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20-危险接触-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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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现在大家知道了，我的坏心眼完全是世道逼的，我没办法不把人往坏里想，全是骗子！
是啊！借给医人的钱算是打了水漂，但我并不想骂他，这小子多少还做过一点好事。如果不是他，我的书根本出不来。
进入广告公司后我的生活彻底安定了，于是萌发了写小说的欲望，那是股极其强烈的欲望，似乎如梗在喉，不吐出来就会憋死。第一部长篇小说就这样诞生了，99年下半年的时候，小说写完了。由于从来不知道作家是吃几碗饭的，所以我一上手就是一部长篇。这本小说出版之前我出版了两本纪实文学，但大家都没当回事。可这本小说出版后许多朋友就给我改名叫作家了，原来作家圈里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即使你出版了一百本书，但没有长篇小说问世，就不佩被称为作家。
一般来说，作者是作品的母亲，出版单位是作品的爹。当然母亲只有一个，而爹却可以有若干，比如说作者与出版社的合同到期了，作者就可以给作品找个更富有的爹，当然这取决于儿子是否争气。
我这母亲把长篇小说生下来后，却找不到孩子他爹，于是只得到处乱撞，然后求了几个人都不见回音，最后不得不给医人打了个电话。东北人就是这点好，不管能不能干成，绝对敢答应。医人在电话里大肆吹嘘道：“成了，兄弟，这事到我这儿为止，等好吧。”
大约一个月后，医人打电话约我去北京电视台附近的一个茶座，据说有个编辑要见我，还再三叮嘱我一定要把稿子带上。由于上了医人好几次当，我不得不多了个心眼，300页的稿子只带了80页。
老婆听说我要去北京电视台，立刻紧张起来，又是找衣服，又是命令我换鞋，最后把半罐子摩丝都喷我脑袋上了。
“用不着，是医人那个东西约我去的。”我说。
“什么？”老婆一听这话更紧张了，她开始翻我的口袋，最后只在我身上留了50块钱。
北京电视台在西北三环，我路过了很多次却从来没进去过，所以在外面转了十分钟都没找到茶座。最后不得不红着脸问保安，原来一进大门就是。
我远远的就看见医人趾高气扬地占了一张桌子，他对面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脑门上有个痦子。医人指着我道：“这就庸人，我兄弟，小说写得棒极了。这位是门老师，出版社的。”
中年人微微点了点头，我却觉得有点儿骚得慌。医人这个狗东西根本没看过我的小说，居然就敢说棒极了，但我不能戳穿他，人家也是为了我呀。于是恭恭敬敬地把稿子递过去。“门老师，这个东西您先看看，后半截还没打印出来。”
门老师看看我又看看医人，最后还是把稿子收下了。“写几年了？”
“第一本。”我实话实说。
《危险接触》 影视和女人枪 手（6）
“我兄弟可是有来历的人，人家是六代北京人，祖上全是当官的，你们家是不是还出过一个名人呢？”医人拍了拍脑门：“对了，你们家有一个国民党的少将，跑台湾去啦……”
我和门老师同时皱了皱眉，门老师笑道；“人分三品，最低一等是假冒伪劣的，标准特征是我们家的谁谁谁是谁谁谁的谁谁谁，第等是次品，特点是我是谁谁谁的谁谁谁，上等人是这样的。”说着他拍了拍胸脯：“我是谁谁谁。”
我苦笑一声，而医人却歪着脑袋想了半天。
那天的约会基本上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是医人的胡侃，当时我觉得人家门老师肯定把我与医人当成一丘之貉了。好在门老师依然把稿子拿走了，临分手时还留下了我的电话。
此后一个月，我一直在等门老师的消息，最后已经绝望了。顺便说一句，庄浩任到另一家公司当创意总监去了，据说工资涨了一大块。他觉得我这个广告文案还象样，便不由分说地把我拉到了他所在的那家公司，我的工资有跟着长了一千块，别提多高兴了。
广告公司的人脑子里都有水，有话不好好说，拿着狗屎当香饽饽。明明只是个研究广告创意的内部会议，他们偏要说是进行脑力激荡。大家商量出的创意，他们说是碰撞出来的。四A级广告公司，他们偏要说成佛（FOUR）A。客户想干点儿哗众取宠的事，他们就说是作秀。别看我干了好几年广告，前后转了四家广告公司，可我从骨子里就看不起他们，最后回家写书是意料中的事。
有一次一家生产狗皮膏药的公司上门拜访，要我们为狗皮膏药做广告，于是脑力激荡会又开始了。公司的广告策划自鸣得意地出了个“脖子疼，用膏药”的主意，会议室立刻成了蛤蟆坑，大家为了狗皮膏药争得面红耳赤，要不是庄浩任一直拦着非动手不可。
会议从上午9点开到下午3点都没拿出个结果来，我实在盯不住了，便借了个上厕所的名义跑出来透口气。刚回到我的办公室，电话就响了，电话那边是个极其陌生的声音。
“庸人吗？我姓门。”
我脑子飞转了三十多圈，立刻设想了十几种不同的结果，最后诚惶诚恐地说道：“门老师您好，我是庸人。”
“庸人，你的小说我看过了，不错。小说是否成功啊，主要是看作品里的人物能否跳出来，你的小说还行，人物都跟活的似的……”
门老师在电话里夸了我十分钟，而我的心却一直没放下，我在等那个必然而响亮的“但是”。终于那个“但是”来了，门老师在电话里叹了口气：“庸人，我们出版社不是文艺性出版社，出小说的难度很大。但你的天赋很好，我不想埋没你，这样吧，我跟你约一本纪实文学《外地人在北京》，你能写吗？”
“能。”我连想都没想，当下就答应了。
几天后我去出版社与门老师签定了合同，然后白天上班，晚上写《外地人在北京》。整整两个月，两个月的夜晚，一本十多万字的《外地人在北京》就出来了。我交稿时，门老师异常惊讶地望着我：“你？你真是个快手。”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其实我心里在想，要是不上班，一个月就能写出来，有什么呀？我身边的外地人太多了。
大约半个月后，门老师又来了电话，我还以为是稿子不行呢，心情极其焦虑。没想到，门老师却在电话里跟我谈起了医人，我在《外地人在北京》中为他准备了一章。
“唉，我以为他只向我借钱了呢。”门老师苦笑道。后来我问他稿子如何，门老师却道：“你写得太认真了，纪实文学又不是小说，没必要把人物写得那么鲜活。行啦，没问题，等着见书吧。”
此时我又开始了漫长的等待，这时广告公司内部出了问题，庄浩任和公司老板吵翻了。现在企业的人事问题，大多是分赃不均引起的，庄浩任也不例外，他认为凭自己的本事应该获得一部分股份，老板一怒之下重新任命了一位创意总监，庄浩任就卷了一大堆资料走人了。
我意识到新的创意总监必然要清洗队伍，于是又开始向其他公司发放简历，我这回信心很足，好歹咱也在广告圈里混过一年了。
不久我被解雇，没出一个礼拜我就跑到国兴上班去了，之后就发生了湖潮那件事，于是我又失业了。
《危险接触》 影视和女人野 心（1）
老妈是个老实人，老实到别人说什么都相信。老爹去世后，老妈觉得自己中年丧夫，命运不济，于是不知道听了谁的异端邪说，天天琢磨着放生积德。有一次她跑到鱼市，买了十几条金鱼，然后兴致勃勃地倒进了护城河。
回家后，她把这件积德的事美孜孜地告诉我，并再三声称，她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我和弟弟的前途。
我一听就笑了：“妈，金鱼在护城河里能活得了吗？出不了半个小时就得弯回去。”
“鱼在水里还能活不了。”老妈不信。
我便把金鱼是人工繁殖的，必须放在鱼缸里养的道理说了说。
老妈依旧不信，亲自跑到护城河边去观察，回来后撅着嘴道：“肚皮全翻起来了。”
自此她再不提放生的事了。
老妈不仅偏听偏信，还是很拧的人，用北京话说叫“死拧死拧”的，认准了一个死理就坚决不回头。她能拧到蛮不讲理，其原因也很简单，她认为自己是个老太太，老太太就可以不讲理。
前几年，把北京某高官拉下马的集资案公审了，主犯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我指着电视画面道：“您看看，这老太太比您岁数还大呢吧？照样判刑。”
“胡说，我又没犯法。”
“你就以为杀人放火是犯法，法律的条文多了，有事犯了法自己也不知道。”我吓唬她。
“你盼着你妈点儿好。”话虽这么说，其后老妈不讲理的毛病的确收敛了不少。
北京老太太的拧，主要是因为没文化，老妈也没文化，她小学三年级就被生产队赶到菜地里去了。正因为没文化，很多事往往想当然。
比如前一阵子。老妈就差点儿被我们两口子气昏过去。
最近北京正闹在“非典”，老妈和所有惟恐天下不乱的北京老人一样，在超市里狂抢了两天，最后把北京的物价都抢上去了。我死劝活劝，希望她能为家里省点儿开销。老妈却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你懂个屁呀？马上就要封城啦，北京的粮食、蔬菜都进不来啦。现在我不抢点儿，过几天咱们喝西北风去啊？我老啦，没几天蹦头啦，还不都是为了你们。”
我赶紧向她解释，要相信党，相信政府，咱们国家不缺粮食，你们这样抢下去的结果就是砸手里一堆东西。老妈认为我是放屁，最后我瞧准个机会把老妈的存折藏起来了，然后谎称柜子的钥匙丢在我岳母家了。老妈担心我路上被非典那个妖怪夺去了生命，虽然嘴上不住地骂我是个糊涂蛋，好歹算是停止了哄抢。
此后街面萧条，很多单位都放假了，老妈也忧心冲冲地吃不下饭去。她一个劲唠叨着：“得，得，今年咱北京的经济算是完了，我们退休工人长工资的事也没戏了。”
我无话可说，老妈的担心自然有道理。
不几天，外地商品源源不断地进入北京，物价又掉下来了。我们家抢得东西少，倒没什么，可我四叔足足吃了一个月方便面和火腿肠，就这样家里还存着三袋子米呢。三叔就更别提，由于慌不择物。他抢的两袋面粉都是长了虫的，三叔气得提着擀面杖在市场上转了三天，而那个卖黑心面的家伙回家躲非典去了。
老妈就是这样，对付她的办法只能哄骗。
对了，她还有个毛病，只信邻居、亲戚说的，对报纸、电视上的话嗤之以鼻。这不，哄抢风波过去没几天，全国各地开始支援北京，运送物资的车队把电视屏幕都占满了。可能是在电视上看到的东西太多，老妈的不满情绪终于控制不住了，有一次她气哼哼地对我们两口子道：“支援北京这么多东西，怎么我就一点儿都没见到啊？哪儿去了？都分给谁啦？”
我和老婆吓了一跳，她这是唱得哪出啊？
老妈见我们不说话，自以为占了理，便肆无忌惮地嚷嚷道：“明明就是骗人，他们编排好了骗人。电视里的东西就是不能信，那么多东西哪儿去啦？”
我生怕她气个好歹的，赶紧宽慰她道：“妈，那东西不是给您的，咱家又没病人，咱不能要。”
“胡说，人家外地人说了，是支援北京人民的。我也是北京人民，怎么就没我的份儿？东西肯定让他们私分了。”
“您又没得非典，咱家又没被隔离，物资是给他们用的。”我道。
“总共才几个得非典的，那么多东西他们用得完吗？”老妈依然不服。
“你想想，好几千人得病，还有一万多人被隔离的，一天的伙食费就得多少？一个人十块钱，一天就得一十万的开销，您以为政府能下钱？”
“钱都是政府印的，他们多印点儿不就得啦？不就是纸吗？前几天新闻里还说造纸厂的效益不好呢，多印点儿钱不就完啦？”老妈忽然高兴起来，似乎中国人没钱主要原因是政府官员偷懒，不愿意印钱。
这时老婆终于听不下去了，苦笑着说：“妈，钱能印，东西能印吗？钱得跟东西对上号。”
老妈歪了脖子想了想，可能是这个问题超出了她的想象，于是赌气般地说道：“反正我不信，电视里的事就是不能信。”
“那电视里说今年要给退休工人长工资，您怎么信呢？还天天念叨？”老婆一句话递过去就知道自己错了，赶紧冲我咧嘴。
果然老妈直着眼睛，半天没说出话来。
老妈的可气远不止这些，我刚出书的那阵儿，她真没少跟我抬杠，有时能把我气得胡说八道的。
《外地人在北京》在出版社酝酿了五个月后，终于出版社了，我拿到书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书名下面真是“庸人”吗？我对着那个名字仔细琢磨了五分钟，最后那两个字是怎么看怎么不对劲。我在桌子划拉了五六次，这才断定，原来庸人真是这么写的。
那天我抱着书回家，老婆还没下班，我便跑进老妈屋里显摆起来。老妈捧着《外地人在北京》迷惑地看看我，又看看书，显然不清楚我到底与这本书有什么关系。我告诉她这书就是您儿子写的，老妈却笑道：“放屁，猴崽子似的，你也是写书的料？别以为你妈是傻子。”
我不得不把与出版社签的合同找出来让她看，老妈这才有点儿信了。“您看，书就是您儿子写的，还能错得了。往后您再到天坛遛弯，您就告诉他们：我儿子是写书的。”
《危险接触》 影视和女人野 心（2）
“胡说，你书柜里有那么多书，还能都是你写的？”
“您儿子是写书的，可写书的不全是您儿子。”我差点儿背过气去，幸好中午吃得少，要不非吐出来不可。
“那，那，那你写书有什么用啊？”
“给钱啊。”我说。
“吹吧你，我听说写书得自己花钱。”老妈这话不错，以前我也听说过不少自费出书的事。
“那是他们水平不够，您看看。”我举着合同让她看：“您看看，千字六十元，22万字就是一万三千多块。”
老妈扭着脖子想了想，然后食指和中指举在空中做点票子状。“纸上的事我不信，什么时候把钱拿回来才算数呢。”
我在老妈面前一点儿高大的感觉都没找到，只得乖乖地等老婆回来。偏巧那天老婆加班，晚上九点多才回来，我把《外地人在北京》摆在她枕头上，老婆还真看见了。她清楚这档子事，并不十分惊奇，只是对封面发表了半天议论，她认为封面设计太卡通了。
我有些不耐烦：“人家给咱们出书就不错了，别横挑鼻子烂挑眼的。”
“也是。”老婆突然明白了我不高兴的理由，赶紧凑上来：“老公，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作家夫人啦，你说是不是？”
“没错。”我单手搂住她，另一手把《外地人在北京》举得高高的。“等书一上市，满大街的读者找我签名可怎么办？实在不行我就躲到密云去，老农不知道我是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