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日记 作者:约翰·拉贝-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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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上这艘轮船，因为还缺少必不可少的运送我们登船的摩托艇。尽管大使馆的几位官员（许尔特尔和霍特）有一艘摩托艇，但它目前并不能使用，据说，是发动机有毛病，即使能开动，每小时也只能行驶两海里。这样，要登上轮船就很困难。为此还必须再找到一艘汽艇。此外，“库特沃”号还必须尽可能驶入下关，停在一艘外国军舰的附近，以便人们能迅速和安全地登上轮船。

　　　　　　　　　　9月25日，晚上7时30分，在烛光下

　　哎，我们的来访者早该走了，它们的表现很不得体，逗留的时间太长了，即：9时30分～10时30分；12时～14时30分；15时～16时20分。

　　后来，在16时45分还有一次虚传的警报。这样，我陪同施特拉斯尔博士进午餐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14时30分～15时）。施特拉斯尔博士是在到银行去的途中躲避到我这里来的，不得不在我这里待了一整天。上午11时～12时之间我正在铁道部，幸好还能够很快地和李法堂及冯谈了有关合同事宜。16时20分，我试图和韩（湘琳）先生赶到下关去看看电厂的情况，但两次都被军人和警察挡了回来，因为城北方面还没有收到“警报解除”的信号。突然之间，电动警报器都不起作用了，人们开始改用警察设置在交叉路口的警铃报警，看来发电厂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在我们第三次去电厂的途中，到了厄梅上尉那里（西流湾）就停下了，新一轮警报（后来证实拉错了）又把我们吓走了。我们冒着危险坐汽车回到了家。下午5时左右，一切危险都过去了，我们才又到下关去查看。

　　有8枚炸弹落在电厂。当时击落了一架日本轰炸机，飞机的残骸和失去脑袋的日本飞行员的尸体掉在总机房的后面。电厂里没有人遇难，只有几个苦力因玻璃碎片受了轻伤。但有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被炸死在电厂的大门口。他们当时一定是想逃进某个防空洞去的。那里的大楼看上去破坏得最惨。有几枚炸弹（据说只有两枚）击穿了房顶和配电设备上方的混凝土板，在配电房里爆炸，配电设备因此被全部破坏。几乎所有的办公室都被炸毁了，其中三分之二已不复存在，余下的三分之一已被挤成一团。办公室里所有东西被炸得粉碎，楼上办公室的墙壁都炸飞了，只剩下了钢筋水泥柱，其中一部分已经开裂或是弯曲了。很粗的　T形钢结构横梁很好地经受了考验，只有一个地方轻度弯曲。锅炉设备以及涡轮机奇迹般地依然存在，没有损坏，只有位于南墙的一台涡轮机（我估计是一号涡轮机）似乎受到了一点损坏，至少钢外壳上有几道箍脱落了。整个机房地板上的玻璃碎片（大约1厘米大小）达几厘米厚。肯定是由于炸弹的气浪产生一种吸力，把总机房的全部窗子向内撕拉而造成的。我和陈厂长以及几个工程师一起对大楼简单地查看了一下后，便决定由我请求我们在上海的总部派一名工程师来，查看损坏的情况，并提出意见，给予帮助，因为最高统帅对此十分关心，要求电厂尽快恢复正常。我们在黑暗中坐了片刻。晚上7时，街上的路灯又亮了。我还不清楚是哪里来的电。韩（湘琳）先生说，它来自浦口铁路照明用电发电站。

　　城里落下了一大批炸弹。又有一架日机在城南被击落，礼和洋行的梅尔基奥尔刚才打电话告诉我，他从瓦茨尔家的房顶上看到，这架飞机是在3000米高空被击落的。

　　　　　　　　　　　　　　　　9月26日

　　呸，天皇殿下！午夜2时30分，他们还把我们从床上叫了起来！电动警报器又恢复正常了。据我此刻得到的证实，浦口津浦铁路的电厂已和南京的市内电网并网。这是一件太好事。我房子里的电灯也亮了（今天凌晨2时30分还是黑洞洞的）。于是，我没有系领带，只穿着睡衣和睡裤就走进了防空洞。如同往常那样，这里已挤满了中国朋友们，有男有女。当我在下面觉得太难受时，就坐到了学校房子的大门口去，身旁放着盛有茶水的热水瓶。天下起了小雨。我等待着，一直等到4时，才响起了“警报解除”的鸣鸣声。机群转向另一个方向飞走了。阿德霍尔特先生说得对：下雨天我们就有“和平”。我补睡了一会儿觉。今天是星期天。乌拉！还一直在下雨！我多么高兴啊！！

　　　　　　　　　　　　9月26日，上午10时

　　这个时间我们不应该“高兴”——这不言而喻！韩（湘琳）先生刚才来了电话，说中央广播电台昨天受到了严重破坏，城里电台的广播电缆也断裂了。这么说，日本人达到了目的：南京的中央广播电台暂时被炸成了哑巴。但据说当时没有人遇难，真是谢天谢地。如果允许的话，得出去看看情况。

　　　　　　　　　　　　　9月26日，下午4时

　　我坐车在全城刚刚查看了一遍回来。中央广播电台昨天中了10枚炸弹，但电台本身没有受到很大损失。我不能说这消息百分之百的准确，有可能是别人对我说了假话。可惜刘工程师不让我进人大楼，因为他们正在那里进行某种秘密设计（自己制造的10千瓦电台）。但他们告诉我，他们对外界说电台被炸毁了，实际上损失并不很大。就在电台的前面，在投弹的方向，有好多房屋（可能是军营）以及政治犯监狱的一部分围墙都被炸毁了（当场炸死了一些人）。除此以外没有看见别的情况。

　　距离中山路上德国黑姆佩尔饭店不远处，在天生药房和远洋办事处的对面，大约有12所中国人的房屋被几枚炸弹炸得精光。房子前面一个防空洞里，除去坐在中间的一个人外，里面的所有人都因炸弹爆炸产生的气浪而丧生。有一个伏在防空洞后面地上的行人被抛出了10英尺，却幸免于难。总共被炸死30人。一些上面印有红卍字标记的普通木头棺材还是空空的，人们从昨天下午起就在废墟中寻找其余的尸体。街对面房子（约有8所）的窗户和门全部都被炸弹产生的气浪冲坏了。远洋通讯社不得不把办公室迁走。中央医院里落下了15枚炸弹。这很难说是否就是把医院当作轰炸目标。但看上去很像是这样，因为许多弹坑一个接一个，就在中山路的方向。它的后面就是国家资源委员会及其一些实验室，它们已经被轰炸过一次。想必医院在昨天空袭后已经迁走，因为它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虽然只炸死了两个人，但实物损失巨大。在院子里可以看到两个弹坑，它的直径约20米，深5米～6米（500公斤的炸弹）。它后面约10米～15米处有一个防空洞，200多人躲在里面，全都幸免于难。外国通讯员和记者对所有破坏情况都拍了照，以便让外界了解破坏的程度。

　　昨天晚上，西门子洋行上海总部的周工程师经过26个小时的火车行程后才到达这里。他是在交通部官员陶先生的提议下出差到这里来修理多路电话设备的。周先生是我们最好的工程师。在交谈中我问他，他的家人对他只身到这里来是否放心，会不会担心他途中发生意外，他给我的回答是令人十分感动的。他回答说：“我对我的妻子说了，万一我遇到了不幸，你不要指望西门子洋行，决不可对西门子洋行提出任何要求，你要回到北方老家去，和孩子们一起在那里依靠我们自己的薄田为生。我这次出差不仅仅是为了洋行的利益，而首先是为了我的祖国的利益。”一般情况下，是不能指望每个中国人都具有这种精神的，但是周先生的这番话证明了这种精神的存在，并且赢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特别是在中下层的人士那里。

　　　　　　　　　　　　9月27日，上午9时

　　多坏的天气——就是说，天空阳光灿烂！我们准备经受再一次的空袭。全世界一定已经获悉了这里在上星期六（9月25日）遭受的灾难，将会再次进行抗议。但是，这里谁都不相信日本人会理会这类抗议，星期六对中央医院的轰炸就是对美国和欧洲各国先前所有抗议的一种最明确不过的回答。

　　　　　　　　　　　　9月27日，晚上7时30分

　　今天我们在一天内遭到了3次空袭：从10时到　11时；从12时到13时10分；从13时30分到14时。上午天空有云，很难看得见空袭者，后来发现时它们已在远处。

　　采用我们机器设备的水利錏厂受到了猛烈的轰炸，据说部分厂房已被炸毁。我想，永利錏厂是生产煤气的！多么危险的事情！

　　后来据说浦口火车站也挨了几枚炸弹，炸毁了两节车厢。除此以外，我再没有听到其他情况。我觉得似乎自来水厂也受到了空袭，但自来水龙头还有水流出，我们家里的电灯也亮着。乌拉！厄梅上尉今天晚上回国去了，给我留下了罐头食品、一台收音机，这些东西一共作价60元（收音机在没有找到买主以前我可以一直保留），还有两张水表和电表的银行保证单（这是两张在任何交易所都不能上市的有价证券，因为出于某种原因工厂不再支付保证金）。他也托我把这证券保管好，等待战争结束后为他兑付。除了拉贝以外，居然还有别人是乐观主义者！好吧，那就视你一路平安，我亲爱的厄梅！！如果有人离去，倒也有好处——今天晚上我就吃了罐装的俾斯麦无刺腌鲱鱼。

　　　　　　　　　　　　　　　　9月28日

　　多好的航空天候——出了太阳，天空少云。中午以前很平静。在中午12时～下午2时15分有警报。日本人来访了。我数了一下，有6架飞机，它们受到了高炮中队的射击，便分两个梯队各3架拐向东面和西面飞去。听到投下了一些炸弹。然后，天空的云越聚越多。看见有4架中国飞机不断地在城市上空盘旋，但已不再有日本飞机。我刚才听阿尔纳德少校说，当时他正在一座山上值勤，看到日本飞机从他头顶上方约100米高处飞走了。

　　今天，远洋通讯社（艾格纳先生）搬进了我的学校楼里。远洋通讯社的中国职员们不想再在他们原来的办事处继续工作了，因为它已被落在附近的炸弹损坏（窗玻璃、门和室内的天花板都被气浪损坏了）。

　　　　　　　　　　　　　　　　9月28日

　　上午7时，普罗布斯特博士和安装工里贝两位先生刚从上海到达这里。他们的任务是检查被炸的下关电厂，并和电厂的有关领导商谈恢复发电事宜。

　　　　　　　　　　　　　　　　9月29日

　　今天是雨天，不用担心有飞机空袭。我和普罗布斯特博士拜访了大使特劳特曼博士、大使馆参赞菲舍尔、下关电厂、中校阿德霍尔特（译注：前文为中尉，原文如此）和纳可可公司的　C。　恽。

　　晚上，阿德霍尔特带来消息说，施特雷齐乌斯夫人在青岛因心脏病去世。

　　　　　　　　　　　　　　　　9月30日

　　今天雨下得很大，天空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清。上海来的两位先生遇上这种天气真走运，他们不用担心有空袭。访问永利錏厂的安排取消了，因为我们在下关等待何博士来，结果空等了一场。我们的汽车在铁道部的前面出了故障。我们去军政部拜访了联络处的黄将军。后来去访问了哈普罗公司（阿斯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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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贝日记37年十月日记
37年十月日记　　〃
37年十月日记　　〃



37年十月日记

　　　　　　　　　　　　　　　　　　10月1日

　　今天阳光灿烂。7时45分，普罗布斯特博士乘坐中国航空公司的汽车去芜湖，再从那里乘飞机去汉口。他打算从汉口去桂林接他的家眷，他们正在那里避暑。他现在想陪他们经南京返回上海，然后从上海回德国。

　　从9时30分到10时30分有空袭警报，但只是一场虚惊。是不是日本老爷们记住了日内瓦的抗议？？但愿如此！

　　　　　　　　　　　　　　　　　　10月2日

　　天空略有云。8时响起了警报，但不久就取消了。一定是信号装置什么地方有毛病。周工程师9时乘轮船去汉口。

　　收到的来信有：

　　妻子从天津寄来的，落款日期9月24日；

　　奥托从埃尔兰根寄来的，落款日期9月9日；

　　维利从宾德寄来的，落款日期9月11日。

　　维利的信带来了他父亲于9月11日去世的消息。噩耗使我很悲痛。他的家人们会怎样呢？但愿他的母亲有权申请养老金！这个噩耗让我领悟到一个道理：在这个遭受狂轰滥炸的地方也不必太担心，命运选中了谁，那就是谁，在这里或是在和平的德国都是如此。

　　收到了德国大使馆的下述通知：

　　德国政府为大使馆包租的印度支那轮船航运公司（怡和洋行）的“库特沃”号轮船已于昨天驶抵南京，停泊在下关上游约两英里处。

　　该轮船供全体德国公民作应急的住宿处。

　　德国大使馆

　　1937年10月1日于南京

　　　　　　　　　　　　　　　10月3日，收获感恩节

　　天气阴沉沉的，正在下小雨，可以预料不会有空袭。今天我们可以到“库特沃”号轮船上去庆祝收获感恩节。

　　住在我那里的里贝先生回来时带来消息说，电厂的领导部门现在已决定对电厂进行修理。他们有一段时间曾经犹豫不决，考虑是否撒手不管。人们反复考虑，上次轰炸时抢救出来的机器十分宝贵，难道还要让它们再经受一次空袭？他们都很清楚，只要电厂的烟囱又冒烟，就会再次发生这样的空袭。可是，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通过加快修理，首先是我们又挽回了面子，也就是赢得了声望。里贝先生现在正忙着将2号和3号涡轮机再安装起来，它们在空袭时被炸弹的气浪震得挪了位。

　　有人说，最高层（特别是蒋夫人）对德国没有多大好感，因为我们和日本结盟反对苏联，并拒绝参加布鲁塞尔会议，说我们不愿和苏联坐在一张谈判桌上。据传，蒋夫人说过，谁不支持我们就是反对我们。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德国吧！是谁引进了今天中国人为之自豪的对空防御系统（高炮部队）？是德国顾问！是谁训练了这里的部队（经过训练的部队今天正在上海附近英勇作战，而未经训练的部队在北方一触即溃）？是德国顾问！在南京又是谁还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是德国顾问和德国的商人！！今天南京这个地方有多少德国人，并且成了日本人的“活靶子”，或者正如大使馆参赞菲舍尔说的“人像靶子了”？！

　　厄梅上尉在归国途中从上海寄来一封问候信，他在信中说得对：“经过了长途跋涉（坐汽车到上海）和先前发生的其他一切，我在这里又逐渐复活了！炸弹爆炸声离我很远很远，在南市（译注：原文为　Nantau（南桃），当指南市。以下统译为南市）或许还有轰炸，我还听得见它的声音。在经受了前6周的压力后，现在已不再有活靶子的感觉了，这真令人感到无比的解放！由此看来，留在南京的同胞们是一种十分有意义的牺牲，中国人在自己国家里对此是决不会作出正确评价的！”

　　刚才我花80元钱在商场买了4只箱子，想把我自己已写的16本日记装在里面。我们的中国工程师周先生将在两周后从汉口回到这里。我想请他把它们带到上海去。把它们放在那里一定会比这里要安全些。我会请德伦克哈恩先生替我保管好。

　　药品越来越紧缺。天生药房在上次轰炸中受到严重损坏（架子上的药瓶全都打碎了），已经关了门。这是唯一还有6瓶胰岛素的一家药房。我真是个傻瓜，为什么在轰炸前不尽快把它们买下来呢？但是我想节省——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