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亿消费者-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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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新加坡严格控制的媒体行业，刘长乐开始考虑重返他的最爱：广播。他意识到有机会提供高质量的娱乐节目和丰富的新闻资讯，同时承担复杂的政府宣传工作，公开讨论问题，它从一个高效而高尚的政府的观点出发努力去解决问题。当时的刘长乐并不知道他已经找到了中国电视的未来之路。他还发现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主要来自西方媒体。而中央电视台为海外市场准备的节目宣传味道太浓，已经失去了可信度。和他的同龄人一样，刘长乐也希望看到中国的现代化，赶上其它国家，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他潜心佛教，不是为了寻找信仰，而是要理解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核心。
大约在1993年，当默多克准备接手星空卫视的时候，刘长乐开始想办法在中国以外创办一家华语电视台。他的目标是这家电视台将面向全球华人，并且通过卫星将信号发送给中国内地。当时，唯一能够覆盖他的目标观众的卫星是亚洲一号，但是这颗卫星已经预订满了。1994年，刘长乐听说蒙古国家电视台准备放弃它在卫星上租用的转发器。而作为卫星的最大租户，星空卫视对转发器有优先取舍权。
刘长乐为卫星转发器的问题找到了星空卫视。星空的经理们见识过排着队找上门来的中国企业家，都愿意提供他们的特殊关系帮默多克摆脱在中国的困境。但是刘长乐和他们不同。他要建立自己的频道。他的计划让星空卫视CEO Gary Davey颇感烦恼，他担心刘长乐的频道会与星空卫视现有的两个华语频道竞争。但是星空的经理们也意识到刘长乐非常了解中国的传媒行业和监管政策。而且他对中国的政治有着非常敏感的嗅觉。刘长乐和默多克开始了直接的对话。这两人非常相像，所以都很轻松但也保持着一份警觉。他们都喜欢吃辣的，做生意喜欢冒险，并且愿意为了长远目标放弃短期利益。但是他们都喜欢控制。谁都不会当二把手。
刘长乐想要控制默多克在中国的所有联系，但是默多克心知肚明。他会一边和刘长乐成立合资电视台，让刘长乐帮助他摆脱目前星空卫视的困境，同时他也会为了星空卫视频道在中国的未来继续独立奋斗。和刘长乐的合作看上去是一次好机会，但是默多克很清楚，不能把自己所有的鸡蛋都放到别人的篮子里。
在谈判中，默多克遇到了他的对手。刘长乐在控制问题上绝对不会让半步，而且他有中国政府官员撑腰。最后，他说服默多克把星空电影台和星空华语频道无偿注入合资公司。在这之后，他们再各出一半。最后的合资公司中有45％股权属于刘长乐，45％属于默多克，还有10％属于中央电视台在香港的一家公司。2000年，凤凰台在香港GEM股市上市，央视公司的股份转让给了中国银行，公司还有15％的流通股。
凤凰台的启动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而且很大程度依赖于刘长乐在中国的关系网。他不屈不挠地做新闻办的工作，向每个愿意听的人兜售他的论点。由他和默多克成立的合资卫视台将有两个目的：他将在中国控制默多克，同时利用默多克在全球的资源将凤凰台推广到美国、欧洲和亚洲的有线电视网。刘长乐承诺凤凰台将是一个可靠的、负责任的面向全世界的“中国的声音”。作为交换，中国政府将无视凤凰台在中国“灰色市场”的播放。
刘长乐还颇费周折地说服了中央电视台，他对央视来说并不是一个提供新节目的竞争对手。他费尽心思和无聊、气馁的央视编辑和制片们建立了关系，承诺和他们联合制作盈利可观的电视节目，还提供了大量的出国机会。
凤舞九天
1996年3月，凤凰中文台挟带着华丽的画面和快节奏的福克斯风格在沉寂的中国电视行业中爆发了，它还混合了星空卫视华语和电影频道的节目。虽然依照法律，中国大陆观众无法收到凤凰台，但是在国内诸多城市甚至乡村中，由于非法的卫星天线到处都是，凤凰台的覆盖面一下子铺开了。中央电视台和中国各省市的地方台立刻就复制了凤凰台的节目和演播风格。
但是刘长乐至少还领先了一步。当中国领导人在海外访问时，凤凰台会现场直播他们的演讲，报道他们的旅行花絮，这是中国电视界闻所未闻的东西，他们的一贯做法就是播放一些握手镜头，再配上一名播音员枯燥无味地诵读由外交部写好的稿子。刘长乐猜测中国领导人会特别喜欢这样的全程报道，他猜得没错。开始有共产党官员给凤凰台打电话，要求复制报道的录像带。
1998年3月19日，凤凰台火了。当时凤凰卫视正在现场直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的中国领导人记者招待会。新当选的朱镕基总理正在回答中外记者的问题。他打断了主持人，让主持人把话筒给了凤凰台记者、台湾人吴小莉，“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她的节目。”吴小莉立刻成了名人，而凤凰台也得到了现任中国政府首脑的非正式认可。坐在香港办公室观看新闻招待会的刘长乐忍不住流出了眼泪。朱镕基承认了中国政府的领导层更是凤凰台的热心观众，因为它比他们自己的宣传机构有着更丰富的资讯。吴小莉主持的二十分钟的新闻节目是一次尝试。在朱镕基发表评论后，刘长乐现在可以放心地把凤凰台的新闻节目延长到一天数个小时，而吴小莉有了自己的每周报道节目。
当年，刘长乐兑现了他最初对宣传部门官员的承诺，开播了粤语和普通话的凤凰华语新闻台和娱乐台，对象是海外中国人。到2000年1月，美国和欧洲地区都能通过有线和卫星线路收看凤凰台，这主要依赖于默多克在全球的网络和协助。为了让国有的中央电视台和宣传部门领导高兴，默多克和刘长乐还开始在海外捆绑播出凤凰台和央视国际频道的节目。
刘长乐本人参与了新闻播出中的每个环节。他本能地知道什么样的报道是重要的，什么东西能够打动中国观众。他还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才不至于惹恼中国政府。他创造了以个性为导向的谈话节目，在节目中风格新颖、机智幽默的评论员针对时事进行讨论，这在中国是演播创新。当然，评论员的观点深度只是点到为止，小心翼翼的在中国允许的范围内展开讨论。虽然刘长乐对极端的中国民族主义公开表示反感，但是凤凰台在1999年5月美国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之后依然表现出了夸张的民族主义。
刘长乐的新闻感和他做秀的本能是结合在一起的。为了纪念1997年7月香港从英国政府移交给中国，刘长乐安排了一名台湾特级演员驾驶一辆跑车飞跃六十米宽的黄河峡谷。他请了中央电视台一起参与这次活动的现场直播。
凤凰卫视对中国的影响有时候会以意料之外的方式展现出来。社会学研究人员曾访问过在有凤凰卫视的酒店中工作的妓女，这些妓女告诉研究人员说她们在安全性交方面受到的唯一教育来自凤凰卫视的一档节目：性爱讲堂。
建立凤凰综合频道和电影频道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刘长乐自始自终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二十四小时的中文新闻频道。2000年6月，凤凰卫视开始盈利，刘长乐在说服了默多克的反对后，将凤凰卫视在香港创业板上市，融得资金约一亿美元，他将这笔钱用于他最初的建立二十四小时新闻频道的设想。六个月后，刘长乐实现了他的目标，二十四小时的凤凰资讯台播出了。
刘长乐在纽约、旧金山、华盛顿特区和莫斯科都派驻了记者。当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撞击世贸大楼时，凤凰台立刻取消了所有的广告，进行了三十五个小时的直播，其中穿插了来自福克斯、CNN和其它电视台的报道并配备了同声翻译，此外还有中国评论员的分析，以及对纽约目击群众的电话采访。相比之下，中央电视台花了数个小时等待批准，然后断断续续的播放了一些CNN来自纽约的报道片段。对于在中央电视台中的很多人来说，9月11日的窘境是他们与中宣部的抗争中的最后一击。随后，在央视的节目中开始出现新闻和谈话类节目，他们都以凤凰卫视的节目为范本，只是比后者更加温和。
没过多久，调查显示中国有四千二百万户家庭收看凤凰卫视，约占全国电视观众的百分之十三。和所有其它外国电视台一样，按规定凤凰卫视只能在酒店、外国及高层领导的公寓和办公室中才有。但是，由于中国精英阶层对凤凰卫视的需求，几乎在所有的现代化公寓楼和小区中都可以收看这个频道。开发商发现如果小区不提供凤凰卫视，消费者就不太愿意购买房子。此外在中国大学的宿舍和教室中也大多可以收看凤凰卫视，这也证明了中国政府对此并不反感。
默多克和刘长乐虽然在凤凰卫视中是合作伙伴，但是两人以及各自的公司还是逐渐向着自己更感兴趣的方向发展。在刘长乐全力打造凤凰资讯台时，默多克则在海外忙碌，一方面做着他和文迪所生的两个孩子的父亲，另一方面也忙着收购DIRECTV、扩大他的全球卫星网络在美国的覆盖面，这项工作虽然复杂而漫长，但是很成功。但是默多克依然很关注他在中国的业务，他的公司现在上海一栋刚刚整修完毕的建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洋房中。
星空卫视包括了华语版的ESPN和国家地理频道，以及星空品牌的音乐、电影和体育频道。新闻集团在中国的骄傲和成功是一档名为“星空”的华语娱乐频道，它的中文含义就是“群星满天”。星空频道在2002年开播，主要集中在体育赛事、综艺、剧集、情景喜剧、卡通和电影等，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美国的福克斯节目。星空卫视还在全国的电视台里面广交朋友，请他们为星空和星空卫视的其它频道录制节目。星空甚至还有一个在北京拍摄的中国版的“朱蒂法官”＇1＇。默多克答应在美国和欧洲播放中央电视台的国际频道，并以此换得了在毗邻香港的广东省的数家覆盖约二百万家庭的有线电视网中直接播放星空的权力。这为媒体大亨在中国国内电视市场中有了第一个落脚点。
2003年10月，默多克被邀请前往北京中央党校发表演讲，这意味着他已经成为一名受信任的中国电视产业的导师，中央党校是培养中国现在和未来领导人的地方。默多克面对着一百多名党员干部，其中包括曾庆红和几名部长。他说，中国应该繁荣以市场驱动的传媒行业，因为这将推动公共教育，增强国家团结，并提升国家形象。“把开放市场中的潜力释放出来并不代表任何权力的丧失。”默多克说：“相反，在党从经营国家的传媒行业转变成监督这个行业的增长的过程中，中国的领导人和人民都将从回报中获得巨大的权力。”
＇1＇译者注：Judge Judy，福克斯的一档系列剧。讲述的是在美国家庭法庭（Family Court，处理家庭民事纠纷的法庭）上的真实案例，每个案例牵扯的金额最多几千美元，最少只有两，三百美元。也许是大家对于别家事情特别感兴趣，这个节目旷久不衰。Judy Sheindlin法官1972年开始在家庭法庭工作，1982年成为家庭法庭的法官。4年以后，她被任命为曼哈顿家庭法庭的监管法官（Supervising Judge）。从此以后处理了两万多件民事案例。她说话和决断非常坚决，不同质疑更不容辩驳。曾被人们称为纽约最难搞的法官。
来自图书馆的监督者
现代中国的新闻监督始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江苏省的一家破旧图书馆里楼梯下的一间小屋。在这件屋子里住着一位政治流放者，恽逸群。他曾是中国最著名的战地记者，创办并管理过多家新闻学校。他在二十一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共产党成立只有五年。他是一名在上海收集情报的地下情报人员，当时共产党还在农村活动，国民党统治着大城市。此后二十多年，他一直都是共产党出版物的顶级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在江苏、山东和上海建立并领导了六家新闻学校。同时，他是新华社华中区的局长，还负责几家全国性出版物，在上海编辑一本进步期刊。
恽逸群精力旺盛，原则性强，但是他在毛泽东的反“右”活动中遭到了陷害。像恽逸群这样的记者很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因为他们多年从事出版工作，他们所说的话都可以被解释成质疑党的教导的内容。恽逸群被关了十年。
出狱后，恽逸群被派到江苏省的贫困地区担任一所中学的图书馆管理员。没过几年，他的苦难又来临了，因为当地的红卫兵发现了这个埋藏在他们中间的敌人，便开始在一轮轮的自我批评运动中对恽逸群进行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到70年代早期，虽然恽逸群不再受到折磨，但是他是一名政治犯，独自住在学校破旧的图书馆楼梯下的小屋中。恽逸群有着精确持久的记忆和深邃的智慧，他渴望向别人讲述自己的经历，但是在小镇上他就是一个异类。1973年的某一天，一名穿着军装的十九岁女孩不耐烦地敲响了小屋的门。她的名字叫胡舒立，她想知道她的周围到底在搞什么鬼名堂。
她的朋友们都叫她舒立。她的父亲是一名工会官员，母亲是工会报纸《工人日报》的编辑。舒立的父母在她心中深深地埋下了正直的种子，以及对知识的无比渴望。还在十几岁的时候，她就紧随党的宗旨，急切地离开了舒适的城市生活，听从毛泽东的指示向人们大众学习。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展开，舒立作为“知识青年”被派到一个贫穷落后的农村。舒立所在的小组有十个学生，他们一起种植麦子、土豆和玉米，但是舒立真正培养的是思想。她惊讶地发现农民们是如此的聪明，但也是如此的贫穷。村子里的人每天就吃早饭和午饭，晚上就饿着肚子上床，这样可以节省宝贵的粮食。他们一年吃两次肉，一次是中秋，一次是春节。他们也不抱任何幻想，舒立和她的同学从他们身上知道当地的党员一点也不值得尊重或敬仰。农民才是舒立尊敬的人。他们和她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出生的不同才使得他们成为了农民。
1970年舒立回到了北京，带着对中国农民的深深的尊敬和对中国官僚的深深的怀疑。她参了军，被派到苏北阜宁县的一家医院工作。刚开始几年，舒立是清洁工。然后她设法进入了医院广播站，这是一个略有一些影响力的地方。她非常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职责。每天早上和晚上，她播放音乐让病人起床或上床。她播放广播电台的新闻和医院的通知。这份工作比较清闲，广播站有一个小图书馆，只要是她觉得有意思的书都读过了。当她读完这些书之后，她就在村子里悄悄地打听，寻找是否有知识分子或教师还藏了一些书籍。她能感到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可怕的个人残暴和政治胡闹的时代。她想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恽逸群打开了门，舒立介绍了自己，然后说她想找些书读。他问为什么。她说她有很多时间，想学习一些中国历史。恽逸群就像一个快要淹死的人突然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欢迎了舒立。在后来几年中，他向她介绍书读，回答她中国从哪里来，如何发展到今天。最后他花了好几个小时讲述自己从二十一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地下人员后都看到了什么。他解释了这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官员们的动机是什么，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他告诉她没有人愿意为大的决定承担责任。他告诉她自己依然相信革命的理想，即人民的智慧将统治中国。
自豪的传统
1978年，恽逸群去世了，中国重新打开了大学校门。舒立在北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