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生长-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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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正式见老牟是在他的办公室。军博大院里比较奇怪的一栋楼，老牟占了地下室和地面一层共两层的空间。他办公室旁边有个会客的地方，两排沙发，一个破茶几。他给我的印象是个子特别高，手里总是拿个大茶缸——后来他也一直是这个形象。他茶缸往茶几上一放，开说的事情就是天下、国家、改革、命运之类。正巧他当时碰到一个具体的事，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件事，他让我做了后来的事情。
1989年以后，因为南德里体改所的人比较多，所以不断地被查。牟其中需要澄清他和“六四”的关系，需要宣传、解释、讲清楚。他就让我帮忙做这些事，而且给了我个头衔，叫政务秘书。我的办公室在他对面的小楼里，当时他资助的老区建设促进会（简称“老促会”）也在小楼里，我就和这些老干部在一起。头一个星期上班，没人理我，我也不知道该干什么，每天做的事就是按时拿饭盒打饭。他们的饭很好吃，川菜厨师做的，又不要钱，我在南德打工的阶段是我吃得最胖的时候。但是，有个很大的困扰就是没事干，午睡就睡在办公室地上。他当时倒了一批高仕达冰箱，砸手里了，卖不出去。韩国的冰箱很高，所以冰箱外包装纸盒很多，我把它们压瘪了，拿来垫着睡觉。一个礼拜之后，牟总让人来找我，他有一篇文章，让我帮他发掉。后来这篇文章先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上，叫《牢牢记住党和国家的利益》，主要描述他和万润南的辩论，澄清南德和1989年那拨人的关系；后来《人民日报》等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由此为他树立起一种正面的形象。据说他和万润南辩论时被电视台录像，拿到香港播过。很多人询问录像带在哪？老牟为了进一步证明他的清白，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让我去香港把录像带拿回来。我当时打工，很想努力表现，加上刚好认识几个香港记者，就答应下来了。老牟给了我500元差旅费，我就走广东、宝安、深圳一线，去香港。但1989年之后形势非常严峻，我走到宝安就走不了了，没有通行证往前走很危险。因为有点北京口音，还不能在大码头附近停留，就找了个小旅馆住下，见人不说话，偷偷打电话让香港记者到宝安来找我。我还怕完成不了任务，向农民打听如何绕过边境，他们告诉我花几十块钱可以找人骑摩托车带我绕到很远的地方进关。我当时想如果香港人过不来，我只有用这个办法到深圳，再和那边接应。我在旅馆耗了20多天，每天吃很少的东西，等待电话内容一个转一个地最后到达对方，对方定好时间地点再辗转通知我。那个记者终于来了，是个女的，跟我在小旅馆见面，她从胸罩两边掏出打散的录像带，我有点哭笑不得，过去从没见过这阵势呵。我拿报纸包起那堆带子，带回了北京。老牟复原了盒带，又复制了很多份送给有关部门，证明了南德的立场。
自此，老牟开始重用我，而我也慢慢表现出在表达和组织能力方面比他原来的草莽班子要优秀得多。我主要负责外部联络与形象经营，作为第一任主编办了一份小报《南德视界》（牟其中原设想的是“世界”，我改成“视界”），报头是牟其中写的，发刊词是“造就一代儒商”。他的文章纵横捭阖，很有气势。后来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所有民营企业都爱编小报。之后我做了总办公室主任兼西北办主任，介绍很多人过去，万通最初的创始人里有四个人在南德干过，还有一些体改所的人，结果，在南德里有三分之二的部门经理是我引进的。
更有意思的是我离开时以及离开之后与老牟在内心的较量，这是一种纯粹是男人和男人之间的较量。当时我和功权觉得南德不是我们的事业，和老牟也存在太大的年龄差异，所以我们几个经常到中央党校和青年公寓（有几年我借住在张维迎的房子里）商讨，思考未来的路怎么走。我们想了一条路：人在牟其中那儿，私下里做些生意，慢慢培养起经济条件后再一起出来。所以我们一边在门头沟（南德员工宿舍盖在门头沟）物色了个店面想开餐馆，一边又想办一个实体，起名万通代理事务所，没有启动资金就注册成事业法人，帮别人出书。但都没办成，里外都不满意，后来就放弃了。我们又想对老牟实行规范化改造，仔细研究了张学良，准备集体兵谏老牟，让他只做董事长，我们来管理公司事务，把南德做成中国最好的企业。可是，想到老牟五十多岁了在香山吃饭时还会为了一个凳子一拳把人家的嘴打得缝了五针，在街头看见别人打架他就兴奋地喊“打啊！打啊”，联想老牟流氓无产阶级的习气和土匪的劲头，我们认为兵谏只能更糟。结果只能选择自己走，从头折腾起。
自己走是需要机缘的。柯云路写了一本书，其中提到的那个谢老板，当时在北京，希望我给他干。我跟他说我想自己做，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于是我和老谢手下两个人一起去海南，他们拿着老谢的钱，准备在海南办一个公司。为了要走，我就开始装病请假。离开北京那天很是戏剧性：订好了飞机票后，我让太太花了70块钱买了一个个体户常用的密码箱。正准备离开住处，老牟派人抱了个大西瓜来探望，因为我已经几天没去公司，请假说自己病了。我赶紧上床盖上被子装病，听来人寒暄着“天气热多注意身体”什么的，我一边应承着，一边心急如焚，担心再不走赶不上飞机。那人终于离开了，我翻身下床穿上衣服就飞速往飞机场赶。
老牟知道后非常恼火，因为我一不要钱二连招呼都不打，说明内心及其自信，且不把他当回事。我是南德历史上第一个炒老板的人。他曾经对我有评价：没有缺点的人是最可怕的。没缺点的具体表现就是从来不占便宜，每次活动别人不交钱我交。牟其中常说，有缺点的人好用，容易控制；没缺点的人可怕，因为他有巨大的欲望和意志力。其实我们之间有一种英雄主义是可以沟通的，但我的出走对他心理上是个巨大的挫折。我在海南待了一个月之后，他办事也正好要去海南，王功权他们给我透了个信儿，所以我就到机场接他，想给他一个解释。他从机场出来，我叫了一声牟总，他头一扬不理我。我跟着一直走，到了琼苑宾馆进了房间，他顺手把门关上了。我让他手底下的人进去说合，还是想解释一下，回话还是不见。我心想算了，吃了两块西瓜就走了。一两个星期之后我回北京办事，南德搬到永定路，我又去找他，还试图沟通。他依然不改口，就是不见。我就回来了，放出话说：“活着就不要见了。”后来他编了一些故事，说我卷走200万，组建反革命集团，举报我们。我极其撮火，但也没办法。他飞机生意做成了，赢得巨大声誉，我们也慢慢做大了，南德的人待遇一不好就往我们那跑，老牟又不高兴了。
到他越来越困难的时候，就让下面的人找我合作，功权他们也劝我见见，但我坚决不见。然而感情上是有瓜葛的，我们内部“MBA教材”全是老牟的案例，有一天半夜一两点钟我们讨论生意，专门跑到南德门口转了一圈，远远地看着这个公司，然后就走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两次奇迹的邂逅。一次我们全家去三峡，登机的时候，他站我前面，一回头，太近了，没法弄啊。我就叫了声“牟总”，他“哦哦哦”，问我是不是去重庆，我说去三峡，他又“哦哦哦”一阵。飞机上他坐在我后面两三排的地方，下飞机我没打招呼就先走了。第二次是在华盛顿的中餐馆，我坐着吃饭，呼啦啦进来一群人，一看正是老牟，远远瞪着我，我没站起来，看了他一眼，继续吃我的饭。这是两次邂逅。
后来他就出了状况。有一天他突然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我是牟其中，我没出事。给我拿些钱，回头我还给你。”事后我分析肯定是公安给了他我的电话号码，因为他需要请律师。过了一段时间，他在武汉监狱里手写了一封信托人带来，大概说了一下案子的情况，还是希望我给钱，准备继续请律师。我跟功权商量了一下，做了一个决定：第一，在二审判决之前不便介入，也不便给予任何资金上的支持，因为会形成和政府的直接对抗，法律关系不清楚，不知道这笔钱算什么性质；第二，如果二审判完了，服刑的话我们会去看望；第三，牟其中劳改出来了，生活上所有的事归我冯仑管，我负责养老送终。对我个人来说，无非多了一个爹，原则上我爹多少他多少，对朋友也是个安慰，他岁数和我父亲差不多。
今年可能会和王石一起去武汉，看看他。这将违背我“活着不见面”的赌气誓言，但时过境迁，心境不一样了。
从1989年到现在，我认识老牟已经十六年了。我开始创办万通的时候，多少有一点商业的经验，这和两个人有关系，一个是王功权，他曾经在海南做过一个房地产公司的老总；一个是牟其中，我跟着他耳濡目染知道了一些生意上的事。这些构成了我们最初创业的商业背景。
牟其中是被社会长期压在底层的一个角色，其悲剧性在于要用冲撞体制的办法不断证明自己的强大，要翻身。牟其中是第一代贸易类民营企业中做得最成功的，单笔金额几个亿，没人做得过他。实际上，倒飞机这件事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体制下私人资本创造的最了不起的商业奇迹。至于他的商业伦理、公司内部组织，都和他的出身、经历、以及社会制度的变革有关。这样来说比较公允，不能笼统地把他说成是个江湖骗子或者坏人。
第一代民营企业江湖豪侠、英雄气节、政治情结非常浓烈。90年代初在全国做承兑汇票做得最大的是海南南方信托的老板朱邦义，他也是四川人；老牟在北边控制信用社。他们都是社会底层混上来的，互相不买账，光约会见面这件事，我作为总办主任都衔接不好。老牟要在北京见，那边说在南方见，这就是民间江湖较劲的方式，因为涉及江湖地位的问题。
当然，老牟也有失手的时候。当时招了一个秘书，从山西来的，平时不怎么吱声，文化水平不高，长得挺端正的，被评为“南德小姐”，和老牟关系不错。有一天海南突然来了三个人，一个东北人，一个浙江人，还有一个海南本地人，一起来游说老牟在海南办三个信用社。这三个人就住在南德的宿舍里，我们谁也不知道；三个人走的时候老牟每人给了20万开办费。那个海南本地人姓杨，老婆是唱琼剧的，他居然在此期间把山西来的女秘书搞掂了。信用社办成了，跟老牟没关系；那个女秘书也离开老牟跑到海南和姓杨的一起裹着做信用社。老牟气坏了，因为姓杨的骗了他的钱拐了他的人。他发誓要把这人弄进去，后来真的弄进去了，南德小姐流落街头，我们正好办公司，就暂时收留了她；后来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做飞机时，有一伙人想“兵变”，计划把所有相关文件拿走自己做，老牟连夜把那些人抓起来捆在地下室里。所以我们当初的判断是对的，如果我们兵谏，估计也被捆起来了。
老牟不论开大会开小会，从来没人主持。讲台上放一张小方桌，他拿个大茶缸子坐下，讲完就散会。不听大家说什么，他讲过瘾了就行。
老牟早上坚持在玉渊潭冬泳，且博览群书，我们离开南德前，有一次他过生日，我和功权还凑钱买了一套《资治通鉴》送给他。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意人。政治情结、江湖大哥、民间智慧、合理的商业想像力，以及我们有限的体制空间，塑造出牟其中这样一个形象。现在没有此类人物了。生存就是在每个阶段改变自己适应环境，不断改变行为方式；而以原有方式一直往下做，环境改变人不变，会死得很快。
我也是被盖上时代印戳的人，在我自己眼力，我现在是资本家的工作岗位，无产阶级社会理想，流氓无产阶级生活习气，传统士大夫的精神享受。我也是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
范哈儿与张少杰
我有一个朋友叫张少杰，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很有影响经济学家。九十年代初有一度他也下海经商，下海之初，我把他介绍给牟其中。有一段时间，张少杰在牟其中那儿当门客，每天吃火锅，聊天，觉得特别不过瘾，就想自己去做。他托我跟老牟说项，希望老牟给点儿钱，让他自己做一个咨询公司。我跟牟其中谈了以后，牟其中就很爽快，满口答应，而且通过我转告他，说可以给20万块钱，支持他去做一个咨询公司。当时张少杰是要跟劳元一合作（劳元一现在是第一上海中心的老板，文化革命的时候上海的风云人物）。当我把牟其中的想法告诉少杰时，他非常不高兴，说这太小看人了。他当时自我感觉非常好，很牛逼的，知名度不亚于现在的张维迎，觉得老牟才给20万，太低看他了，好像打发一个叫花子，所以很想不通。后来我告诉老牟，老牟就说：“他不会做生意，你叫他来，我跟他说。”那时候南德的火锅算是一个招牌，所以就叫张少杰来吃火锅，很随意，吃完了就神侃，最后牟其中跟张少杰说：“20万起家开一个咨询公司已经很多了，要是我来做的话10万就够了，我考虑到你不大会做事，还多加了10万呢。”张少杰为难地说：“怎么做，租个办公室这点钱就都没有了。”老牟说：“你这个家伙不会做事，这样子，我告诉你怎么赚钱，20万足够了。”少杰好奇地问：“那你怎么做？”老牟说：“你到上海打听一下哪儿最贵？是不是国际饭店最贵？你去最贵的那个地方的顶层，就在那儿请客，请上海最牛的人，把这20万请完，花完，你至少能赚200万。”少杰说“这不可能吧？！”老牟说：“你不信，我告诉你，最重要的不是说你有多少钱，而是别人认为你有多少钱。”这挺有意思的。相当于我们现在说，你一定要让投资者、让客户对你有信心。他当时就说：“你口袋里有多少钱没有人知道，但是别人认为你有多少钱就会给你多少钱的机会。所以如果在那个地方把这20万花完，请最牛的人全都吃个遍，那整个上海就都认为你是最有实力的，很多有钱人就跑来跟你打交道，跟你做事情，最后你就会有钱了。”张少杰听了还是将信将疑，觉得这有点儿不靠谱，像坏人懵事儿。老牟说：“读书人跟做生意的就是不一样，好，我再跟你讲一个故事。”
老牟讲的是在三、四十年代抗战时期的一个故事。当时四川有个军阀叫范绍增，就是傻子军长范哈儿。范哈儿那时在四川很落魄，于是就摇个船到上海，船靠码头时，吆喝一群挑夫上船挑大萝筐，筐里头是红纸包着的一卷一卷像钱一样的东西，挑夫们肩上的扁担嘎吱嘎吱直颤，说明这个筐特别沉，钱特别多。于是上海滩的人都知道范军长来了，钱太多了，挑得挑夫腰杆都要断了。所有的人都特别喜欢他，大家都愿意跟他结交，他就在一些豪华地方吃喝玩乐，今儿向这个借五万、明儿跟那个挪六万。因为都是特有钱的人在一块儿混，大家都觉得没事儿：老范家这么多钱，藏着好几大箩筐呢！所以没人着急跟他要。就这么在上海滩折腾了好几个月，所有人都知道这家伙有钱，尤其是他那一屋子卸下来大洋压根就没动过。过了一段时间，范军长突然不见了，所有借过钱给他的人都急了，就把他的房子给围了，围了以后就把那些筐都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