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4年第07期-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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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小说有个十分有趣的、近乎于男性宣言般的名字——“每个男人都要有自己的房间”。如果词语也有性别的话，我会把“房间”一词归进阴性之列。“房间”通常与“卧室”划等号。“房间”是一个暧昧的词，因为房间是一个私秘的空间，她总让人禁不住联想到一张靠墙而架的柔软大床和床上侧身而卧峰峦迭起的女人。在这个空间里演绎着绝对隐私的浪漫故事。“房间”还是阴柔的，因为房间属于女人，即便有一位男性在那里进进出出。
　　这个叫西马的男人何以如此渴望房间？他到底想在自己的房间里干点什么？这间属于男人的房间又会有何不同？
　　住是衣食之后人类生存的最基本条件之一。当衣食还处于温饱状态时，房子的功用也只能停留在挡风避雨御寒的初级阶段。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大多数人而言，衣食已不再成为问题，房子的职能也就不再仅是安置一张入眠的床榻和蔽护一具疲惫的肉体。它与汽车、名牌服装一样，成了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对于一位出生在他方的外乡人而言，在城市中拥有一处属于自己的房子，如同拥有了一张城市的身份证，说明你已经被这座城市所接纳，你已是这个城市真正的一员。
　　至少，他们自以为是这样。
　　关于这一点，小说的主人公西马感受最深。在别人的城市里颠沛流离了十二年，“终于有了自己的住房”之前，西马一直处于惊弓之鸟的状态。他怕敲门声、怕户籍警；他怕被人赶出“家”门成为一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他胆战心惊地与女友做爱，并很不幸运地被热心过头的同屋打断，差点把女友憋死。“如果没有你自己的房子，你就别想再碰我”。一个没有自己房子的男人不但寄人篱下，甚至连做爱的权利也会被剥夺。可怜的西马因为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在主动勾引他的风骚女人刘晓富丽堂皇的家中，在那张芬芳的大床上第一次阳痿了。
　　既然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能让西马睡得安稳，能让他不再卑微可怜，并让他的女人在满足中沉沉睡去，那么，就让我们与西马一起为他的房子努力吧！
　　西马努力了，十二年，终于拥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这套死过人、到处弥漫着陌生人气息的房子还是让可怜的西马觉得“有自己的房子真好”。他天真地以为自己为所欲为的时候到了。可惜，他错了，太理想的事物总会出现差错，上帝不会因为你拥有了一套房子而停止他的游戏。西马不再紧张恐惧，他换了一种玩法，开始为煤气、电灯、电视、洗衣机、空调在通往六楼的楼梯里乐此不疲地爬上爬下。他得了强迫症。他不再像丧家犬，但却惶惶不可终日，因为他已被莫名其妙地悬空了。他失去了兴趣与激情，他得了梦游症。他差点失去朋友歪嘴，并最终失去了女友飘美。那套努力了十二年得来的房子成了一套鬼屋，惟一的好处是赌博时没有输家。
　　这篇小说与其说是描写外乡人在城市的奋斗过程与生存现状，勿宁说是刻画现代人在物质得到充分满足后精神上的一种缺氧状态。在这里房子不是用来安置躯体的家，而是用来躲藏病态而脆弱的灵魂不受他人干扰的避难所。房子只是人们用来拒绝他人“介入”生活的一面盾牌。曾几何时，我们生病的身体仍需要别人的搀扶，但我们的心却把停留在额头上的那只温暖关爱的手一次次拂开。西马原以为拥有了自己的房间之后他的生活可以不被他人干扰，但是干扰依旧存在，且愈演愈烈，就算他涎着脸问刘晓借来钱把房子重新装修一番也无济于事。
　　我们无从逃避此时此地，除非你不在任何地方。
　　老女巫“在房子的每一面墙上都挂上一面圆镜”的巫术，治好了西马的梦游症，但“镜子的闪光与倒影在上面的影像”却违背了他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的初衷。“镜子和男女交媾是可憎的，因为它们使人的数目倍增。”（博尔赫斯语）镜子让西马的生活处于另一种被深度“介入”的状态。所不同的是，这次“介入”他生活的不是墙外的现实世界，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虚幻的镜中世界，以及对镜不相欢的虚幻的自我。
　　我们无从逃避自己，除非你不是你。
　　小说里作者借用了鬼怪的一臂之力，的确，与楼上穿着木拖鞋在午夜跳踢踏舞的邻居和楼下“闻鸡起乐”的音乐发烧友相比，鬼怪之说似乎更适合用来隐喻与渲染人类内心的疾病。疑神疑鬼，皆由心生。也使得这篇语言与情节上相貌平平的小说，有了几分动人的姿色。
　　一间自己的房间，一堵薄薄的墙，把世界一分为二，把喧嚣隔在了外面，把一个自以为自由的空间隔在了里面，同时也把我们的心与世界的通道隔开。我们真的自由了吗？我们的生活真的从此安宁了吗？去问问西马吧！看看他会怎么回答你。
　　


我读
　　近一个时期以来，湖北的中篇小说创作势头见长，用一句官员们爱说的行话来表达，已经称得上是一个中篇“大省”了。在这其中，本省几家文学刊物，尤其是《长江文艺》的发现、推动、提升、张扬之功，不应埋没。就《长江文艺》今年第四期组织的一个“中篇小说专辑”来看，不但所刊发的五篇作品的题材和主题，各不相同，表现的形式和手法，不尽一样，就是作者的阵容，也是“少长咸集”，其中还有一位是在读的高三学生，说明湖北的中篇创作，无论是就“材（题材）力”还是就“人（作者）力”而言，都算得上是资源丰厚。虽然区区一个“专辑”，不足以概括湖北中篇创作的全貌，但对这几篇作品作一点粗略的评述，大约也可收一点“窥斑见豹”之效。
　　按照这五篇作品的排列次序，我首先要提到的自然是本辑的“头条”、也是本期刊物的“头条”作品：徐宏建的《我的兄弟在美丽的城市》。毫无疑问，这是一篇类似于《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那样的描写庸常人生的作品。只不过作者很巧妙地把“幸福生活”转换成了“美丽的城市”，而且为主人公杨汉民设置了一个“寻找”（在城里打工的哥哥）的动态情节线索，否则，这篇作品就可以叫作《车夫杨汉民的幸福生活》了。我这样说，并不是说这篇作品模仿了或套用了《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情节模式，恰恰相反，我要说的是，作者不但转换了而且也扩大了《贫》作中张大民对“幸福生活”的自我体验，他不但让杨汉民在这座“美丽的城市”，充分地体验了诸如冯双兰、郑老师以及众多知名的和不知名的人们给他带来的“幸福生活”，而且同时也让他充分地体验到了，这座城市因有这些给他带来“幸福生活”的人们而“美丽”、而成为一座“美丽的城市”。不管作者是否有意，在我这个读者看来，这种转换和扩大一篇名作的题材和主题的能力，借用古人的话说，确实是一种“夺胎换骨”的功夫。也许你会说，即使是像冯双兰、郑老师这样的人，在一定意义上，确实给杨汉民带来了“幸福的生活”，但她们自己的生活和心灵，也未见得就一定称得上“美丽”，更何况这篇作品还写到了这座城市的种种不“美丽”的一面，何以能称其为“美丽的城市”。这就牵涉到这类作品一种体验生活的方式了。长期以来，文学作品都习惯于将生活理想化、纯净化，以这种理想化和纯净化为生活的本色。文学家所歌颂和赞美的，也是这种理想化和纯净化了的“美好的”或“幸福的”生活。殊不知，所谓生活的“美好”和“幸福”，不过是生活着的人对生活的一种自我感觉和自我体验，是没有什么客观的标准可以衡量的。张大民和杨汉民对生活的“幸福”与否的判断，扩而大之，对一座城市的“美丽”与否的判断，也是一种自我感觉和自我体验，是由不得我们用某种物质的或道德的尺度去裁定的。这决不是我们习惯所说的主观唯心主义，而我们的心灵在经历了无数的虚妄和幻觉之后，变得更加实在和更有“主见”的表现。生活原无“美丽”与不“美丽”、“幸福”与不“幸福”之分，只要你对它充满爱，一切的“不美”与“不幸”，都会变得“美丽”而“幸福”。杨汉民的几度失车，又代人受过，老父惨死，寻兄无果，可谓“不美”、“不幸”之至，然而他视众人的关爱和帮助为兄弟的情谊，于是他在这座陌生的城市就有了家的感觉，他在这个陌生的家里就找到了无数的兄弟，这座城市也因此而在他的心目中变得日渐“美丽”起来。这篇作品虽然称不上通篇不着“寻兄”二字，但有一、两处涉及“寻兄”的情节，也仅寥寥数语。通篇所写，不过主人公“寻兄”不得、滞留凸城的种种遭遇。我赞赏作者的这种“虚化”和“悬置”主线，而于枝蔓处用力的“反常规”写法，否则，这条“寻兄”的主线，不知要生出多少难脱俗套的波澜曲折来。
　　从这篇“头条”作品，我就想到了这个“专辑”的最后一篇作品：阎刚的《角色》。这篇作品如果从题材的角度来划分，也是一篇现实题材的作品，说不定还可以归入现在还时兴的“官场小说”之列。作品的主人公吴新不过是一个乡镇干部，虽说不是杨汉民那样的小人物，但在官场上也“大”不到哪儿去。如同一般写官场情事的小说一样，这篇小说所写，也不过是吴新的职务升迁问题，按吴新的政绩和人望，是满可以在换届中由副镇长递升镇长的，而且事实上在第一次选举中，他已经破例在“钦定”的候选人之外，在“另选他人”一栏里，获得了过半数的选票；无论于理于法，吴新都应该是新镇长的人选了。无奈现今的干部政策，按照县委组织部长金正来的说法，是“能干的不一定能上，能上的不一定能干”，所以结果是，他的合法的镇长身份仍然不能为上级组织和领导所承认。这就不能不引起吴新的困惑和烦恼，也不能不激起她爱人余静的不满和牢骚。当然，还可能有其他干部群众的意见和议论，以及因此而引发的矛盾和斗争，等等。把这些情节性的因素集合起来，满可以围绕吴新的职务升迁问题，编造一幅基层官场的百态图，借以暴露问题，针砭时弊，加入“反腐倡廉”的“主旋律”。但这篇小说的作者却无意于此。他似乎对新旧官场小说所必不可少的权术计谋，不太感兴趣，虽然也写了吴新的同学、也是在同一个镇委任职的同僚苟大红对吴新的种种算计，但却不想把它敷衍成一条情节的主线，以此来分出善恶美丑、泾清渭浊，他的艺术描写的注意，似乎主要只在吴新和他的家庭（严格说来是他的爱人余静），对这次职务升迁及其间的种种变故所得的感受和反应。照余静的说法，吴新本非为官的材料，他自己也无意于混迹官场，只因为已经身在官场，想干一点事，也干了一点事，所以才惹出了这么些个是非和麻烦。如果说他在某些时候、某种情境下，真的也萌发过想当镇长的“一闪念”的话，那也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既然想干事，就得有一个适合于干事的位置。现在这个位置既不可得，他就更无心恋栈了。吴新的辞职，已属理所当然。这样的辞职虽然带有一点变相抗议的成分，但主要目的仍然是争得一点干事的自由。果然，辞职后的吴新办了一个蔬菜信息网站，不多久，就“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虽然作品对这一点只寥寥数语一笔带过，但毕竟让读者看到了吴新在“角色”转换后所得的一个结果。如果吴新就这么继续扮演他重新选定的这个生活“角色”，也许他也能像张大民、杨汉民们一样，体验到一点生活的别样“幸福”，以及周围的人们和他们所生活的城市的别样的“美丽”，无奈作者最后在红山镇的第二次镇长选举中，又让吴新当选镇长，重新回到了他已经“卸任”的“角色”中去。对吴新来说，这可能是一个美满的结局，但经过这样反复的“角色”转换，我不知道演戏的人是否还有当初的那份功力和底气。作品的开篇就让吴新被一个黄壳子的野王八咬了一口，以后屡次三番地到市场上去找那个卖王八的“十分可爱”的小姑娘，实在是意味深长的一笔。真的像民间传说的那样，要等到天上打雷，咬人的王八才会松口吗。那这天雷又是什么呢，他真的就是天上的雷公吗，真的会在王八咬人的时候震响吗，我想，吴新的寻找卖王八的小姑娘，一定不是想跟她探讨这些深奥的天物感应的道理，他一定是因为太喜欢诸如王八咬人这样的远离官场的世俗生活的野趣，所以才刻意要找到那个小姑娘，重新经验一回新奇的刺激，但作者既如此精心的安插这样的闲笔，又焉知他没有更深的寓意呢。这篇作品看似写得平实，实则不温不火，绵里藏针，字里行间暗含着那么一点针砭世情、嘲讽人事的艺术玄机。接下来我就要说到郑因的中篇小说《蜂窝组织炎》了。郑因是一位有经验的老作者，所以，她所讲的虽然是一个过去年代的故事，但却没有因为“死无对证”而随意杜撰。看得出来，作者是有一定的医务工作经验的，因而她的故事所涉及到的医学细节，就不限于常识或书本的范围，而是活生生的临床实践和医疗活动，这一方面无疑增强了这部作品的真实性和现场感，另一方面同时也使得这部作品的叙事显得针脚细密，纹丝不爽，自有一番常人所不及的缝制功夫。这篇作品所述故事的起因，不过是因为田医生往值班室带进了一瓶小麻油而引发的“医疗事故”。这瓶小麻油原本是田医生为正在上幼儿园的女儿准备的，田医生的爱人唐医生下乡了，幼儿园放假了，田医生就得带着孩子去上班，女儿嘴刁，滴点小麻油她才肯吃饭。田医生又怕往医院带小麻油影响不好，所以就装在一个枇杷止咳露的药瓶里放在护士站的药柜里面，无意间被护士小杨给病人喝了，结果弄出了一场“医疗事故”。田医生因此受了处分，被发落到洗衣房，谁知女儿在洗衣房与洗衣房大组长马大双的儿子铁蛋玩“武斗”游戏时，又被铁蛋用树枝在左边下巴底下挑破了一个小口子，出了一点血。接下来的故事就是围绕田医生与马大双、田医生与从农村来的“赤脚医生”朱医生，最后是田医生与从乡下回来的丈夫唐医生，对处置孩子的这个小伤口的不同态度、方式及因此而引起的冲突和争论。马大双和朱医生虽然在这场冲突中，各自所站的立场不同，但因为都是来自农村，所以就都认为像这样擦破点皮的小伤，没什么大不了的，用点土办法处置一下就行了，或者干脆不用管它，让它“自伤自愈”亦可。但一直在城里的大医院工作的田医生，却坚持要按正规的医疗程序办事，否则化脓性细菌侵入皮下蜂窝组织，酿成“蜂窝组织炎”，如此这般恶化下去，后果就不堪设想。她的丈夫唐医生则因为刚从乡下回来，农村缺医少药的种种还历历在目，所以就不免有点骑墙和折中，即既主张认真对待，又觉得不必大惊小怪。除了这些医疗观念上的差别外，究其实，这其中还掺杂有一点政治的或曰人事的因素：原来从农村来的朱医生天生就有一种自卑感和过敏症，总认为像田医生这样的正规医生瞧不起他们这些从乡下来的土包子，因此在这件事上，对田医生的指手划脚，就难免要产生对立情绪。但他也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就是自己是代表工农兵革命群众来占领和改造医院这个修正主义的上层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