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后-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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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外国专家愤而离去。二十多年来，她一直记得一个外国人对我国氟病区人们的那种深情，同时也没有忘记当地官员对民众疾苦的冷漠。
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关注或研究过我国西南燃煤污染型氟中毒，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由燃煤引起的、病因非常清楚的地方病，正在以扩大的趋势危害着我国三千多万甚至更多人的生命。
第一次被黄孟营村的癌症所震慑是在网上看到食道癌患者张桂枝的照片。我不能想象一个人竟然可以这样的活着，就在淮河流域的农村里，竟然可以有人这样地生活着。
河流与村庄的忧思
白云升
7月1日，张洁、余仁山、张龙和我第一次走进了黄孟营村，这个北方的村庄与我曾经在江浙、广东见过的水乡田园竟然有几分神似，绿树婆娑，水中倒映，似乎和陶渊明的“归田园居”也有几分相象。
但是在我们走访了肖俊海、王自财、刘玉芝等几户癌症患者之后，什么叫“瘦骨嶙峋”，什么叫“生命脆弱”，在这里，与此有关的任何解释都是多余的。
无论是前期第一次直面黄孟营村的灾难，还是前期拍摄第二次再面对的时候，“触目惊心”是我们节目组的同仁谁都无法不动容的直接反应。但是在黄孟营村的葬礼上，在癌症患者的家里，在村民的脸上，我们看不到相应的伤痛，更多的是麻木甚至冷漠，即使是村支书王林生，从第一次见到他，再到第二次拍摄采访，听着他一家一户地介绍疾病、癌症和死亡，语气中也极少流露出悲哀和伤痛，直到记者长江面对面地问到他因癌症病逝的家人，问到他作为一村之长的责任，悲痛、委屈和泪水终于倾泻而出。
公害事件（2）
尽管王林生说已经习惯了污水，习惯了癌症，习惯了死亡，尽管村里的人们也已经习惯了忍耐灾难，但是谁能不为亲人的亡故而伤痛？怎能不对无端的灾难而悲哀？在无奈和失望中，他们只能把哀恸压缩于内心深处。
民间环保组织“淮河卫士”的组织者霍岱珊在节目中说了一句让最多人记住的话：十年治污一场梦。为什么？十年治污，花了国家几百亿的钱，地区的经济在发展，流域的城市在扩大，下游的最贫困的农村却在承受着污染最大的灾难，也承受着经济发展、城市扩张最惨烈的代价。
十八世纪起始的现代工业文明也是人类征服自然过程的开始，“征服自然为人类谋利”是现代化浪潮的根本动力，从启动的那一刻开始，“现代化”的车轮如浩荡洪流滚滚向前、无可阻挡，直到中国也不得不加入这浩荡的历史洪流之中，但是人口众多、后起猛追的中国却凸现了人与自然的矛盾。
在调查采访中，无论是老霍，还是沈丘县环保局长刘加强都把污染根源归因于某些人的利益驱动和执法不严。
在节目播出当天的子夜，北京的一位观众在短信中这样说到：“水可以给我们生命，也可以毁我们生命，可现在是我们毁自己，我们现在救自己吧！”
是啊，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毁灭者往往是自己，生发者亦是人类自己。
在采访结束的时候，老霍让我在“淮河卫士”的留言本上写一句话，我沉默了很久，茫然了很久，蓦地想起了鲁迅的那句话：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
把目光对准农民兄弟（1）
我常常觉得用骆驼来形容中国农民的整体形象最为恰当。而关于骆驼，阿拉伯人更有这样的一个寓言，大意如下：主人给一匹老骆驼背上装了许许多多的货物，见它不哼一声，就想看它还能不能再驮一些，于是轻轻地投了一根稻草在上面，没想到，就是这一根稻草，让骆驼轰然倒地。
压垮骆驼的，显然不是最后一根稻草，而是那已经在它背上的不能承受之重。此时此刻，别说是一根稻草，哪怕就是一声吆喝，也能让它倒下。
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垮的骆驼
杨 春
位于秦岭大山深处的陕西省旬阳县涌泉村，环境优美，风景秀丽，村民们过着虽然贫穷却很宁静的生活。可是就在2003年7月下旬的短短几天里，这里发生了连续的农民自杀事件。为什么生命会如此脆弱？是农民的心理承受力太差吗？
《新闻调查》通过深入的采访和艰难的调查，终于揭开了这个真实而残烈故事背后的迷底，全面揭示了基层干群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真实展现了加重农民负担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我敢肯定，三代以上，没有哪个中国人敢说自己不是农民出身。可是，作为一个城里人，我们对于农村和农民的生活又真正了解多少呢？或者说，我们又有谁真正想去了解作为一个农民的所思所想？
我常常觉得用骆驼来形容中国农民的整体形象最为恰当。而关于骆驼，阿拉伯人更有这样的一个寓言，大意如下：主人给一匹老骆驼背上装了许许多多的货物，见它不哼一声，就想看它还能不能再驮一些，于是轻轻地投了一根稻草在上面，没想到，就是这一根稻草，让骆驼轰然倒地。
压垮骆驼的，显然不是最后一根稻草，而是那已经在它背上的不能承受之重。此时此刻，别说是一根稻草，哪怕就是一声吆喝，也能让它倒下。
2003年7月下旬，位于秦岭大山深处的陕西省旬阳县涌泉村，短短几天之内，发生了连续的农民自杀事件，其中一人被抢救过来，两人死亡。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走上了绝路？为什么生命会如此脆弱？
当我们带着一连串的疑问来到涌泉村的时候；首先理解了我们常说的山村是个什么概念：全村散布在山脚、山腰和山顶上，从这一家到另一家常常要爬几十分钟的山路。山村环境优美，风景秀丽。但是，像很多这样的地方一样：涌泉村美丽，村民却贫穷，大家日复一日在山路上奔忙，直到乡工作组的到来打破了山村宁静的生活。
在农村采访，经常有农民问：国家政策，为什么到下面就变了味？桐木乡就是如此。乡领导在县里并不知情，在涌泉大多数村民并不知道的情况下，自行制定了一套与国家退耕还林大政方针相违背的土政策，以涌泉为试点，开始了清理退耕还林款项的工作。老实的村民并不理解，把这一行动统称为罚款。甚至干脆就说：他们（工作组）就是来收钱的。
连续自杀的三位村民中，李立文是第一位自杀也是惟一一位被抢救过来的村民，而他自杀的原因也最好理解：因为贫穷而交不起罚款。走进李家，你才会深刻理解什么叫家徒四壁。更令人感到痛惜的是，就连他自杀用的农药都是赊来的。
与第二位自杀的村民李祥相比，李立文还是幸运的，因为毕竟他活了过来，生活尽管艰辛，生命或许不值得留恋，毕竟还可以延续。外出打工的儿子回家时，还能看到倚门而待的老父亲。
乡工作组进村后，就住在李祥的叔父家中，与李祥家门对门。工作组进村后，身为村民小组组长的李祥，上无法对工作组交差，下又不愿伤害朝夕相处的乡亲，辗转反侧、走投无路之间，忠厚的李祥选择了去死。让人无法接受和理解的是，事发当天夜晚，任凭李祥家的老弱幼小奔走呼号，五个正值青壮年的工作组成员居然没有一位伸出援手。当远在对面山梁的乡亲赶来，摸着漆黑的山路把李祥送下山时，时间已过去了整整两个多小时。而工作组对此的解释是：没有听见。后来虽然听见，可是没有手电。
如果李立文的自杀还可以用工作组的偶然失误来解释，那李祥的死却凸显了整个工作组的潜意识：没有把村民当作和自己一样的人看。
第三位自杀的村民陈音富的死因就更令人觉得蹊跷。李祥死时见死不救的乡人大副主席薛成芳在李祥死后却写了一张纸条，说李祥之死与陈音富有很大关系，要求派出所调查。于是，就在李祥的葬礼上，陈音富被警察叫走，接着就是长达六个多小时的讯问。我们无法想像身心俱疲的陈音富当时的状态，也许死亡是他洗刷被蒙不白之冤的最好方式。
也许是巧合，陈音富和李祥都是上门女婿，他们的身后，留下一家孤寡。
面对一连串的自杀，乡工作组也有自己的苦衷，有人还会说，农民的心理承受力太差。但我们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这样的事如果发生在城市里、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又会怎样？你可能会飞快地回答，这不可能。但，惟其如此，才更让人觉得悲哀。
2004年8月初，我们“西部阳光行动”摄制组一行三人准备离开已经驻守二十天的甘肃何家山，告别三个男人在多日不洗澡的情况下挤在一张床上睡觉的日子，也告别我们拍摄已久的“西部阳光行动”的志愿者队伍，告别这片静谧的、魅力十足的乡土，准备出山。
把目光对准农民兄弟（2）
就是那盘包子
范 俭
康斌走进我们的屋子，在我们洗脸的空挡，怯生生地对我们说：“范叔叔、安叔叔、张叔叔，去我们家吃包子吧，我妈做了包子。”康斌是我们在何家山最熟悉的孩子，因为我们经常在他妈妈开的小饭馆里吃饭，他的父母对我们都非常好，在生活上给我们很多照顾，我们把他妈妈称为“老板娘”，把她给我们每天必备的凉皮和土豆烧猪肉称为招牌饭和招牌菜。
康斌是一个既有些憨又有些鬼的男孩子，上小学四年级。安子教会了他踢足球，张彬教会了他在电子琴上弹奏《音乐之声》中的歌谣。他平常总跟在我们屁股后面看我们拍片子，或者总在不该入画的时候入画给我们添乱，他甚至做过我们的录音师，只是录音的姿势有些古怪，像鬼子扎刺刀的样子。
康斌平常说话还是很男人的，怎么在我们走的这一天怯生生地说请我们吃包子，我觉得有些古怪，对康斌说：“吃包子就吃包子嘛，干吗像个女人说话？”康斌越发的胆怯，低着头对我们说：“去吃包子吧。”
老板娘把一盘子刚出笼的热腾腾的包子端到我们面前，说：“我今天早上本来是给自家人做包子，包的是大包子，康斌说应该喊叔叔们来吃包子，我就包了小个一点的，你们吃得惯。”我咬了一口包子，熟悉的土豆香味充溢口中，再蘸一蘸西北特有的辣椒油，香极了！老板娘的手艺果然不错！
就在我们夸奖老板娘的手艺时，康斌忽然从自家的橱柜里拿出一瓶啤酒，在我们还没来得及阻止的时候把瓶盖打开要给我们倒酒。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子，谁也没有让他这么做，他只是知道我们三个西北人都爱喝酒，于是就用这种方式来为我们饯行。但他不知道该对我们做怎样的表达，只是无言地倒酒，头低得更低了。我们三个也无言，端起康斌倒的酒一饮而尽。张彬对康斌说：“去拿张纸来，我们把电话留给你，以后到北京的话找我们。”康斌转眼的工夫就把纸拿来了，纸上早已列好我们的名字，只等我们把电话填上。就在我们留电话的时候，康斌趁我们不注意又无言地打开了一瓶啤酒，就在那一刻，我看到张彬的眼中已经充溢着泪水，而我，只是震惊，我没有想到这个孩子在我们走的时候会用这样的方式对我们，我没有想到在短短的二十天时间里这孩子对我们郁积了这样深厚的感情。
随着康斌第二瓶啤酒的开启，我们三人的伤感涌动出来，我赶紧抑制这伤感，对康斌说：“可别再开酒了，再开，我们今天就走不了了。”我也催促他们赶紧吃几个包子，对康斌和他的爸爸妈妈说再见，尽快离开这里。
不是我们不想哭泣，只是在此时此地我们不能哭泣。
在和志愿者们相处的日子里，他们一直觉得我们三个拍纪录片的人很冷酷，说我们实在是不爱笑也不爱说话，尤其是我，有个志愿者对我说我的眼神比公安还冷。其实，他们不了解我们这三个西北人对这片土地的感情，他们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冷酷”，我们了解他们，但他们不了解我们。他们一开始以为我们拍这片子是做表扬稿的，后来发现好像不是这样，他们对这一点很惊讶，于是，他们对我们的拍摄变得惶恐，开始躲镜头，开始自我掩饰。他们想弄明白我们在想什么，但花了很大心思好像也没弄明白。
如果让我用简短的话来评说“西部阳光行动”和这些大学生志愿者的话，我觉得他们仍然和过去的大学生志愿者的心态一样，那就是热情有余、理性不足。有热情固然好，但徒有热情并不会指向成功，热情加上更多的理性才会成功。具体到这种活动中，我认为，第一条理性是大学生适不适合做这种活动。在拍摄过程中，我发现年纪大的大学生（研究生）做得比较好，年纪小的会有很多问题，甚至有的人在我们看来根本就不适合到农村来，而志愿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大一大二的学生。第二条理性，我想应该是要想改造别人的话就先改造自己，否则一切皆是奢谈。第三条理性，与其更多地说自己能，不如更多地说自己不能，这样的话在遭遇挫折时也不至于太痛苦。
正是由于理性的欠缺，导致大学生志愿者在支教过程中遭遇挫折。他们还不太明白第一次来乡村应该更多地了解什么而不是要做什么，因为他们对所帮助的对象实在是缺乏了解，对这片乡土缺乏了解。他们对自己也不了解，不了解自己是地地道道的城里人或者即便出生于乡村却已被彻底地城市化。在中国，一个农村人完成城市化会很容易，但一个城市人想要被乡土化却极其艰难甚至是不可能。城市与乡村之间巨大的文明沟壑绝不是几次短暂的下乡所能缩小的，这是“西部阳光行动”的志愿者乃至所有参加支教活动的大学生面临的最大的障碍。
说别人容易，其实我们三个拍摄者也一样。虽然我们都出生在西部（两个宁夏人，一个青海人），但我们早已是城市人，我们虽然比这些志愿者更熟悉这片乡土，但我们也无法深入它的本质。我们也无法准确地说出这里最需要什么，我们只能从一个准知识分子的立场上说他们需要的是公平的制度以及在此制度指引下的公平的教育、公平的收入等等，但这真的是他们最需要的吗？我不敢肯定。我们虽然凭借经验比志愿者深入一些，但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只能呈现出一些文化符号给观众（“花儿”）， 我们无法呈现出真正有质感的生活，我们也和志愿者一样是过客，不仅是时间与空间的过客，更是文化的过客。
把目光对准农民兄弟（3）
我们在离开何家山的那天，阳光明媚，我想如果那天下雨或者哪怕阴天的话，我们是无法抗拒自己的泪水的，就是那盘包子和那瓶啤酒，把我们的感情一下子激发出来。尽管是过客，我们仍然对这片土地怀有深情，只不过指引这次创作的不是这深情，而是理性。我不像那些志愿者一样渴求回到城市，我极度眷恋这山里的静谧、空气的洁净、人的笑容的单纯，我们不会有他们那种虽然穷苦但却真正快乐的笑容，我们不会有他们的淡然与从容，我们有的只是在城市污浊空气与喧嚣噪音中疲于奔命的苍白而憔悴的面孔。在山里呆得越久，我越惧怕城市，惧怕北京，在北京你会陷入一种巨大的、可怕的甚至是张狂的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