺术，它们首先建立在修辞学与演说术的规则上，靠它们人们才掌握了讲述与说服的艺术，如果没有它们，那么表达——我把它看作文化的目标——就会没有效力、空洞、贫乏……”1470年把印刷术介绍到索邦神学院的学会中来的神学家纪尧姆·斐西，是贝萨利昂的一个朋友，他试图把自己对佩脱拉克的钦佩和对圣托马斯传统的尊重融为一体，并盼望柏拉图主义的重新复兴。教会法学院的院长罗伯特·伽奎因，在自己周围聚集一批受佩脱拉克鼓舞的人文主义者，并同佛罗伦萨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讨厌让·斯坦彤克为首的蒙塔古学会野蛮纪律的伊拉斯谟，他在巴黎大学期间仅仅留下了对那里讲授的陈腐的经院哲学的鄙视。但人文学科教师、枢机主教勒莫瓦内学会的教授雅克·勒费佛尔·台塔普勒，在巴黎传播一种形式最纯粹的人文主义，对此人们可以参阅奥古斯坦·雷诺德的出色描写。
虽然人文主义主要攻击的是迂腐僵化的经院哲学，虽然大学成员有时候不由自主地被人文主义所吸引，终究在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对立。
对诗歌与神秘论的回归
人文主义是非常反理性的。它与其说是科学的，不如说是文学的；与其说是崇尚理智的，不如说是崇尚信仰的。人文主义提出“语义学…修辞学”的联姻，作为反对“辩证法…经院哲学”的结合的替代。通过人文主义，原来因其语言和风格不像哲学家而未受阿尔贝都·马格努斯重视的柏拉图重新得到了承认，并且由于柏拉图是位诗人，他被认为是最伟大的哲学家。
尽管勒费佛尔·台塔普勒出版了亚里士多德所著的《尼可玛伦理学》的一个精美版本，但他的心仍为诗人与神秘论者而激动。他的理想是玄思冥想的知识。他出版了《秘藏丛书》——采用马尔希留·费契纽斯的译本——它们是伪托的狄奥尼修斯的著作，弗朗切斯各修会修士莱蒙·卢路的思想录，圣维克多的理查德的神秘主义学说，宾根的圣伊尔德伽和吕斯勃吕克的著作，最后是库萨的尼古拉的著作，他使自己成为博学的无知的信徒。
甚至意大利15世纪文艺复兴初期最严格意义上的人文主义者，严谨的古典语文学家洛伦佐·瓦拉，也于1457年3月7日在罗马多米尼克教堂纪念圣托马斯·阿奎那的布道中，阐明他同托马斯的方法之间的距离：“许多人深信，一个人不懂辩证法形而上学和一般哲学的准则，就不能成为神学家。对此该怎么说呢？我是否该害怕把我的想法完全说出来呢？我赞赏圣托马斯非常细腻的表达方式，我钦佩他的勤奋，我对他学说的丰富多采和完美感到惊愕……但我并不那么赞赏所谓的形而上学；那都是些令人厌烦的知识，人们最好别去研究这种东西，因为它妨碍人们认识更为美好的事情。”对瓦拉来说——对勒费佛尔·台塔普勒也如此——真正的神学是圣保罗的神学，圣保罗从来不像腹中空空、哗众取宠的哲学家那样（per
philosophianm per philosophiam et inanem fallaciam）说话。
哲学应该藏身于修辞学与诗歌的裙裥里。它的尽善尽美的形式就是柏拉图的对话录。
15世纪上半叶，有一位经院哲学家和一位人文主义者，彼此就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翻译问题发生了一场富有启发性的争论。
关于亚里士多德：对优美语言的回溯
列奥纳多·布鲁尼在佛罗伦萨出版了亚里士多德《尼可玛伦理学》的一个新译本。正如他所说的，这一重译工作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以前的译者罗伯特·格罗塞特斯特，不像据信为圣托马斯工作的缪尔贝克的威廉，希腊语和拉丁语都很差，错误触目皆是，文辞殊不雅驯。
枢机主教阿隆索·伽西亚·德卡塔日纳，身兼布尔戈斯主教和萨拉曼卡大学教授，对此发表了截然不同的反对意见。
正像这位枢机主教正确指出的，矛盾冲突是围绕着形式与内容而展开的。对人文主义者来说，形式是高于其他的一切；而对经院哲学家来说，形式仅仅是思想的女仆。
阿隆索·伽西亚写道：“我所反对的是，虽然列奥纳多运用了足够的语言技巧，但他很少显出有哲学文化的修养。”他着重指出人文主义者由于追求绚丽的辞藻而造成的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曲解，并为以前的译者辩护，他进而说明以前译者的意图：“他不仅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他还尽可能地对它如实作了阐释，他似乎既不缺少最高度的典雅，也不乏最优美的修饰，如果他想要使用它们……但旧的译者，更多地执着于哲学的真理，为了避免错误，不愿做过多的修饰，而新的译者恰恰犯了这样的错误。因为以前的译者明白，拉丁语并不具有同希腊语一样丰富的表达方式。”
他还给人文主义者上了一堂历史语言学的课：“拉丁语不仅经常向希腊人，而且也向野蛮民族和全世界所有民族借用语言修辞手段。以后拉丁语也以同样的方式用高卢语和德语的词汇丰富了自己。如果有相应的简短与精确的口语词汇，那最好还是用这些词汇，而不要重新启用古典语言里冗长的委婉措辞。”
经院哲学家让·迈尔作了同样的回答。伊拉斯谟学说的信奉者和人文主义者针对野蛮愚昧和哥特人的嘲笑激怒了他，他说：“科学不需要辞藻绚丽。”
可以肯定，经院哲学的拉丁语已濒临死亡，不再能为一门自身已僵化的学科充当表达手段。大有前途的各种口头语言，正在赢得自己的尊严，而人文主义者也已准备好在这方面帮助它们。但是人文主义的拉丁语最后还是使拉丁语成为死的语言。人文主义使科学失去了它除了数字和公式还能拥有的唯一的国际性语言。人文主义使拉丁语成为精英的老古董。
贵族人文主义者
人文主义者是贵族。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在他终于背叛作为科学劳动者的使命时，否定了他自己的本质。人文主义者则从一开始就置身在精神与天才的旗帜下，尽管他为著书立说而消瘦憔悴，或者他的语言艺术散发出通宵达旦的油灯气味。他为内行的人写作。当伊拉斯谟发表《阿达契亚》后，他的朋友们就对他说：“你泄露我们的秘密！”
确实，人文主义者诞生于其中的环境，完全不同于那种激动不安的，对一切人开放的，同时推动所有的技术，并愿意在一种共同的经济中联系起来的城市建设的环境。中世纪的知识分子是在城市建设这一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人文主义的环境是团体、是封闭的研究院这种环境，而当真正的人文主义征服巴黎之时，它不是在大学里教学，而是在精英机构“王家学者学会”里教学，它是未来的“法兰西学院”的前身。
人文主义者在王侯的宫廷中如鱼得水。看来阿隆索·伽西亚在同列奥纳多·布鲁尼的语言学论争中，就已预感到这一点：“对你们来说，‘文雅’是用来表示那种在语言和实际中都向往荣誉的‘人性’的。‘市民’则是表示那些习惯于下跪、褪下自己风帽致敬，就是在自己同类人中间也拒不接受优先地位和前排座位的人。不过我们也称他们为‘宫廷人士’。或者假如你因这个称呼在民法中另有意义而不喜欢这个称呼，并允许我使用市民口语，我们就管他们叫‘宫廷侍从’，并把‘文雅’称作‘宫廷礼节’，或者采取骑士用语的说法，叫作‘宫廷气派’。”不到一个世纪以后，巴尔塔萨·卡斯蒂格利昂将把人文主义者的社会理想概括为“廷臣”（IlCortegiano）了。
词源学在这里充分采用它的完整意义。我们从城市世界（urbs）转到宫廷世界。人文主义者与中世纪知识分子的不同之处，不仅是在知识结构上，而且主要的也是更突出的是在社会地位上。
人文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处在一种大人物、官僚阶层和富豪们庇护的环境中。贡底尔·柯尔是法国和诺曼底的税收官（在诺曼底他同纳伐拉的查理一起发了财），是伯利公爵的秘书。他也是公证人，然后当了国王的秘书，税务总监，国王的两个司库之一，大使和特使。人民仇恨他，卡博什党人洗劫了他在巴黎的住宅。作为富裕市民的儿子，他已经能长期从事研究，然后利用他的资产和官职，急剧扩充他的财产。他被封为贵族，有权征收桑斯地方许多房屋的房租，有一份位于帕隆的带有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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