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后-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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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心会很健康，而且时间长了别人看你也舒服，所以我生活得很快乐。




　　策划丛鹏（1）　　　　　

　　丛鹏是《实话实说》的策划，干得好好的，却要远赴大洋彼岸当陪读男士了。对于一个即将离开的同事，我们的心情相当复杂。这里面体现的是我们依依惜别的兄弟之情，包含着评论部浓浓深厚的人文精神。

　　策划里成长

　　丛　　鹏

　　十二年前我大学毕业，回家那天正赶上世界杯半决赛。7月3日凌晨，爸爸来烟台火车站接我，就在车站广场，父子俩一起目睹了英德点球大战。英格兰输了，加斯科因哭了，像个刚出校门的兄弟。

　　此前几小时，正当我在火车上看夕阳的时候，我的外甥呱呱坠地。除了血缘，我对这个小生命还有一种额外的亲切，小家伙来到人间，我踏入社会，我们俩一起成长。

　　十二年后，外甥长大了，会给姥爷熬他老人家最爱喝的玉米粥，还会与未来的舅妈打交道，帮助舅舅成就终身大事。

　　十二年后，加斯科因走到了职业生涯的尽头，而本色依旧。当埃弗顿队迎来另一个失意者吉诺拉的时候，加斯科因顶着一头夸张的金色假发冲入训练场，尾随吉诺拉，逗得吉诺拉和队友开怀大笑。

　　十二年后，我将告别过去工作经历中最难忘的阶段，离开新闻评论部，去做新的尝试。从1998年5月到今天，在《实话实说》的四年，是我的又一个大学。

　　这次，我的大学从幼儿园开始，那是1998年“六一”播出的《童言无忌》。当时我没有经验，也没有框框，硬磨着小崔做这么一个让学龄前儿童自由发言的节目。那天我和小崔一起去北师大试验幼儿园“体验生活”，正赶上大班（五岁）的孩子课间休息，我就和一个大眼睛男孩攀谈起来。后来说起爸爸妈妈的缺点，小男孩说：“爸爸爱睡懒觉。”我问他：“为什么这算缺点？”他说：“这样爸爸就不能送我上幼儿园。”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叫醒他？”小男孩一边摆弄他的玩具，一边款款地说：“喜欢一个人，就给他自由。”

　　“喜欢一个人，就给他自由”，这是我的第一课。此后的日子里，我所经历的人和事就像这句话一样超出了我的想象，也像这句话一样会永远伴随着我。以前上大学的任务是“读书”，现在，小男孩提醒我，这个大学的特点是“读人”。

　　1999年9月，因为《熊猫教授》这个节目，我认识了北京大学的潘文石，而真正认识和了解潘教授是在这年的11月下旬。那时候，小崔安排我做一个后续采访，因为我们在节目中注意到，潘教授从事动物保护与研究工作的方式很温暖，看到保护区里村民的生活比动物还苦，就帮助老百姓解决饮水问题，还动员朋友出资建起了希望小学。当时潘教授已转向研究白头叶猴，研究基地设在广西崇左，就在一个废弃的兵营里，潘教授，四个弟子，两群猴子，还有我和一条狗。

　　离开那天，潘教授派陈吉海送我。陈吉海是当地村民，在潘教授的基地里帮忙。我们俩坐在乡村公路旁等长途车，那天阳光很好，周围点缀着像漓江一样的石灰岩小山。陈吉海说他们这儿现在一只麻雀也没有了，都给农药毒死了。以前鸟很多，他也喜欢打鸟，现在有人打鸟，他就要去管一管。这时候走过几位妇女，又走过几头水牛，陈吉海说他们这儿女人下田，男人带孩子。这时候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是他帮潘教授做的白头叶猴观察记录，图画得很生动，字就写得歪歪扭扭的了。陈吉海说他愿意帮潘教授，因为潘教授帮村子解决了饮水问题，又在帮村子建沼气池。他说其实农民最喜欢这些动物，只是没办法。这时候我觉得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了环保：以诚相待，对人、对自然。

　　我还记得我那时随潘教授去村里，正赶上下雨，村路很泥泞，又有好多牛屎，我走起来有点不自在。也许潘教授注意到了这个情况。去年秋天的时候他特意告诉我，说现在村里干净了，因为农民建起了沼气池，牛屎成了稀罕物。作为答谢，村长专门带人给潘教授送来一车牛屎，这样潘教授的沼气池也可以发酵了。

　　2000年5月，我多了一个兄弟，他就是《大卫正传》的主人公，美国青年丁大卫。大卫是我的同龄人，因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就来中国教书。

　　从1993年开始，大卫的工作地点有一个连续的变化，从沿海的珠海到西部的兰州，从城市跑到乡村，在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办起了小学。他在来信中这样说：“祖国五十六个民族当中东乡族基础教育最差，文盲率最高（不是“之一”，的确倒数第一）。”这就是大卫的理由。

　　大卫的心愿很好但是做起来很不容易。东乡是非开放地区，大卫是外国人，为了能够教这些东乡族的孩子，大卫整整等了九个月。这中间我曾劝大卫换个地方吧，大卫总是用他那带有兰州腔的普通话回答我：“就是呢，慢慢来。”这就是大卫给我最大的帮助：他从不抱怨。

　　到了2001年夏天，大卫寄来一封信，告诉我旅行证终于办下来了。现在他一周三天在兰州西北民族学院教大学生，四天在东乡的乡村小学教孩子们。大卫给我寄来了学校的照片，每一张都在背面加了注解，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其中有一张是一辆长途车，车顶还围了十几只羊，大卫的注解是：“我的奔驰”。

　　大卫不是一个“苦行僧”，他有一辆破自行车，骑着这辆车他走遍了兰州城，知道哪里饭菜香又便宜。大卫弹吉他又是灌篮高手（1。93m），那次我和钱韵梅去采访他的时候，在他小小的宿舍里，他每一次挥手都会从钱韵梅的头上掠过，格外增加了钱韵梅对他的敬意。




　　策划丛鹏（2）　　　　　

　　大卫不大有时间看电视，他只看过两个《实话实说》的节目，一个是《大卫正传》，一个是《教授何家庆》。大卫来信说：“上周日晚上因为有点感冒不想出去，我在那个小宿舍看了一次你们的节目，这次关于安徽大学何教授的节目好看得很。我想向你表达祝贺。这个人的生活给我们很多有意义的思考材料。”我不迷信，但我相信这就是兄弟的感情。

　　《教授何家庆》是2001年9月的节目。我从2000年春天开始注意这个人，因为他能打动我，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一直不能解决：何家庆看起来很怪，为什么？

　　2001年8月何家庆的选题被确认。8月下旬采访完成，我们也已从何家庆的“怪人怪事”中梳理出他个性的内核：克己待人，重视回报，学以致用。可我还是有些郁闷，因为这似乎仍不足以解答我的疑问。这时候曹东发话了：“这不就是知识分子本来的特征吗？”这句话让我长出一口气。但真正解决了疑问的还是何家庆本人，节目播出以后何教授来了一封信，说他未能看到这个节目，因为实验室里没有“收看的机器”，那天他在工作。最后他说：“我这个人自懂事起就实话实说了，无论是对人还是待事，由此思想和习惯也就没什么放不下的。”

　　何家庆自懂事起经历的是哪些事呢？小时候家境贫寒，在亲友接济下念的书，工作以后并不受重视，用自己少得可怜的积蓄办公家的事，用出生入死的方式搞科研。他成长的环境是严酷的，甚至有几分扭曲，这就是我最初不能理解他的根由。我在顺境中长大，还自以为顺境让人善良，逆境反倒会扭曲一个人。何教授让我知道一个人如何在扭曲的环境下保持人格的完善。

　　何家庆、丁大卫、潘文石，他们让我知道人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明白了我最初的心愿。电视对于我既是一份工作，也是一种生活，我和我的采访对象之间是一种工作关系，根底上也是一种人于人之间的联系。

　　策划丛鹏

　　崔永元

　　我记得丛鹏是从北京台投奔过来的，当时自称是青岛人民政府驻京办事处的，经查实，他当时就是双重身份。

　　他策划的第一个节目是《父子协定》，那也是第一次把演播室从老四百搬到新四百，感觉怪怪的，谁知竟从此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演播室录制生涯，此事暂不提，另议。丛鹏到来前，我们的策划多是形象思维型。他们帮助我想象录制现场妙手层出，录制双方高潮迭起的盛况。带着成功的喜悦去录像，经常打对折回来。

　　丛鹏一到，策划队伍充实了理性成份，弥漫着形式逻辑散发的迂腐味道。这人很犟，像张艺谋电影的主角，喜欢大声坚持自己的观点，是一电视操作的外行。后来知道他学的细胞生物学又未成婚，顿生怜悯之情，未婚青年哪来的感情，细胞离徐志摩、陆小曼多远啊。尝到甜头，是听过他几次对策划的总结，比如策划就是找到事，明白理，用这个事说那个理，理在事里面。类似的贡献宣明栋、海啸也有，我个人又喜欢格言，很快，这三人成了引领《实话实说》前进方向的三驾马车。

　　丛鹏做了几期好节目后，很快就陷入了低谷，节目被他做得烂得不行，还浑不讲理，业务讨论会上居然说“看我好欺负”、“学术歧视”、“非做我的不行”等一堆浑话。我们爆吵时，他说：“我要调走。”我说：“赶紧走，不送了。”不对，我是心里说嘴上没说。因为我是科级，要有涵养和纵览全局的眼光和宰相肚里撑大船。我问他：“你去哪儿？”他说：“在社会上逛。”

　　我忙站起身来回踱步，手在空中摇着：“那不成，不成。丛鹏同志，你要去联合国，我们马上送你，人往高处走吗！但回归社会不成，显得我们太缺乏人文关怀了，再想想，丛鹏同志。”

　　他答应想想，扭头出去，我扒着门缝一看，他背影里都是犹豫。

　　这样的事，他闹过三次，都被我博大的胸怀征服了。倒是海啸、小宣不经折腾，创作陷入低谷。就在这时，丛鹏找到了感觉。

　　以下节目也许您没看过，但的确是我们的骄傲。《风景名胜区该不该建索道》、《好大一棵树》、《姐妹》、《感受坚强》、《教授何家庆》、《这就是米卢》、《和大学校长喝茶》、《龙永图细说WTO》……

　　有时小宣、海啸为选题苦恼，他笑嘻嘻地说：“吃早餐的时候，我发现垫桌子的报纸上有两个选题。”

　　他从不干私活，对节目组忠心耿耿。

　　他始终仗义执言，痛斥在节目组里发现的社会丑恶现象。

　　正当他人气正旺，如日中天的时候，他提出要走了，这回是和娇妻（或者是娇女朋友）一起出国深造。

　　因为符合我那条“人往高处走”的原则，也无法挽留，试着提了一下提高待遇，也并不介意，只好含着泪开了欢送会。

　　那天，杨老师都哭了，说：“当一个人要走了，才发现他有那么多优点。”杨老师真实的意思是说，平时大家没走的时候，别老互相盯着缺点。

　　丛鹏一走，我们诺大的房子里就剩两根柱子，急得我直喊：年轻人，快顶上！

　　丛鹏这一走，不知哪年才能相见。

　　海啸更绝望，他在送给丛鹏的帐篷上写道：这里它葬着实话实说的著名策划。俩人都估记有生之年无缘相见了。




　　策划丛鹏（3）　　　　　

　　那天心烦，拨通了丛鹏的手机，发现那东西在办公室抽屉里响着，丛鹏交回来的。公家东西都交回来了，看来是真的要走了。

　　走吧，看你走遍天下，谁还像我们这样待你。




　　为人民服务的魏安泰（1）　　　　　

　　翻过头来看大魏，他其实也没有干什么轰轰烈烈的大好事，既没有雷锋同志在生活上向水平低的同志看齐的境界（他经常西装革履油头粉面），也没有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品格（他经常为了看话剧蹭票不掏钱），但是他却是实实在在想为人民服务，想为同志们办点事，并主动要求在《空谈》上开办《大魏房讯》的栏目。

　　东拉西扯话租房

　　魏安泰

　　今年“五一”长假我和家人正在北戴河看海。忽然手机响了，是云南长途。电话那头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绿党人士——奚志农。

　　“大魏，你好！打搅你。我下一步的工作重点要转回北京，现在急需一套房子，你能帮忙吗？”刚好，节前我们组徐慨的朋友有套房子要出租。于是我给在南京休假的徐慨拨通了手机，问清了北京房东的电话，告诉了小奚。

　　长假过后第一天上班，就接到了小奚的电话，声音是兴高采烈的。

　　“大魏！太感谢你了。那房子太好了，我满意死了！”

　　原来房东太太也是一位绿党人士，双方大有相识恨晚之感。小奚提出云南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大约半个月后才能入住。房东斩钉截铁地表示：“这房我非你不租，租金从你入住后开始算，定金全免。”

　　不知各位您看明白了吗？当时我在北戴河，房源提供者徐慨在南京，房东在北京，房客奚志农在云南。我可谁都没见着，就拨了几个电话，这事儿就顺利地搞定了。徐慨说：“大魏动作还挺快。”房东对房客非常满意，小奚感觉房子很称心，真是皆大欢喜。他们都高兴，我自然也很高兴。那天早点我吃了一个仨鸡蛋的煎饼——倍儿香！

　　从1996年《新闻调查》建组起，给弟兄们租房，就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开始是只给组里的弟兄忙活，后来部里其他组的弟兄也来找我帮忙。再后来有点儿臭名远扬，熟人托熟人还给经济部的人帮过忙。当初是先通过中介找到房，然后再去和房东砍价。时间长了有房源的人也来找我，让我帮着往外租。这里包括咱们自己的弟兄和过去的房东。慢慢地成了半个“房虫儿”，现在已不再和中介发生关系了。

　　租房要和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打交道，要经历许多事情。如果不把它当成负担，其实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诸位要是不烦我，我跟您唠叨唠叨？

　　1996年某日和中介看完了一处房子，在回办公室的路上，我的大砖头手机响了：“喂，我是刚才那房东，咱们把中介给甩了吧？你少掏点儿，我多落点儿。”当时我心里一动，可又觉得对不起人家中介（因为那时的中介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坏）。向当时的制片人张步兵请示，步老说：“这不太合适吧？”就这样，不但没把中介甩了，后来这位中介还成了《新闻调查》的制片，现在他已离开《调查》自己开公司去了。

　　还有一位我们的房东杨师傅，夫妻俩双双下岗，为了送女儿去日本读书，把自己住的楼房租给了我们，再去租平房住。当我把第一笔房租交给他的时候，他转头去物美超市买了一台热水器给我们装上：“大热天儿回来，不洗个澡怎么让你们睡觉呀。”一句话说得我非常感动。后来杨师傅成了我们的夜间值班员。工作勤勤恳恳，非常尽职尽责。1999年由于轻微脑血栓不得不离开《调查》。

　　1997年某日，办公室来了两位手拿黑包的人（就是电视剧里刑警常拿的那种包）。“哪位是魏安泰？我们是海淀分局刑警队的。”说着话递给了我一个带警徽的小本儿。打开一看是位探长。当时我小脸儿有点儿发白，喘气有点儿快，心想我没干什么呀？“听说王猛、罗陈住的房子是你给租的，有点儿情况想向你了解一下。”原来在王、罗屋外的化粪池里发现了一具女青年的骨架。从未腐烂的衣服判断，死者像是打工妹。