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日记 作者:约翰·拉贝-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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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要从陆路上推进无疑是不容易的，需要突破类似“兴登堡防线”的战线，会有重大的人员伤亡。要征服水路也不是那么容易，至少得清除扬子江上的水雷封锁，要摧毁江阴附近的要塞。就我听说的，日本军队只有用大规模的毒气进攻才能实现，我相信日本人实际上也会这样做的。
不过还有一个另外的途径，也即以前已经宣布过的，加强对南京的空袭。据别人告诉我，日本人目前在上海拥有将近600架飞机。据说前几次大规模战斗时，在大批歼击机和护航机的掩护下，有60架～100架轰炸机同时投掷了炸弹。如果这样的一支空军部队进攻南京，毫无疑问，他们定会达到自己的目的。我希望（上帝保佑）不会到这一步。万一真的到了这一步，到那个时候我宁愿待在“库特沃”号轮船上。不过，别说不吉利的话了！你这个呆瓜！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上帝保佑！我们还是别去管那种预言了。冥思苦想得越多，一个人的情绪就越糟。一场现代化战争就是地球上的一座阎王殿，我们在中国正经历着这场灾难，若与欧洲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相比，也许它意味着只是一场儿戏。但愿善良的命运保佑我们免受此难！！
多么有趣，刚才收到了北方来的邮件：妻子10月31日从北平来的信，奥托10月6日从萨勒姆来的信，格蕾特尔10月9日从哈尔特恩来的信，并附有维利10月8日从柏林给她的信，连乌尔西（译注：拉贝对其外孙女乌尔苏拉的呢称。1996年12月，乌尔苏拉·赖因哈特夫人在纽约将《拉贝日记》公之于世。）也附了一张自己画的画。这是我在一天内收到的全家的好消息。奥托告诉我，他在去慕尼黑入伍之前，想于10月25日去探望格蕾特尔四五天。格蕾特尔得到柏林来的消息说，维利又要到中国来了（但愿这是真的！）。其实维利是孤身一人住在柏林。
11月10日
阴天，云层很低。尽管如此，13时15分响起了警报。约有9架飞机在城市上空交叉飞行，高射炮对它们进行了猛烈的射击但毫无成效。前前后后一片爆炸声。当高射炮弹的碎片开始在周围屋顶上劈里啪啦作响时，我立即命令大家躲进防空洞。只有里贝除外，他正站在学校走廊里用我18倍的蔡司望远镜观察天空。每次，当我们躲过了这样的“暴雨”安然无差地走出来时，我总是很高兴。可是，现在督促人们及时躲进防空洞却越来越难了。因为老天保佑，至今还没有出过事，他们也就变得麻痹大意起来。要是我在当时不偶尔狠狠地发一通火，他们就不肯相信会有危险。我们的防空洞被水泡得很软，我们辛辛苦苦地把地下水弄出去。我们不得不连续几个小时地排水。什么都又湿又滑，今天我就从台阶上笔直地滑了下来，把我的裤子搞得很脏，还丢了脸。为了不再发生这种事，现在一定要砌一个砖石台阶。14时45分，危险过去了。我注意到没有中国的防空飞机升空。难道已经没有防空飞机了？也许这不足为奇！
今天，我们的办公室勤杂工和佣人被征召去当兵了。他俩约为30岁出头至35岁左右，他们可能只是早上受训几个小时，因而白天的其余时间是有空的。
现在我们这里只有《远洋电讯服务》的消息来源了，它是《大陆报》（南京版）的一张对开四版的小报，通常只是“远洋电讯”的翻版，它试图以令人感动的方式在简短的“编者说明”中掩饰中国人遭受的巨大损失。只要我们能听到上海电台，我们当然就会知道发生的事情及其严重性。我们已不抱太大的希望，目前的形势“很难说”。对此我们也不得不听天由命！从上海前线回来的军事顾问们报告说，前线的后方有一批轻伤士兵在四处流浪，不守纪律。人们在夜间只有手里拿着毛瑟手枪才能出门！
11月8日一篇发自东京的“远洋电讯”很有意思，它报道如下：
六国清楚地知道，为什么他们不能指责日本人违反了“华盛顿协定”。因为这样日本就更有理由可以向英国和美国提出这样的指责。例如1923年3月23日，美国和英国炮舰轰击了南京，而且这种行为当时是得到美国同意的。他们似乎要我们日本人相信，1927年英国炮舰和1930年美国炮舰对中国敌意的进攻也只是自卫措施。这样，理所当然地他们也必须同意日本拥有同样的权利！
一着高明的外交妙棋！那时，其他国家都在反对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或者说他们是在保护自己不受布尔什维克的侵犯。今天，日本这样做，大家却叫嚷起来！如果戴上一副日本眼镜（欧洲就有一批人戴着这样的眼镜到处游说），世界看上去就是另一个样子！
11月11日
哈哈，云层密布，而且是厚厚的云层。我的防空洞里的水“几乎”已经排干了，砌了好几级挺漂亮的砖石台阶。我们已准备就绪！上午的情况还好，一切都很平静。可是到了下午1时15分，里贝和我坐在那里用午餐。佣人说，警报响过了，我们应该稍微吃快一点。我们没有听到第一次警报信号，因为上海电台的音乐太动听了。尽管在打仗，那里可还在庆祝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我们刚刚咽下最后一口食物，就响起了爆炸声。我们数了一下，有9架飞机，其中的重型轰炸机正慢慢地朝我们的房子飞来。后来有一架向下低飞时，我已进人防空洞，我的中国客人们都一个不缺地躲在里面。只有里贝还在外面，他认为有以前学校校舍大门作掩护就够了。在北面和南面，炸弹雨点般地落下来，各个角落伴有熟悉的高炮和机枪的“音乐”。外面突然响起欢呼声：高炮击中了一架轰炸机。转眼间防空洞里的人都跑光了，大家都想去看看。飞机断裂成两半，冒着大火和浓烟栽到地上。我们看见约5名一7名机组人员中有两人在大火和浓烟中跳了下来（没有降落伞）。傲慢的轰炸机在20秒钟后除了留下一些碎片和尸体外，什么也没有了。14时15分，一切危险都过去了。
城内又一次传开了最惊人的谣言。据说某个政府机构发出了警告，大家必须预先烧好3天的饭菜，因为将有一次大轰炸，这样就不会有时间烧饭了。这就是说，要在下过8天雨后到处还在滴水的防空洞里蹲上3天。多么“美好”的前景！但愿不要像预言的那样严重。另一些谣言说已在暗地里开始和平谈判。对别人讲给我听的事我都点点头，表示我知道了，当然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听说的并不比他们知道的多。不过，我是一只聪明的“老鸹”，为我的声誉必须这么做！
今天又收到奥托10月11日从萨勒姆寄来的一封信。他还是在摘苹果，但不会太久了，只有12天了。
妻子今天收到了我的一份例行电报：“7时，一切都好。Hguk，约翰尼”“Hguk”的意思是“衷心地问候你，吻你”。打电报我也得节约呀！
11月12日
雨大滴大滴地落下来，真是幸运。否则，也许有日本人来访。在证实了昨天这里不是击落一架，而是两架轰炸机以后（对敌人来说，不仅意味着人员伤亡，而且同时还损失了大约50万元），日本人肯定会很快派他们的飞机前来报复。
今天一开始就很反常。办公室杂工蔡（子良）来报告说：“警方要您升中国国旗。”我当然断然拒绝。身为德国人，我不会升起另一面旗帜来取代卐字旗。杂工蔡（子良）走了，却把佣人张（国珍）打发来了。他说：“蔡（子良）弄错了，是请您下半旗（我这里日夜飘扬着两面德国国旗）。今天是官方哀悼日。”那就下半旗吧！刚刚下了半旗，我一眼瞥见了日历，发现今天是已故孙中山博士的诞辰纪念日。这时，我忍耐不住了，把蔡（子良）和张（国珍）责备了一通。两面国旗再一次升起。原来，警方只不过是提出请求：今天是纪念日，请大家无论如何要升旗。那个退了位的萨克森国王怎么说的？“我看你们都是心怀嫉妒的共和党人！”这话我也说给我的下属们听了，但是用的是汉语，并加重了语气！为了和我言归于好，在购买用来遮盖防空洞的29张草席时，他们只花了5元钱，这是因为他们主动放弃了扣头，否则要花14元。如果防空洞不用草席遮盖，那么下起雨来就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类似钟乳石洞的洞穴。如果一天的开头是这样，那么通常会发生一连串这种事情。
刚才有一位我连她名字都没听说过的德国妇女打电话给我：“啊呀，请您马上派您的工程师来，我的缝纫机坏了！”“太太，”我答道，“我们是‘西门子’，不是‘辛格’！”‘我知道，，，她说，“辛格’那儿我已经去过了，那人太蠢。我现在到您这儿试一试，因为是一台电动缝纫机！”“我该怎么办呢？我明天就让我们的电话安装工宋先生去一趟，今天他抽不出身，他在修理黑姆佩尔饭店的电冰柜。”看来生意又要兴隆啦！
我们收到了一份从香港来的电报，简略得太过分。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弄清楚，是叫我们去拜见某某长官（某省的司令）。此人据说是西门子洋行的挚友。考虑到今后的生意，我们必须与他保持最友好的关系。香港方面主动提出支付我们接待这位途经此地的长官所需的全部费用。于是，我们查遍所有的旅馆，找到了他的落脚点。即刻前往，恭敬地寒喧一番，说了半个小时的甜言蜜语（当然是生意方面的）之后，我们才发觉这位“司令”根本不是我们要我的那位，而是他的什么第一侍从或诸如此类的人。于是，我板起了面孔，结果那位真正的司令这才露面。事情这样才算是对了头。唉——，如此等等，今天就写到这里。这类叫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已经够多的了。我现在和里贝一起去黑姆佩尔那儿喝上一杯！
要修缝纫机的那位太大又打来一次电话：“我想要工程师先生下午就来。”“非常乐意，夫人。”（你可以在月光下见到我！）
11月13日
我们又一次错误地估计了日本人！虽然是很好的航空天候，但是到现在为止，意料中的报复性空袭并没有发生。我们当然不是为此而夸奖我们的敌人，尤其是刚才从一个上海运输公司驻本地代表那儿传来消息说，里贝先生的皮箱和一个木箱全被炸毁了。皮箱里装着他和他同事埃默尔的冬季用品，木箱里装着安装涡轮机的专用工具。这些箱子装在一辆卡车上，于11月3日驶离上海。箱子在上海到这里的途中，停在松江时遭到轰炸，给我的一箱食品很可能当时也被炸毁了。从这里派出去接应卡车的小汽车空车返回，全部货物丧失殆尽。
中国邮局毫不屈服！11月5日的信件和 l1月6日～8日的报纸刚刚从上海运到这里。和往常一样，上面又刊登着宣传与苏维埃俄国友谊的新闻报道。为了庆祝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20周年，11月7日的《大陆报》（南京版）出了一份特刊，上面登有许多优秀的摄影作品和文章，自然是大力颂扬苏维埃的。人们可能以为，苏俄是人间天堂，斯大林是和平天使。可怜的中国——它受骗了！
11月14日
星期天，天气晴朗，也没有轰炸。韩先生说：“日本人不喜欢星期天来。”原因何在，他也不知道。“也许他们要休息吧。”这使我想起了我们以前在天津的买办雍先生。这个人懒得很，只在写每天的日记时，写上他拜访了哪些客户，参与了哪些买卖。每个星期天，他都以一贯的尖刻写道：“今天是星期天，休假。整整一天无生意可做！”
中国人目前都很悲观，人人都撇着嘴，踱来踱去。这当然可以理解。形势简直糟糕透了。上海的电台报道说，日本人清除了南市附近的水栅（即江上用来阻止船只通行的障碍物），正开着战舰逆流而上。他们对付了第一个水栅，可能也会用同样的办法对付第二个、第三个水栅。我心里早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妻子把这称作下意识）：日本人有一天会开着他们的战舰出现在下关的。对于舰上的大炮，我这个汉堡人心里充满了敬畏。
里贝本来想今天早上去汉口，却没有走成。除了怡和洋行船上的“甲板间”以外，再没有其他位子了。本来也想买船票的哈普罗公司是这么说的。一位哈普罗公司的人打算同日搭乘这艘船，而他认为“甲板间”不够体面。我要是他，就接受“甲板间”，然后坐进一等舱，等着船长或大副来妥善安排我。英国人对待欧洲人总是彬彬有礼的。
11月15日
秋天的天气，晴朗宜人，仿佛天空里在酝酿着什么，今天我们一定有客来访。中午时分，天空布满薄云，是理想的航空天候。然而一切仍旧静悄悄的，直到下午2时警报响起。10分钟以后，发出第二次警报。2时30分，出现了6架日本飞机。它们遭到了高射炮的猛烈轰击，但是没有被击中。城南肯定还有其他的轰炸机在轰炸，因为听见那边传来机关枪开火的声音，以及大约15枚炸弹落地的声音。3时15分，警报解除了。大使馆参赞菲舍尔来访。他想买一部“库特沃”号船上用的无线短波电台，却买不到。德国德律风根公司可以提供，但是要等3个星期。他请我问一下交通部，能否出让给他们一部这种类型的电台。这种做法毫无希望，不过我答应尽力办。我立刻被拒绝了。
在交通部里，我确信政府正在准备撤离南京。交通部的走廊上、办公室里放满了皮箱和木箱。人们打算迁到扬子江上游的长沙去。我去了铁道部，那儿的一个杂工偷偷告诉我说，铁道部明天也要装箱打包。为什么？因为日本人已经到了昆山附近，离苏州大约30里路。有几个人断定日本人已经越过了苏州。但是，这不是真的。上海电台播音员证实了有关昆山的消息。我拜访了德国大使特劳特曼和夫人，一起喝了茶。在那儿遇见了从太原来的施佩曼将军。“库特沃”号可能会先把妇女和其他一些贵重物品送到汉口，再回到这里接大使馆剩下的人员。“中国政府一逃走，大使馆就得撤离。”他们这么告诉我说。否则，就留在敌占区了。正当我考虑自己留在哪儿的时候，施罗德博士夫人和她丈夫来了。我大吃一惊。偏偏在这种危急时刻，施罗德夫人从汉口回到了这里。她说，她要接她丈夫走。还说要带我走！天哪，求求你了！！
11月16日
雨天，没有空中来客。但是我心情不好，南京很沉闷，跟暴风雨来临前一样。佣人们挨了骂，因为下雨的时候，他们没有把防空洞遮盖好。要是我自己不事事操心，就没有人动弹。他们都像做了催眠术，也像蛇笼里的老鼠。远洋公司也挨了骂，因为他们拆掉了房子里的一根水管，拆坏了一个洗手盆，弄丢或偷走了一个门闩。后来，我的心情渐渐地好多了！我和默勒（里贝感冒了，躺在床上）开车从哈普罗公司去太古洋行，给他和里贝预订11月20日从这里开往汉口的“武陵”（音译）号船票。所有的客舱都预订满了，结果我们只能预订散席票。不太好，可是路上说几句好话，也许他们还能在船舱里找到铺位。最重要的是，他们能离开南京了。
如同我在大使馆里听说的一样，“库特沃”不打算把妇女们先送到汉口了。人们已经估计到了几天以后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