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日记 作者:约翰·拉贝-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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诖镆巡患渥儆啊Ｎ液兔锥刮烁械绞终鹁Ｅ延尬蘩幔蚁蛩种腥�10元钱，她频频叩头，这起码是补足了她的钱。我们临走时，死者的姐妹们在每具尸体身上撤了一把土。
2月8日
早上8时，所有妇女和姑娘一个紧挨着一个地站立在我们院子中央的小路上，这是院子里唯一的一块空地。她们耐心等待着，直到我吃完早饭。我要动身去委员会总部，刚一出门，她们就双膝下跪，跪在潮湿冰冷的水泥地上不起来。我通过她们信赖的刘司机对她们说：“日本人和自治委员会公开宣布，你们今天必须离开难民收容所（即安全区），如果你们想留下，我个人也不反对，我不会赶你们出去的！但是，如果日本兵大队人马开进来，强迫你们离开我的屋子与院子，我一个外国人单枪匹马的又有什么办法呢？你们必须看到，我的权力太小，我不能长期保护你们！尽管如此，我还会想方设法阻止日本人闯进院里。请让我到德国大使馆去与使馆代表商谈一下。”“他没办法。”刘喊道。这样，她们才站起来，让我走了。
我曾想今天上午与贝茨博士一起去日本大使馆，把一个日本官员带到百子亭的杀人现场。在我家附近的中山路上，我看到约200名日本士兵列队而来，我害怕这些军人（如宣称的那样）会强行清理安全区。因此，我急速驶往平仓巷找美国人，动员所有外国人为难民收容所站好岗。然后，我又亲自来到德国大使馆，找到罗森博士，他很乐意与我一起返回小桃园，想亲眼看看，日本人是如何侵犯我的领地和房屋的。谢天谢地，什么事也没发生！日本士兵列队是为了欢迎顺道来访的日本将军。在我家叙谈了一个小时后，我们来到美国大使馆与阿利森先生商谈。然后，我们驱车前往总部，再次确认，日方确实没有进犯安全区。于是，我们5人（罗森博士、斯迈思先生、施佩林、我和自治委员会代表吉米·王）一起来到百子亭杀人现场。此时，已有人用芦席把4具死尸裹了起来，准备把他们埋葬在附近的小山坡上。吉米在附近找到一个中国人，他给我们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情况：人们所说的想保护自己人力车的那个中国老人，想从一草棚中搬出两把椅子放进自己的家。就是为了这两把可能是偷来也可能是廉价买来的椅子，他被日本士兵的子弹击中，身受重伤，躺在地上。他的妻子（或是妹妹？）与其他两个男性亲属急忙来救他，想把他拾走，就在这时，他们也遭枪杀致死。即便这位老人偷了两把椅子，每把新椅子也不过5元钱，也没有理由说日本人可以因其盗窃行为把他打死，更没有理由把正要去抬走这个伤员或垂死者的两位男子和一位妇女杀害，况且，他们自己每天都从屋里搬出大量家具，在马路上公开烧毁。
除此之外，今天一切平安无事，待在我院子里的难民可以喘一口气了。除博斯先生（荷兰大使馆代表）外，与“蜜蜂”号一起到达的还有大批信件：妻子1月22日、2月1日和2月4日发自上海的来信；奥托去年11月25日发自慕尼黑的来信及总部2月3日发自上海的函件。总部来函通知我说，我必须关闭南京办事处，最迟于2月底抵达上海，然后回德国休假。
事态报告
南京，1938年2月8日
407）2月5日晚上7时30分，5个日本士兵闯进天竺路麦梁氏家，翻查男人的口袋索要钱物，并企图强奸麦太太，但未能得逞，麦太太逃脱了。
408）2月5日晚上7时40分，2个日本士兵闯进颐和路池迟氏的家，抢走5元钱，还想强奸妇女，好在她们逃跑了，幸免于难。
409）2月5日上午8时，2个日本士兵闯入夫子庙附近瞻园路的艾李氏家，她是2月3日回到家中的。此时，酒店里的男人们都被拉去做工去了，于是，日本人把艾太太拖进屋里，房门反锁长达10分钟，他们逼迫她脱光衣服，她可是10天前才分娩，孩子天折了。屋里的另一个名叫冯何氏的妇女故意撒谎说，她4天前才生了孩子，孩子一出生就死了，这才未遭蹂躏。日本士兵临走时威胁说，他们还要再来，看看她是否说的是实话。
410）2月5日上午10时，四五个日本士兵闯入黄泥岗的王刘氏家中，向她要姑娘和女孩子。傍晚5时，又来了一批日本士兵，他们猛烈敲门，要强行进屋。王刘氏和家人从后门逃走了。他们是按要求于2月4日回到家中的。
411）2月4日，沃特林小姐报告说，有8个中国人为日本人干了七八天活，所得报酬是一张印有1908年2月7日日期的德国纸币，面值为100马克。这张钞票当然已无价值，被入档保存。（沃特林）
412）2月4日下午4时，3个日本士兵（其中2人全副武装）闯入（宁海路以东的）华新巷某家，索要钱财和姑娘。屋内的老妇们吓得跑走，躲过了这些士兵。
413）2月4日下午，冯太大想带孩子回跑马巷的家，当他们经过富民坊时，受到2个日本士兵的袭击。他们把她拖进防空洞，想对她施暴，孩子大喊大叫，把他们撵跑了。
414）2月3日早晨，吴先生携带全家回到他在龙蟠里的家中，一个日本士兵两次闯进他家，几乎掠走了他的全部行李。后来，这个日本兵又来了，把男人们都赶到屋外，扒光一个已婚妇女的衣服，强奸了她。
415）2月3日下午5时，3个日本士兵闯入大中桥附近尚书巷某家，把女主人怀抱的婴儿甩在一旁，把她强奸后，狂笑着离去。
416）宋曹氏报告说，她离开安全区后，在水西门被日本岗哨拦截，他们对她进行搜身，拿走了3。80元钱。穿过城门后，她又被日本士兵拖进防空洞。他们正要强奸她时，迎面走来一位30来岁的妇女，于是，他们强奸了这位少妇，而她逃回了城里。
417）2月4日，3个日本士兵闯入西门太平桥杜太太家，想要强奸她。当她听到声音时，急忙钻到织布机后面躲藏起来。日本士兵搜寻30分钟未果，然后离去。杜太太又回到了难民收容所，亲自报告了这件事。
418）2月3日晚上8时，4个日本士兵翻越北平路某家院墙，抢走史先生1元钱、陶先生3元钱，两次强奸了赵太太和刘大太。
419）2月3日晚上8时，3个日本士兵闯进北平路的另一家，抢走了金先生2。20元、胡先生2。50元和杜先生1。40元钱。
420）2月3日下午1时，刚回到家中的23岁的姚罗氏就遭到日本士兵的强奸。
421）2月2日早上，王玉林（音译）正和妻子一起返回住所，路遇一辆载有3个日本士兵的卡车，卡车猛然刹住，士兵们纵身跃下，抢走了王先生的提箱，逼迫其妻登上汽车。幸好王太太挣扎着从卡车上跳了下来，才免受其难。然而，行李丢了。
422）2月2日，王杨氏回到她和平门外蟠龙山的家中。当天上午11时，4个日本士兵闯入她家要强暴她，她即下跪求饶。他们狠狠打了她一顿，抢走了10元钱才放手。王太太害怕日本士兵再次侵扰，带着孩子回到了难民收容所。
423）2月2日，24岁的谢钱氏在返回下关住所的途中遭到日本士兵的袭击，他们把她拖进一间屋子进行强奸。获释后，她在城门外又遭到三四个日本士兵的骚扰，巧遇一个日本海军军官解救了她。在红卍字会的帮助下，她又返回了难民收容所。
424）2月1日中午，6个难民离开难民收容所，回到位于西玉壶坊的家中，一个日本士兵闯了进来，四处张望。他还叫来一个同伙，把这些才回家的人洗劫一空。他们用刺刀胁迫，抢走了8。30元和几个铜板。（不完整！）
签名：L．斯迈思
2月9日
昨天下午，日本大使馆邀请我们去听音乐会（详见下面的节目单），罗森博士断然拒绝，而我们委员会只能逢场作戏，笑脸前往！
南京日本大使馆军人音乐会
1938年2月8日下午3时
节 目 单
乐队指挥：陆军军乐中尉大沼哲
1．序曲：轻骑兵 F．V．苏佩 曲
2．多瑙河之波圆舞曲 V．尹瓦诺夫斯基 曲
3．一步舞：中国城，我的中国城 J．施瓦尔茨 曲
4．长歌：老松 大沼哲 曲
5．梦幻曲：阿依达 威尔第 曲
6．序曲：威廉·退尔 G．罗西尼 曲
7．进行曲：我们的军队 军乐队
我们上午还在四处查看被日本军人杀害的中国人，下午却要去欣赏日本军队举行的音乐会，显然有些过分，但是，在这充满了欺骗的东方世界，一切都是可能的。为了给对方面子（一张早已丢尽的脸面），为了顾及闻名于世的东亚礼仪，我们委员会几乎全体成员都出席了音乐会！此外，沙尔芬贝格和许尔特尔，美国领事阿利森和英国代表杰弗里也大驾光临。我们还极有耐心地让人为《读卖新闻》照了一张相，杰弗里和一个叫盖莎的可爱的女人站在我们中间。
为解决我申请往返上海的事宜，福井先生约我今天一早就去日本大使馆。也许他想再次提醒我，让我切切不可忘记，在上海只许说日本人的好话！如果他认为我会不同意，那就大错特错了。当然，在这方面他不会错，我也不会错，他对我已经相当了解，他知道，我会以同样的亚洲式虚伪向他保证，说他想听的话。至于我以后是否还把它当真，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对此，他肯定是不会相信的。据总部最后一封来信，我是决不可能再回到这里了，但是，现在我还不能让别人知道。
现在是到了最后关门的时候了！我对张（国珍）说：“我得回德国。”张听了忧心忡忡地直摇头。“我需要箱子，也就是说，要用木料做箱子，我还有几件小行李要装箱。”“木料？”张问，“现在连做棺材的木头都不够了。”不过，他会设法搞到几块木板。我们的家具以及由我自己付钱购买的办公设备全部留下，带不走。至于这些家具以后怎样处置，谁也不知道。我最心疼的是那幅油画，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普菲岑罗伊特太太说什么来着？她说，“不必为50芬尼的东西操心！”
张刚才带回来消息说：“根本没有木料，惟独日本人有，可是，他们不卖！”我真为这些漂亮的旧衣服感到可惜！
2月10日
昨天去日本大使馆，想会见福井先生，未遇。当晚6时，他来看我，商谈我去上海事宜。他果然忍不住威胁我说：“如果您在上海对报社记者说我们的坏话，您就是与日本军队为敌。”他告诉我说，克勒格尔的报告非常差劲，并以一封来自伦敦的长篇电报为例，说明克勒格尔的思想很坏。他相信，此份电报是从香港拍给他的。我忙安慰福井说，依我看，那段时间克勒格尔根本不在香港。这显然毫无意义，因为电报有可能就是在上海拍的。从下面1月28日克勒格尔的来信中得知，他在上海作了详细报告，并同意公开发表。我问福井，允许我在上海说些什么，他回答说：“这就由您自己斟酌了。”对此，我说：“依我看，您期待着我对报界这样说：南京的局势日益好转，贵刊不要再刊登有关日本士兵罪恶行径的报道，这样做等于是火上加油，使日本人和欧洲人之间更增添不和的气氛。，’“好！”他喜形于色地说，“真是太棒了！”好吧，我亲爱的福井先生，现在请您给我机会与你们的麻生将军和本后少佐亲自谈谈此事，听说本后先生说得一口流利的德语。我认为，我和贵方之间，即委员会和日本军方之间总会取得谅解并进行友好合作。我们为鼓楼医院争取到几个外国医生和护理人员，您为什么还拒发他们来南京的通行证？为什么不允许我们从上海船运粮食来南京？为什么禁止我们进入外交部里面的红十字医院？这个医院还是由我们委员会提供食品的呢！”他的答复就是耸耸肩膀或是翻来覆去的那一句话：“如果您说日本个的坏话，就要激怒日本军方，这样，您就回不了南京！”我问道：“能否带一个中国佣人同往上海？”他回答说：“可以，只是他决不能再回南京！”
礼和洋行上海1938年1月28日
亲爱的拉贝阁下：
火车旅行甚是辛苦，回上海后，喝了些格罗格酒暖暖身子，还洗了个热水澡，慢慢地又像个人样了。这星期，我到人群中走走，大家都衣冠整齐，上海还相当平静，不像南京那样满街都是强盗。这段旅途很有意思，但我得承认，当我在火车站看到是敞篷车时，我的心都凉了。这是我那位可笑的警官的过错，我本可以坐棚车走的，就像后来在镇江坐的那样。在那里，我用了几根香烟向日本士兵说明，我想搭他们的车走．尽管警官极力反对（看来他有严格命令），结果我们还是搭么们的车走了。好在这次他比我冻得还厉害，这样，理智战胜了毫无意义的规定。
至常州（武进）的路上，风景很美，但很荒凉。车再往前开，情况立即有了变化，农民已经在田里耕作了。看来好像刚“扫荡”完毕，到处都留有掳掠的痕迹。沿途也有士兵上车，他们捧着一捆捆猎物，还要帮军官们背掠来的财物，其他就没什么可看的了。公路上确实不很安全，尤其是夜晚。尽管如此，我还是十分愿意乘坐自己的车。
我已经作了几个报告，明天还要带些人去，即便如此，还是宣传得不够，因为日本人到处煽风点火，矛头对准南京，在那里他们肯定是有企图的。我随信寄上两篇报刊文章，我建议，如果时间还来得及，应对此作出反应。明天，日本人肯定会对新的“阿利森事件”作出解释，但是日本人的文章只要一看就知道是在欺骗。那两次事件发生时，我去过报社，只是我对详情不甚清楚，所以，无法准确地用文字表达出来。以后，每逢事件发生最好立即对新闻界明确表态，这样日本人就救作浪却又兴不起风。我担心的是，我们通过新闻媒介施加压力，只不过使他们有所收敛罢了，对此，“阿利森事件”肯定是特别合适的。
据我所知，难民的供给问题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至今，我们尚未获准船运粮食。福田先生告诉我说，日军已提供了更多的大米，我不太相信。对这个问题应连续不断地进行报道，让报社大造特造舆论，如“日本军队正在饿死南京平民”等诸如此类的消息。从美国的情绪来看，这样的宣传效果颇佳。我认为，对在上海筹措的钱款必须加以伪装，即不能公开宣称这是中国人捐赠的。因为目前美国也在积极募捐，如果能够证明日本军队不准把这些钱用在南京和其他占领区，就可以很容易地赢得美国舆论的支持。我怕委员会在那里会遇到很大困难，因此，非常有必要通过新闻界多做工作。如有可能，我们应该每天写一篇新闻报道，以保证报刊不断得到新的消息，否则无法对付军队中那些粗野的家伙，这帮无赖竟自吹什么要给东方带来光明！在上海，他们也一样胡作非为，作战地区至今仍是遍地尸体，那里没有人居住，没有人天天经过，即使这样还发生了多起事件。在租界地和法国城之外，就连白人妇女也感到不安全。他们真是一批畜生！
今天，我才见到您那可爱的太太，她忧心忡忡。您最迟于一个月后来上海，然后再回德国，这似乎更好些。我与普罗布斯特博士谈了很久，他对一切都感兴趣。我估计，他们在商务上并不需要您，他们想把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