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日记 作者:约翰·拉贝-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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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本军方恢复理智，保障居民起码的生活条件，首先要保障他们的安全和他们行动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原本由普通工人、小商贩、职员和农民组成的居民结构肯定会发生变化，因为很多人在掠夺抢劫下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生存基础，社会各阶层将会出现新的调整，南京在今后的几个月内仍将是一座难民的城市，居民必须继续依靠救济和救援才能生存下去，直至社会阶层调整完毕。当然，调整还得有一个前提，这就是全部现存的物资没有被消耗殆尽。
在南京城受难的日子里，我和大家一起经历了多少可怕的日日夜夜，这一方面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军事领导人的素质是可悲的，中国军队完全不具有军人的气质；另一方面，我们也极为失望地看到，日本军队只是一支通过绝对服从组织起来的军队，一旦这种服从不存在了，或者说被人为地取消了，这只亚洲野兽就会抛弃所有人所具有的克制和约束，赤裸裸地登场亮相。正是这只野兽把自己标榜为反对共产主义的先锋，声嘶力竭地要为中国的变革和解放而不遗余力，而它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却助长了赤裸裸的共产主义和一切丑陋的因素。这难道不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吗！
签名：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
1月21日
48小时以来，我没有再看到一所房子在燃烧。是由于恶劣天气（前些时候雨雪不断）的缘故，还是“日本老爷们改邪归正了”，我无法确定。我希望是后者。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不得不把他启程的时间推迟一天。他1月23日（星期日）才可以走，当然是乘火车走。此外，还给他派了一个壮实的士兵作保镖，防止他在途中从火车上跳车。虽然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幸福的新郎”，但别人永远也不知道他会不会还要逃走！我现在也想尽力搞到一张通行证，因为我想到上海去，至少能探望一下妻子。我可不能像克勒格尔那样找个要结婚这样的借口，因为日本人知道我是个幸福的丈夫、父亲和祖父；也不能像菲奇那样说牙疼，因为我很幸运，不能装出“牙疼啊、牙疼啊”喊个不停。剩下的只有一条出路——说真话：洋行“没钱”了。他们也许会立即斜着眼睛审视我这个西门子洋行的经理，但这也不会影响我的决心。我还得向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借500元钱，以便凑齐1月份的薪水。
致上海全国基督教总会博因顿电报
18日电报上所恳求的船运许可证能得到吗？对大米绝望的询问与日俱增。请于23日（星期日）用英国炮艇运1000磅鱼肝油（大包装）和200磅包扎用药棉到大学医院。请敦促无论如何把1月10日在国际药房预订的20万单位白喉血清也一并送来。布雷迪大夫准备返回这里，正在香港等候我们为医生和护士们办理入城许可证。这事我们到现在尚未办成。您在上海能通过格伦·麦英托什为在星期日启航的炮艇办到航行许可证吗？
签名：斯迈思
1938年1月21日10时，南京
1月22日
上面这份致上海全国基督教总会会长博因顿先生的电报使人稍稍看出我们的危急情况。预订的1000磅鱼肝油将用来增强肺病病人的体质，20万单位抗毒血清用来治疗这里正蔓延的白喉。日本人直至现在仍然拒绝发给上海和香港的医生和护士入城许可证。不过我们希望依靠大使馆的帮助不久即可得到。否则就对日本当局的拒绝态度毫不留情地予以披露。
下面收入了刊登在日本人在上海办的《新申报》上的一篇关于这里情况的文章译文，它再一次表明报纸特别是日本报纸什么胡言乱语都会有。这篇文章是一个彻头彻尾、荒谬绝伦的无耻谎言，其造谣手段已达登峰造极的地步。
关于我们为上海和香港来这里的医生申请通行证一事，刚才日本方面来消息说，他们愿意为我们给美国的鼓楼医院提供两名日本医生。我估计这项提议立刻就会遭到美国大使馆的拒绝。
译自上海《新申报》第3版的文章译文：
日本部队安抚中国难民
南京出现令人欣慰的和谐气氛
南京的街道上还是死一般地寂静。阳光像是充满了同情心，特别照顾城西北的难民区。摆脱了艰难和死神的难民群众由于日本士兵的高尚行为得到了安抚。他们满怀忠诚和感激的心情跪在街道两侧。在日本部队占领该城之前，他们饱受了中国抗日军队压迫的苦难。他们既买不到大米，也买不到小米，病人得不到治疗，饥饿的人没有饭吃！市民们的痛苦无法加以描述。令他们走运的是皇军进入该市后，放下手中军刀，伸出援助的双手，以便治愈这些最穷苦人的伤口和痛苦。在日本大使馆西面的区域，成千上万的难民聚集在一起特别感激日本人保全了他们的生命，完全放弃了他们对日本人的敌对情绪。男女老少跪下来叩头，以证明自己对皇军的忠诚。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这是具有特别意义的一种礼仪，只有出自真心真意时才会这样做，因为他们的这种礼仪是非常严肃的。在这个区内，男女难民都从日本士兵处得到面包、糕点和香烟，大家对此非常感激。城墙旁最穷的人也得到了施舍的物品。
与此同时，我们的医疗队已开始工作。许多几乎失明的眼疾病人在日本医生的治疗下又恢复了视力，并痊愈。母亲们送来了她们患哮喘病的孩子，两脚肿胀的妇女们也来请求治疗。他们都对日本医生赞不绝口。医生的检查和治疗结束后，他们中的许多人聚集在太阳旗和红十字旗下，高呼“万岁”表达他们的谢意。在一条街道上，一个商人刚刚开店恢复营业，一个宪兵正和一个居民温和地交谈。日本大使馆旁的鼓楼那里有个山丘，从那里可以眺望四周。人们可以看到附近挂着星条旗的美国大使馆，西北面有英国国旗，北面还有法国国旗，东面的苏维埃红旗则倒映在玄武湖碧波之中。在中央，在日本大使馆的铁塔上，太阳旗突出于一切之上。人们从高处向下望去，可以看到日本士兵正在和中国儿童愉快地玩耍。
南京目前正处于世界的焦点，众目注视。可以肯定，这里的人们又重新享受到了和平的幸福与劳动的快乐。
1月22日
我在这本日记里多次写到一名被枪杀的中国士兵的尸体，这具尸体被捆绑在一张竹床上，自12月13日起一直横躺在我的房子附近，没有掩埋。我对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请求他们派人或是准许我进行掩埋，至今仍没有结果。尸体依然在原来的地点，只是绳索已被剪断，那张竹床扔在两米远处。我无法理解日本人对这件事的做法。他们一方面要别人承认它是和欧洲强国平起平坐的大国并受到同样对待；另一方面其行为却时时表现出残暴、野蛮和兽性，以致别人可以把他们同成吉思汗的部落相比。既然我为安葬这具可怜的尸体所付出的种种努力没有任何结果，我只好作罢，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意识到，这个人虽然死了，但他的尸体将永远留在这个人间。
今天早晨，约翰·马吉牧师陪我和会讲一点日语的克拉到后勤军医总监平井大夫那里，我必须对他作一次回访。我们利用这个机会，请求平井大夫准许我们访问红十字医院。这所医院是我们在外交部设立起来的，我们现在还向那里提供大米。但在南京沦陷后就不许我们进去，因为日本人接管了这家医院的管理工作。平井大夫对我们的请求稍作考虑后，答应要向总参谋部提出申请。他看上去是个和蔼的、平易近人的老先生。我们今天访问他时，他身穿整齐的制服正坐在靠背椅上，让一名日本画家画肖像。
马吉又收集了几起令人厌恶的暴行。日本士兵抢走了他们搞到的全部用于屠宰的牲畜。日本人最近叫一些中国年轻人去找猪，有几个动作不麻利或没找到猪的年轻人被日本人用刺刀刺死了。一个被刺死的年轻人内脏拖在肚皮外面！一个人老是听到目击者的这类报告，就会感到厌恶。人们也许会认为，日本军队都是由释放出来的囚犯组成的，正常的人不会做出这等事来！我们今天看到几辆装满中国士兵的卡车从南面开来，并朝下关驶去。我估计他们都是在这里和芜湖之间被俘的战俘，要在扬子江岸边被处决。
高玉先生来拜访我。他是领事馆警察的负责人，是日本大使馆的参赞，我给他搞到一辆汽车，希望他给一张征用收据。他没有在收据上签字，一声不吭地把收据塞进了口袋。我吃亏了。以往他来时总是穿一套合身的蓝色制服，现在却穿了便服。他目前正在寻找在南京拍摄的空战和坠毁的日本飞机照片。这方面的照片很多，是由半官方的中央党部摄影社拍摄的。该社的办事处离我这里很近，但这时已被日本人烧光了。这个摄影社拍摄的有关这方面的照片花一元钱可以买到一张（顺便说一下，我觉得太贵）。这些照片中有一张是16个日本飞行员的合照，他们因飞机坠毁而被关进中国战俘营里，受到中国人的细心护理和良好治疗。据说其中有高玉的一个朋友，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高玉似乎对这个被俘飞行员的命运很关心，希望从我们这里了解到关于他更详细的情况。我们无法给他提供任何情况，因为事实上我们一无所知；即使我们知道一点，提供情况无论如何要非常小心谨慎，因为大使馆秘书福田先生已经告诉过我，一个日本军官（飞行员中有几个军官）做了俘虏，必须剖腹自杀，一个日本军官是不可以被俘的。这是日本人自己之间应该解决的事。如果有一批在这儿犯下残暴罪行的日本人剖腹自杀，我是绝不会反对的，但尽管这样我对此仍不能提供帮助或信息。
我们委员会的总稽查施佩林先生，看到了我们写的所有报告。这唤醒了他至今一直沉睡着的荣誉感，他按擦不住，也凑成了一篇报告。施佩林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他理应得到荣誉），在我们中间确实也经历得最多。但他这个人比较简单，因此报告写得并不怎么样。我们大家都不是天生的文学家，但是施佩林写的那些文理不通的东西，看上去的确非常滑稽可笑。他把草稿拿给我看。我当然不忍心把他那令人惊异的描写改掉，就让他那样报告下去吧。但是“……有许许多多的妇女，……用颤抖的乳房给孩子喂奶”，“赤身裸体的日本兵趴在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身上……”这类句子他还是应该删掉的。下面就是这篇报告：
爱德华·施佩林南京大方巷21号1938年1月22日致罗森博士先生德国大使馆南京
在南京和南京周围发生战事期间，我同其他先生们冒着生命危险留在这里，并在国际委员会成立时被任命为南京安全区总稽查（警察委员）。我作为总稽查驾车巡视时，有机会亲眼看到一些好事，但更多的却是坏事。我的外勤任务并不轻松。我有650名训练有素的警察，还有一个组织得很好的平民警察队协助我。我们维持了良好的秩序。这里我必须再次证实，我受到了中国人的重视和尊敬。如同我经常看到的一样，这个民族善于忍受痛苦和煎熬，而不去抱怨或发牢骚。有20万难民不得不离开了自己的家园，他们只身逃离，寻找安全的地方，寻求得到保护，这其中还有许许多多的妇女，她们怀抱幼小的孩子，用颤抖的乳房给孩子喂奶。
在南京安全区，我们原来有两个组织良好的消防站，一个在鼓楼，另一个在大方巷，可惜我们的消防龙头和消防车都在日本军队进驻后被他们征用了，因此我们在遇到许多火灾时束手无策。火灾几乎每日每夜都发生，我们却帮不了忙，也许我们的帮忙也不受欢迎。真是可悲，但却是真实的。
自从日本部队于1937年12月13日进驻以来，安全区（其实根本算不上是安全区，因为它无法提供绝对的安全）的骚乱才真正开始。迄今一切都组织得非常安宁与平和，但是根本得不到日本士兵的尊重，他们对于卐字旗和德国大使馆用德、英、中3种文字书写的布告不屑一顾。德国大使馆也特别为德国人住家的佣人们发了保护证明，但他们每天都来向我报告，说日本士兵把床上用品和钱财等抢走，疯狂地用枪托和刺刀强行把锁着的房门砸开，闯了进去。根据报告，被偷走汽车的有：特劳特曼博士（已归还）、罗森博士、林德曼、克勒格尔、施塔克、增切克、贝克博士、博尔夏特、洛伦茨、皮尔纳、马丁、海因里希、胡梅尔、施罗德博士、齐姆森。还有许多汽车被偷走后还没有报告，
12月17日，许尔特尔先生的汽车在德国大使馆被偷。事也凑巧，当时哈茨先生和我同日本领事馆的一名官员正在附近，还来得及在第二个街角把偷盗者逮住，我们好不容易费尽口舌才把汽车要了回来。在这件事上，我看出日本文职官员的权力很小，这位领事馆官员在和强盗军人告别时不断地大幅度弯腰鞠躬。
1937年12月17日～20日，日本领事田中乘车到所有外国人的住宅，让人在这些房子的外面贴上用日文书写的能起到保护作用的布告（后来我发现这个破东西有几张被人撕下扔在地上）。尽管如此，日本士兵仍然继续破门而入，将这些房子洗劫一空。
12月21日中午，我看见黑姆佩尔的饭店在燃烧，尽管它外面贴有日本领事馆的布告，几天后基斯林…巴德尔糕饼店也被烧得仅剩断壁残垣。
12月21日，根据日本总部菊池先生要求，我找到60名电工去维修下关电厂。工人们不愿为日本人干活，因为他们有50名躲在下关和记洋行避难的伙伴被日本士兵残酷地枪杀了。
12月22日，我和菲奇先生在云南路所谓的安全区里，看到30个穿平民服装的中国人，被捆绑着杀害后，扔进水（塘）里。根据克勒格尔和哈茨先生的报告，在汉西门外约有500个平民也遭到类似方式的枪杀。我估计被这样残暴杀死的有5000人～6000人，全都是走投无路、手无寸铁的人。
12月27日～30日，根据日本大使馆的请求，我同日本领事馆警官高玉乘车查看了40所德国人的住宅，它们的大部分都遭到了抢劫。除了德国大使的住宅外，在安全区以外房子里的所有佣人和看守人都跑掉了，看上去最糟糕的有孔斯特…阿尔贝斯公司、罗德、沙尔芬贝格、施密特公司（哈蒙）、施佩林、埃克特、基斯林…巴德尔糕饼店和黑姆佩尔饭店的房子，最后这4栋房子完全被烧毁。在德国人也参股的福昌饭店里，保险柜被砸开，整整一层楼的饮料、床铺、被子、衣物、银餐具等等被抢走。日本警官到处都做了笔记，记下了有关房子的状况。我的私人住宅也被抢过，木箱和皮箱被强行撬开，我冬天和夏天的全部衣物及用品被盗。坐落在中央路上的增切克、林德曼、布瑟、尤斯特的住宅部分被抢。我对日本警官高玉先生说，我可以发誓，绝大多数房子在日本部队刚进驻的时候还是完好无损的。
12月29日，我找到25名工人去修复水厂。1938年1月3日，一些房子里已经有了电和水。
在80多起案件中，我被中国平民找去，把闯进安全区房子里强奸女人和女孩子的日本士兵赶出去。办这种事情我没有任何困难。
元旦那天，几个日本士兵寻开心。一个漂亮女孩子的母亲来叫我，并跪在地上哭着恳求我帮她忙。我和她乘车赶到汉口路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