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后-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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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考场舞弊的过程我们拍摄得非常充分，节目依然精彩纷呈：手机、呼机被公然带进考场，考生们有的看呼机，有的读短信，有的早退、向考场内公开传送标准答案。通过镜头，观众真切地看到了考场舞弊的过程，而面对如此混乱不堪的场面，监考者竟然熟视无睹，主管部门的领导对着镜头说：“考场内外都十分安静，秩序井然。”
节目播出后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带动了整个社会对各种舞弊现象的整肃和查处，社会效益巨大，节目获得了第一届广电学会评论类节目评奖的一等奖。
关于“线人”（3）
被拿下的另一半素材在我的手里保留了半年的时间，最后还是删掉了。
时至今日，在我和朱邦录的心里，拍摄这消失的一半素材时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但是这次忍痛割爱的经历，使我们对记者的社会责任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如果我们没有拿掉这一半内容，对我们而言是使一期节目更精彩，也许还有问鼎记者梦寐以求的中国新闻奖的可能，但是对那位充满正义感的青年人而言，可能就要付出改变一生命运的代价，而这超出了记者应恪守的社会责任的底线。这次忍痛“断臂”使我深深体会到玉胜副总编的良苦用心——作为一名记者，永远不能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
感动中国（1）
节目组的一位编导在制作节目的过程中，曾经深有感触的地说：“在一个信息渠道多样化、价值形态多元化的社会里，一个英雄样板的树立远远不能满足现代人所有的精神要求。尽管人们越来越多地学会独立思考，也越来越多地拒绝被动接受，但是那些令人感动的人和事情，能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之外留下一些空间来关照自己的精神和灵魂，来关照我们共同生长的这个社会，这也许就是《感动中国》的魅力所在。”
2005年2月17日，《感动中国》“2004年度人物评选”揭晓，奥运冠军刘翔、水稻之父袁隆平、人民公仆牛玉儒、女公安局长任长霞、青年志愿者徐本禹、为母换肾的田世国、飞机试飞员梁万俊、缉毒警察明正彬、艾滋病防治专家桂希恩、驻伊拉克前大使孙必干当选，中国女排则获得“感动团体”。当日晚8：00《感动中国》颁奖典礼节目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后，反响很好，引人注目。应广大观众的要求，该节目又三次在新闻频道重播。
我 们 为 什 么 会 感 动
——《感动中国》评选热的冷思考
孙金岭 边巍
“感动中国”源自灵魂
2003年的大年初二，中国的大多数家庭都还沉浸在节日的欢聚氛围中。而在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李挺主任办公室里，审片的主任们看完了《感动中国》的样片后，都默默无语，眼里充满泪水。这个场景对《感动中国》的总策划朱波来说，印象极为深刻。相同的情况一再出现在中央电视台领导的审片现场。
就这样，《感动中国》顺利通过了审片，尽管当时仅仅以“《东方时空·东方之子》特别节目”的身份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播出，没有一个贴片广告，但节目却获得了上至中央领导下至黎民百姓的热情回应，人们丝毫没有吝惜自己的情感和泪水。从此，那些感动的记忆就这样延续了一年又一年，而《感动中国》也因为节目强大的影响力和震撼力成为中央电视台最有影响力的品牌节目之一，而今这个仅有两个多小时的单一节目广告标的金额就达到了一千四百五十万元。对于《感动中国》主创班底来说，他们实现了“不可能不感动”的最初设想。
一句“不可能不感动”，透露着一种媒体的自信。这与其说是对节目选题的成功把握，不如说是对当代中国人和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入洞悉：在迈向新世纪的历史时刻，人们太需要精神的信仰了。但是毋庸讳言，在信仰面前人们常常是无所适从的。清华大学社会学院的院长李强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说：“我们的时代并不缺少偶像和英雄，重要的是这个时代推崇的是什么样的偶像和英雄，《感动中国》借助中央电视台传播主渠道地位给社会做了一个良好而清晰的示范。”
很多时刻还记忆犹新。在过去的两年里，人们因为中央财经大学普通教师刘姝威的仗义执言而对知识分子的独立和良知肃然起敬，因为杨利伟的拼搏太空而牢记人类探索未知的从容澹定，因为钟南山这位“非典”勇士而谨记科学精神的难能可贵……今年，又有更多的人加入了对候选人的讨论当中，并把“感动”的话题引向了深入。
在2004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候选人的行列中，一位普通的北京老人的事迹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佘幼枝祖上因敬重明代袁崇焕大将军的英雄行为，世代为其守墓，到佘幼枝老人已是第十七代人。佘幼枝守墓几十年，遭受过无数次变故，曲折颇多，并曾因为守墓而痛失爱子，但她始终衷心不改。在她的不断努力下，袁崇焕祠被修葺一新，守墓义举得到了延续。袁崇焕毕竟是封建社会的英雄人物，佘家这种家族式的行为与现代社会是否存在较大的距离？把佘幼枝老人列入“感动中国”候选人的行列，能否代表中国人整体的一种感动情绪？面对这样的质疑，专家推委团也进行过激烈的讨论。
但是许多观众则更多地从自己的切身感受中来理解这个特殊的人物。“快让佘幼枝感动中国吧，在缺少诚信的社会中，还有什么比如此坚定地遵守承诺更令人动容？”一位电视观众在给组委会的信件中这样写到。而推委委员陈锡添给组委会的推荐理由无疑则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心声：“三百七十四年，历尽沧桑，信守承诺，这简直是一个传奇！”
关于佘家守墓的讨论已经超越了“感动”本身所能承载的内涵，其实，人们通过这件事已经开始考虑在人和人之间如何达成一种理解、在人性之间如何建立一种信任等等这些触及灵魂的深层问题了。
节目组的一位编导在制作节目的过程中，曾经深有感触的地说：“在一个信息渠道多样化、价值形态多元化的社会里，一个英雄样板的树立远远不能满足现代人所有的精神要求。尽管人们越来越多地学会独立思考，也越来越多地拒绝被动接受，但是那些令人感动的人和事情，能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之外留下一些空间来关照自己的精神和灵魂，来关照我们共同生长的这个社会，这也许就是《感动中国》的魅力所在。”
“感动中国”没有标准
今天的很多人也许会问：三年前，《感动中国》是怎么诞生的？它为什么要叫《感动中国》？
谈起当时的情景，新闻评论部主任、《感动中国》总制片人梁建增这样回忆：当时评论部想搞一个年度人物评选，但它是个什么样的人物评选呢，大家心里的确没底，因为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物评选太多了，什么‘十大新闻人物’、“年度经济人物”等等，如何与众不同而具有自己的特色实在不容易。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我们大家对此有一个共识：“梳理过去一年所发生的事，发掘新闻事件中的主角，感性地刻画历史瞬间，放大历史细节”，这应该是当初创办《感动中国》的一个基本理念。
感动中国（2）
有了这样一个共识，于是评论部一群充满了创作激情并对社会怀有深沉责任的新闻人，开始了一系列争论不休的“头脑风暴”聚会。当时的总牵头人朱波说：“具体哪一天实在记不起来了，好像是10月底吧。五六个人，大家又一次聚在一起开始讨论。说着说着，不知道是谁冒了一句，话里有‘振兴中华’字眼，于是大家的话题一下子就顺着深入到了‘究竟什么可以振奋中国人，什么可以凝聚中国人？’的问题”。正是因为这个大家相互碰撞出来的“感动”这个词汇，一锤定音的默契便由此延续了今天，整整三年。
那么，一个以内涵多样的“感动”为标准的评选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发现这一年中曾经有的一种感动，并把它凝固下来，化为一种力量，在人们心里留下一点关于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记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虻对《感动中国》有着这样的理解。
今天，我们在网上、报纸上以及中央电视台自己的宣传资料中，在很多地方可以找到《感动中国》的评选标准，基本上可以归纳为：无论他们的身份、背景、经历有多么的不同，但是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的所作所为却感动了公众，感动了中国。他们或者用自己的力量，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诠释着一个人对这个国家、对这个社会，应该担当的责任，以坚强的民族精神挺起国人的民族脊梁；他们或者用自己的故事，解读人与人之间应该有着的情感，带给人们感人至深的心灵冲击。
但是不可否认，这些标准还是比较含糊，倒是“用感性的方式表达，以细节的魅力展示，积聚震撼人心的人格力量，用国人的心路历程来见证重大的新闻事件”，这一当初设计者的理念至今仍在延续着，并不断地丰富着它的内涵。于是，钟南山成为了抗击“非典”的一个符号，而杨立伟所代表的飞天梦想已经起步……
《东方时空·东方之子》的制片人张恒说，我们在看《感动中国》的时候，会发现人物的背景、身份、职业、地位的界限已经模糊了，节目面向的是全社会、全人类的精神世界，人选不仅包括大陆、港澳、台湾的中国人，还包括全世界的华裔及国际友人，只要他的精神代表了全人类共同的理念内涵，《感动中国》的视线就会延伸到那里。
2003年《感动中国》的入选人物来自日本的尾山宏律师，就是这样一种眼界的体现。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以一颗善良的心，无偿地帮助日本侵华战争的中国受害者讨回曾经失落的权利。他顶住骚扰、恐吓的压力，通过诉讼还历史以真实。当尾山宏出现在颁奖现场时掌声雷动，有几位青年的观众在仪式结束后，专程到休息室找到尾山洪，鞠躬致意。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推委会委员喻国明教授在推荐理由中这样写道：“一个外国人，特别是长于遮掩家丑的日本人，为了给中国人伸张正义，不顾同胞的威胁利诱，挺身而出捍卫真理，这确实令人感动。”
节目创办之初，人们还曾有过许多的疑虑：以媒体价值标准为核心的“感动”是否能够感动中国？这种“感动”和社会主流认知以及中国人对“感动”的深沉理解是否相一致？他们能代表广大公众的意见吗？
“一些人在媒体中工作久了，见识的多了、经历的多了，对许多事情就有些麻木了。但是《感动中国》节目录制时，我们的编导和摄像，却是常常因为泪水模糊了双眼而无法正常地进行拍摄和画面的切换。”《感动中国》颁奖典礼总导演樊馨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这样表述过工作人员的感受。
敬一丹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一位主持人，主持过大大小小、各种形式的晚会，在舞台上为无数的人颁过奖。然而在连续两年主持《感动中国》颁奖典礼中，她经常是声音哽咽，泪光闪闪。“我相信能感动我们工作人员，就一定能够感动我们的观众，感动大多数的中国人。只有感动了我们自己才能感动观众，如果连自己都不觉得感动，相信也不会感动其他人。”
对此，评论部主任、《感动中国》的总制片人梁建增则说过这样一段话来表述：2002年的《感动》让我们无法忘记那些无畏前行、努力抗争的人们，而2003年的《感动》则见证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同舟共济的奋斗历史，2004年的《感动》在表述刚刚过去的一年，它一定会展示这个社会刚刚发生的显著变化，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时代特色。从这个层面上来看《感动中国》节目，其实它已经不单单是一期节目了，它已然成为了一个时期一个阶段一种民族精神的高度凝聚，一段难忘历史的精彩浓缩，媒体的价值标准已经融入到了整个民族的价值标准之中了。正因为如此，《感动中国》已经不再是节目的感人至深了，而是一个民族承先启后的内在精神、一种居安思危的忧患力量在打动着人们。
在评比的取舍之间，谁是最动人的？这是许多观众很想知道的一个问题。《感动中国》的总策划朱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这个问题其实是个误区，因为通过广大公众的寻找，最后进入《感动中国》候选范围的，都是符合评选标准，只要他能够代表大多数人的愿望，就是最动人的。每一个打动人心的人物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具体的时代背景相勾连的、与发生的新闻相联系的、与这个时代的追求相吻合的，所以在最后的取舍之间，这里面不存在谁比谁更能令人感动的问题。
感动中国（3）
2004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评选，在仅仅十二天的投票期限内收到了高达九十万张的选票。这其中，很多人把自己内心的这份“感动”献给了一位年轻的律师田世国。一个权威数据表明，百分之九十的父母会为子女奉献生命，而只有百分之十的子女会为父母做出这样的牺牲。乌鸦反哺，羔羊跪乳，三十八岁的律师田世国就成为了这百分之十当中的一个。为了使患上尿毒症的母亲能够延续生命，田世国隐瞒实情把自己健康的肾脏献给了母亲。直到现在，老人仍然不知道在自己身体里工作的肾脏来源于亲生的儿子。也许，仅仅一个“感动”已经无法表达这个行为所传达给人的心灵撞击了，因为它对当代中国的家庭伦理观念所产生的启示必将引起人们长久的思考。
在采访曾经观看过《感动中国》的一些观众时，记者曾这样问他们：在两年的评选当中，谁让你感动了？面对于此，大部分观众回答是：所有的人都让我感动。
在很多人的眼里，感动与否，只有权威，没有标准。
真实，是“感动中国”的力量
《感动中国》总策划朱波说，我们推选出来的人物之所以能够感动那么多人，并且让这种感动凝固下来，化为一种力量，融入人们的记忆，是因为他们就在我们的身边，他们的事迹不是我们包装出来的，更不是我们杜撰出来的，我们只是把它们实实在在地摆在观众面前，让事实说话，让观众从事实中去领略和感受那种崇高的精神。
程序上的严格筛选保证了人物事迹的真实性和可信性，这一点毋庸置疑。更为重要的是，对于这样一个直面广大观众心灵深处的节目，一批富有经验的记者和编辑所进行的一线感受成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东方时空·东方之子》的编导王伟达在前往贵州贫困山区拍摄候选人物徐本禹的支教生活时，真实的记录了这样一个事实：看到徐本禹所在山区学校的简陋，记者留下了自己的一千元钱出差费。结束采访的几天以后，王伟达收到了徐本禹一条短信息：“八百九十一元我给学生们订了报纸，剩下的给他们买了文具，发票过几天寄给你。” 王伟达到现在都无法用任何语言来评价这件事情，在他的印象中，面对艰苦环境的徐本禹在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总会露出一脸憨厚的笑容。
前往重庆开县采访教师群体的《东方时空·东方之子》编导杨嘉在回味全部采访过程的时候，一直为一个叫做海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