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的安慰-第2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母亲来的时候，我给她说了怕英语跟不上的忧虑，谁知她竟一脸笑容地回答：“妈只知道你是最吃苦的孩子，妈不爱听你说难，因为一吃苦便不难了。”
我记住了妈妈的话。我有点口吃，有人告诉我，学好英语，首先要让舌头听自己的话，于是我常捡一枚石子含在嘴里，然后拼命背英文。
舌头跟石子磨呀磨，有时血水顺着嘴角流了下来，但我始终咬牙坚持着。
半年过去了，小石子磨圆了，我的舌头也磨平了，英语成绩进入全班前三名。
我真感谢母亲，她的话激励我神奇地跨越了这个学习障碍。
1996年我参加全国奥林匹克知识竞赛天津赛区的比赛，获得了物理一等奖和数学二等奖，将代表天津去杭州参加全国物理奥赛。
“拿一个全国一等奖送给妈妈，然后参加世界物理奥赛去。”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把喜讯和愿望写信告诉了母亲。
结果我仅得了二等奖，我一头倒在床上，不吃不喝，尽管这已是天津市参赛者中的最好成绩，可要报答含辛茹苦的母亲，实在不够啊！
回到学校，老师们帮我分析失败的原因：我总想数理化全面发展，主攻项目太多而分散了精力。如果我现在攻数学，一定能上。
1997年1月，我终于在全国数学奥赛中，以满分的成绩获得第一名，进入国家集训队，并在十次测验中夺魁。
按规定，我赴阿根廷参加比赛的费用须自理。交完报名费，我把必备的书籍和母亲做的黄豆辣酱包好，准备工作就结束了。
班主任和数学老师看我依然穿着别人接济的，颜色、大小不协调的衣服，打开储藏柜，指着袖子接了两次，下摆接了三寸长的棉衣和那些补丁摞补丁的汗衫、背心说：“金鹏，这就是你全部的衣服啊？”
我不知所措，忙说：“老师，我不怕丢人。母亲总告诉我‘腹有诗书气自华’，我穿着它们就是去美国见克林顿也不怕。”
7月27日，奥赛正式开始。
我们从早上八点三十分到下午两点，整整做了五个半小时的试题。第二天公布成绩，首先公布的是铜牌，我不希望听到自己的名字。
接着公布银牌，最后，公布金牌，一个，两个，第三个是我。
我喜极而泣，心中默默喊道：“妈妈，你的儿子成功了。”
我和另一位同学在第三十八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分获金银牌的消息，当晚便被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播出了。
8月1日，当我们载誉归来时，中国科协、中国数学学会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此时，我想回家，我想尽早见到妈妈，我要亲手把灿烂的金牌挂在她的脖子上……
那天晚上10点多，我终于摸黑回到朝思暮想的家。
开门的是父亲，可是一把将我紧紧搂进怀里的，依然是我那慈祥的母亲。朗朗的星空下，母亲把我搂得那样紧……
我把金牌掏出来挂在她脖子上，畅畅快快地哭了。
8月12日，天津一中礼堂里座无虚席，母亲和市教育局的领导及著名的数学教授们一起坐上了主席台。
那天，我说了这样一席话：“我要用整个生命感激一个人，那就是哺育我成人的母亲。她是一个普通的农妇，可是她教给我的做人的道理却可以激励我一生。高一那年，我想买一本《汉英大词典》学英语。妈妈兜里没钱，却仍然答应想办法。早饭后，妈妈借来一辆架子车，装了一车白菜和我一起拉到四十里外的县城去卖。到县城时已快中午了，我早上和妈妈只喝了两碗红薯玉米稀饭，此时肚子饿得直叫，真恨不得立刻有买主把菜拉走，但妈妈还是耐心地讨价还价，最后终于以一角钱一斤成交。两百一十斤白菜应换来二十一元，买主只给了二十元。有了钱我想先吃饭，可妈妈说还是先买书吧！这是今天的正事。我们到书店一问书价，要十八元两角五分，买完书只剩下一元七角五分。妈妈只给了我七角五分零钱去买了两个烧饼，说剩余的一元钱要攒着给我上学花。虽然吃了两个烧饼，等我们娘俩快走完四十多里的回家路时，我已经饿得头晕眼花了。这时才想起，我居然忘了分一个烧饼给母亲，她饿了一天，为我拉了八十里路的车。我后悔得想打自己耳刮子，母亲却说：‘妈没多少文化，可是妈记得小时候老师念过高尔基的一句话——贫困是一所最好的大学！你要是能在这个学堂里过了关，那咱天津、北京的大学就由你考哩。’妈妈说这话的时候不看我，看着那条土路远处，好像它真的可以通向天津、通向北京一样。我听着听着就觉得肚子不饿了，腿也不酸了……如果说贫困是一所最好的大学，那我就要说，我的农妇妈妈，她是我人生最好的导师。”
台下，不知有多少双眼睛湿润了，我转过身，朝我双鬓已花白的母亲，深深地鞠躬……
永久的心灵鸡汤——亲情篇最大的音乐是无声
辽宁北部有一个中等城市——铁岭，在铁岭工人街街头，几乎每天清晨或傍晚，你都可以看到一个老头儿推着豆腐车慢慢走着，车上的蓄电池喇叭发出清脆的女声：“卖豆腐，正宗的卤水豆腐！豆腐咧──”那声音是我的。那个老头儿，是我的爸爸。爸爸是个哑巴。直到长到二十几岁的今天，我才有勇气把自己的声音放在爸爸的豆腐车上，替换下他手里摇了几十年的铜铃铛。
两三岁时我就懂得了有一个哑巴爸爸是多么的屈辱，因此我从小就恨他。当我看到有的小孩儿被妈妈使唤着过来买豆腐却拿起豆腐不给钱不给豆儿就跑，爸爸伸直脖子也喊不出声的时候，我不会像大哥一样追上那孩子揍两拳，我伤心地看着那情景，不吱一声，我不恨那孩子，只恨爸爸是个哑巴。
尽管我的两个哥哥每次帮我梳头都疼得我龇牙咧嘴，我也还是坚持不再让爸爸给我扎小辫儿了。妈妈去世的时候没有留下大幅遗像，只有出嫁前和邻居阿姨的一张合影，黑白的二寸照片儿，爸爸被我冷淡的时候就翻过支架方镜的背面看妈妈的照片，直看到必须做活儿了，才默默地离开。
最可气的是别的孩子叫我“哑巴老三”（我在家中排行老三），骂不过他们的时候，我会跑回家去，对着正在磨豆腐的爸爸在地上划一个圈儿，中间吐上一口唾沫，虽然我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但别的孩子骂我的时候就这样做，我想，这大概是骂哑巴的最恶毒的表示了。
第一次这样骂爸爸的时候，爸爸停下手里的活儿，呆呆地看我好久，泪水像河水一样淌下来，我是很少看到他哭的，但是那天他躲在豆腐坊里哭了一晚上。那是一种无声的悲泣。因为爸爸的眼泪，我似乎终于为自己的屈辱找到了出口，以致以后的日子里，我会经常跑到他的跟前去，骂他，然后独自走开，剩他一个人发一阵子呆。
只是后来他已不再流泪，他会把瘦小的身子缩成更小的一团，偎在磨杆上或磨盘旁边，显出更让我瞧不起的丑陋样子。
我要好好念书，上大学，离开这个人人都知道我爸爸是个哑巴的小村子！这是当时我最大的愿望。
我不知道哥哥们是如何相继成了家，不知道爸爸的豆腐坊里又换了几根新磨杆，不知道冬来夏至那磨得没了沿锋的铜铃铛响过多少村村寨寨……只知道仇恨般地对待自己，发疯地读书。
我终于考上了大学，爸爸头一次穿上1979年姑姑为他缝制的蓝褂子，坐在1992年初秋傍晚的灯下，表情喜悦而郑重地把一堆还残留着豆腐腥气的钞票送到我手上，嘴里哇啦哇啦地不停地“说”着，我茫然地听着他的热切和骄傲，茫然地看他带着满足的笑容去通知亲戚邻居。
当我看到他领着二叔和哥哥们把他精心饲养了两年的大肥猪拉出来宰杀掉，请遍父老乡亲庆贺我上大学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碰到了我坚硬的心弦，我哭了。
吃饭的时候，我当着大伙儿的面儿给爸爸夹上几块猪肉，我流着眼泪叫着：“爸，爸，您吃肉。”爸爸听不到，但他知道了我的意思，眼睛里放出从未有过的光芒，泪水和着散装高梁酒大口地喝下，再吃上女儿夹过来的肉，我的爸爸，他是真的醉了，他的脸那么红，腰杆儿那么直，手语打得那么潇洒！要知道，十八年啊，十八年，他从来没见过我对着他喊“爸爸”的口型啊！
爸爸继续辛苦地做着豆腐，用带着豆腐淡淡腥气的钞票供我读完大学。1996年，我毕业分配回到了距我乡下老家40华里的铁岭。
安顿好了以后，我去接一直单独生活的爸爸来城里享受女儿迟来的亲情，可就在我坐着出租车回乡的途中，车出了事故。
我从大嫂那里知道了出事后的一切──过路的人中有人认出这是老涂家的三丫头，于是腿脚麻利的大哥二哥大嫂二嫂都来了，看着浑身是血不省人事的我哭成一团，乱了阵脚。
最后赶来的爸爸拨开人群，抱起已被人们断定必死无疑的我，拦住路旁一辆大汽车，他用腿扛着我的身体，腾出手来从衣袋里摸出一大把卖豆腐的零钱塞到司机手里，然后不停地划着十字，请求司机把我送到医院抢救。
嫂子说，一生懦弱的爸爸，那个时候，显出无比的坚强和力量！
在认真地清理伤口之后，医生让我转院，并暗示哥哥们，我已没有抢救价值，因为当时的我，几乎量不到血压，脑袋被撞得像个瘪葫芦。
爸爸扯碎了大哥绝望之间为我买来的丧衣，指着自己的眼睛，伸出大拇指，比划着自己的太阳穴，又伸出两个手指指着我，再伸出大拇指，摇摇手，闭闭眼，那意思是说：“你们不要哭，我都没哭，你们更不要哭，你妹妹不会死的，她才20多岁，她一定行的，我们一定能救活她！”医生仍然表示无能为力，他让大哥对爸爸“说”：“这姑娘没救了，即使要救，也要花好多好多的钱，就算花了好多钱，也不一定能行。”爸爸一下子跪在地上，又马上站起来，指指我，高高扬扬手，再做着种地、喂猪、割草、推磨杆的姿势，然后掏出已经掏空的衣袋儿，再伸出两只手反反正正地比划着，那意思是说：“求求你们了，救救我女儿，我女儿有出息，了不起，你们一定要救她。我会挣钱交医药费的，我会喂猪、种地、做豆腐，我有钱，我现在就有四千块钱。”医生握住他的手，摇摇头，表示这四千块钱是远远不够的。爸爸急了，他指指哥哥嫂子，紧紧握起拳头，表示：“我还有他们，我们一起努力，我们能做到。”见医生不语，他又指指屋顶，低头跺跺脚，把双手合起放在头右侧，闭上眼，表示：“我有房子，可以卖，我可以睡在地上，就算是倾家荡产，我也要我女儿活过来。”又指指医生的心口，把双手放平，表示：“医生，请您放心，我们不会赖账的。钱，我们会想办法。”大哥把爸爸的手语哭着翻译给医生，不等译完，看惯了生生死死的医生已是泪流满面。
他那疾速的手势，深切而准确的表达，谁见了都会泪下！
医生又说：“即使做了手术，也不一定能救好，万一下不来手术台……”爸爸肯定地一拍衣袋，再平比一下胸口，意思是说：“你们尽力抢救，即使不行，钱一样不少给，我没有怨言。”伟大的父爱，不仅支撑着我的生命，也支撑起医生抢救我的信心和决心。
我被推上手术台。
爸爸守在手术室外，他不安地在走廊里来回走动，竟然磨穿了鞋底！他没有掉一滴眼泪，却在守候的十几个小时间起了满嘴大泡！他不停地混乱地做出求神拜佛的动作，恳求上苍给女儿生命！
天也动容！我活了下来。但半个月的时间里，我昏迷着，对爸爸的爱没有任何感应。面对已成“植物人”的我，人们都已失去信心。只有爸爸，他守在我的床边，坚定地等我醒来！
他粗糙的手小心地为我按摩着，他不会发音的嗓子一个劲儿地对着我哇啦哇啦地呼唤着，他是在叫：“云丫头，你醒醒，云丫头，爸爸在等你喝新出的豆浆！”为了让医生护士们对我好，他趁哥哥换他陪床的空档，做了一大盘热腾腾的水豆腐，几乎送遍了外科所有医护人员，尽管医院有规定不准收病人的东西，但面对如此质朴而真诚的表达和请求，他们轻轻接过去。爸爸便满足了，便更有信心了。
他对他们比划着说：“你们是大好人，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治好我的女儿！”这期间，为了筹齐医疗费，爸爸走遍他卖过豆腐的每一个村子，他用他半生的忠厚和善良赢得了足以让他的女儿穿过生死线的支持，乡亲们纷纷拿出钱来，而父亲也毫不马虎，用记豆腐账的铅笔歪歪扭扭却认认真真地记下来：张三柱，20元；李刚，100元；王大嫂，65元……
半个月后的一个清晨，我终于睁开眼睛，我看到一个瘦得脱了形的老头，他张大嘴巴，因为看到我醒来而惊喜地哇啦哇啦大声叫着，满头白发很快被激动的汗水濡湿。
爸爸，我那半个月前还黑着头发的爸爸，半个月，老去二十年！
我剃光的头发慢慢长出来了，爸爸抚摩着我的头，慈祥地笑着，曾经，这种抚摩对他而言是多么奢侈的享受啊。等到半年后我的头发勉勉强强能扎成小辫子的时候，我牵过爸爸的手，让他为我梳头，爸爸变得笨拙了，他一丝一缕地梳着，却半天也梳不出他满意的样子来。
我就扎着乱乱的小辫子坐上爸爸的豆腐车改成的小推车上街去。有一次爸爸停下来，转到我面前，做出抱我的姿势，又做个抛的动作，然后捻手指表示在点钱，原来他要把我当豆腐卖喽！我故意捂住脸哭，爸爸就无声地笑起来，隔着手指缝儿看他，他笑得蹲在地上。这个游戏，一直玩儿到我能够站起来走路为止。
现在，除了偶尔的头疼外，我看上去十分健康。爸爸因此得意不已！我们一起努力还完了欠债，爸爸也搬到城里和我一起住了，只是他勤劳了一生，实在闲不下来，我就在附近为他租了一间小棚屋做豆腐坊。爸爸做的豆腐，香香嫩嫩的，块儿又大，大家都愿意吃。我给他的豆腐车装上蓄电池的喇叭，尽管爸爸听不到我清脆的叫卖声，但他是知道的，每当他按下按钮，他就会昂起头来，满脸的幸福和知足，对我当年的歧视竟然没有丝毫的记恨，以至于我都不忍向他忏悔了。
我常想：人间充满了爱的交响，我们倾听、表达、感受、震撼，然而我的哑巴父亲却让我懂得，其实，最大的音乐是无声，那是不可怀疑的力量，把我对爱的理解送到高处。
永久的心灵鸡汤——亲情篇麦芽糖
老李在这个小镇上，卖了快三十年的麦芽糖了。街坊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