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商人--龙与牛仔-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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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与儒家学说（Confucianism）。
许多伟大的领导者都成功地领导了现代革命，因为他们正确地把握了一个或两个必须进行变革的方面——然后努力去实施变革。在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政府集中精力于两件事情：使银行系统保持稳定并刺激价格，其成功率达到50％。毛主席的重点则在于打破儒家所推崇的等级和谐论以及血族关系的排外法则，所取得的成功同样也是有限的。毛泽东所倡导的改革的确是大大提高了中国妇女的地位。对西方人来说，他的做法似乎并不是十分好；但在那一时期，要取得成功所面临的障碍似乎是相当巨大的。
西方人很快就对“大跃进运动”不屑一顾——“大跃进运动”时期连农民都试图在自己家后院的锅炉里大炼钢铁，看上去有点像以色列人试图不用稻草来烧制砖块。作为一种纯粹的经济计划，大跃进惨遭失败，但其目标绝对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或者说难以用年度GDP加以衡量。大跃进运动的目的在于进一步打破中国社会里传统的农民家庭中父亲扮演主导角色的现象；它努力在“心理－社会”领域掀起一场全面革命，而不仅仅是一场经济领域的革命。在某种程度上说，它成功了。
在中国，接下来爆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可以看作是毛主席面对农民的强硬态度以及仍然存在的亲属关系在社会结构中的主导地位等现象所作的遭到挫败的反应。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于20世纪60年代，大致与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性解放运动发生于同一时期。
革命——六十年代的风格
西方的社会运动——如劳工运动与禁酒运动、人民党运动——从来都不是直接源自于政府的某种行为。这些社会运动都是志愿者群体自发活动的结果。美国的性解放运动仍延续了这一传统，最早是在一群政治家、反战活动家的倡议下爆发的，后来受到倡导女性主义的群体的支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则是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并领导的，因而成为一场由政府领导的、反对私有社会制度的革命，而与西方社会中所爆发的革命性质不同。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可能，因为它是由处于一个人领导之下的、实行集权等级制的政府的目标的革命性变化所引导的。性解放运动则根源于技术，是继20世纪所爆发的其他方面的革命——我们如何相互合作、彼此之间如何相关等——之后出现的，并且受到不断改进的家庭和通讯技术的推进。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决定群体工作关系——尤其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合作关系——的因素是如何才能更好地完成工作；也即取决于技术。在这方面，药丸是人类历史上最后出现的、影响最大的变革推动者——可以与农业和火药齐名。
因为所采用的抵制变革的社会制度，中国错过了这些技术革命。毛主席并不希望文化大革命能够推动中国在技术方面赶上西方，而是希望由此创建一个更加完善的、实行中央集权控制、由专家执政的新的中华帝国。因此，爆发于六十年代的这些革命的来源和目标看上去似乎都是截然不同的。
结果
【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
当文化大革命明显地走向歧途的时候，毛主席去世了；中国又爆发了另一场相当传统的革命。继毛泽东统治时代之后，另一位帝王式的人物于1978年取代了“四人帮”的统治。邓小平让所有的人感到吃惊：他领导中国谨慎地采取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制度，以重振遭到文化大革命破坏的经济。农村集体经济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很奇怪的是，这与古老的血族关系原则有些相像。中国人坚强地开始了比毛泽东所领导的更为长久的改革。
邓先生允许商品作物与非正式市场以在中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时代所前所未有的水平发展。一切在预料之中的，其年度经济增长率达到了世界上的最高水平。从1978年到1984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减少了四分之一。中国成为一个拥有两种经济的国家：传统的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官僚政治家与商人。
与外商投资相联系的私营企业对古老中国的传统所提出的挑战远远超过了毛泽东所领导的变革。或许市场可以发挥文化大革命所不具有的作用——永久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中以家族血缘关系为核心的现象。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为什么我所讲述的许多东西可能都不再是事实的原因所在：古老的传统在更大程度上受到了市场的威胁，而并非是受到毛泽东思想的威胁。
在邓主席倡导循序渐进式的改革的同时，美国人则发起了另一场以技术为驱动力的、激进的新革命：因特网、新型虚拟化全球通讯高速公路。因特网永远地改变了牛仔们工作与娱乐的方式，并且同样也将给龙的生活带来完全无法预想的影响。市场化改革与全球通讯两者的结合同样也将使中国进入一个新的转型时代。
我们究竟在走向何方
第八章 变迁：变化中的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5）
关于转型的一件令人兴奋的——或者说可能是令人恐惧的——事情是：我们无法料想这些转型究竟会终结于何处。对龙与牛仔来说，似乎存在着三种可能性：第一、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可能会进入一种永远不停变化的社会之中，这种变化没有终结，转型是永恒的。第二，我们可能是正在走向一个全新的、稳定的全球性社会中，这个社会不同于在此之前出现的任何一个社会。或者是第三种可能，我们可能正在不断汲取当前所出现的变革因素，同时也在向着某种仍然是以我们各自的传统为基础的社会秩序迈进。没有谁能够确切地说出当前的变革究竟会走向何方。但我认为，事实将证明，上述第三种可能性将成为新的现实。如果事实确实如此的话，东西方之间仍然会存在着明显不同，看上去仍然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都会对对方有更多的认识与了解。
关于革命的一些结论
技术领先。在技术与经济领先方面，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因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来自政府职位的收益超过了来自私营企业的收益。最优秀的人才都进入了政府部门。
共产主义革命所追求的并不是某种理念或全世界的结果，而是为了在中国范围内创造一个更为强调利他主义的社会。
世界上意义最重大的革命的驱动力量是技术，而并非政治。
中国当前正处于转型时期。没有人能够准确地说出这种转型将终止于何处，但有一点几乎是肯定的：它并不是使得中国人最终与我们完全一样。显然，牛仔与龙都要经历一些变革，但最终，我们都摆脱不了各自传统的左右。
建议
1、 不要与您的中国合作伙伴就有关意识形态的问题展开争论！或许您认为您能够在争辩中获胜，但您会在国际贸易中惨遭失败。
2、 记住要充分了解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革命的真正性质，以便提出一些与此有关的比较礼貌的问题。
3、
记住要做好充分准备，对下述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工业革命的长期收益是如何超过其在很久以前出现的消极的短期影响的。向您的合作伙伴解释，这种伤害曾经是巨大的，但现在看，这一时期已经过去了。
第九章 哲学：东方与西方是如何看待企业的（1）
那是没有婚姻的爱。
——西方人眼中的并购
默默无闻，万事可成。
——中国人对企业的描述
有关企业活动的两个比喻
人们在讨论有关企业的问题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比喻占据主导地位——东西方都是如此。对牛仔来说，在竞争中赢过对别人凭借的是性及其所具有的权力的内涵；而对龙来说，则是家庭，广义上的家庭甚至包括整个国家。显然，性与家庭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与东西方人的用法有所不同。从比喻的角度说，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没有将性与家庭两者联系在一起。牛仔们谈到有关性的话题时相当直接，而龙谈到有关家庭的问题时则不那么直截了当。
企业就像是没有婚姻的爱
就牛仔在从事商业活动过程中所使用的日常用语而言，与性有关的比喻占据主导地位，就像莎士比亚的著作中有关性的暗语也占据主导地位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存在大量的与性有关的比喻——如强奸、卖淫、不贞以及权宜婚姻等。擅长收购的企业家可能会努力去掠夺其他公司的财富；一个行业可能是“卖淫的市场”。即使在每个从事商业活动的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有关性的话题也处处可见——牛仔会对其他人说“挺住！”
企业就像是家族关系
人怕出名猪怕壮
——中国的一句古谚语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祖父辈负责管理整个家族及其财务相关的事务——并且他们赚来的钱也是最多的。将其“财库”中的钱“分发”给那些有所贡献的“儿子”的政府银行也可能获得“祖父”的称谓。家族企业的目的在于为家族赢得荣誉，而并不必然是使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为家族赢得荣誉意味着为某一地区的村庄或临近地区的人们提供服务。规模太大就会破坏家族的地位等级以及当地社会秩序的和谐一致。并且，规模过大可能会威胁到家族的生计——这样，处于政府职位的某些人就可能想为企业提供“帮助”。一定要警惕在政府部门任职的权力过大的“援助者”。
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企业不具有企业家精神，或者不具有竞争精神；而只是意味着中国企业所处的竞争环境与美国企业所处的竞争环境迥然不同。对中国的家族企业来说，只有某个家族成员首先与某人建立起一定的关系，企业才能赢得顾客。这就意味着在与每一位潜在顾客打交道时，都要本着谦逊有礼的原则。实业家在社会等级中似乎处于较低的地位，必须始终表现出低姿态，以赢得并维持顾客。中国的实业家们正是以这种谦逊有礼的方式展开着激烈的竞争。
处于特权地位的人——如传统中的皇帝——可以没收一个私有企业。某种程度上说，法律的影响力取决于政府的官员们如何对其进行解释。中国商人的行为取决于下述两方面因素：要求人人服从的社会风俗以及避开政府官员的关注的必要性。中国商人的行为就像是女人的行为：要处处防范具有攻击性的男性的出现。
美国商人们的行为则受制于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他们要努力使自己的行为免于遭到法律诉讼。与他们合作的中国同伴喜欢几乎完全不受法律规则的约束——只要他们能够不惊动政府官员。谁更为自由呢？
在西方某些国家中，仍然存在着家族企业，其中就有着与上述中国企业的行为极为相似的现象。某些种族的人们将这些传统带到美国。有些情况下，中国的家族企业在与其竞争对手展开竞争的过程中，也可能采取一些类似黑手党的行为，但中国的顾客仍然能受到有帮助的尊重。两个国家都有他们自己展开竞争的方式。
货币问题
普天之下，莫非王臣
——中国的一句古谚语
货币供应太重要了，不能将其委托于政府。
——米尔顿·弗里德曼
东西方大约在同一时期发明了货币，但他们对货币的利用却大不相同。在中国，传统上都是由政府提供货币，以便于征收赋税；在西方，从根本上说，政府提供货币是为了推动商业交易。两种文化中，银行在创造货币供给方面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两者的相似性几乎仅仅如此。
西方国家的银行作为一个独立的、赢利性企业运作；它们帮助创造货币供给，这是个人借贷的副产品。许多年前，西方银行以借款者个人的性格为基础提供借款，但这种做法没有流行开来。现在，银行都是根据信誉——而不是个人的值得信任的品质——提供借款。他们提供借款的基础是收回借款并获得一定盈利的风险加权的可能性。他们以财务报表为依据提供借款，当借款风险看上去相当大的时候，他们根本不会提供任何借款。这样，不同的机构就发挥出一定的作用，如牛仔们创建的风险资本公司。一切都与对风险－收益的权衡评估相关。
中国所有的银行都属于政府，他们吸收和借出货币都出于社会性目的。通常并不开展与盈利相关的基于风险－收益计算的活动，至少在近几年之前都是如此。并且，直到最近，中国才出现了公开的从事冒险业务的金融机构，与风险资本相关的业务刚刚起步发展。我之所以知道这一点，因为我参与了其创始期的活动。
如果中国的一家企业陷入困境，政府的银行就感到有义务为他提供更多的资金，以确保工作单位和整个社会的和谐。当然，如果美国的一家企业陷入困境，结果就是公司可能丧失借款能力，并且其股东也会抛售手中的股票。在近几年之前，几乎没有一家中国企业出现破产，而西方的许多企业则走向破产倒闭。
第九章 哲学：东方与西方是如何看待企业的（2）
即使在今天，中国的企业家从银行取得借款所依靠的，并不是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而是其来自某个享有盛誉的家族的身份。“祖父似的”银行家可能就会从“财库”中取出一部分钱分给企业家。借款的基础仍然并不是企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获得利润的潜力：货币的时间价值并不存在。相反，金钱所具有的社会和谐价值决定了谁将能够获得它。获得金钱者可能会将其部分用于某些在牛仔们看来是非法的用途上。然而，对中国的企业家来说，这些用途则可以巩固更广泛的社会和谐领域中的关系。某些在西方国家中被看作犯罪的事情到了东方则具有了相当的合法性。
非营利性部门
当然，中国也有一些大型的商业化企业，同时也存在数以百万的小型的、以家庭为核心的企业。国家拥有所有的大型垄断企业，这些企业没有直接的竞争对手。过去皇帝拥有一切，现在，是国家拥有一切。
从某些角度看，中国的大型企业有点像美国的非营利性部门。对这两者而言，都不存在损益表的问题。投资与营运资金根据预算进行分配，而不是以其盈利能力为依据进行分配。中国的国家所有的银行所发挥的作用有点像美国的United
Way
慈善组织——尽管严格说来，他们并不提供捐款。但他们的确是根据社会性方面的优先顺序进行资金分配，而不是按照商业顺序进行分配。亏损的大企业可以并且能够持续存活许多年，而那些规模更小的私有企业则可能因为缺少资金而苦苦挣扎：破产所带来的社会后果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尽管西方人认为这种做法让人不可思议，中国人则认为这很正常。毕竟，以皇帝为核心的垄断已经具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United
Way丑闻使引起了许多美国人的愤怒：管理层建立起个人控制的帝国，大肆挥霍钱财，对那些为贫困者和身有残疾者提供捐款的人们毫不负责。在中国的国有垄断型企业中，也存在着同样的行为，但那里的人们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